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对待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有着鲜明的一致性，因而，对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毛泽东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在对待孔夫子和秦始皇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郭沫若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引发了他们之间少有的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冲突”。冲突加上引号，是因为在这次的思想交流中，毛泽东是挑战的一方，而郭沫若迫于当时的环境是毫无“还手”之力的。
儒家与法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其主要分歧在于，重礼治或重法制；重怀柔或重刑典；求王道或求霸道。孔夫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而秦始皇则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对于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历代社会政治家表达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受到过不少儒家学术的教育，如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经典著作都是毛泽东那时的重要读物。但是毛泽东却比较早地推崇法家人物的治国方法。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推崇法家重法制思想的文章。青年毛泽东称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说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反孔言论。他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②
然而，“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却发表了一通与众不同的“尊孔”议论。他在《给宗白华》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辟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的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可是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郭沫若当时的这一番议论是很有一些影响的，在反对“五四”时期的打倒一切，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中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郭沫若还作过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小说，以幽默的笔法将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沟通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和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马克思不禁感叹地说：“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尽管这是一篇虚构作品，但郭沫若的本意却是要使孔夫子的思想不致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障碍，使他的尊孔思想不致与当时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冲突。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十批判书》，集中反映了他对孔子和秦始皇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学术评价。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中说：孔子的“仁”和“礼”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仁者爱人”，就是“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至善的美德”。内心“不忧”而“有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乃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已达到相当高的人道主义了。至于“礼”，也不只是“良心”，而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即使是“周礼”，也已经下庶人了。故孔子的政治思想，形式上复古，实质上是“变革”，这便是孔子哲学的二重性。
由此，郭沫若提出：“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
在《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中，郭沫若说：“秦始皇的作风，除掉迷信方士、妄图长生之外，没有一样不是按照韩非的法术行事的。”“韩非子的思想我是极端憎恨的，但为了要研究，我不能不读他的书，而且还须得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读得烂熟。这犹如研究敌情一样，并不是出于爱而去研究，而是出于恨去研究。”“韩非的文章如《五蠹》《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
郭沫若在文章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等历史功绩的同时，对秦始皇钳民之口、焚书坑儒、乐以刑杀等极权主义暴政，以及穷奢极乐的纵欲主义，给以彻底的否定和严厉的批判。加上当时郭沫若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故而对之独裁暴政大加挞伐，称秦始皇“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批判的语气极为尖刻峻烈。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地位很高，毛泽东对于他的作品是认真对待的。尽管毛泽东不会完全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但至少在当时他是部分地接受过郭沫若的观点的。
1943年，毛泽东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54年9月14日，他又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所以此人不可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谈话）
建国后，毛泽东许多次谈到孔夫子和秦始皇，大体上表达了他推崇秦始皇而不喜欢孔夫子的思想，但对孔子的评价大致还是一分为二的。
1964年2月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可见，毛泽东认为孔子教书育人的方法还是可资借鉴的。但同时，他又批评说：“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毛泽东不仅从政治上充分肯定秦始皇，而且对于郭沫若曾经十二分反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也表示赞同。1958年5月8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在此前后，毛泽东多次称赞过秦始皇，并且还以秦始皇自比，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自然，对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于孔夫子和秦始皇的褒贬也就不能赞同。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从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郭沫若在秦始皇和孔夫子的评价上是有分歧的。这与他们观察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作为建立新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秦始皇的法制思想和进取精神采取赞赏态度无可厚非；而郭沫若作为一个文学家对于孔夫子的赞赏，对于秦始皇的批评也是一家之说，同样是无可厚非的。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未构成两人关系中的障碍，但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二）
在批判孔子连带批判郭沫若等一批国内著名史学家的问题上，“四人帮”是早就有打算的。1969年10月，张春桥在上海组织班子撰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一文时，曾经交待说：“孔夫子要批，不能开一二枪就算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一种代表，同他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书迟早是要批的。范老（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是尊孔的。你们可以按顺序写下去，在碰到他们的时期，也不必回避。”后来，这篇文章修改了17稿，张春桥始终不满意，最终给搁置了起来。郭沫若也就在这种偶然中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林彪的住处查出了不少肯定孔孟之道的条幅和材料，毛泽东开始把林彪与孔孟之道联系起来。
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成了这场“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当然也被推到了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使晚年郭沫若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郭沫若的许多史学著作毛泽东都很重视。在他的中南海故居中，收藏有郭沫若的大量作品，许多书上都有圈画，留下了认真阅读的痕迹。对于《十批判书》，据说毛泽东看过五遍。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政治家）：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当时流传很广，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放出风声。
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到：“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的这一番评论，对郭沫若来说是十分严重的，这与他们多年来在思想上“形影相随”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毛泽东还命人赶排了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
拿着了“尚方宝剑”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郭沫若的“灭顶之灾”几乎千钧一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江青，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可见，尽管毛泽东不满意于郭沫若的“尊孔反法”，但他还无意从政治上斗倒郭沫若，他不想伤害这个相交几十年的好友。毛泽东仍然尊重郭沫若的才学，即使在批评他的时候，也以“郭老”相称。在“文化大革命”中，像郭沫若这样受到毛泽东诚心诚意的“保护”的人，尚不多见。
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国展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要谢静宜送来看看。看完后，他对谢静宜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1976年11月印发。）
结果，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时，删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书名。
尽管有毛泽东的保护，郭沫若也还是难免江青一伙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了北京“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说：“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让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江青进而指责郭沫若，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同上）
江青的点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无异于向郭沫若放了一把火。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和“四人帮”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还得做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他于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题为《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郭沫若的这两首诗与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相对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二句，则彻底推翻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无条件地向政治权威低了头。
郭沫若曾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天价响的时候，独树一帜，提出了孔子也是革命的“先驱者”的观点，并在众多批驳者的面前，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抗战时期，更以《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的独裁统治，影射和鞭挞当权的蒋介石。尽管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思想也不乏偏颇，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郭沫若是最早为我们公正地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郭沫若不得不改变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和痛苦难堪的心情是可以想知的。
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着手整理出版《沫若诗词选》，以纪年编排自己历年写作的诗词作品。1974年为空白。郭沫若没有把上述两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诗选。从中，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诗人内心的真实与执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