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投资既有长远的也有眼前的目标，有时候牺牲眼前利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长远利益。所以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此。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后曾任国家副主席）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经商办公司，有所成就，亦积累了经商经验。1986年，荣智健参加香港中信集团的工作，不久，荣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先后与他共事的董事长，一位是部级老干部，一位是国家级的高干子弟。
荣智健雄心勃勃，他不满足坐“现在”的交椅，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间完全由自己所控的公司。另外，荣智健来港后，对中信复杂的人事关系及组织结构颇感不适。他觉得有些地方与内地的国家单位无任何区别。也许，他可凭他父亲的威信，在香港中信下面，另组一间集团全资公司。但他没这样做，全资公司，不如上市公司的“翻头”大。他渴望到瞬息变幻、大起大落的股市闯荡。
李嘉诚以扶植泽钜、泽楷的心理，关注荣智健的事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如今，交情不错的荣智健有心大展宏图，世叔伯岂有不帮之理？
李嘉诚、荣智健都看好借壳上市，英雄所见略同。因此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方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泰富发展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臣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当时，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的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为了联系此事，李嘉诚委派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港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部收购。
虽然，泰富市值7.25亿港元，是当时股市“蚊型股”。但中信并未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结果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人们看到，从股权分配上，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好像无意获取权益。然而，李嘉诚的高明之处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