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一生创作的诗词到底有多少首，已难作统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将其诗词70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赠送给好友（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第八章，红旗出版社1978年12月版）。这是迄今所知毛泽东诗词的最早版本。而迄今最完善的选本，是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收毛泽东诗词50首，分正、副两编。正编42首，是作者生前校订定稿的和正式发表过的。副编8首，是作者写成后没有最后定稿的，一般是作者所不准备发表，有些还明确表示过拒绝发表的。当然，作者写成后没有定稿的远不止这几首，近年已经发表和发现的就有多首。
毛泽东诗词的写作，伴随了他的一生。《毛泽东诗词选》所收50首作品中，最早的是写于1918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最晚的是写于1965年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历史跨度近50年。
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最早是在1945年的重庆。毛泽东诗词的集中发表是在建国以后，前后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57年初，《诗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以及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关于诗的一封信，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的第一次热潮。第二次是在196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发表毛泽东词六首。第三次是在1963年岁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其中有10首是首次发表。当时，《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通栏以《诗词十首》为题，刊登毛泽东首次发表的10首新作。
毛泽东诗词的第三次集中发表，是建国后规格最高、气氛最热烈的一次。郭沫若在兴奋之余，作词《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对毛泽东诗词做了高度赞颂：
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典则远超风雅颂，
阶级分清敌我友。
沁园春、水调有歌头，羌无偶。
嫦娥舞，瘟神走；
梅花笑，苍蝇抖。
今史诗、将使地天恒久。
宝剑擎天天不堕，
红旗卷地地如绣。
济同舟、万国尽朝晖，新宇宙！
发表时，郭沫若对“充实光辉，大而化”一句，注明出自“《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显然，这与词中推崇毛泽东诗词如“泰山北斗”一样，都是对毛泽东诗词成就的最高颂扬。
在这首词中，所谓“嫦娥、瘟神、梅花、苍蝇”，均为毛泽东诗词中所用的比喻；所谓“沁园春、水调有歌头”，是指毛泽东的《长沙》《雪》《游泳》等词，都是传诵极广的精品，堪称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早在1956年夏，郭沫若在北戴河时，曾有人问他最喜欢毛泽东哪首词。郭沫若说，每首都了不起，都喜欢。同时又说，当然要看哪一方面了。于是，他举出《沁园春·雪》，论思想的崇高，气魄的雄伟，是前无古人的；《游泳》（当时还未公开发表），写的是借游泳练身体，更练意志，又从游泳中起宏图，产生了调动长江水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坚强决心。可见，郭沫若对这两首词的偏爱。
当然，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赞美和推崇，是由来已久的。早在重庆唱和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时，他就以诗词的形式，称颂毛泽东词“气度雍容格调高”。此后，他多次在诗作中赞美毛泽东诗词。如1957年7月7日，他的《纪念“七七”》诗：
二十年前国难时，中华命脉细于丝。
盟刑白马挥黄钺，誓缚苍龙树赤旗。
大业全凭三法宝，《长征》不朽七言诗。
卢沟桥上将圆月，照耀农民衣锦衣。
这是在赞美毛泽东的两首长征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诗中“誓缚苍龙”句出自毛泽东词《六盘山》末句“何时缚住苍龙。”）
又如，1959年郭沫若在《十年建国增徽识》组诗第一首《大广场》中赞道：“领袖诗词形象化，时空超越正堂堂。”1960年他在《重庆行》组诗的《题红岩村革命纪念馆》中称赞：“领袖诗词好，工农气象新。”
郭沫若在他的诗词创作中，还喜爱化用毛泽东诗句，如《读毛主席诗词》的最后一句，是从毛泽东《七律·答友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脱化而来的。又如，他多次化用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的诗句。他在《百花齐放·郁金香》中写道：“黄河之水今后不再会从天上来，高峡出平湖，猿声不再在天上哀。”在《毛主席在江峡轮上》中写道：“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乾，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在《登采石矶太白楼》中写道：“有兴何须美酒，何用月当头？《水调歌头·游泳》，畅好迎风诵去，传遍亚非欧。”又如，《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写道：“毛主席的诗句说得好，‘六亿神州尽舜尧’，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的人们实现了这个教导，十年来的英雄事迹谱成了光辉史诗，真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又如，在《井冈山巡礼》组诗中，他也多次化用。1964年3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如“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等26副。这些都体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喜爱、推崇、精通和灵活运用。
（二）
郭沫若在对毛泽东诗词唱和、赞美的同时，更以相当的精力解说毛泽东诗词。他是解说毛泽东诗词最早、也是最具影响的专家。
如果说郭沫若早在重庆期间唱和《沁园春·雪》词，撰文抨击反动派，捍卫毛泽东，可看作是对毛泽东诗词最初的解说的话，那么，建国后随着毛泽东诗词的三次集中发表，郭沫若撰写了大量的解说文章，字数在10万字以上。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以书信和答问的形式，写下了不少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文字。这些解说，有对毛泽东诗词成就的总体评价，有对毛泽东单篇诗词的具体赏析，充分反映出一代文化巨子对一代政治巨人诗词创作的深刻见解。
郭沫若认为，毛泽东诗词是一代革命史诗。他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就告知人们：“主席是不轻易写诗词的，也不肯轻易发表。目前所发表的词六首和以前所发表的诗词二十一首，我们可以断然地说，正是革命的史诗。这史诗不是单纯用语言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在这儿文艺与革命合而为一，创造与生活合而为一，为我们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揭示出了文艺创造过程中最深奥而又最显豁的秘密。”他当时在给他的学生陈明远的信中说：“毛主席在《人民文学》五月份要发表三十年前的六首词，是1929年—1931年间红军的革命诗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毛泽东诗词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壮丽奇伟的史诗。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他的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郭沫若对此有着精辟的解说：“严格地讲，诗总是‘哼’出来的。有的是从书斋里哼出来的，有的是从田园里哼出来的，有的是从工厂里哼出来的……而主席的诗词则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尽管是在枪林弹雨中驰骋，尽管是在出生入死，你看主席是怎样的‘指挥若定’，多么闲适，多么镇定，多么乐观！”
“马背上哼成的”史诗，离不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因此，郭沫若在解说时，总要下一番功夫，去考察和研究毛泽东诗词创作的背景和史实，揣度毛泽东“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和主观气氛”。如，为了写好毛泽东“词六首”的解说文章，他写信致友人，嘱查阅有关这些诗词的一些地名和史实。为了弄清《娄山关》所写是否一天的事，他查阅了新旧《遵义府志》。因此，在一些解说文章中，郭沫若每每写有详略不等的考据性文字，或介绍背景，或记叙史实。
为了“揣度”毛泽东诗词的“主观气氛”，郭沫若每每结合自己的“革命春秋”和丰富阅历，去印证和揭示毛泽东诗词的史诗特色和历史内涵。如解释《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郭沫若说：“这词的上一阕就是歌咏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役是在冬初，还是‘万木霜天红烂漫’的时候。……怒冲霄汉的红军与烂漫参天的万木，使天上地下红成一片。多么壮丽的景色！‘活捉张辉瓒了！’这千万人的齐声呼喊，不是曾经使山岳动摇，冲散了龙冈千嶂暗雾吗？事实上这呼声是震撼了全世界的。当时我在日本，我还记得很清楚，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就是作为特大的消息来报道的。真像天都垮下来了的一样！”这样联系自己切身的感受来解说毛泽东诗词，是有利于对毛泽东诗词的阐述和读者的理解的。
如解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句时，郭沫若说：“我还记得，当南京解放的时候，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正分别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开会。……我们是在布拉格参加大会的。四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正在开会的期间，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了，我们在大会上临时宣布。于是全场轰动，各国的代表们欢喜若狂，高呼‘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大家把中国代表们抬举起来向空中抛，狂欢了将近半小时的光景。在那个会场里不也正是呈现出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景象吗？……这正十分鲜明地表示着：南京解放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世界革命史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反动派之外，谁个能够不慷慨激昂呢？”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史诗，这已成为我们的共识。郭沫若在《“红旗跃过汀江”》一文中指出：“没有主席的革命的人格、革命的事业、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生活，不可能有主席的诗和词。”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的诗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郭沫若最早以“气度雍容格调高”唱和《雪》词而赞美毛泽东时，就十分注重诗格与人格的关系。而且，在后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中，一直贯穿着这种精神。如他在解释《采桑子·重阳》时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这几句别人可能容易做到。但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句却不是任何人所能容易做到的。当时是在战争期间，你看，主席是多么镇定，却有闲适的情趣来观赏菊花。这‘黄花’应该还是野菊，而不会是种在庭院里的各种名贵的品种，然而主席却感觉着它‘分外香’！这不是很鲜明地表现着一位伟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吗？要有这样的人格才能做得出这样的诗句。诗句之难于做到，正因为这样的人格难于做到。”
郭沫若赞叹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人格，赞叹具备伟大人格的人民领袖的伟大诗篇。在他看来，诗格与人格的统一，“气度”与“格调”的结合，这正是毛泽东诗词成就他人难以企及的原因。
当然，在艰难的岁月，毛泽东并非没有苦恼，他在《菩萨蛮·黄鹤楼》词的自注中说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但是，毛泽东诗词的基调是极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在创作方法上，表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紧密结合。
郭沫若是毛泽东诗词创作方法的最早的研究者和解说者，如前所述，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认为，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的典型的结合”。他举例分析了《蝶恋花》一词的创作方法，尤其对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做了具体的阐述，颇引人入胜。
毛泽东诗词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郭沫若也从多方面做过总结。当然，郭沫若没有写过全面论述毛泽东诗词成就的长篇理论文章，但他的那些欣赏毛泽东诗词的单篇文章和随笔札记，却从不同的方面对毛泽东诗词的成就做过总结。如他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一文中说：“毛主席的诗词是有高度的创造性的，意境开阔，声调宏朗，十八首加上新近发表的《蝶恋花》，都是前无古人的杰作。但主席于字法句法也是十分讲究的，对于旧诗词有充分素养的人，一定能体会得到。”这是从诗的意境上比较了毛泽东的创作与李贺原作的差异，总结了毛泽东诗词字法句法上的成就，并对毛泽东如何点化古人的诗句，实现了“时代的飞跃，思想的飞跃，艺术的飞跃”，做出了高度评价。
郭沫若是现代诗人、文学家、著名学者，又是具有革命气质的社会活动家，毛泽东的诗友。一般认为，他对毛泽东诗词解说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显示出鲜明的特点：
权威。郭沫若以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诸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和毛泽东的诗友的特殊身份，对毛泽东诗词作解说，这本身就具有权威性，是一般注解家所无法相比的。尤其在建国后，他与毛泽东在诗词上频繁而直接的切磋和交往，对毛泽东一些诗词的写作背景和想法有一定的了解，他的解说文章也就更能深刻地把握毛泽东的创作意图和诗词的思想内涵，并且或多或少地披露出毛泽东诗词写作的某些内情。这对读者深入领会毛泽东诗词有莫大的帮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前文对他们在诗词方面的唱和、赠答、阅改、切磋情况的叙述中，已有具体的介绍。事实上，一位文化巨子对政治领袖的诗词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并写下了那么多的解说文章，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博识。作为著名学者的郭沫若，博闻强识，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对毛泽东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他的释文经常作一些详略不等的考据，开拓人们的思路，加深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如关于庐山仙人洞轶闻的描述，对“鬼蜮”一词的考证，似信笔写来，但却饶有情趣，助人阅读。如为了说明毛泽东对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考证出陆游一生的咏梅之作“其数在一百首以上”，并举出12例。再如他对“不周山下红旗乱”用典的解说：“主席在这首词里用了一个共工头触不周山的典故……是说共工改变了天地的形势。主席说：‘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共工‘没有死’。这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关于不周山的故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补天》中用过，我在《女神之再生》中也用过，但我们都说共工是死了。……然而主席却说共工没有死。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宇宙观的认识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说来，共工那种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的确没有死，它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活在劳动人民的心里。”显然，对毛泽东运用共工典故的解说，构成了这篇解释文章的最重要内容。
洒脱。郭沫若的释文总是表现出斐然的文采和诗人的洒脱。以诗人解诗，以诗心解诗，作为解诗的大手笔，他的多数文章写得不拘一格，娓娓道来，颇显诗人本色。他在1958年给《星星》编辑部的信中，对解释毛泽东诗词谈了个人的看法：“可以解释得更开阔一些”，“在合理的范围内是有解释的自由的”，“可以创造新的意境”。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从毛泽东诗词看来，既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画卷，又是作者个人心境的写照。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既注意阐述写作的背景，更注重体会作者的心境，揭示诗词的意境，并力求以洒脱通达的文字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到亲切自然。
当然，我们在总体上看到郭沫若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成就时，也应看到他研究中的不足。在这里，一方面应该看到建国后毛泽东诗词发表的背景，郭沫若的解说不可避免地烙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如写于1965年初的《“红旗跃过汀江”》一文中，郭沫若说：“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书法的顶峰。”接下去，他还引申到林彪宣扬的“四个第一”上。显然，个人崇拜的“时代病”对郭沫若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郭沫若的解说也存在着一定的主观随意性。郭沫若固然是谙于“诗无达诂”的明训的，但有时主观随意性过强，任意附会和拔高，写出一些令人诧异的文字来。如他解释“帝子乘风下翠微”的神话的象征意义，指出：“这从九嶷山上乘风而下的那么优美的‘帝子’，把她们作为现实的一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群众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得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这显然是一种随意的附会，影响是不好的，但这种解说在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年代又是很正常的，因此郭沫若的解说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种时代的局限，对于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郭沫若来说，是无法超越的。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说上，他一旦发现自己的失误，便马上公开撰文纠正，作自我批评，表现出一位杰出的学者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态度。如，他关于“枯木朽株”的解释，关于“巡天”的解释，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等等。
在“文革”的非常情况下，毛泽东诗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郭沫若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他作为久负盛名的文化名人，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要打倒的对象；同时，又因他仍旧是毛泽东的挚友，受到毛泽东的政治“庇护”，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少有的没有被打倒的文化名人，继续受到青年学子的崇敬。于是，他不期然又成了毛泽东诗词解说的“权威”。他不时收到大专院校师生向他求教毛泽东诗词的信件。在多次的书信问答中，郭沫若经常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冷静和清醒。他告诫青年，“不要勉强落实”，要防止“附会”，“求之过深，无法回答”，“一定要在字句间去追求，容易失之穿凿”，等等。
由此可见，郭沫若对于毛泽东诗词的解说不能摆脱“左”的个人崇拜的历史桎梏，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学者严肃的治学态度。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政治文化”已被人们遗弃，但是郭沫若的毛泽东诗词解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