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然而，就在郭沫若宣布“烧书”的风波尚未平息的非常情况下，他却以顽强的毅力，开始酝酿《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在郭沫若一生大量的著作中，《李白与杜甫》是颇具争议的一种。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郭沫若本书的写作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
李一氓在“文革”后一次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回忆道：“后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主席好像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李一氓是郭沫若数十年的老友，在他的眼中，革命领袖与文化巨人的友谊是令人倾慕的，但他也把郭沫若的著述看成只是对毛泽东的说法的阐述。
在另外一些对《李白与杜甫》持批判态度的人看来，郭沫若该书的写作“扬李抑杜”，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也有人把《李白与杜甫》与“文革”中的评法批儒联系起来看，“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
然而，这些指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先说所谓“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本人由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通过批孔也就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了林彪；而且通过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也就维护了“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的发动下，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用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这场运动很快被江青集团所利用，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甚至威逼郭沫若写“批宰相”文章，这就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
郭沫若并没有屈服于江青的淫威。他写作《李白与杜甫》也不是为了“尊法反儒”。
《李白与杜甫》酝酿于1967年，到1969年写成，前后用了3年的时间。这是郭沫若一生中写作时间最长、修改也是最多的一部学术著作，而且是在“史无前例”的惊惶痛苦的心境中和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书的出版也并不顺利，这些在他一生的写作中都是很少见的。当时正大红大紫的陈伯达一方面表示虚假的关心，指派科学院印刷厂将手稿影印出来，郭沫若以为要送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但结果并不是这样；另一方面，陈伯达对《李白与杜甫》又妄加指责。郭沫若在一气之下，将书稿压了下来。直至1971年，郭沫若在十分矛盾和犹豫的心情下，做了若干改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可见，只要对郭沫若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有所了解，就不会主观武断地把它与“尊法反儒”联系在一起。
当然，《李白与杜甫》完成于“文化革命”的岁月，它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然而，郭沫若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而写作该书的吗？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该书呢？
《李白与杜甫》一书没有“序”或“跋”，作者没有交待写作的真实意图，这在郭沫若一生的创作中也是较少见的。在当时的年代里，是不愿写还是不便写？都不得而知。在粉碎“四人帮”不久，有人曾写信给郭沫若，批评《李白与杜甫》一书有“扬李抑杜”的倾向。郭沫若立即亲自回信解释道：
我基本同意你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他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草草奉复，不能多写。乞谅。
这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多年后，对自己写作意图的一次直接表述。它表明，郭沫若并非真的要“扬李抑杜”，而是不满于把杜甫神圣化，他的本意是坚持“李杜”并称的。显然，把本书的写作说成是迎合毛泽东，是不符合事实的。郭沫若是一个心胸坦诚的人，他对毛泽东有着崇敬和浓厚的感情，若真是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加以发挥的，他没有必要掩饰自己。
问题的复杂性恰在于，对历史上长期以来“扬杜抑李”倾向的不满，同样也存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之中。毛泽东在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的交往中，就明确表示过这一观点。据刘大杰回忆，70年代初，晚年毛泽东有“扬李抑杜”的想法，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在他看，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不在杜诗之下。这正是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共同之处，难免不被人误解为郭沫若为迎合毛泽东，而写作《李白与杜甫》。
（二）
毛泽东与郭沫若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有着相近的审美旨趣，他们对于唐代诗人的个人偏爱也是十分相似的。这就是，他们都十分偏爱李白，而不甚喜爱杜甫，特别是不满于历史上“扬杜抑李”的倾向。
毛泽东喜爱李白，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前文“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节中，已有具体的叙述。毛泽东对杜甫却不甚喜爱，他在与臧克家等诗人交往时都曾毫不掩饰地表示过。
当然，毛泽东不喜爱杜诗完全是个人的爱好，但他并没有故意贬低杜诗，他对杜诗的态度是客观的、公正的。
毛泽东读过大量杜诗，从故居藏书来看，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有的诗如《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甚至圈划过三四遍。
1958年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在“工部祠”的“诗史堂”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借阅了杜甫草堂收藏的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12部，计108本。毛泽东还为到会的同志挑选了有关四川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印发给大家，其中就有《杜甫草堂全部对联》等。
这表明，毛泽东虽然个人不甚喜爱杜诗，但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视的。毛泽东能背诵不少杜甫的名篇。1965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第一次与刘大杰见面，问他是哪里人。当得知是巴陵人时，毛泽东立刻朗声吟诵了杜甫的《登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毛泽东对杜诗十分熟悉。“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痛苦中曾戏改杜诗《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嘲弄林彪。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则成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这一改，便变成了对林彪讥嘲的诗了。真是巧妙贴切，妙不可言。
毛泽东对杜甫的好诗也是推崇的，如对《北征》一诗的充分肯定，而且还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说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北征》为例，称该诗“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郭沫若在喜爱李白而不甚喜爱杜甫上，与毛泽东的个人爱好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是郭沫若受到毛泽东影响的结果，而是郭沫若早年就已形成的个人审美爱好。他早在20年代所写的《我的童年》一书中回忆说：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他在1928年2月18日草拟的《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提纲中写道：
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韩退之（不喜欢）、白居易。
不过，尽管郭沫若个人的偏爱是不喜欢杜甫，但他同样十分重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表现出对杜甫的尊敬，而且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如他在写于1945年的《文艺与民主》一文中说：
唐人杜甫被尊为“诗圣”，其所以能享有此盛名的原故，也因为他的诗接触了当时的社会。
他于1953年为杜甫草堂题写对联，也是称杜甫为“诗圣”的：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他在1959年为成都川剧学校题诗中仍然这样称赞：
文宗自古传西蜀，诗圣至今剩草堂。
1962年，正值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多次谈到了对杜甫的看法，既有称赞，也有批评，而且同时涉及到李白的评价问题。如：
3月7日，在广州《羊城晚报》编辑部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郭沫若畅谈己见，特别是谈到了对杜甫和李白的评价：
有人把杜甫说得这么好，我就不同意。他是“每饭不忘君”，是站在皇帝最尖端的立场来写诗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而不说今天的话，那就是花岗岩头脑了。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取消杜甫。把他同李白比较，我更喜欢李白。但李白的诗中，写了很多神仙。唐代的皇帝姓李，因此他们信道教，拜李老君；但武则天不姓李，他们就不信李老君，而信佛了。李白的诗，酒也写得太多了，“斗酒诗百篇”未免太夸张了。
人民性不一定非有斗争性不可。古代诗人能站在人民斗争立场来写诗的，很少很少，像“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牛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诗就不多。杜甫的《三吏》《三别》，也只是同情一下人民罢了。
至于唐代的几个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如水到口，冷暖自知”，这是佛家名言，颇有道理。……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柳宗元也胜于韩愈。他们更接近于诗的本质。
郭沫若的看法显然是既有个人的偏爱，又不满于以往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对杜甫的有意“藻饰”。
在纪念大诗人诞辰大会的开幕词中，郭沫若在高度评价了杜甫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杜甫的局限和杜甫研究的局限，并明确表示了对李白的偏爱：
安史之乱在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时代和境遇逼迫着杜甫不能不睁开内在的眼睛，不能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就是他的诗歌能有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而这忧国忧民的热情，十余年间，始终没有衰歇过。……他的诗歌是当代的一面镜子……
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祖国，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来研究杜甫，学习杜甫，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学习他，我们同时要超过他。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艺，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诗歌。
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但我们相信，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联想到李白。……我们希望在纪念杜甫的同时，在我们的心中也能纪念着李白。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习，最好把李白与杜甫结合起来，李白与杜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虽然是在纪念杜甫，郭沫若却直抒个人对杜甫的看法，并提醒人们对李白的重视。当然，郭沫若的本意并非是要贬抑杜甫以抬高李白，而是要李杜并称，走李白与杜甫相结合——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不可冷落了李白。郭沫若的开幕词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为题，发表于6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中称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就可充分说明，郭沫若并非要“抑杜扬李”，而是坚持李杜并称。
显然，郭沫若的看法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个人的偏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和不满。同年6月28日，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的后记中，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更有一两位朋友在替杜甫抱不平……杜甫是我们的“诗圣”，他似乎已经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苍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杜甫墓志铭》），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试帖诗的楷模，但在今天却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这就更为明确地表现出，郭沫若有意要打破长期以来加在杜甫头上的神圣的光环，变“诗圣”为“诗人”的意图。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郭沫若对杜甫与李白的评价，与其说是对杜甫的偏见和对李白的偏爱，不如说是对传统定论的挑战。
郭沫若认为，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歌史上两座并立的高峰，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各有千秋，竞相辉映。但是，杜高于李，不仅在封建时代成为士大夫们的定论，而且在新中国诞生后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学者。所谓“千家注杜，太求甚解；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的不正常现象，必然影响到对李杜，乃至对整个中国诗歌史的深入研究和公正评价。这就不只是一个偏爱的问题了。
（三）
“文革”初期，郭沫若在非常的情况下写作《李白与杜甫》，正是他多年思考的自然延伸和结果。直到“文革”结束后不久，给热心的读者回信谈《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意图，多少年来，郭沫若在对待李白与杜甫的看法上并没有变化。因此，把《李白与杜甫》的写作说成是“有意迎合毛泽东”，这是对郭沫若创作的曲解；把该书的写作说成是根据毛泽东的一些说法而加以发挥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能因为毛泽东有着与郭沫若相同的看法，就抹杀了郭沫若的艺术创造。
《李白与杜甫》显然是针对传统“扬杜抑李”倾向的一种“矫枉”。郭沫若继续沿着60年代的学术路线而前进，对李白，考证了其出生和家世，分析了其在政治活动中两次失败的原因，肯定了其性格和诗歌富于平民性的特征，对李白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对杜甫，则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侧重分析其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等方面，更多地指出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郭沫若在书中对自唐代元稹开始的“扬杜抑李”论做了尖锐的批评，指出：
韩愈有《调张籍》一诗，开头六句是：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只是以李杜并称，但由抑李扬杜的人看来，可能已经是抑杜扬李了。其实无论李也好，杜也好，他们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灿烂了。用公平的眼光来看，李的“摆去拘束”的乐府歌诗，比起杜的“属对律切”的长篇排律来，要更有诗味，更接近群众，更有生命一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扬杜，做出不公平的判断。
这正是郭沫若为什么要以“矫枉”的态度比较研究李白与杜甫的原因。既然是一种“矫枉”，他所论及的就主要是两位诗人生平、思想、创作的某些“枉”的方面，而非全部，以往抑之则扬之，扬之则抑之。
尽管郭沫若是“李杜并称”论者，但在针对以往“抑李扬杜”的倾向而进行“矫枉”时，未免“矫枉过正”，让人感觉到的是在“扬李抑杜”，表现出对李白的宽容和对杜甫的苛刻。郭沫若本来是不满于“抑李”的不公正评价的，但他在比较研究李杜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因而提出了一些主观片面的观点；其“矫枉过正”的结果，必然要引起学术界新的争论和非议。《李白与杜甫》一书这方面的局限性是毋庸讳言的。
有学者曾这样猜测：郭沫若在比较研究李杜时，挑剔杜甫，难道李白没有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和嗜酒爱好吗？郭沫若这种明显的不公平的评价，似乎是有意识地对杜甫开了一次历史玩笑，或是对学术界的一种揶揄？这种猜测，是否就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呢？已不得而知。
然而，尽管《李白与杜甫》一书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它打破了传统因袭的见解，提出了众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显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