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25门课程，集中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都以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为重点。其中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尤以《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
毛泽东除亲自为农讲所授课外，还聘请了共产党人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于树德、罗绮园等分别担任有关课程的教员，让学生在教学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此外，毛泽东为扩大学生对革命形势和文化知识的了解，还邀请了瞿秋白、林祖涵、陈延年、吴玉章、谭平山、何香凝等到农讲所讲演。此次恰逢郭沫若来到广州，毛泽东自然要邀请这位革命文艺的主将到农讲所讲演。毛泽东在农讲所开设的课时最多，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1926年5月、6月间讲授。据农讲所学员金绍绩等人的听课笔记记载，这门课共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毛泽东详尽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
首先，从人口上论，中国农民占人口的80%。
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现在农村中无耕田、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义和团运动到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平定陈炯明，全面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的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五卅运动”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生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
帝国主义以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设置银行向军阀政府贷款，发动侵略，订立不平等条约等方式，压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结果是，造成农民、手工业、民族工商业破产。给军阀政府的贷款，不平等条约的赔款，十分之九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中国农民是帝国主义压榨的主要对象，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十分之八九是代表农民叫出来的。
三、军阀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
直接的剥削和间接的剥削。毛泽东举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为例，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直接税，计有田赋、田赋附加税、预征粮、临时捐、军事捐等名目。间接税有厘金、盐税、正税、杂税等45种，比直接税更多。因此，打倒军阀是农民惟一的出路。
四、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
地土常以重租、重息、重捐和借预征田赋，剥削农民的资财，雇用长工、月工，剥削农民的苦力。毛泽东同样举湖南赵恒惕统治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他指出，地主的预征田赋等剥削方式，实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与地主阶级联合剥削农民的毒辣手段，是在经济上压榨农民的联盟。
五、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统治人民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地主垄断了祠堂，也就独占了国家。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最大的特色。
毛泽东在农讲所讲授的课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武装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照亮了农民运动的前程。湖南在广州第五、六届农讲所的党员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了全国最发展的省份。
（二）
在毛泽东的盛情邀请下，郭沫若也到农讲所作了讲演。郭沫若讲演的具体内容因缺少记载，已不可详知，但我们从他当时的革命活动，能够推得一个大概。
郭沫若在广州期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而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阶级日益恐惧和仇视工农革命，因此，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接近大决战的时刻。
广东大学并非世外桃源，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里有着强烈的反应。郭沫若刚进入广东大学，就爆发了一场以他为中心目标的“文科风潮”，展开了一场“择师运动”。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的拥护和支持下，反动势力受到了打击，郭沫若却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并加深了与青年学生和革命者的友谊。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郭沫若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既要写文章，又要作讲演，精力极其旺盛。与他同时受聘为广东大学教授的成仿吾当年就这样描写道：“沫若近来忙着讲演，声如破罐。”可见他的辛劳。
3月18日，郭沫若应邀参加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的追悼“三·一八”惨案殉难者大会。站在孙中山当年曾经演讲过的钟楼礼堂，郭沫若劝慰人们从悲痛中振奋起来，担负起烈土未竟的事业。他向青年发出号召：“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是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末，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与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日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烈士最大的意义。”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郭沫若已经认识到，要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军阀和一切恶势力，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由人民当家作主。这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思想。
4月，郭沫若作《革命与文学》一文。据有的学者查证，郭沫若应邀到农讲所作的就是“革命文学”的专题讲演。在本文中，郭沫若论述了文学和革命的一致性：“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对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他号召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郭沫若早在1923年就写了《艺术家与革命家》，批驳了“艺术家与革命家不能兼并”说，指出“我们要做自己艺术的殉教者，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的改造者”’强调文艺与革命的一致性。革命的文艺家投身到工农运动中去，艺术家与革命家兼而为之，郭沫若正是一名身体力行者。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郭沫若作《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一文。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了劳工阶级的经济状况，明确地提出：“要解决人类的痛苦，那不是姑息的手段可以成功，要解决人类的痛苦，那只好彻底的革命，把支配阶级的政权夺过手来，彻底的打倒一切压迫阶级，而使阶级的斗争永远归于消灭。”劳工阶级要求得自身解放，就必须进行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如此鲜明的政治思想，表明郭沫若在政治上已经开始成熟。
5月4日，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学生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发言，指出：“‘五四’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国学生取得光荣的革命先锋地位的一日，是开中国一切民众运动的新纪元。”他对青年寄予殷切的期望，鼓励他们要把“五四”精神发扬下去，而且不要“独自为战”，要“联合各界群众”，深入社会，深入民众，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
5月5日，郭沫若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
5月10日，广东大学召开欢迎工农代表大会和高师部十五年（1926年）班毕业典礼会，郭沫若在会上再次阐述了知识青年深入到工农运动中去、“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的思想。
5月11日，各界代表在广东举行的工农商学联欢大会，郭沫若出席并讲话。
郭沫若到农讲所讲演是在五六月间。由上述这些讲演可见，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就革命的性质、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他还号召青年学生、文艺家深入工农运动，深入社会实际，表现出一名革命文艺家的非凡识见。
（三）
1926年7月，郭沫若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离开了广州。在羊城的四个月里，他与毛泽东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也在同年11月离开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之后，毛泽东于1927年2月来到武昌，开始了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工作。4月中旬，郭沫若也来到武昌，与毛泽东再次相会。
毛泽东主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早在广州时就有的计划。原拟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顺应各地农民同志的要求，经毛泽东提议，改为中央办理，命名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
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来自17省的学员计739人，以湘鄂赣最多。
武昌中央农讲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时刻开办的，因此比广州农讲所更重视武装斗争，培养学生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天操练两小时，上一次军事理论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事训练增至四小时。
中央农讲所开设了《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毛泽东亲自讲授的《农民问题》《农民教育》等主课，占全部课程的60%。中央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毛泽东的《中国佃农举例》是其中的一种，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研究的范例。
郭沫若到达武昌后，曾参加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之举行的欢迎大会，并作了政治演讲。此后，他多次与鲍罗廷、加伦等到该校作政治性演讲。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实行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毛泽东与郭沫若在武昌短暂聚会后，不得不各奔东西。武昌分手，一别就是18年。郭沫若在蒋介石的通缉下，东渡日本。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中央农讲所的学员在土地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学员跟随毛泽东，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特别是学员陈慕平回乡后，曾担任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的会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