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和郭沫若在广州大革命的洪流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个在农民运动中成了“王”，一个“一支笔能够横扫千万军”。他们热情地拥护人民的革命，奋力地推动大革命的前进。与此同时，他们又像两只敏感的“海燕”，对于革命洪流中潜藏着的暗礁和逆流，时时树起革命的警惕。
蒋介石是大革命中的突出人物。他始则利用孙中山的信任，担任广州黄埔军校校长，在军校内部大力培植亲信力量，又利用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逐步窃取了政治和军事大权。继则，他对参加到国民党内来的共产党人实施排挤和打击政策，先后发动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把中国共产党人从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岗位上赶下去。随后，蒋介石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大肆收容军阀部队，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北伐到达南昌后，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公开决裂，彻底撕下了伪装的革命面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轰轰烈烈的人民大革命就这样毁于蒋介石之手，蒋介石践踏着共产党人的鲜血爬上国民党的“宝座”。
在蒋介石逐步叛变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幼稚的领导者们实行了一再的忍让方针，总希望他能悔悟前非，回到革命派一边来。他们不敢对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畏惧蒋介石手中的兵权，害怕把蒋介石“逼”到对立的一面去。然而，共产党人愈是让步，蒋介石愈是猖狂，直至对昔日的同盟者大开杀戒。
在这“一进一退”中，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早地主张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而郭沫若则是国民党中第一个公开揭露蒋介石，第一个向蒋介石发出声讨檄文的人。
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他不仅在共产党内赞成国共合作，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三大以后，他曾受命回湖南发展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他对这一任务全力以赴去做。1923年9月28日，他从长沙写信给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林伯渠、彭素民汇报说：“关于本党在湖南的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毛泽东的工作卓有成效。10月，国民党长沙支部建立，许多湖南青年包括新民学会的优秀人才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亲自提名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曾一度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并对备取的军校学生进行复试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了一条消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该部部长，特于昨五日提出中央常务会议，请荐毛泽东代理该部长职，经议决通过，并请代理部长即日到部任事云。”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期间，正是国民党内右派活动猖獗之时，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宣传阵地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给予有力反击。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宣传报告》，并起草《关于宣传决议案》；蒋介石则从东征前线赶回，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东征经过。当时他们俩虽还算不上党内的首脑人物，但却也是令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毛泽东曾在会上提议：“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后来，会议做出了一系列处分国民党右派的决议案。但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等人错误的让步政策，在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只占了极少数。毛泽东被选为中执委候补委员；蒋介石则被选入中执委，不久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他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在更大范围内排挤共产党人创造了条件。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面冲突。他以“中山舰无故升火弋游”，“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逮捕舰长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40余名共产党员。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较早识破蒋介石的右派面目，主张给以严厉回击的一员。中山舰事发后，毛泽东就到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嘉山的住处，提出对蒋介石必须采用强硬态度。他还向中央建议：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立即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加以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毛泽东分析了国民革命军几个军与蒋的矛盾，认为只要我们态度强硬，摆好阵势对付蒋介石，蒋就会无能为力。
当时，中共党内的陈延年、周恩来都支持以强硬态度对付蒋介石。但是，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却主张采取妥协政策，认为：“中共中央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这样，蒋介石在分裂国共关系问题上的第一次政治赌博就赢得了全胜，既打击了共产党人，又稳固了个人的权力。
于是，蒋介石乘胜又下赌注，加速其打击排斥共产党人的步伐。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向全会提出了蓄谋已久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委时，数额不得超过总数的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人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
对于这个具有明显限共倾向的提案，中共党内争议很大，陈独秀仍决定采取让步方针。毛泽东拒绝在决议上签字，主张“坚决顶住”蒋介石的压力。5月17日，在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就是没有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柳亚子。
这次会上，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又兼任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自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力高峰，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郭沫若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三天到广州来的。他到达广州的时候，恰好是“三二〇”戒严期中，他曾感觉到广州城内的紧张气氛，到码头迎接他的成仿吾把蒋介石发动的这一事变约略地向他讲了一遍。就在这一天，郭沫若去拜访林祖涵时见到了毛泽东。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向他讲了一些“广东的现状”，而毛泽东的声音很低，郭沫若的耳朵又背，“连三成都没有听到”。现在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大约要与郭沫若讲一些广州城内的严重局势，声音之所以“低”，可想而知，毛泽东还沉浸在对于蒋介石反动行为的愤慨之中。当然，这时的郭沫若是浑然不知毛泽东的心情的。
1926年7月，郭沫若决定“投笔从戎”，到北伐军政治部去当一个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宣传科长的职务还是蒋介石批准的。已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十分清楚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不愿让共产党人担任宣传岗位上的要职，当时国民党内选不出人来胜任这项工作，而郭沫若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蒋介石决定让郭沫若来当，并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授中校军衔，以示信任。自然，蒋介石当时决没有料到，他终于碰上了一个敢于揭露他的“克星”。
北伐临行之际，阳翰笙的一篇“欢送词”表达了革命文艺界同人对于郭沫若的热情鼓励和希望。他说：“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山河之慨。”同人们还送了郭沫若一个“戎马书生”的徽号。
郭沫若果然不负众望，带着宣传革命的使命，走上了北伐的征途。一路上，他具体张罗着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郭沫若以一介书生的瘦弱身躯，居然一路步行，在队伍中跑前跑后，到宿营地还为大家烧菜煮饭，以至于他在给安娜的信中自豪地说：“人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
在军中，郭沫若目睹了英勇的北伐将士与军阀部队血战的壮烈情景，悲痛于战友的牺牲。他在追悼与他一路同行的翻译纪德甫的诗中写道；“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汐集·悼德甫》）北伐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使郭沫若在革命的道路上迅速成熟起来，他的革命性愈加坚定，他的爱憎愈加鲜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更加接近。此时，他曾致信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回信颇为赞许，但同时说明入党必须履行组织程序，自己未便遽然允纳等等。
（二）
10月，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军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11月，南昌攻克后，郭沫若兼任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主任，开始与蒋介石直接打交道。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他乘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军事打击下剧烈分化的时机，大量收编军阀部队，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伐军由出师时的8个军很快扩展为40多个军。与此同时，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勾结江浙财阀，准备叛变革命，清除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大多数人都未认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他们大多以为蒋介石是北伐的“功臣”，即使有一些伤害共产党和革命民众的行为，也是形势所迫，或为身边坏人左右，因此对蒋一直采取姑息忍让的态度。蒋介石将计就计，利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误解和信任，暗中积极进行“清党”准备。
然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逃不过郭沫若敏锐的政治眼光。
1926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招待校级以上干部，郭沫若出席了宴会。蒋在会上致词宣称，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以便将国民党的中央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席间，有人竟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居然也不加制止，欣然领受。于是，郭沫若心中升起一股疑团：蒋介石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他是不是一个野心家？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郭沫若得知陈赞贤遇害的消息后，万分震惊，起初他不知内情，急急地吁请蒋介石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他以政治部的名义将案件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愤怒”一番，在报告上做了批示，但这个报告只准登报，并不发往赣州实行。郭沫若由此进一步怀疑蒋介石究竟站在哪一边。
3月17日，蒋介石雇佣的暴徒们又一次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得到消息后，郭沫若又天真地去向蒋介石汇报，希望蒋能够派兵弹压，蒋介石敷衍他说：“好啦，好啦，我警戒他们一下啦。”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到了3月23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郭沫若开始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简单了。
3月23日，郭沫若来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只见里面有许多从未见过面的，着长袍短褂的人进进出出，行动甚为诡秘。于是，郭沫若机警地退入西侧继续观察动静。正巧，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心腹——安庆电报局长，把郭沫若错当成“自己人”，与他谈起了蒋介石的“秘密”。他告诉郭沫若，所有这些事都是“老头子”（蒋介石）一手安排的。他们已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各地青红帮暴徒联络好了，他说：“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自此，郭沫若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已经叛变了革命，向着共产党和革命民众挥舞屠刀了。
郭沫若带着满腔悲愤火速离开安庆，在去武汉途中奋笔疾书，写出了震撼人心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他在这篇文章中历数了江西近来发生的一桩桩反共惨案，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蒋介石伪装的假面具，把他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看到和听到的事实全盘端出。他说：“现在我明了了，我得到明确答案了。我们的总司令是勾结青红帮来和我们革命民众作战的英雄！你看我们国民革命军三色识别带不是变成了青红带了吗？这就是说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成了青红帮的老头子了。我们是何等的光荣啊，三民主义已经被流氓主义代替了，猗欤休哉！”
郭沫若猛烈地鞭挞了蒋介石屠杀民众、背叛革命的罪行。他在文章中写道：“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实行用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他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实则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走一路打一路，真好威风。他之所谓赴前线督师作战就是督流氓地痞之师来和我们民众作战！……现在我把他的假面具揭穿了。在安庆‘三二三’之变我看出了他的真相来，他不是为群小所误，他根本是一个小人！他的环境是他自己制造成的，并不是环境把他逼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听了斜眼局长那番话，谁个还有方法来替他辩护呢？现在还有人来替他辩护，那就是国贼，那就是民众的叛徒，我们要尽力地打倒他！”
郭沫若第一个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他在文章中极为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罪恶如此显著，我们是再不能姑息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他第一步勾结流氓地痞，第二步勾结奉系军阀，第三步勾结帝国主义者，现在他差不多步步都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加入反共的联合战线，他不是我们孙总理的继承者，他是孙传芳的继承者了！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郭沫若的文章写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这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无异给了他当头一棒。这篇文章是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仍然受到蒋介石假面具欺骗的时候发表出来，又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发表出来，它本应可以起到警醒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制止蒋介石叛乱的巨大作用。
但是，文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以后，并未引起国民党武汉政府和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高度重视，他们仍致力于“拉拢”蒋介石的工作，蒋介石也继续他的欺骗工作。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4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竟然亲自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公开替蒋介石“辟谣”，宣称希望两党间“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陈独秀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对共产党犯下了重大错误，他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民众放松了对于蒋介石的警惕，从而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党和革命民众遭受到空前巨大的损失。
带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亢奋的激情来到武汉的郭沫若，受到了来自国民党中央政府妥协调和者的冷落，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甚至责备郭沫若，说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公开反蒋。郭沫若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与苦闷，他在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挡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好像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蒋介石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完成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后，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12日，调入上海的大批军队和青红帮流氓一道，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武装举起了疯狂的屠刀。仅政变的头三天，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就有300多人，被捕的有500多人，失踪者达5000余人。随后东南各省也先后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当然不肯放过差一点误了他的“大事”的郭沫若。他于5月发出了通缉郭沫若的密令，要求“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这个通缉令还外加“三万元赏格”。
这时的郭沫若参加了共产党，他已决定赴南昌加入武装起义的斗争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