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日本的历史错误当然正确，某些中国人常说“否认历史的民族多么可悲”之类的口头禅，似乎牢记历史成为自己的专利。可是真要问起关于抗战的具体问题，他们却知之甚少。而仅仅为否定日本的谣言而努力，在今天还是主流，无疑显得功利而单薄。
有些日本人不承认侵略，历史记载满纸荒唐言。而中国也经受诚信危机的考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有难度，对抗日战争研究宣传的打假同样不容易。一方面抗战记忆多少被遗忘和忽视，甚至麻木对待，一方面呼唤牢记抗战的声音逐渐高亢。其实，呼唤者本身对抗战的了解和认知是否能够经得起检验呢？
愚以为，抗战记忆应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情记忆，第二层次是知识记忆，就是对历史具体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和了解。重大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必须牢记在心，出口成型，没有丝毫错误。第三层次是理性记忆。对抗日战争和日本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从中汲取教训和力量。第四层次是做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纪念、调查、索赔、公益、慈善等活动。
应该说，关于历史的论述能够成为人们普遍的历史观念，并不一定取决于这种论述是否正确或雄辩，而往往取决于话语的权力。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往往由胜利者写成。德国思想家默茨说：“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显然，古往今来，许多集权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无非是根据当代现实需要，立足于不同立场，进行不同的阐释和记载。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胜利者讳比比皆是，他们隐恶扬善，选择性遗忘，以曲笔、春秋笔法肢解历史，隔靴搔痒，辗转摘抄，以讹传讹，论证本朝得国乃天命所归，因而乏善可陈，背离了史家经世致用、秉笔直书的美德，无法让君子不弃。
据民间传说，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写到关羽与刘备二位夫人如何英雄救美，如何眉目传情之时，烛影中，关羽手持寒光闪闪的青龙偃月刀神秘出现，面沉似水地说道“先生笔下留情”。吓得罗作家背后之冒冷气，急忙大笔一挥，把所有破坏关羽光辉形象的描述勾掉。由此可见，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历史。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妓女，谁要嫖都可以”，“历史是一个小姑娘，怎样打扮都可以”。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为了圆一个历史谎言，往往再追加编造十个新的谎言。其实逼历史为娼的人比娼妓还放荡可耻。有被改动过的历史，就有被改过来的历史。鲁迅说：“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只是不知道看清、承认血写的事实，是否还得付出血的代价。
日军在北京街头发布威慑告示
战后，日本没有对右翼彻底清算，导致历史胡言乱语。建国以后30年内，中国历史研究也一度受制于政治的紧箍咒，“罗贯中”更是小心翼翼，噤若寒蝉。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加上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同时，抗战史料收集、整理、研究还十分不够，一直阙如。
许多史料单位收藏了很多档案不开放，要么收费高价，要么只有找关系。比如我国所有档案馆封存慰安妇档案至今，未能得到及时利用，难以进行实证性研究。而美国、日本历史档案普通公众想看可以随时去，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
而各种人出于各种目的，随意篡改历史，影响了对历史的真正记忆和把握。在审讯伪满傀儡皇帝溥仪时，他为了显示积极进步，就道听途说，明显夸大地说日本掠夺600万吨粮食，结果遭到检举，被管理人员批评。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笔者王锦思受香港爱国人士钟惠明的委托，调查1945年5月1日前，也就是民国三十四年春日本投降前夕，由上海去宁波的客轮新平轮遇难事件。
钟惠明的祖父在此次海难中和乘客遇难。他想了解到具体遇难日期和详细经过，以便强化历史记忆，祭奠祖父和遇难乘客。我和其他人士经过调查了解到，当时，客轮方出吴淞口约一小时，突遇险沉没，可能遭受美军用来防御日军军舰的水雷撞击。“乘客各自逃命，无人顾及，任彼落水，随波漂流。正危急待毙之时，救生船闻警赶至。旅客与船员遭难者二千余人，生还者不足十之二也。”我百般奔走，仍然进展甚微，留下遗憾。
1946年7月12日，国民党统治下的德惠县突然遭受一场空前的霍乱浩劫，短短两个多月内，死亡2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10，甚至全家、全村死光，“万户萧疏鬼唱歌”，死亡人数为同期全国各地流行病死亡人数之最。一时间，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蔓延无边。
1998年，我仔细打量这段历史，不免怅然。《德惠文史资料》称“据传源于长春”。《德惠县卫生志》记载：“国民党新一军1946年5月从上海带来病源。”两者相互矛盾，更与民间传说大相径庭。是天灾，还是人祸？难道起因就这样轻易，或永为千古之谜？
反映抗日远征军的纪实小说《大国之魂》中有关于新一军的记载，我与作者邓贤联系，他给我热情的支持，联系上了新一军30师士兵黄多能、50师士兵王云清，他们都已经80多岁，定居成都。王云清曾参加德惠守城战役，对于我的问题有所顾虑，多次询问才肯讲述往事。他们证实，新一军到达德惠前并没有染上霍乱。我也推测，新一军1946年1月已抵达东北，途中并没有在上海停泊，无从在1946年5月的上海染上霍乱。可见有关记载严重失实。
当年，日本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731部队和100部队，由曾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博士、教授等知识分子组成，研制鼠疫和霍乱等细菌武器，并将活人用于实验。据不完全统计，被用作人体实验而杀害的中国军民估计有20万人，细菌武器造成100多万人死亡。至今鼠疫和霍乱还被我国列为仅有的两种甲种传染病。日本还遗弃了多达上百万发毒气弹和细菌弹，仅吉林省敦化市估计就有70万发，当地人民屡受其害。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日军遗留毒气导致40多人死伤。
侵华日军进行毒气使用训练
731部队也曾在德惠等地大量收集老鼠，这无疑是用于细菌实验的可疑罪证。1940年，731部队在吉林农安施放鼠疫菌，致死近500人，并波及德惠。日军投降时，第100部队炸毁长春细菌基地，把细菌投入井中。有百姓回忆，日军火车经过德惠，把沾菌饼干扔了下来。
吉林省博物馆专家赵聆实调查确认，吉林榆树、永吉两县霍乱均为原驻长春孟家屯日军第100部队旧址传来。我推测，德惠大霍乱发生的时间与两县基本一致，德惠距长春比榆树、永吉两县更近。而从长春去榆树，德惠是必经之地。因此很难把起因同日军抛开。否则，我为什么不怀疑意大利黑手党和德国盖世太保？但很难找到证据，如第一例病人、传播路线等。
侵华日军细菌战问题专家郭成周撰写《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他告诉我，德惠大霍乱起因非常可疑，应该调查。我想，纵然没有查清日本的责任，就打算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索赔，当时国民党对霍乱的蔓延、扩大，未采取有效措施，负有重大责任。有人说：“向自己人索赔不合适，只能针对日本。自己家的丑事烂肚子里得了，别丢人现眼了。”
有时死一个人，我们会很痛苦很震惊；有时死二万人，却成为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个体死亡的悲惨命运被忽视，何况死亡的是半个世纪前一群最纯粹最纯朴的农民。不管如何，德惠大霍乱和广岛原子弹轰炸一样，都是人类永远流泪的眼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
听老人讲，文革时，三个日本人来到德惠火车站摆上供果，燃上香烛，并带走一捧土，祭奠殖民时死在德惠的亲人，德惠人叫“取灵”。据说，当时现场戒严，观者如睹。德惠人不理解日本人的行为。
德惠有解放战役纪念碑，却没有德惠大霍乱遇难同胞纪念碑，它应该在德惠大地上耸立，那是我们每一个德惠人、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心灵墓地！
可以推想，全国还有多少起惨案难以揭开，多少冤案没有昭雪。
有个当代调查细菌战的人搞不清具体死亡数字，只是简单拼凑，对某个著名索赔人士说，“你说死多少受害者就多少！”可想而知，以这种态度调查可信性何在？
即便已经调查清楚的史实也被记错。比如说什么倭寇全是日本人，日本仅遭受过两颗原子弹，还渲染商业性的抗战影片每个中国人都必看，不看就不爱国。似乎人人皆知“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稍深入一点的东西。一再要求日本牢记、任由自己遗忘，无异于掩耳盗铃。
有学者说，他们就是搞学术，写论文，守住清贫，戏称象古代妇女守贞洁牌坊一样。国家机构尚且如此，民间抗战研究宣传人士更可想而知。有人说民间人士是吃饱了撑的。有些人恰恰是吃不饱也干，但不能靠喝西北风活着，也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更缺少企业支持。日本三菱、三井等企业曾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而今拿出巨额资金给右翼分子输血打气，使其气焰更加嚣张。“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得到95个企业、16个财团5亿日元援助。比起来，中国民间抗战研究宣传机构却捉襟见肘，即使官方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为出书甚至去日本寻求资金。可见要爱国没有经济基础纯属空谈。
但是清贫并不是危害抗战研究和宣传的痼疾，更重要的是学术痼疾盛行。有些人蹲茅坑不拉屎，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抄来抄去，飞来飞去，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反复兜售的都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有学者明目张胆地索要钱物，全不顾师道尊严；有的学者、刊物不敢发有关文章，怕失去赴日机会。
旅居日本的的中国独立制片人朱弘煞费苦心调查慰安妇问题，劳己伤财地拍摄，万万想不到自己的成果居然“被这类大师巧妙地糅合在捏造、篡改的东西里面”。朱弘很伤心和愤怒：
这些人真不是东西——他们声称自己在拯救历史，在为被害者伸冤，但他们在无数次地编织谎言！完完全全地捏造！这在日语中，被叫做“确信犯罪”！这类家伙根本不知道：任何失实都是对被害者的伤害！而任何捏造都是对被害者的加害！这类家伙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就是罪犯！
朱弘调查期间，慰安妇雷老人说自己“在进入山本家之前并没有遭受过日军的强奸”，日军进攻南京期间，9岁的雷老人“被日本兵摁倒在地，但后来那个日本兵随后发现了一个大姑娘，所以就把我扔下去追那个女孩了”。但《现代快报》的记者感到惊讶，因为“她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朱弘认为，这种出入很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今后有必要仔细地核实，也应该注意提问的方式（避免诱导和暗示）。
而存在争议的情节和故事也不乏其例。日军为了从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采取的酷刑包括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多达几十种。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情报。作家石耿立著《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一文，引用了所谓的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等三份历史档案，历史档案记载了赵一曼烈士遭受日本宪兵和特务实施“电刑”刑讯的过程，其中尤为详尽地记载了赵一曼遭受“电刑”之后，身体各器官，尤其是性部位——乳头、乳房、会阴等处的生理反应。赵一曼的孙女向长期宣传研究赵一曼烈士的党史研究部门和党史专家求证发现，上述三份历史档案的存在毫无事实依据，因此提出上诉，控告作者造假虚构。
还有的年轻人在和英雄赵一曼雕塑合影时，摆出了极其猥琐的动作。有网友将照片中三人的脑袋截屏下来，嫁接到惨遭日军杀戮的中国老百姓身上，一方面表达对其行为的厌恶，一方面更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
作者与张一波、詹洪阁等专家拜访抗日名将吕正操。
越是争论研讨的历史也越接近真相，但是时下存在抗战研究的霸权，有的场合是看有无名气和年龄长幼才决定话语的权利分配，免得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年龄和学问、名气和真理成正比吗？有人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改动几个字的文章也要数上他的名字，对不属于自己的抗战研究方向大为贬斥。有人就认为主张9月18日不举行庆典和结婚就是霸权。有仇日者听到有人主张中日友好就是汉奸，有人认为对日坚决斗争就是鲁莽愤青。显然这些攻击和多元化表达无关，只是排他性粗暴，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清。甚至于许多抗日将领后代内讧，大肆篡改历史，美化自我，贬低别人，有关部门还抵制有关真实回忆文章。
在中国滇西松山战场上侥幸生还的日本老兵只有十几个，但每个人都接受了大量的访谈，还有人出了书。这一点是中国军旅作家余戈心中长久的痛。为了写一本关于松山战役的书，他做好了采访至少一百名中国老兵的准备。当年，在松山坚持到了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军人有一万多。他成功采访的中国老兵，不到5个。
2009年，“得像这帮狗日的（日本老兵）这个状态，才能清晰地复述历史。咱的老兵都跟犀利哥似的。”余戈望着电脑屏幕恨恨不已。“现在咱们对老兵已经谈不上什么采访了，也就是个临终关怀吧。”
中国的历史书传统总是宏大叙事，最后留下的肯定是大人物的名字，大事件的结果，而那些鲜活的细节、卑微的普通人，改变历史的一个瞬间，肯定是最先被删除的内容。某一场战斗是怎么发生的？某一个士兵是怎么死的？某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术是谁提出的？
世界著名军事纪实小说，反映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日》作者美国瑞恩不仅亲身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并在战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与3000个老兵取得了联系，亲自采访了其中的700个。
余戈写《松山战役笔记》，许多鲜活的细节就是从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中摘来的。他非常痛苦：一个战胜国的军人研究这段历史，竟然严重地依赖于战败国军人的回忆！而且在采访质量上，也无法与日本老兵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