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国壁――
马家的官来马家的兵，
制造内战打红军，
可是我们不愿意，
不知（那个）马家是何心？
不分回族和汉族，
也不分那官长和士兵，
只要联合打日本，
咱们就是一家人。
红军唱的这支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1936年，我19岁，在张掖初中念书。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我跟随运粮的车队回家，行至张掖城北门外不远处，便看见红军浩浩荡荡地向西行进。红军看见我们运粮的车队，便扬鞭策马迎面而来，问道：“老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运粮的。闲谈片刻，相互熟识，他们就提出让我参加红军。我以前听到过一些关于红军的传说，在张掖城里也亲眼见到马家军从山丹抓来的红军被俘战士。他们面对凶狠残暴的马家军，非常勇敢，正气凛然，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欣然应允，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我给红军带路，红军让我骑马随军行走。到张掖的一个崖子边坐下休息时，才知道和我谈话的红军一个叫黄部长、一个叫吴部长，同时在场的还有两位女红军，一个叫彭玉茹（妇女团参谋长）、一个叫华全双（妇女团政治处主任）。他们从行军壶里倒水让我喝，又从行军袋里取出牛肉干给我吃，待我非常热情。
我随军到沙井子驻地，看到运粮的车很多，车上拉的都是大米。红军把粮车挡下，为部队筹备军粮；过路邮政也被扣留，搞点情报。
黄部长他们和我熟悉以后，就以我的名义给张掖中学的校长杨茂春写了一封信，说了红西路军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信中说，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华北，现在又要占领西北，中国快要完了，男儿不学则已，学而能为国用，方为学者本旨。望校长在教育界搞点革命活动，宣传群众，联俄联共，一致参加抗日。
红军在沙井子宿营一夜，次日凌晨出发西进，晨到沙河，早饭时分到达临泽县城。行军的队伍像一条巨龙，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从小河滩一直延伸到临泽县城，四五十里路绵延不绝。
红军赶到临泽县城，国民党军政人员、民团兵丁都已弃城潜逃。红五军、红九军部分和总直部队拥满了临泽的街头巷尾，东关西关、城里城外、各家各户都住满了红军。蓼泉完校住的是总部和政治部。城里面住的兵工厂有十几个人，生产马尾手榴弹。红军还有个回民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贺家店、张家店。
红军驻扎以后，邀请地方绅士和各界代表开会，宣传政策，安定民心，号召外逃的旧政府人员复职，正常工作。
红军动员力量，就在当天晚上找来了许多架云梯，为去高台破城备用。红五军将士带着这些云梯星夜起程奔赴高台。
驻在临泽的红军第二天在会馆庙召开了军民大会。
第三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人家看我是个青年学生，有文化，就把我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主席。我想自己年纪太轻不能胜任，还是物色个社会上有影响的绅士为好，就把鲁秉礼任命为副主席。鲁50多岁，大地主，是清朝武举，国民党县政府兵站站长。他离职后，与人为善，调和民事官司。
开大会的时候，黄部长为我起草了讲稿，我讲了话。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内政部、财政部、土地部、文教部。
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即印制了第一号布告，内容有：红军公买公用，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救苦安贫，打倒土豪劣绅；联俄联共，团结一致抗日。这一布告在城乡各地广为张贴，公告于众。
经过宣传，广大群众明确了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的，就纷纷给红军送军鞋，帮助红军缝补军衣，饲养军马，加工粮食。
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征收了临泽街上几家大商号的衣物布匹，还征收了四坝杨含新、赵家湾子阎子龙、唐家湾赵子益等几家大财主家的几百石粮食，还有面筋、干粉皮，一部分用于救济贫苦群众。
红军除在临泽城关驻守的部分以外，其余部分驻在县城东面的赵家湾子和县城以北的两个村子。高台失利后，这两处的红军撤到城里，马家军又驻在这两个村子。马家军围绕县城占据东、西、北三面，从三面进攻。红军占领着东关、西关、西关楼。红军在西关楼上架着机枪进行阻击防守，这是第一道防线；西关楼东面的城隍庙、冯家庄子、赵家庄子，东北方的马家庄子、牛家庄子这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县城即是第三道防线。
战斗期间，我和黄部长在政治部一起工作。没有给我配备武器，主要是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往城墙上运送石头、砖瓦、木料做防守备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天。有一天晚上，红军兵分三路撤出临泽城，第一路从黄渠桥撤出，第二路从仓库向南撤出，第三路从蓼泉小学向南撤出。因为是寒冬季节，黄渠水结冰，无论从哪里都能过去。撤的时候，前面有搜索队，后面有掩护队。三路军队撤退到沙窝里又会在一起，转战倪家营。红军二次进驻倪家营后，根据群众的呼吁，召开了军民公审大会，枪毙了残害红军伤病员的民团副团长李成英三人，平息了民愤。
红军走后，我被韩起功逮捕入狱，一年后在马步芳一□□师当兵，后任军需主任，兰州解放前夕回到家中。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搞水利，1959年被处理回家，1979年落实政策按退职处理。
宋耀辉、刘兴家、赵维新――
红西路军在临泽的时候，从北路来的红军在平川中心小学校驻扎了一个连，其中还有30多个女兵。
中心小学校有100多亩学田，出租耕种，收租放债，存有300多担粮食。红军驻在这所学校里有粮食吃，供给不发生困难。
红军驻扎以后，通过个别物色建立了农民革命新政权――八大委员。主席是杨其明，委员有谷福德、刘德龙、朱学贵、朱老大、高宗元、陈复兴、朱老四的女人。这个机构建立以后，为红军筹备了军需粮草，提供了地方情报。
红军和八大委员打开了平川小学的粮仓，取出粮食，救济了穷苦老百姓。红军走后，国民党县政府追查散失的学田粮，三番五次敲诈勒索，分了粮食的老百姓都做了退赔。杨其明因当苏维埃的主席，主持分粮，几经敲诈，一份家财都已赔光。
平川小学大门口的照壁上，红军写下了宣传标语：“联俄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
红军驻扎平川以后，平川城西的雷屯庄相距一里，进驻了马家队，但两军未曾作战。
红军在平川只住了七八天，一天晚上悄悄撤离，第二日天亮完全走清了。临走以前，安顿百姓在平川城的西南角菩萨楼上点起了通红明亮的大火，可能是为撤军做掩护的。
何若才、何若春、贾世祷、李兴武、李兴胜――
红西路军进驻临泽县境的时候，红三十军部分队伍驻在沙河堡附近北部的何家庄、花园村一带。几个小村进驻那么多的部队。兰家屯庄驻指挥部，何家屯庄是供给部，有五六十台缝纫机为红军加工军装。花园村张左俭的堂屋内设红军的总部，徐向前曾在这里住过。与此同时，马家军进驻了沙河街以南东寨、西寨、西龙王庙、八岔庙等地。红军驻扎以后，在沙河往北的便道上摆满了干树枝，用以阻拦敌人骑兵的进击，但未发生过战斗。
在此期间，红军在何家庄、花园村范围内组建了苏维埃政权。主席顾青善，是个木匠，50多岁。沙河方圆一带的老人都知道顾木匠，因其脖项下有个“嗉袋”（甲状腺），人们都叫顾家的大嗉袋。他热心为红军办事，红军走后，被马军韩起功杀死在沙河镇南面的老爷庙墙根下。1949年解放军一到沙河就打听顾木匠，顾木匠在红军队伍是有较深印象的。
苏维埃政府成员、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为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何生安组织车辆从鸭暖往沙河调运军粮；李兴国给红军带路挖窖找给养；在沙河镇上经商的贾永隆、刘进芳、任长水、丁居成、萧老五等人为红军筹集了布匹、衣物和白洋，达2000元白洋的价值。红军收后，打了收条说：“等革命胜利了加倍偿还！”苏维埃政府的委员蒋怀云、李兴普受红军委托主持给农民分配库存在何若存庄子里的一堂屋粮食。何生详在红军进驻沙河后的第四天就积极参加了红军，挖战壕，掏枪眼，做工事，栽木桩，筑扎木城。委员张永录劝说民团大队长王学文收养女红军军官吴仲廉的孩子，抚养长大成人，交还原母。何家庙内的十间厢房住满了红军伤病员，何家庄方圆几里的群众都给伤员送汤送饭，使其早日伤愈康复。
红军驻地，除恶压邪，惩富济贫，农民暂时有了生机。红军的文工队在花园庙台子上多次演出，慰劳军队，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开展革命宣传，军民联欢，济济一堂。
红军驻至腊月，各营房正值准备春节事宜，绑彩门，扎绣球，排节目，找肉食，缝衣服，突然接到高台失利和临泽突围的消息，迫于形势紧张，于是红军便撤出沙河转战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德和――
1936年，腊八节过后的两天。黄昏的时候，从村东、北、西三面，红军进村来了。
跑到山林里的男女老幼，陆续回到村里。乡亲们返回村后，开了欢迎会，又举行了军民联欢会。红军首长还请村上的群众看了戏。
红军进驻的地方，东到东河湾，西到西河湾，南到石岗子滩，北至大沙河渠沿。方圆几十里驻满了。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的红军战士，各个庄口、路边，都站上了岗哨。缪德荣的屯庄把守最严密，后来我才知道那间东厢房住的是徐向前总指挥。
马家队伍经常寻衅骚扰，枪声不时从远处传来，狗咬得很厉害。一天夜里，我和薛保子、蒋发志等好几个人都来缪家屯庄开会。黄占彪部长、汪部长、张部长、曾科长、张科长，还有不知道职务的程世才同志也来参加会了。就在这天夜里，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大家推举我当了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也来参加了会，他面容消瘦，口才利落，在会上讲了红军战斗的情况。
主席、委员、交通队长，胸前都佩戴起像现在“代表证”一样的红条，上面写着“主席”、“委员”的字样。村上的宣传队、拥军队、向导队，都开始活动了。我和几个委员整天忙着到各村各户张罗着买粮，借东西，供应柴草。红军买了东西，照价付钱。农民们看见红军战士日夜战斗，粮草断绝，都过意不去，哪能再要钱呢！
170多名红军战士挂了彩，生了病，由我们村苏维埃政府派人护理。村民们把最好的吃头、盖头送给红军伤病员吃用。我家积存的四石多麦子第一个送到了部队，大家跟着又送去了好多粮食。
倪家营子西面，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石岗子滩上，集结了大批的马匪军，滩北一大片土地上挖下了战壕。
我们老百姓全力支援红军作战，男人们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妇女们组织起来为战士烧水、做饭。真是鱼水般的情谊呀！
炮火不断地响着，远处、近地、村庄、场院，炮弹落处烟雾腾空而起。房屋棚圈着火了，牛马驴骡脱缰向外奔跑，鸡犬飞鸣，这一切都与厮杀声交织在一起。
石岗子滩阵地上，我军每次出战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散得很开，打得很灵活，瞅准敌人的弱点，给它个歼灭性的痛击。从腊月二十到正月上旬的几次战斗中，打死的敌人不知有多少，仅缴得的枪支、弹药，在宋怀生的家里，就放了三间房子大的一堆。
战斗越来越艰苦。村东面宋保仁的屯庄，西面王家墩庄的战斗最激烈。墩内的炮台打塌了，剩下的六个红军战士，紧握着三挺机关枪和敌人拼了三天三夜，直到最后一个战士倒下去。
张玉孔家住的红军和庄内的农民一起坚守着屯庄，马家兵攻打了一天还是拿不下来。敌人企图靠云梯爬上庄墙，都被红军战士用石头一个一个砸下去了。
在李家屯，敌人手持刀枪，一爬上屯庄墙，就被红军战士像削萝卜一样砍下了头。敌人没办法了，提来油，搬来柴草，围住烧房子。庄里的红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些红军战士和万恶的匪徒同归于尽。
在苦战的日子里，那些留着短发的女战士都女扮男装，个个争着上战场，作战很勇敢。留在营地的女战士，不是看护伤病员，就是轮换着站岗放哨。战斗一结束，她们又和男战士一起，立刻到村上做宣传，写标语，教唱抗战歌曲。
大地主李梓、李清，在红军没来前把村上的老百姓欺压得走投无路。他们杀害长工，奸污妇女，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这回他们暗地里埋藏、转移了大批财产、粮食，还到处造谣，煽动民心，破坏老百姓和红军的亲密关系。那个一贯欺压农民的恶霸王治国，还搜集军情，跑到马匪那里去送消息。在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村里开了群众斗争大会。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场处决了李梓、李清、王治国和民团团副李成基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大大平定了民愤。
平分土地的事，除了委员，还有村上的贫苦农民吴登第、王生海、宋廷杰、缪长荣等参加。经过六七天的紧张工作，写出了平分土地册和通知单。在通知单上，每人分多少，谁分哪块地，都写得很详细。这次分配了缪克国等三户地主的土地。人们心里都乐了，大家说：“红军来了，土地回了家，这回可要好好务种一番哩！”
情况越变越恶化，马匪军的围攻日益加剧。弹尽粮缺、严寒逼人，又加伤病员增多，红军不得不冲杀突围。正月十七日红军全部离开倪家营。
红军走后，以民团头子罗兴章（镇反中被人民政府判处枪决）为首，到处搜捕、杀害留落下的红军战士和村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我和委员王生寿被韩起功捕捉去，严刑拷打，蹲了八个月的班房子，直到寒秋被村上乡亲们保释出来。
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座谈会议记录――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1937年1月1日），鸡叫头遍，红军进了高台城。高台城原驻马家军的一个通讯排，在红军进城前就跑掉了。城里只有新招下的800民团，打了几枪，扔了几个手榴弹，就乱了营。我在第二天见过杨克明，文庙里开大会他讲了话，主要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许青年。又成立了贫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是王天佑，副主席郇辅周和王占鳌。（聂世民口述）
红军在高台期间，大街小巷墙上都写标语，开了两次大会，放过四五次救济粮。王天佑是贫民救济委员会的主席，因贪污敲诈，被群众告下，叫红军镇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许青年，在群众大会上讲过话，副主席白希斋。成立了东西两个政府，东政府主席是张正福，西政府主席是陈锡福。红军司令部在天主堂。民团一部分回家，一部分组成抗日救国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司令是白希斋，下设参谋部、供给部、第一团、通讯排。义勇军共有300多人。（郑炳伦口述）
我当时是裁缝，几个裁缝分了几个组。我的组八个人，每天裁剪衣裤一百五六十套左右，共做了十天。红军给了我工钱。还有刘聋子刘宝珊的组，还有零星几家也裁，裁下的衣服由苏维埃政府动员妇女连夜缝制，每天可出冬装三五套。不但红军全部换了装，连义勇军一部分人也发了冬装。所用布除了刘昆（商会会长）的，还有“德胜勇”、“瑞兴昌”、“义兴和”、“德顺兴”等字号的。除了布，还募捐了一批粮食，还发动群众做军鞋，如毡窝窝、皮窝窝等，铁匠还打马刀。红军进城到处宣传发动写标语，给群众扫地、挑水、看病，还发救济粮。红军很受群众的欢迎。（冯建基口述）
红军占领高台后，义勇军帮助红军站岗、放哨、盘查坏人。苏维埃政府主席许青年还讲话，动员群众支援打敌人，动员青年参军。当时，我记得参加红军的就有100多青壮年，好多还没批准。有的群众给红军献马、捐刀，有的拿来了马鞍子。董振堂还亲自教铁匠打马刀。几个炉子连夜干，打了不少。苏维埃政府还办了公共食堂。红军办了个合作社卖东西。（胡宗经口述）
敌人先打的是西关财神楼上面改的碉堡。红军一个排，打了三四天，敌人死了很多。后来敌人用火攻，红军一个排牺牲在楼上。敌人攻高台城，群众有的抬来了方桌，有的捐柜子，有的送箱子，装上沙当掩体，送椽子捣云梯头，搬沙担石，支援红军。（安国太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