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首次发表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展现了一位革命家的诗人情怀，轰动了山城，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慌。郭沫若于12月11日在《新民报晚刊》上发表和词二首，抨击反动派，捍卫毛泽东。
1946年
7月，在上海《周报》上发表《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批判旧《大公报》上连载的污蔑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文章，并试对毛泽东的这首词的“底子”（寓意）做了初步的探讨。
1957年
1月23日，作《试和毛主席韵》词三首。第一首《念奴娇·小汤山》，系和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第二首《浪淘沙·看溜冰》，系和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第三首《水调歌头·归途》，系和毛泽东词《水调歌头·游泳》。载2月4日《人民日报》。
1月25日，《诗刊》在北京创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1月12日致该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和毛泽东诗词18首：《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这是毛泽东诗词经作者自己校订后首次集中发表，随即出现了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诗词的热潮。郭沫若也开始了对毛泽东诗词的系统解说。
3月13日，复信《边疆文艺》编辑部，就编辑部月初来信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了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毛泽东诗词的，即毛泽东在正式发表《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时，为何对其中的某些句子做了修改。郭沫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做了具体的说明。载《边疆文艺》5月、6月号合刊。
1958年
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
3月16日、20日，两次写信复《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讨论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解说了与臧克家不同的解释意见的同时，指出：该词“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主席的思想感情是绝对真实的，忠魂和神仙则是假象的。……就词里的世界来说，只有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是现实世界，以下便是幻想世界。”载《文艺报》4月11日第7期。
3月26日，作《“一唱雄鸡天下白”》，认为毛泽东《浣溪沙》词中“一唱雄鸡天下白”，出自唐代诗人李贺《致酒行》中“雄鸡一声天下白”，而又是“飞跃性的点化”，“这里表现着时代的飞跃、思想的飞跃、艺术的飞跃”。在本文中，郭沫若最早对毛泽东公开发表的19首诗词做了简要概括：“毛主席的诗词是有高度的创造性的，意境开阔，声调宏朗，十八首加上新近发表的《蝶恋花》，都是前无古人的杰作。”载《文艺报》6月11日第11期。收《雄鸡集》。
6月20日，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是郭沫若建国后一篇重要的论文，以屈原、鲁迅、毛泽东为例，对我国历史上和“五四”以来文艺发展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特别指出，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诗词，“把浪漫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载《红旗》7月第3期。收《雄鸡集》。
8月29日，写信复《星星》编辑部，谈对毛泽东《清平乐·会昌》的解释。本月20日，编辑部转来羊路由、臧克家解释这首词的文章，并询问意见。郭沫若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羊路由的解释，但是觉得“还可以解释得更开阔一些”。同时，郭沫若提出了如何解释诗词的看法：“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有解释的自由的”，“可以创造新的意境”，“各人的解释可以不必相同，甚至可以和作者的原意不一定完全若合符契”。载《星星》10月号。
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刻印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诗《七律·送瘟神》二首。
1959年
1月25日，发表《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本社（〈诗刊〉）问》。在本文第四节中，对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二首做了解说。郭沫若认为：“这两首诗我看是表示两个时代的，而‘一样悲欢逐逝波’是一个关键，它为两个时代划了一条界线。”载《诗刊》第1期。
2月22日，作《坐地、巡天及其他》，订正了1月答《诗刊》社问时对毛泽东《送瘟神》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所作解释的“不妥当”之处。当时人们对这两句诗有不同理解。郭沫若订正后的解释独具慧眼，与毛泽东1958年致周世钊信中自己所作说明相合。载3月4日《人民日报》。
9月2日，步毛泽东韵，作《七律·人民公社万岁》。载《诗刊》国庆10周年专号。本月19日，将此诗尾联修改后，和另外二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合题为《三呼万岁》，发表在9月30日《人民日报》上。
1961年
10月25日夜，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赠浙江绍剧团。载11月1日《人民日报》。此诗又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于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后，当天又步毛泽东原韵，和诗一首，并再次送呈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62年
1月30日，在海南岛的鹿回头首次读到毛泽东作于一个月前的《卜算子·咏梅》词，受到很大启发。当天和毛泽东词，亦作《卜算子·咏梅》一首：“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郭词发表时，毛泽东原词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郭沫若也没有透露他的和词的创作缘由。毛泽东词前小序云：“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郭词开头两句，“梅花愁”即指陆游的咏梅词，“梅花笑”即指毛泽东的咏梅词。郭沫若曾于1964年3月20日，将他的和词书赠华罗庚；1977年春，他在重病中又一次书赠李连庆，并题“和毛主席《卜算子·咏梅》”。可见他对自己和词的偏爱。
此年，正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人民文学》准备在5月号上发表他30多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发表前，郭沫若写信给毛泽东，对词六首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郭沫若对词六首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称赞“‘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同时，《人民文学》约请郭沫若撰写解说毛泽东将发表的词六首的文章。4月23日，为写作解说文章，写信致王戎笙，嘱查阅有关这些词的一些地名和史实。
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对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等词六首做了详细的解释，附带对《忆秦娥·娄山关》一词谈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指出，已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正是革命的诗史。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本文与毛泽东词六首同载本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5月号上。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
5月9日，给毛泽东写信：“我应《人民文学》的需要，写了一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因为《人民文学》要在十二日出版，今天才送了小样来，没有来得及送主席看看，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闻《人民日报》将转载，如主席能抽得时间披阅一过，加以删正，万幸之至。”
同一天，郭沫若给他的学生陈明远写信，告知：“毛主席在《人民文学》5月份要发表30年前写的六首词，是1929-1931年间红军的革命诗史。我写了一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要在同一期内发表。不几天便会出版了，请你注意一下。”
毛泽东在看了郭沫若送去的校样后，将郭文中关于《娄山关》词的解说部分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改写了一段文字，交还给郭。由于时间紧迫，12日《人民文学》发表的解说文章用的还是郭沫若的原稿。毛泽东的改文直到1991年12月26日，才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23日，作《“枯木朽株”解》，纠正《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将“枯木朽株”解释为人民力量的错误，认为这四字出自司马相如的《谏猎疏》，在毛泽东词中应理解为敌对力量。载6月8日《人民日报》。
6月18日，作《“温故而知新”》，纠正《“枯木朽株”解》一文的错误，指出“枯木朽株”最早已见于邹阳《自狱中上梁孝王自明书》，在毛泽东词中应解为“腐朽的敌人”。载7月2日《人民日报》。
8月25日，在北戴河避暑，有感于“恒听人吟诵”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作七律《诵〈北戴河〉》。载1963年2月号《河北文学》。
1963年
1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词《满江红·领袖颂》。毛泽东读后，于9日和词一首，题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4月3日，写信复翦伯赞，赞扬他所作《七律·游灵渠》等诗，并建议将“雄才千古说秦皇”句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
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毛主席诗词》，收诗词计37首。其中有10首是第一次发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2月5日夜，读本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有感，作词《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盛赞毛泽东诗词：“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载1964年《诗刊》1月号，1月5日《人民日报》。
1964年
1月4日，发表《“百万雄师过大江”——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之一》，对《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做了解析，称赞“这一首诗是纪念南京解放、庆祝革命胜利的万古不磨的丰碑”。载本日《人民日报》。
2月2日，发表《“桃花源里可耕田”——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登庐山〉》，对毛泽东这首诗做了详细的解说。载本日《人民日报》。
2月8日，发表《“敢教日月换新天”——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律·到韶山〉》，认为这首诗是1927年以来“一部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史”的“结晶”。载本日《人民日报》。
2月12日，发表《“寥廓江天万里霜”》，解释毛泽东词《采桑子·重阳》。认为，旧时诗人总是悲秋，如今“应该要打破那些陈词滥套，扬弃那些腐朽情调才行”。其实，秋天“是收成的季节”，“是推陈出新的有劲的前驱”。载本日《光明日报》。
3月15日，发表《“待到山花烂漫时”——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卜算子·咏梅〉》，比较了毛泽东与陆游的两首词在思想、意境、情趣等方面的不同；并联系这首词写作时的政治气候，进一步说明了毛泽东写作的用意。载本日《人民日报》。
3月21日，发表《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如“百万雄师过大江，六亿神州尽舜尧”、“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等，共26副。在其中一条注中，对1月4日发表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文作了更正：即原文将“人间正道是沧桑”解为：“人民对于南京解放的看法也认为是沧桑之变”，现更正为：“‘人间正道’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沧桑’就是变化。”载本日《光明日报》。
4月11日，发表《“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介绍庐山仙人洞和有关传说，告诉人们“要把‘劲松’作为做人的标准，向它学习，和它竞赛，要藐视任何艰险，作不断的努力，攀登上最高峰去，领略无限风光”。载本日《人民日报》。
4月25日，发表《“不爱红装爱武装”》，解释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诗。文章回顾了中国民兵在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作用，指出女民兵也是这样，毛泽东的诗做了正面回答。载本日《人民日报》。
5月16日，发表《“芙蓉国里尽朝晖”——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答友人〉》。文章考察了有关湖南的神话传说，说明了毛泽东如何运用这些传说“冶铸”出了诗的开首四句，探讨了毛泽东运用这些传说的象征意义，激励人们投身到“从事翻天覆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去。载本日《人民日报》。
5月30日，发表《“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对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做了深入的阐述。载本日《人民日报》。
此年还发表了《“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毛主席诗〈七律·冬云〉》。载本年第2期《未定稿》。
发表《“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词〈满江红〉》。载本年第2期《未定稿》。
1965年
1月27日，为《光明日报》准备发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手迹而作《“红旗跃过汀江”》，详细介绍了这首词的时代背景和所用典故，指出：“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书法的顶峰”。文章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还做了比较具体的介绍。载2月1日《光明日报》。
2月26日，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之邀，曾往该馆为二楼“中国通史陈列”入口处书写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7月31日，发表《“红军不怕远征难”》。此文是为《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1962年所书《七律·长征》诗手迹而作。文章逐联分析了诗句的含义和背景，并引用长征回忆录中有关材料予以证实。载本日《光明日报》。
1966年
1月14日，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解说了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的内涵，指出：“上半段是说在革命潮流中谁是主人，下半段则是说在革命潮流中应该怎样去做主人。上半段用叙述眼前景物的手法，而下半段则出以回忆，从回忆中透露出了怎样做主人的态度。”载1月20日《光明日报》。
1967年
6月13日，写信给“新北大”《毛主席诗词注释》编写组，说：“毛主席诗词的注释，看了一遍。有些地方，我做了小的修改，有些地方我打了问号，请你们斟酌。”在信中，郭沫若又一次谈了对《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的解释：“我以前的解释是和你们一样的。有人请示过主席，主席说那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努力’是好字眼，不能属诸‘腐恶’的敌人。……主席词中的‘枯木朽株’也不是恶意，可解为‘老人病人都振作起来，一齐努力’。”
7月2日，再次写信给“新北大”《毛主席诗词注释》编写组，谈对毛泽东诗词的有关解释：“打字稿看了一遍，有些地方做了一些修改，直接写到稿子上面了，送还给你们，仅供你们参考。”在信中，还就编写组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回答。如，《浪淘沙·北戴河》是否有寓意？《七律·答友人》中“友人”指谁？等等。
1968年
3月3日，写信复北师大《毛主席诗词试解》（未定稿）编写者，谈关于毛主席诗词解释中的疑难问题。在这封长信中，郭沫若按照毛泽东写作的时间先后，依次对《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直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近20首诗词中的疑难问题，“信笔作答”。
4月2日，作《对〈毛主席诗词〉民族文字版翻译中的几个疑难问题的答复》，对毛泽东诗词理解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一步做了探讨。
6月30日，对福建师院《毛主席诗词笺释》编写组提出的几个问题做解答。郭沫若针对当时毛泽东诗词解释中存在的“勉强落实”、“求之过深”的倾向，指出，其结果“总不免失诸穿凿”。
“文革”期间，郭沫若为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诗词活动，做了许多指导性的解释工作。除以上所述外，郭沫若还就毛泽东诗词的若干注释问题，答海军指挥学校毛主席诗词学习小组问；就《毛主席诗词》朝鲜文版翻译问题，与有关同志做过谈话，等等。
在这些谈话中，郭沫若提出过一些可贵的思想。如郭沫若认为：“主席的诗词不好译，语言非常简练，内容非常深奥。所以译的时候要反复推敲，翻译出来的一定要成诗，不成诗不行。要是只表达思想内容的话，只用白话文解释出来就好了，翻译出来后，一定要有原诗词的风韵才行。毛主席的诗好比是一杯茅台酒，译出来后起码要成为一杯白干，成一杯白开水不行，成一杯混水那就更糟了。我看过英文的译文，我不满意。主席诗词的翻译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先由对原文理解比较深的人直译出来，然后由诗人再加工，采取这种两相结合的办法。”
1973年
10月，亲笔手书的《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