书城传记毛泽东与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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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三打白骨精”的一唱三和

(一)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有一些是与友人的唱和之作。郭沫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诗友之一。毛泽东除了请他改诗外,当看到其诗词新作,有时也禁不住诗兴大发,与之唱和。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就是这样写下的。

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答和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的。郭沫若后来写了《“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叙述了与毛泽东的唱和之事,解说了毛泽东和诗的思想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由浙江绍剧团演出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剧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白骨精的故事改编的。在小说中,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中遇到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的白骨精。白骨精先后变化为美女、老太婆、老头子,企图迷惑唐僧,吃掉唐僧,但三次均被孙悟空识破,三次遭到孙悟空的痛打,现出了一堆白骨的原形。然而,唐僧听信猪八戒的谗言,以为白骨精的原形是孙悟空玩的戏法,于是在念紧箍咒惩罚了孙悟空后,将其赶走。后来,唐僧又遇到了黄袍怪,被变成了老虎,让人锁在牢里。猪八戒无奈,只得去花果山请回孙悟空,打败了黄袍怪,救了唐僧。师弟重归于好。

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了原故事的后半部分,合并了白骨精和黄袍怪的情节,让白骨精被打第三棒时仍旧逃走,唐僧在把孙悟空赶走后遇到的仍是白骨精。孙悟空被请回后,打的还是白骨精,并且增添了白骨精自己在唐僧面前交待先后三次变形的诈术,使唐僧翻然悔悟。

郭沫若在看过绍剧后,认为剧本改编得很成功,演出也很成功。郭沫若认为,剧本若按小说原来的情节来处理,黄袍怪与白骨精分成两起,那么孙悟空所打的白骨精,究竟是真妖还是真人,唐僧本人是始终不会明白的。因而,唐僧对于孙悟空的芥蒂也就根本未能消除。剧本的情节改得实在好。

郭沫若还认为,这出戏很有教育意义。戏里的唐僧,在前半部颠倒是非,把妖当成人,对自己的徒弟,真正降妖护法的人,加以无情的惩责,甚至于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就是真正的妖精也不准打。”不断地念出紧箍咒,使孙悟空头痛得难受,在舞台上满台打滚。最后还绝情绝义地写了断绝师徒之情的谪贬书,把孙悟空赶走了。连孙悟空辞别时的膜拜,都背过面去,拂袖不理。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

当时,绍剧团的同志请郭沫若提意见,他便于10月25日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由于郭沫若在看戏时对唐僧憎恨的感情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他在这首观剧诗中,把这种感情如实地表现了出来。

郭沫若将诗抄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同年11月17日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和诗,在对待被白骨精所欺骗的唐僧的态度上与郭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年的1月6日,经康生抄示,郭沫若在广州读到毛泽东的和诗,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重新认识唐僧的问题,深感自己在诗中那样裁决唐僧是不妥当的。他说:

“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孙悟空尽管受了委屈,他也明确知道师傅是受了欺骗,故终于身赴师难,消灭了妖魔,搭救了唐僧。孙悟空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假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敌为友,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识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当天,郭沫若重新步毛泽东的原韵,和诗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郭沫若在和诗中,已经把“千刀万剐唐僧肉”,改成了“僧受折磨知悔恨”,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纠正了以前对唐僧的偏激看法。郭沫若在写下这首和诗后,自己也感觉看法上深入了一步。于是,他将和诗抄录,再由康生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看过郭沫若的和诗后,给郭沫若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郭沫若接信后备受鼓舞。他后来解释道:“主席把唐僧作为‘中间派’,是因为他站在白骨精与孙悟空之间,是受了白骨精蒙蔽的人。这种人是相当多的,经过事实的验证,他们是可以转变过来的。这些人倒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不应该感情用事地加以深恶痛绝,认为‘千刀万剐’。”

(二)

当然,郭沫若的原诗和毛泽东的和诗,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如何对待唐僧的看法问题,二人诗作的主旨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的。这就是说,郭沫若的原诗也好,毛泽东的和诗也好,他们都是借助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剧情和人物,而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当年国际上出现的一股背离、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的。

郭沫若后来在和《毛主席诗词》朝鲜文版翻译组部分同志的谈话时,对他的原诗做过一些解释:

“我写这首诗,白骨精比喻为帝国主义,唐僧比喻为赫鲁晓夫。但主席在和诗里是把白骨精比喻为修正主义,把唐僧比喻为要争取的中间派。

“咒念金箍闻万遍:是闻万遍念金箍咒。意思是对孙悟空(像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刁难。

“精逃白骨累三遭:是白骨精接连逃三次,句法上是念金箍咒让白骨精逃跑三次之意。说的是对敌人仁至义尽。

“一拔何亏大圣毛:意思是拔一根毛何损于大圣毛,这里‘大圣毛’的毛是有所指的。”

当然,毛泽东和郭沫若在政治眼光和艺术洞察力方面有着高下之分。毛泽东的和诗,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斗争新局势的看法,对背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潮予以抨击,而且纠正了郭沫若原诗的错误认识,主张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大多数,消灭一切妖魔鬼怪,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和诗,高瞻远瞩,既有对100多年来世界风云的变幻、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及其前景的艺术概括,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做了极为准确的阐释。

郭沫若当年在读到毛泽东的和诗,于思想上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后,通过写作解说文章,对毛泽东和诗的思想内容做过比较具体的阐述。

郭沫若解释说:“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这是说自从世界起了革命,革命阵营内部的保守派,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会暴露出自己的本质而兴妖作怪。郭沫若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指出了国际工人运动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盲目崇拜合法性的机会主义者,恩格斯曾利用诗人海涅的话,把这两派分别判定为“龙种”和“跳蚤”。

郭沫若说:“在大地上卷起革命风暴的是‘龙种’,而‘跳蚤’则是从白骨堆中生出的妖精。故同是一个白骨精,在我的诗里面是指帝国主义而言,而在主席的和诗里面则指的是投降了帝国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今按,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修正主义)。当然,投降主义都是同帝国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如果含混起来,对于主席的诗便得不到真切的了解。”

郭沫若解释说:“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唐僧是受了欺骗的一个愚人,使得他把人妖颠倒,把是非淆乱,但他在受了教训之后,终于悔悟了。投降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是存心颠倒人妖、淆乱是非的。他们本身就是妖,就是鬼蜮,必然酿成灾害。这种人和唐僧虽然貌似,而实质不同,故应该区别看待。

郭沫若接着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意思是容易理解的。一面是孙悟空举起了他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打杀了白骨精,澄清了妖雾;另一面则是说革命派的“龙种”,对机会主义的“跳蚤”们坚决地反击,保卫了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纯洁性。

郭沫若最后对“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句解释说:马克思时代,给了机会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列宁时代,也给了机会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机会主义者并没有绝种,今天又有人和帝国主义者联结在一道,大大地兴妖作怪起来了。我们对于齐天大圣又表示出欢呼,就是希望第三次把妖雾澄清,把白骨精加以彻底的消灭。今天的齐天大圣是什么呢?那就是发展了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仅要反对已有的白骨精,还要提防从白骨堆里再产生出白骨精来。郭沫若坚信,对于这样的妖精,金睛火眼是能够看透它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必然会打中在它的头上,而使妖雾澄清。

毛泽东自发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已成为他此后大多数诗词的主题,如《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而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也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着眼的,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