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回来后，乌布利希就开始着手改造大体上仍然为临时建筑的柏林障碍，他要让它更加耐用，而且固若金汤。
那些被认为容易受到重型车辆，如卡车和公共汽车，撞击损坏的地方已进行了防撞击加固。1961年10月底，专家向昂纳克的“中央同志”提交了一份报告。之后，军事工程师们就开始对现存的设施进行“扩展”，一方面是为了让围墙更加坚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此类设施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不那么碍眼。
经过10月22日到29日“查理检查站”对峙引起的骚乱，加强边界安全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紧迫。10月27日晚上，在法国占领区，约105名西柏林青年聚在一起，试图打开那里的带刺铁丝网屏障；相当数量的西柏林警察被派去驱散他们。据《纽约时报》报道，仅此一夜，就有22名东德人趁机逃跑，其中包括一名身穿制服的海关官员。
尽管镇压浪潮在1961年底已接近尾声，但东德的宣传攻势还在继续，逮捕行动也没有停止。很快，表面顺从就成了东德人民的主要情绪。
然而，东德政府并未松懈下来。9月，政府开始聚集效忠者，尤其是自由德国青年组织中的青年狂热分子，鼓励他们暗中监视并引导家庭成员及朋友的思想。在一次“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广播节目闪电战”——即反对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的活动中，这些年轻人被组织起来。孩子们爬上屋顶，转变天线的方向，阻止它们接收西方的电视或广播信号。年轻的狂热者们嘲笑那些怕被人知道在收看西方电视节目或者收听西方广播节目的成年人。有时候，一些罪大恶极的人还会被报告给政府当局，然后他们的收音机或者电视会被没收。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紧张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各种各样的西方颠覆分子，特别是外国人和西德人，依然可以非常自由地在东西柏林之间穿行，只要他们不让自己的身份过于明显。
8月13日，正在搞窃听的西方情报人员被抓获，但是，间谍网骨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新建立。1961年11月6日，中央情报局柏林行动基地（BOB）报告称，虽然有新的边界控制措施，它还是设法与在东柏林行动的25个特工保持或者重新取得了联系。判断出一些地方的进出可能会受到限制，聪明的柏林行动基地官员开始给特工提供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或者采取投信方式，取代了边境开放时候标准的面对面报告。不过有时还是需要亲自联系，正如11月6日的报告所提到的，尽管8月13日以来大量的西方人仍然可以往返自如，但实际上这段通道越来越多地受到物理和文件方面的控制。
尽管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柏林墙阻碍，但BOB仍然十分清楚东柏林人的情绪，那里的经济状况，以及共产主义体制控制下的警方行动，这对西方盟国军事代表团的报告作出了大有裨益的补充。在8月13日边界封锁后的一年里，柏林行动基地在东柏林的30个特工通过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提供现场报告262次，支持并执行行动50次。尽管东柏林有史塔西和克格勃强大的反间谍网络，但这些行动完全没有遭到破坏。
有一件事情很明显：那就是中央情报局再也不能积极地在东柏林建立任何形式的“抵抗”网络。尽管以前中情局对此还抱有幻想，但自柏林墙建立之后，幻想完全破灭。柏林行动基地所能做的就是保护残余人员和网络，并以明智的方式使用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比如，利用这些信息去影响双方的宣传战。一位会说德语的BOB代表被安插到询问东德难民的小组中，尤其是像康拉德·舒曼这样的军队和边界警察叛逃者。这名BOB 人员的工作就是迅速消化被采访者提供的材料，挖掘他们离开、对东德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等的原因。代表不必等待整个询问报告结束，因为被询问者提供的遭遇经历很可能很快就会变“冷”，所以要立即将其变成强有力的书面材料。凭借中央情报局与新闻界的良好关系，这些材料很快就会进入西柏林和全世界的新闻之中。
对于被囚禁在新建的柏林墙之后的人们，西柏林和盟国能够并且愿意做多少来帮助他们呢？
西柏林和西方盟国也不清楚。没人想去招惹东德人和苏俄人，让他们进行更多的边界跨越干预，因而，西柏林市民的暴力示威是不被鼓励的。另一方面，西柏林警方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东德人的逃亡活动中，他们竭尽全力帮助难民，甚至还会为他们进行火力掩护。从严格意义说，这样的事情是被禁止的，但规矩总有漏洞。西柏林的警察可以说他们遭到东德的射击，被迫开枪自卫。因为逃跑活动大都在黑夜，所以很难证明谁对谁错。
同样，勃兰特市长本人也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挣扎。12月初，他在一次会议上宣布：
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不能禁止任何人谈论他们对柏林墙的感受，也不能禁止他们以激烈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当他们在为反抗不人道而进行示威时，我们派警察镇压是多么艰难的决定。
几天之后，他说得更加明确：“我们的警力……是在那里维持西柏林的秩序，而不是保护柏林墙。”
因为献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西柏林内阁参议员约阿希姆·利普希茨于1949年被迫离开东柏林。他积极训练一支新的准军事性质的警察部队，以保护西柏林不受来自东柏林公开或隐蔽的袭击。战争年代，利普希茨是一个勇敢的社会主义地下活动领导人，一位有目共睹的实干家，如果英国的官方报道可信的话，他甚至还积极参与制订一个在1962年的元旦炸掉部分柏林墙作为抗议的计划。1961年12月11日，这位年仅43岁的参议员猝死，使得这一切都成了一个谜。
从1961年的最后几周到1962年初，柏林墙确实遭到几次来自西柏林的烈性炸药袭击。规模最大一次的当属1962年7月对波茨坦广场上的边界墙的攻击。因为害怕会有人被杀害，在那之后，西柏林当局被迫采取行动。这些爆炸几乎可以肯定是“格尔曼小组”成员搞的。“格尔曼小组”是一个由学生构成的逃跑与颠覆组织，基地在西柏林自由大学。除了一定的抗议价值之外，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效果。不过，他们确实给统治东德的朋友们造成了一点恐慌。乌布利希很快接到了关于这类事件的冗长报告。依然掌控在东德当局手中、途经西柏林的城市轻轨，也收到过几个小小的炸弹。这些都是西柏林人抵制东德当局掌控城市轻轨火车的一种暴力反抗，它在整个60年代一直持续，并延续到70年代。
但真正使德国统一社会党老板们感到害怕，同时激励着柏林人以及全世界同情他们的人的是那些逃跑者。他们证实了柏林墙并非无法逾越，而且还给上千万深陷囹圄的东德人民带来了希望。
早期，英雄主义和悲剧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功逃到西德的只有几百人，更多成百上千的人因为试图逃跑而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从1961年8月13日到1961年底，在试图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群当中，有13人丧生。
在这些最初的死者中，有4人是摔死的，从8月到10月期间，他们试图从贝瑙尔大街的窗户和屋顶逃离。自此之后，住在靠近西柏林边界的市民都被迁走，所有的窗户和门都被用砖封起来。
另外有6人在试图游泳到西柏林时丧生。两名死于泰尔托运河，一名试图游过洪堡港，两名试图游过施普雷河，而另外一名试图游过波茨坦和西柏林之间的哈弗尔河。他们中3人被枪杀——包括8月被杀害的冈特尔·利特芬和罗兰·霍夫，还有3人是因为太过冒险，被淹死的。
死于哈弗尔河的受害者是一个巡查波茨坦边界的“预备警察”部队二等兵。他试图游过冰冷的河水前往西柏林的万塞湖岸，结果却是徒劳。他被从河里逮捕拉回。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寒冷和肺部积水死去。
25岁的乌多·杜利克是东德火车站的工程师，由于在与同事进行政治争论时表现出反共产主义的情绪而被开除。几天之后，也就是1961年10月5日，他试图游过介于东柏林与西柏林克罗伊兹堡区之间的施普雷河。尽管边界巡逻队朝他开火，但并没有打中他。最后，可能是精疲力竭，可能是寒冷的河水，也可能是恐惧杀死了他。他的尸体被西柏林警方从水里打捞出来。
杜利克没有带任何证件，好几天都被认为是“柏林墙的无名受害者”。后来他住在瑞士的弟弟赶到西柏林认出他的尸体。住在东柏林的父母焦急担忧，直到此刻才得到确认。他们的儿子在西柏林的安葬备受瞩目。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被允许在东柏林外几公里的鲁菲尔德公墓小教堂举行安静的悼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塔西提出一个强制性的条件：给杜利克念悼词的牧师不能谈及他死亡的原因或者任何有关情况。这类强制条件变成了在东德为柏林墙遇难者进行悼念的规定。
1961年的最后一起柏林墙之死最让人心碎。早在几年前，21岁的英戈·克鲁格就订婚了。他的未婚妻住在西柏林，英戈住在东柏林。虽然他们住在边界的两边，但是在8月13日之前，只是有点不太方便而已。幸运的是。他的未婚妻有西德护照，可以常来东柏林看他，但是这种情况还是让人难以忍受。
英戈·克鲁格有一个秘密法宝，那就是他是一名潜水冠军。他决定穿着湿式潜水服，戴上呼吸设备，潜水去西柏林。知道这个计划的只有他的几个朋友以及他的未婚妻。1961年12月10日，星期天，英戈的未婚妻看望他后，就返回西柏林，她将在寒冷的冬夜迎接他到达西柏林，一切都准备就绪。
那天晚上11点钟，英戈和他的3个朋友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下边的斯科夫保达姆大街，施普雷河的东岸。他在那里和3个朋友告别。他脱掉掩饰潜水服的外套，潜入水中。他并不打算从东岸直奔西岸，英戈潜入水的地方距离边界还有一段距离。英戈想用潜水服和呼吸设备潜游大约500码，那是一段施普雷河位于东柏林的弯道，再游过另外一座大桥，最终到达西岸的一个点，从那里登上硬实的帝国议会河岸。河岸被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弄得很坚实，而且那里已经是在西柏林境内几码的地方了。这条路径可以让他躲过边界护卫的注意，因为他们会在距离西柏林最近的点查看东德的逃亡者。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不莽撞。英戈是一名运动健将，一名出色的游泳者，而且携带了所有的设备。她的未婚妻穿着足以抵御12月寒冷天气的衣服，在帝国议会河岸焦急而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
大约晚上11点半，一艘东德海关汽艇在马斯科附近的水域中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这里是前往西柏林的最后一座桥。英戈·克鲁格的未婚妻只能在距离200码的西方，眼睁睁地看着在泛光灯照着的地方一具尸体被打捞出来。很快海关汽艇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位恐惧的年轻女士一定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她还心存一丝希望。她不断地给英戈的母亲写信，不停地说服自己相信那具尸体可能是别人的，自己心爱的人已经被逮捕，可能呆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然而信件没有任何回音，直到1962年初她才知道她爱人的母亲被禁止与她通信。就在英戈试图逃跑的两天后，12月12日，克鲁格夫人确认了儿子的遗体。遗体上没有任何伤痕。是英戈低估了12月份施普雷河河水的寒冷，也高估了自己的御寒能力。
不过，也有壮烈的胜利。1961年深秋，在反车辆障碍加固以及“禁止通行”区域延伸之前，有一些卡车成功地突破障碍进入了西柏林。
12月5日，27岁的火车司机哈里·迪特灵驾驶一列定期的旅客列车全速冲过阻挡在火车轨道上的边界障碍，艾尔伯雷茨霍夫边界火车站的铁路，自8月以来就被边界障碍封锁。他到达这个边界火车站后，继续大胆地驾驶着火车，沿着还存在的铁轨前进几百码，进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区域。火车上有32个人，其中的24人，包括迪特灵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炉工哈姆特·里奇都对这次逃跑知情。迪特灵谨慎地挑选他们加入他称为“通往自由的最后列车”。当火车加足马力穿过最后边界障碍的时候，子弹如冰雹一样向他们袭来，所有的人都蜷缩在车厢的地板上。但对迪特灵的计划全然不知的包括列车长在内的另外七名乘客，随后返回了东柏林。另外一名不知情的乘客，一位17岁的女孩儿，因为柏林墙被迫与父母分开，当即决定留在西柏林。
这样的逃亡要么是因为非常幸运，要么是因为谋划仔细，要么就是两者兼而有之。即使在柏林墙全部加固之前，正面或者只身一人接近边界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据史塔西的统计数据，在1961年8月13日到12月31日之间在逃跑中被逮捕的人数总计为3041人。试图徒步逃离的人数最多，共计2221人，占总数的73%。火车逃亡的有335人（11%），乘机动车的有244人（8%），通过海（波罗的海）有114人（4%），通过游过河流、运河或者湖泊的有96人（3%），爬下水道的有31人（1%）。
因此，对专家帮助的需求增长之快速，数量之庞大并不足为奇。
逃亡组织在第一时间形成，正如反对柏林分裂的抗议行动一样，早期的逃亡组织是基于理想主义，其中大多数都是西柏林的学生。其中一个组织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边界封闭的那个晚上，地点就在西柏林自由大学（FU）的艾康姆留学生宿舍区。
如果说有一个特别的小组适合组织逃亡的话，那当属学生社团。他们年轻，身体健康，大多数白天不用上班，也不用承担家庭的责任。他们乐意与广泛的，甚至是世界范围的网络联系，这些人和他们志趣相投，并且通常具有影响力。而且，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拥有重要的专业知识，比如语言、工程、法律等等。
自由大学逃亡小组的3个主要成员创建这个逃亡组织最初是基于同学之间的相互忠诚；这3个主要成员是学习法律的德特夫·格尔曼和狄特尔·希姆，以及稍后加入的学习神学的多多·科勒。8月13日之前，自由大学的学生中有很大数量的学生（大约500人）住在东柏林。这3个阴谋家决定与“东柏林”的学生取得联系，帮助他们逃到西柏林完成学业。
格尔曼和希姆都刚30出头，即使是在德国，也算年长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在学校做管理工作，主管东德“前学生”的福利发放。所以，他们有机会得到这些学生的注册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个人信息，以及照片等。
这个组织的组建者都是西柏林人。8月23日被严令禁止进入东柏林之后，他们不得不找那些持有西德或外国护照的学生去寻找那些‘前学生’。这些联系者被称作“通讯员”。
最初，与孤立无援的东德学生联系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其中一个日后参与了多起逃亡事件的“通讯员”名叫伯克哈特·维格尔，是一名持有西德护照的医科学生。他描述了一旦发现“前学生”后通常采用的接近方式：
通讯员或潜在的逃亡者当然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如果史塔西听到风声，两个人都会被逮捕和审讯，一个会被认为是逃亡组织者，另一个则是“共和国的叛逃者”。因此每个通讯员在去拜访‘前学生’之前都要编造一个无害的故事，也就是为什么要去拜访，比如去问这个‘前学生’是否愿意给他一份期末考试试卷，反正无论如何，‘前学生’要愿意去西柏林和自己的教授会面。这些编造的故事必须要完全可信，也要完全无害，这样大不了通讯员看起来是一个善意的傻瓜，而绝不是‘罪犯’（东德行话）。只有在你确信没有旁人偷听，或者通讯员确信“前学生”是“安全的”，例如，他不是一个间谍或者没有被史塔西“转化”，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谨慎地进入下一个阶段……
一旦确信联系人是安全的，就要向他解释逃往西方的可能性并给予指导。这些几乎完全是以一种官僚态度进行的。要填写表格并将个人信息备案，其他的重要信息可以从官方学生资料库获得。
在最初与“前学生”联系的时候要确定好口令和简单的代码，以便让联系时间和足以定罪的谈话缩到最短。这在安排逃亡约见的时候尤为重要。据维格尔称，逃亡者会接到一个自称‘约瑟夫大叔’的人打来的电话，并向他推荐一个特殊的广播节目，这就意味着要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见面。或者打电话的人会问“前学生”是否需要“透透气”，对此正确的回答是“是的，但是不幸的是我有点儿感冒。”
在这类事情上需要严格守时，帮助逃亡的人被授命只能多等几分钟。在东德这样的集权社会，任何闲逛的人，尤其是身穿西德服装的人，都会遭到监视。如果在此过程中延迟太久，帮助逃跑的人就会离开，并重新安排会面。如果此类情况再次发生，那么联系将会终止。
现实中的逃亡方法各种各样，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所有的逃亡项目都会被称为一次“旅行”。
但是最受欢迎的办法是为逃往西柏林的人提供假证件，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所谓的“格尔曼组织”可以依赖西柏林以及西德当局容忍甚至非正式的支持。当然，由于法律的约束，他们经常也会自己采取行动。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所采取的行为属于欺骗、伪造以及犯罪。
但是在8月13日之后的几周里，西柏林人和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认为时局不‘正常’。由于学生组织有广泛的外国人联系，可以‘借用’外国和西德的护照，尤其是当打算逃亡者与护照的真正持有者长得相似的时候。另外，通过外交圈和官方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也可以拿到空白护照。9月底之后，西德居民去东德旅游要求必须具备出入境签证，于是取得外国证件就变得极为重要。
维格尔代号为“黑鸽”（Schwarzer），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联系者提供的大量空白护照。一次，他去苏黎世，见到一名瑞士将军的儿子罗夫·布雷彻，后者利用他的地位拿到很多瑞士的身份证明。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布雷彻也曾为苏联控制的匈牙利难民提供同样的服务。
有时，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证明护照是有效的。有时候，维格尔猜想，也许提供这些珍贵证件的人在20年前也曾为逃离纳粹的难民提供过同样的帮助。
有200到300个空白护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小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使这些占领国在与东德打交道的时候面临尴尬。
这个组织很快学会熟练地“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才能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如鱼得水。一旦这些证件被送到东柏林，逃亡者们不得不了解护照持有者的“生平”，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如果是外国护照，他们就会接受训练，学习一些所谓的该国语言中的常见短语。最后，还要教他们怎么填写出境文件，应付东德边境官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
8月13日后的前5个月，“护照”的方式非常有用，不过这并非逃往西柏林的唯一方法。
还有其他的途径，比如，下水道就是其中一个。其实在8月13日之前，东西柏林之间的下水道就已经被铁栅栏挡了起来。这些铁栅栏很多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安装的，目的是阻止犯罪分子在苏占区与盟国占领区之间进行香烟和其他物品走私。这些栅栏很结实，但是西柏林学生意志坚定。他们从西柏林带来弓锯并在铁栅栏上锯开一些洞。
最初利用下水道组织逃亡的人是一群高中学生，时间可以追溯到1961年9月初。和自由大学的策划者一样，他们也在寻求办法帮助8月13日后被困在东德的同学，希望帮助他们在西柏林继续他们的新学年。这些青少年，依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失败，才学会怎么识别下水道检修孔。然后他们找到一个直接从东柏林通往西柏林的下水道。
同样，西德护照持有者需要在东柏林做研究工作。他们最终在距离边界5百码的地方找到一个检修孔。检修孔位于一个厂区，晚上周围都不会有人。这条下水道穿过边界，通往西柏林的克罗兹堡区，出口在西柏林一块废弃的空地。整个路线大约半英里。沿着街道铺设的下水道在边界后有一个轻微的30度斜坡，因而任何从西柏林爬进爬出的人都不会被东柏林眼光锐利的边界护卫发现。简直太完美了。然而，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要在东德人民警察不知情的情况下弄开下水道某个地方的铁栅栏。
他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在铁栅栏上锯出一个足够逃亡者爬过的洞，最大的问题是，逃亡者在爬过大约半英里正在使用的下水道之后，身上会沾满垃圾，而且臭气熏天。需要组织洗衣服务，因为这些高中生并不想被父母发现。那样他们可能会被要求停止这个行动。
几天之后，不知道确切的数量，但肯定的是，大量的东柏林孩子被他们的朋友经由下水道安全地带到西柏林。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令人惊讶的成就。没有污水沟的平面图，没有专业工具、或者其他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被东德人民警察发现。但是，因为臭味，这个行动不能被完全保密。“格尔曼组织”有高效的情报体系。
狄特尔·希姆，创建“格尔曼组织”的一名自由大学学生，决定以一种更有野心的方式利用下水道。护照的方法很好，但有时也会引起一些混乱。例如，现存的护照可能很难与一个打算逃亡的人配对。还有，如果逃亡者来自东柏林郊区的话，那么可能在城里没有一个方便的公寓作为中转点对其进行基本的“培训”（包括了解护照持有者那些无聊并且问题多多的“生平”）。
不过，下水道路线也有一些问题。希姆和他的同事们希望通过这条路线帮助更多的人。那么，相应的，也得向东德派出更多的通讯员。
随着人数的增加，故意或者意外暴露的风险也在增加。西柏林人认为，最好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告诉逃亡行程。最好是在他们即将离开的当天，而不是让他们在东柏林的最后一晚辗转反侧。这个晚上他们很可能会让其他人为自己分忧，而其他人中就可能会有史塔西的特工。
这样做增加了安全系数，但加重了组织者的负担。一次，一个通讯员要几天里通知好几个逃亡者，因为时间紧迫，他不得不把两个女同学从大学讲演厅里喊出来。要是等到她们回家的时候再挨个通知，时间就会更紧迫。
通常情况下，天黑之后每隔半小时，就会有一小队逃亡者进入下水道，而他们正是利用那些高中生前一个月发现的检修孔。“格尔曼组织”事先安排好一切，每一个逃亡者都被指派到一个小组并制定逃跑时间，以及相应的通知，最重要的是精确和守时。
西部还要提供另外一个关键服务，在当夜的逃亡行动结束后，要有人将东柏林那边沉重的检修孔盖放回原地。因为不准西柏林人进入东部，所以这件事情要由西德人或者外国人穿过边界去做。
两名勇敢的学生自愿在下水道计划中担此重任，一个是来自西德的学生，代号为“兰格”（意为高个）；一个是奥地利人，名叫狄特尔·沃尔法特。“兰格”将骑着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前往东柏林，而沃尔法特会开着一名逃亡者留在东德的汽车。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还有其他重要作用。沃尔法特会把车开到有检修孔的废弃场地和“兰格”见面。把车停在检修孔的正前方，这样人们就不会注意到检修孔盖被打开。然后沃尔法特和同事将用力掀开检修孔盖，为第一批逃亡者做好准备。
沃尔法特会隐藏在工厂场地的某个地方。“兰格”会留在那里迎接第一批人。依照计划，他们会在晚上8点天色刚黑的时候到达。他将指导恐慌的第一批逃亡者进入下水道，告诉他们怎么使用那架粗糙的梯子以及该往哪个方向走。一旦确信这批人已经上路，他就会跨上他的黄蜂牌轻便摩托车，穿过两个街区到达海因里希·海涅大街的检查站。出示西德护照之后几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地返回西柏林。在那里，他会告诉组织者们，他们的第一批客人正在边界下臭气熏天的黑暗中缓慢且小心翼翼地跋涉。
一小队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会提前到达铁栅栏旁，为到来的逃亡者们提供必要的帮助。穿越下水道可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下水道在东柏林的入口处大概只有160厘米高（5英尺多一点儿），但是随着逃亡者们逐渐进入安全地的最后一段路程，下水道慢慢变窄，他们不得不用力弯腰，脸都快碰到臭气熏天的污秽垃圾的表面。不过，只要他们坚持，几分钟之后就能呼吸到西柏林那边的新鲜空气了。另一方面，那些守候在铁栅栏旁的接待委员会成员们不得不轮流长时间地等待，双膝跪地，更糟的是，没在齐膝深的垃圾中。当学生们的特殊朋友——身处高位的参议员利普希茨得知此事后，他保证给这些崇高的志愿者们提供柏林卫生部正式员工那样的长筒橡胶靴子。
每个逃亡小组的最后一个人有义务等候、迎接，并指导下一组的第一个逃亡者。奥地利帮助者沃尔法特将在他的藏身处观察，准备在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出来干预，否则，就算最后一个逃亡小组离开了他也不会现身。通常行动完毕已过半夜，这就是为什么要派沃尔法特执行这个任务的原因。作为外国人，他可以在东柏林待到凌晨2点，而西德人则必须在半夜12点之前返回。
等到最后一名逃亡者进入下水道后，沃尔法特还会多待几分钟，以防有人迟到。然后他会绕到下水道入口处，将检修孔盖拉回原来的位置，并让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做完这些之后，他会把车开到不显眼的地方停下，以备第二天晚上使用。最后他会步行穿过检查站返回西柏林。
第一天的行动开始于1961年10月8日天黑之后，该计划的组织者狄特尔·希姆从西部边界的公寓大楼顶上观察，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东柏林的厂区。一个又一个小时，希姆注视着那些逃亡小组的人进入下水道。接连4个晚上，一切都进展顺利。依据学生帮助者提供的非正式名单，共有134人成功逃亡。维格尔认为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因为精确计算人数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而且名单只准确地记录了最后两个晚上逃亡的人数。
成功逃到西柏林之后，满身污泥的难民会被送上一辆大众牌公交车，载到自由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他们可以在那里洗澡，之后会有人拿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换上。抉择的时间到了，他们要去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登记，并用编造的故事解释他们的逃亡，因为在难民营管理部门有东德史塔西的特工。
1961年10月12日，也就是利用下水道逃亡的第五个夜里，很糟糕的意外发生了。
午夜来临。最后一个逃亡者已经进入下水道。沃尔法特把检修孔盖子放回去，然后离开。看起来这个晚上又成功了。
当时希姆正在西柏林查看，突然他抽了一口冷气。这位学生领导看到一辆陌生的车开进厂区并紧急停下。一小队全副武装的东德人民警察涌出来，掀起他们能发现的所有检修孔盖子。他们用冲锋枪扫射那些入口。
东德人民警察并没有打算立即进入下水道。当然，受惊的希姆没有时间去猜测他们最终的意图。他急急忙忙来到下水道在西柏林的入口。他必须警告接待委员会成员，因为他们还蹲在铁栅栏旁，在准备帮助最后的逃亡者。铁栅栏位于边界的东部，任何人被发现都会立即被逮捕，或许还会更糟。
幸运的是，最后的逃亡者已经安全穿过下水道，帮助他们的人正准备爬出位于西柏林的出口。确认之后，希姆再次回到他的守望点。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东德人民警察仍等候在开着的检修孔旁。他们绝不敢进入下水道里。
最成功的下水道逃亡路线被关闭，是有人告密，还是东德人民警察发现了蛛丝马迹而采取行动？不得而知。希姆通过在西德情报局的联系人得知东德在下水道内设立了更坚固、笨重的铁栅栏，弓锯对它根本无能为力。
10月中旬之后，东德似乎已经对这类下水道做了普遍的加固。但有谣言说，至少还有一个组织仍在通过一个防暴雨下水道网络帮助东德人逃跑，它连接的是西柏林法国占领区的赖尼肯多夫区与东柏林的潘科区。但即使是维格尔这样消息灵通的逃亡组织者对此都没有确切的消息。同“格尔曼组织”一样，很多这样的组织者都对他们的逃跑路线三缄其口，目的是挫败在西柏林社会保障和登记机构中的史塔西特工。
在最初的日子里，组织者们没有向媒体谈起这件事。一些逃到西柏林的人却向媒体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到达西柏林之后，一些东德的逃亡者想要吹嘘他们的成功。后来，希姆告诉一个采访者：“是的，媒体确实毁掉了我们的一些逃亡路线，但多数还是被难民自己毁掉的。这完全是自断后路，哪管洪水滔天的态度，这些人急不可待地想当英雄”。
与此同时，到1961年9月底，“格尔曼组织”已经挖掘好了第一条地道。柏林的沙土虽然让挖掘工作很容易，但是地道相对疏松。因此，需要适当的支撑，支柱和顶板，从而保护下边的挖掘工作。
第一条地道的长度刚刚超过25码，是从舍恩霍兹货运站旁一个小棚屋的地下室开始的，这个小棚屋刚好位于西柏林境内。地道直接经过边界抵达东柏林的潘科区，更确切地说，是抵达潘科区的都市墓地。东部的入口位于一个很醒目，并被照管得很好的坟墓纪念碑下。那年秋天，两周内有23名东柏林人通过这个狭小恐怖的入口到达西柏林。后来史塔西从西柏林一个双重间谍处收到消息，于是东德人建立了一个观察岗。12月29日，两位年轻的东柏林妇女在试图进入地道时被逮捕，并遭到监禁。
然而，真正让“格尔曼组织”闻名的并不是地道逃亡，而是护照逃亡。只不过地道比较激动人心、具有戏剧色彩，并且还能吸引公众的想象力，但从为此所做的努力、花费以及风险来说，只要还有别的方式，地道逃亡就不如别的逃亡方式划算。
1961年8月13日后的几个月内，“格尔曼组织”帮助了约5千名受困的东德人在西德获得新生活。刚开始，他们只是希望帮助围困在围墙后面的自由大学的学生能够回到西部继续学业。到1962年初，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大。有消息称，只要是在东德的联系网络确认的逃亡者，“格尔曼组织”都愿意接受他们。
他们更喜欢的办法是伪造或修改证件，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到1月份，这个组织居然没有失败过一次，也没有失去过一个逃亡者或帮助者。维格尔回忆说，他们曾以这种方式一次性帮助6个难民逃到西柏林。
然而开初的成功却在1962年1月6日戛然而止。那天，伯克哈特·维格尔再次用他的西德护照来到东柏林。在那里他和一对逃亡夫妻碰面，并和往常一样，给了他们两个外国护照。接着，当他们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排队等候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这对夫妇突然被东德人民警察喊出去问话并被立刻带走。他们打算乘坐的那趟城市轻轨已开往西柏林。维格尔等候着，希望这对夫妇能马上回来。然而，他们再没有出现，于是他很不情愿地遵从组织逃亡的规定，爬上开往西柏林的城市轻轨列车。几分钟后，他安全地到达柏林墙的另一边。
后来，维格尔听说，这对夫妇被带走后，立刻向史塔西坦白了一切。他所乘坐的列车是最后一辆开往西柏林的城市轻轨列车，之后东德警方就关闭了城市轻轨，并封锁火车站。要是维格尔再多等几分钟的话，他就会像被老鼠夹夹住的老鼠一样无路可逃。
这次突发的灾难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同一天，也就是1月6日，东柏林政府当局针对外国人实施一个新措施。从那以后，所有通过边界进入东柏林的西方人都要在他们的护照中插入一个入境许可证。当他们经过检查站返回西柏林时必须上交这个入境许可证。因此，任何企图离境而护照中又没有这种入境许可证的就一定是东德的逃亡者。这与9月底向西德人推行的措施类似。
同样是在1962年1月，东德人开始在边界障碍之后修建一条路，只供边境护卫、车辆以及军犬自由跑动，而这也是“自由射击区”的开始。任何胆敢踏足此区域的人会被立即宣布有罪，并成为全副武装的东德边防警察射击的对象。
东德正逐步并且无情地强化他们的规则，很快，西德人在前往东柏林的时候要经过严格的签证限制，而且边界系统经过调整后，利用护照进行逃跑的方式变得更加艰难。
这个猫和老鼠的游戏过程复杂、节奏紧凑，而且将会持续几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双方斗智斗勇，智谋和冷酷都达到极点。但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
毕竟，在这个巨大战场上发号施令的是乌布利希政权。
到1962年初春，维格尔成为东德安全部门的知名人物。史塔西文件显示，3月24日，他进入史塔西需要打击的帮助东德人逃跑的重要人物名单。史塔西已经下令要对这个帮助很多人逃跑的胆大妄为的人进行“积极的斗争”，并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
他们的活动已经远不止是学生的胡闹行为；东德开始猛烈抨击西德，并且强烈谴责他们，指控那些地道挖掘者和为东德人逃跑提供便利的人是西方间谍；当然，实际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很快会变得更加复杂，乌布利希政权不失时机地把维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列为恐怖主义“破坏者”和冷酷无情的“人贩子”。
1962年5月23日，东德政府当局发起了一次重大的针对西柏林逃亡组织的宣传攻势。彼得·戈林，21岁，是东德第一边界警察部队的二等兵，在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附近服役防守边界。因为斯班道大运河的缘故，在这里的边界防守变得更加困难。那天彼得当班，他们发现一个人在攀爬边界障碍。等到边界警察整好队，逃亡者已穿过最后一个栅栏并跳进运河。遥远的河对岸就是西柏林，尽管听到了警告的叫喊和枪声，他还是继续朝对岸游去。
逃亡者是一个年轻的高中生，名叫沃尔特·图斯，来自东德城市埃尔富特，他来柏林就是为了逃跑。刚到火车站他就买了一份旅游地图，并依照这份地图临时决定逃跑路线。他去西柏林的决心很大，也可以说非常天真，尽管沃尔特身高有1米8，但只有14岁。
当他游过三分之二的路程时，沃尔特被机枪击中，受了重伤。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浮出水面，朝着遥远的对岸游过去，并在运河墙的凹处找到藏身处。现在他是在西柏林的英国占领区，几个全副武装的西柏林警察已经赶来，并努力想把这个男孩儿从他的藏身处救出。
东德的边界部队可以向逃亡者开枪，但是有两个附加条件：不能对妇女和儿童开枪，不能朝西部的领土开枪，但两条规定立刻都被违反。尽管沃尔特身高与众不同，但他依然是个孩子；而且，已经到达西柏林的领土。然而，他还是不得不继续在东德边防警察的子弹中前行。为了救他，西柏林的警察也不得不顶着东边射来的子弹，并开枪回击。
最后，双方的射击停止。一个市民把一条绳子扔给沃尔特，让他抓住。他们把这个伤得很重的孩子拉到安全地带，并把他送往医院。小沃尔特·图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由于在逃跑的时候受了伤，落下残疾，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伴随着他。
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另一边，边界警察部队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烈士。在双方的交火中，戈林倒下了。他三处受伤：右手被子弹擦伤，一粒子弹打穿他的左肩，致命的一枪是在他左肾附近，他快要死了。还有一个卫兵被打中大腿，但没有生命危险。
东德政体立刻并且无情地抓住这个宣传机会，二等兵戈林被授予各种荣誉，并享受国葬。东德的很多街道、部队、营地和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改变。死后，他被提升为中士。而且，进入学校教材，经常在德意志自由青年组织的大会上被宣讲。
戈林死后一周，“中尉格劳”为他创作了一首诗，刊登在东德的一份周报上。两句诗奠定了事情的基调：
你歧视敌人的不忠，
忠于我们和你自己的誓言，
刚好看透他无耻的谎言，
因此遭到懦夫的谋杀。
你奉献你的全部，坚持不懈，
你为我们而牺牲自己，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宝贵的青春，
你为我们骄傲的共和国而倒下。
在以后的几年内，这首打油诗经常被重印和选登。
当然，诗中并没有提及这位烈士试图杀害的那个14岁的男孩儿，同样的，在东德发表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及。官方报道称戈林和他的战友被诱入“恐怖分子”设计的圈套，在“精心设计的边界挑衅”中受到危险的袭击。他们夸大说，“西柏林部队……手持美国武器，袭击东德人民警察的边界安全部队。”东德士兵没有向西德的领域开过一枪。东德检察长悬赏1万马克（西德马克），抓获那些为此负责的人。
实际上，东德自己的调查员提交的秘密调查报告和西德警方的调查都表明两件事情：第一，东德人射出的子弹数远远超过西德人，总数为128比28.第二，戈林违背了上司的命令，擅自离开掩护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以便打死这个逃亡者。是他将自己暴露在从西边射过来的子弹中。还把自己手里的枪设置成“自动射击”。
戈林死后，东德政府为“被谋害”的边界护卫创立神龛，把他在兵营内的房间保持原样，并放上他家人的照片以及他的物品等等。成群的新兵、小学生以及青年组织的成员被带来参观这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导游将宣讲反西方国家的宣传标语，痛骂西德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争贩子的“挑衅”，是他们在东德的全盛时期毁掉了这个年轻人。
彼得·戈林是柏林边界牺牲者中的第一个，东德政府试图塑造一个“神圣边界保卫者”的神话，并在自己的部队里创立一种“集体荣誉感”（esprit de corps）。
后面的那个任务肯定没那么容易，从最近解密的文件来看，很明显戈林本人是东德最热心的仆人之一，迫不及待地去执行国家的命令。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热情，而且他们的家人更是如此。据报道，第一边界警察部队一个军士长的妻子在报纸上看到戈林死亡的消息以后跟他讲：“不管怎样你也不要再服第二年的兵役了。”这个妇女被传唤到连长那里进行了一次“澄清谈话”。
柏林墙存在期间，共有25名东德边界警察死于柏林，其中几乎有一半，即11名，事实上是被逃跑的战友杀害的（其中一次，一名逃跑的苏联士兵杀害了他的战友）。和大多数其他的逃亡者不同的是，这些逃亡者也全副武装，能够开枪回击。
19岁的军官学员彼得·波姆在波茨坦的军营接受训练，并于1962年4月16日伙同一名战友逃跑。他们携带着枪支和弹药，头两天成功地躲开了大规模的追捕。4月18日，两个年轻人打算爬过有军事要塞的边界进入西柏林，偷偷地从波茨坦地铁火车站格里伯尼茨进入西柏林万塞区的一小块三角形地带。但他们被发现了，交火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波姆被打死，而他的同伙军校学员甘德尔被捕。
同逃亡者进行决斗的巡逻队头儿也被击中，并很快死亡。在一份描述绝望的年轻人试图逃离东德的官方报告中，乔根·史密德陈被描述成被“匪徒”杀害。尽管这位边境警察死于执行任务期间，而且还比彼得·戈林的事件要早很多，然而并没有被授予“烈士”称号。或许是因为他的死亡牵涉到两名企图逃跑的理想破灭的东德士兵，牵涉有军官学员，如果封他为烈士的话将会引出很多不方便的问题。
1962年1月，东德政府开始采用征兵制。8月13日之前，他们不敢采用征兵制，因为担心会引起逃兵役的浪潮；年轻人会逃往西部，躲避服兵役。现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于是可以强加到他们身上。征兵的法律于1962年开始生效，第一批被强制征募的人没有任何延搁地被赶往训练营地。
最初，招募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情感压力。在学校和工厂，教职员和来访的招募者竭尽全力让这些孩子自愿签名服兵役。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组织者需要完成一定的招募人数任务。自愿服兵役的人有经济奖励，而且，如果一个年轻人签署名字去为社会“出一份力”的话，他将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受到优待。
一旦屈从，这个年轻人就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例如，18岁的哈根·科赫本来申请参加东德海军，但是据他讲，他发现自己被强制调入东德史塔西的军队，费尼克斯·德热直斯基近卫团。因此，在1961年8月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不得不在查理检查站用油漆和刷子画出那段著名的白线。
另外有一个和哈根几乎同龄的东德年轻人，他拒绝了来他们学校征兵的招募者的诱哄。他就读的高中在卢肯瓦尔德，在柏林之南约40公里。事实上，他还不仅只是拒绝了征兵招募者的诱哄。在学生大会上，他站出来说明了原因，然后写信给学校的校长。他在信中宣称：“我的母亲无法忍受她的4个儿子都去参加战争。我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这名志向远大的学生，也是一名获奖运动员，发现他的分数在自动降低。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体育记者，现在局势很明显，如果他不去服兵役，那么将不能上莱比锡大学，更不可能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不过，这个男孩儿被录取为西柏林滕佩尔霍夫高中的走读生。两年来，他一直穿梭于家和城市之间，为他的高中会考（Abitur）而学习，在东德他被拒绝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1961年8月11日，星期五，这个21岁的年轻人再次从卢肯瓦尔德起程。他的哥哥用摩托车载着他来到泰尔托运河，即城市轻轨的起点。他从那里前往西柏林。两天之后，边界被封锁了。
这个年轻人名叫鲁迪·杜契克。他独自一人待在西柏林，没有成为体育记者，却成了自由大学一名政治科学家。他一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与乌布利希不同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杜契克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西德激进学生起义中最著名和最有魅力的领导者。
柏林墙建立之前，警察和军队中就一直存在士气问题和逃跑行为。边界封闭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先是几十个，后来几百个人逃往西德，通常是两个人结伴或者几个人为一个小组。
一些是由于一时冲动才逃跑的。驻扎在郊区的一名交通警察排长，1961年12月和一名同志逃亡西柏林。他描绘了逃亡前的秘密谈话：
我们躺在那里，他突然对我说：“我要是离开的话你将怎么做？”我回答说：“这个嘛，我只能说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不会向别人开枪的。”因此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要逃跑。你和我一起吗？”
犹豫一会儿，排长决定和他一起逃跑。他们跨过栅栏，穿过带刺铁丝网，每当探照灯照过来的时候就迅速趴到潮湿的地面。最后，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入西柏林的一个花园，并向吃惊的户主自我介绍。户主给了他们每人一支香烟，并打电话叫来警察把他们带走。
局势变得很糟糕，有人向东德政治局打报告，称有一些年轻人加入边界警察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柏林墙，找机会逃跑。所以，12月，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人被从边界警察部队中除名，比如与西德家庭有密切联系的，有犯罪前科的，或者发表过如“赞美西德境况”等颠覆性言词的。在8月13日之前，通常仅仅是去过西柏林就足以除名，尤其是那些“去那里看电影和参加舞会”的人。
每次发生重大的叛逃事件之后，都会进行紧张的讨论，试图找出为什么这个人或者这个小组“背叛”他们的职责。“西方联系人”也经常受到指责，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西方人贩子”提供的诱人条件。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边界警察有一个15岁的女朋友，住在西柏林。女朋友每天都站在边界的另一边请求他过去和她在一起。最后，他穿过了“边界铁丝网”。尽管他们被明确教导不能与边界西边的人进行交谈，然而，他们还是不停地告诉她，她的男朋友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值班。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对个人和团队的忠诚明显超过军事责任。调查文件悲伤地总结：“他的同志，并没有从这名年轻无邪的女孩儿身上看到阶级敌人。”
在搜索年轻逃亡者房间的时候，发现有扭曲心智的西方摇滚乐磁带，西柏林或者西德朋友写给他们的信件，甚至卧室房间的整个墙面都贴满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照片。
然而有时候一些细微的联系是无法预测到的，陆军少校布鲁诺·科拉朱斯基是东德第二边界警察部队的高级军官。他的权力很大，多年以后，在一些纪律文件上还能找到他的签名。作为战前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少校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上可靠的人民警察。官方的职位为“特别事件调查次级部门领导”，他基本上就是所在团的麻烦解决能手和实施者。只要有事发生，包括有人企图逃亡或成功逃往西方，就要找科拉朱斯基去进行调查。他的职责是写报告建议纪律措施，以及如何防止不幸事件。
然而，1962年12月7日，这个抓贼的人变成了贼。在一个寒冷冬夜的凌晨，这个过去两年来一直在检查边界防御缺陷的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以及另外一家人悄悄地出现在一个边界湖（没有提及具体的位置）的东岸。在黑暗的保护下，他们悄悄地爬上一艘小船并渡过这个湖。
科拉朱斯基选择那个冬夜不只是因为那夜的漆黑，还因为当时这个湖正笼罩在厚重而且飘浮的雾气之中。正如对这个事件的报告所评论的那样：
科拉朱斯基十分清楚边界地区的路线，并且知道我们的巡逻船会因为大雾不能快速前进。与西德的巡逻船不同，东德巡逻船（他也知道）并没有安装雷达……
少校、他的家人以及朋友轻轻地划着船，在大雾中穿过湖面到达西柏林，并向那里吃惊的警方报告。西德人原来以为没有人能逃过东德的巡逻船。或许这位超忠诚的科拉朱斯基少校是为数不多能做成此事的人。
关于这位专家的逃亡报告送到乌布利希主席手上。报告将此事归咎于科拉朱斯基少校妻子的影响，因为她曾在一家化工厂的出口部工作，并与西德的客户联系颇密切。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位大人物对此的反应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随着新的签证规定的执行，原来相对简单的护照逃跑路线被关闭；而且，所有地方的边界障碍都被加固，除了超重型车外，任何车辆都不可能再通过撞击穿过边境障碍。逃亡的人数在减少，手法却越来越专业。
其中的一条线路就是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旅游。这条线路利用的是还在使用的铁路，从东柏林的柏林东站到波罗的海的两个港口，瓦尔纳明德港和萨尼茨港。从那里，可以渡船到达丹麦，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逃亡组织的“通讯员”会为东柏林的逃亡者提供非西德护照、车船票、旅游证件，甚至还有行李，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西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出发，换车前往哥本哈根的外国旅客。逃亡者要煞有介事地混入柏林东站站台的人群之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会安全地到达丹麦；然后可以非常容易地前往西德。
这个“斯堪的纳维亚旅游”的逃跑线路成功存在了几个月，后来被代号为“佛郎茨·费希尔”的东德史塔西特工告密。这位史塔西特工成功地骗取到“格尔曼组织”的信任，甚至还成功地担任通讯员职务。在最后一次逃亡旅程中，逃亡者和通讯员都被捕获，还被判处重刑。这名断了他人生路的史塔西特工是柏林自由大学一名谦恭有礼的希腊籍医学生，名叫乔治斯·瑞普提斯，几十年后，他的这次告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多年以后，格尔曼还会继续把这个希腊人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家伙”。
随着相对容易的“护照路线”被关闭，1962年夏到1964年夏就成了地道挖掘者的时代。地下路线代价昂贵。需要很多劳力，而且和其他逃跑方式相比还有别的危险。逃亡者如果穿越柏林墙，那么他们会冒着被击毙的危险；想游过湖泊或者运河除了要冒被射杀的危险之外，还有可能被淹死；然而，地道挖掘者却冒着被活埋的危险。柏林地下土壤多沙，容易挖掘，但也容易坍塌。并且如果一个支撑不够的地道坍塌或下沉的话，即使挖掘者没有死，地面也会有明显的下沉和滑动痕迹，那么警觉的边界巡逻队很快就会发现。
地道主要有两种：短、浅、窄的地道几天之内就可以挖好，而更长、更大、更深的地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哈里·赛德尔更喜欢第一种地道。赛德尔是前东德的骑自行车冠军，因为不愿被迫服用兴奋剂，逃到了西柏林。赛德尔非常厌恶他抛弃的那个政体，边界封锁之时他正在西柏林，但是8月13日之后，他多次越过带刺铁丝网回到东部，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救出。他在边界被抓捕，然后又逃掉。从那以后，赛德尔决定挖掘地道。
22岁的赛德尔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且魅力非凡的人，超级健康、强壮、勇敢，是真正的东柏林工人阶级的一员。他喜欢与边界另一边的人保持紧密的个人联系，这就使得他更能找到想要逃亡的人，而且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安全。很快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功绩而闻名，但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962年6月11日，星期一，哈里·赛德尔挖好一条地道，从新克尔恩区（西柏林）海德堡大街一直通往特雷普托区（东柏林）埃尔森大街。这条地道横断面只有80厘米（2英尺7英寸），只能容一个普通的人钻过。实施这个工程既可以说是勇敢，也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无谋。
3月27日，赛德尔和他的团队也在这附近挖过一条地道，但是被东德人民警察发现。他和一个助手海因茨·哲卡在地道的另一端被包围。东德人民警察开了枪，哲卡肺部中枪。赛德尔又拖又拽地把哲卡拉回来，并且疯狂地挖土把地道的入口堵住。等到东德边界警察努力找到并重新挖开地道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回到西柏林。不幸的是，哲卡的内脏出血并没有被止住，在专业医药救护赶到之前，海因茨·哲卡停止了呼吸。
赛德尔并没有被吓倒，6月，他再次回到那个地区。他把总部设在西部边境一个酒馆的地下室，从那里开始挖掘至两三米（6-10英尺）深的地方，地道刚刚位于地下水位之上。挖掘的时候，他把沙子铲进身旁的袋子里。等到袋子装满，他就会把它推回给一个助手，再由助手把它运回地下室内储存起来。
赛德尔的安全系于这些小且相对较短（大约20到30码）的地道。没有支撑物，也没有任何的照明设施。地道内的氧气不多，连蜡烛也没法点燃。在压抑的地道内，唯一的新鲜空气来自于一个吸尘器吹出的风。为了确保地道不会坍塌，赛德尔让一辆装满煤的车在地道线路的第一段上碾压，看看会否有坍塌的迹象，并没有。据维格尔回忆，他曾经与赛德尔一起合作挖掘过多条地道，没有哪一条地道坍塌过。
赛德尔的地道一般是通到东柏林某个人家的私人房间。一旦地道挖通之后，逃亡者就可以开始他们的逃亡旅程了。地道里面一定有让人无法描述的恐怖状况，里面的空气也是臭烘烘的，但最终有54人成功地从这条地道逃走。事实证明，赛德尔的工程技术非常的棒。40年后，当建筑工人偶然发现这条新克尔恩·特雷普托地道，记者和其他寻求感官刺激的人还会把头伸进地道，看看地道究竟通往哪里。
在其短暂而壮烈的地道挖掘生涯中，赛德尔至少还带出了其他两个挖掘地道的团队。1962年，赛德尔被出卖，遭到逮捕。东德政府想杀鸡儆猴。他是一个运动英雄，由共产主义国家养大，但恩将仇报，也许这只是东德政府的观点。最初，臭名昭著的东德司法部长希尔黛·本杰明（因“血腥希尔黛”而闻名）提议判处赛德尔死刑，但同事们担心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应，驳回了他的提议。在审判赛德尔的过程中，东德要求“仅仅”判处他终身监禁。赛德尔在东德的监狱中服刑4年，后来因为东西德之间的一个交易，赛德尔恢复了自由之身，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越细致、宽大和坚固的地道就越耗费时间，并且更昂贵。1962年6月28日，连接塞巴斯蒂安大街（西柏林）与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东柏林）的地道挖掘了整整50天。很多参与挖掘这条地道的都是那些妻子和家人都住在东柏林的男人，男人们迫切地希望把她们接到西柏林，这是一场爱的劳动。他们被一个史塔西双重间谍出卖，这名史塔西双重间谍24岁，代号“潘科”。他宣称自己的妻子也住在东柏林，想要救出妻子，所以偷偷地进入了挖掘现场。他说的表面上是事实，然而，他的妻子并没有焦急地等待营救，而是享受着“潘科”从史塔西拿到的高额薪水，并且薪水是以西德马克支付的。
在地道挖掘者挖通到达东柏林的地道前三周，史塔西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在一场精心设计的“鳌刺”行动中，一些逃亡者和3名地道挖掘者被当场抓住。其中一人名叫齐格弗里德·诺夫克，22岁，非常希望把妻子带到西柏林，他被一名惊慌的史塔西警察击中。诺夫克受了重伤，躺在东柏林一个地下室的地板上，接受史塔西的审问，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
西柏林人很快就决定要武装自己，这些年轻人通常都找理由憎恨共产主义政体，他们觉得没有理由一味地投降或让自己遭受屠杀。问题在于，他们的武器通常是非法持有的，尽管在初期，西柏林甚至西方盟国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有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他们会被迫否认那些逃亡组织者是西柏林人。
随后，双方出现军备竞赛。6月28日，齐格弗里德·诺夫克的死或许是因为等候在地道出口的一名史塔西人员惊慌所致。而史塔西如此紧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10天之前，即1962年6月18日，在距离查理检查站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情。
边界卫士在发现西部有异常行动的时候提高了警惕，西柏林的媒体巨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所属的综合办公楼顶部安装了摄像机，而这栋办公楼正好位于柏林墙的旁边。东德人民警察接着发现一群行踪可疑的人正打算进入柏林墙东部的一栋楼。后来的报告称，这些嫌疑人，包括一个男人，两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无视东德人民警察进行证件检查的要求。当边界守卫走近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从上衣里掏出一把枪并开火。他打中一名东德的巡逻人员，20岁的二等兵莱因霍尔德·胡恩，逃亡者很快就消失在建筑里。后来东德人民警察在楼里发现一条地道入口，持枪男人和他的伙伴就是通过这条地道逃到西柏林的。
实际上，在这个成功逃跑的小组中，有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开枪打死胡恩的是鲁道夫·穆勒，那位妇女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个孩子被东德人民警察误认为是成年妇女）。在三个兄弟、其他朋友及其家人的协助下，穆勒从施普林格大楼空地上挖出了这条地道。东德的报告没有提到的是，在他们追捕穆勒及其家人的时候，另一个逃亡小组被逮捕。另一方面，胡恩并没有主动恐吓或者拿武器指着穆勒，他只是要求对方证明自己的身份。
不幸的二等兵胡恩很快又被东柏林塑造成烈士，他被杀害的耶路撒冷大街也更名为莱茵霍尔德·胡恩大街，一些学校、工厂和机关也为纪念他而改名。他的遗体在故乡图林根被风光大葬。
东德国家的宣传有事实支持，事实就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施普林格以及西方的情报机关很可能与鲁道夫·穆勒的逃亡活动有关系。媒体事先获得了信息，因此在逃亡活动发生之前相机就安装到了施普林格大楼的顶部。
鲁道夫·穆勒事件在冷战期间闹得满城风雨（cause celebre）。西柏林政府当局声称胡恩是被自己战友的子弹打死的，西德人对此深信不疑。安全回到西柏林后，穆勒很快就接受了采访，他承认自己至少开了一枪。弹道证据日后被曝光，但那些知道是穆勒开枪打死了胡恩的人，依然辩称这是一起自卫案件。
问题又来了：穆勒是从哪里得到枪的呢？根据盟军占领法，德国人私自持有武器是重罪，这条法令在西柏林依然有效。从技术层面上说，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私自持有枪支是违法行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合理吗？在冷战高峰期，大多数西德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案件。
随着1962年夏天的慢慢过去，观望者们所怀有的顾虑很快就被柏林墙的存在带来的明显且残酷的恶行冲走。这个恶行就是彼得·费查被害案。
东德政体满怀疑虑地期待着柏林墙一周年纪念日到来，1962年8月13日至14日，边界部队得到命令要“加强警戒”。就在纪念日那天，西柏林召开政治会议，伴随政治会议的还有嘈杂、时带暴力的示威活动。参与示威活动的多数是年轻“流氓”（东德经常如此称呼西德的示威者），而且人数超过1500人。西柏林警察奉命禁止示威人群靠近边界20码以内，事件严重到超出他们的控制。
真正的危机发生在4天后，也就是8月17日。
18岁的彼得·费查是东柏林反叛青少年中的一员，他们认定可以大规模地一起突破障碍前往西柏林。正如预料中那样，在接近计划日期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都失去勇气并退出，只剩下费查和他的一个好朋友。
8月17日下午，两人躲过区域边界后面禁区内的巡逻队，藏到柏林墙附近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内。和一年前相比，现在的边界障碍，或者应该说是一系列障碍，变得更难逾越。他们看到了查理检查站，著名的美国边界岗哨。
鼓足勇气，他们最终离开掩护，开始他们极度冒险的冲锋。当他们攀上第一道铁丝网障碍的时候，他的朋友冲在前边而费查在他之后2到3码，边界警察从大约50码的地方用自动武器开火。他们继续向前跑，他的朋友到达标志着美国辖区的最后一面8英尺高的围墙，努力爬上去并且成功翻越，此时子弹重重射在距离他几英寸的水泥墙上。他安全到达西方，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彼得却没有这么幸运。
当他试图跟着朋友越过最后一道障碍的时候，他的小腿中弹，滑回了无人地带。他躺在那里呻吟并呼救，起初声音很大，接着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绝望。
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条动脉，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显示他身穿紧身牛仔裤、留着时尚发型，半死不活地张开四肢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鲜血——他的生命之血——渗入了大地。
西柏林一边很快聚集了愤怒的人群，东柏林和西柏林都没有人去挽救这个受伤的逃亡者。后来，东柏林人声称，二等兵戈林和胡恩的死他们记忆犹新，害怕去救费查的时候被暴躁的西柏林人开枪打死。而西柏林警察被严禁进入东柏林的领土。
查理检查站的美国士兵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中一个在接受采访时耸耸肩说：“不是我们的问题。”他的评论被不停的引用，并且成为西柏林和西德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的根源。
彼得·费查失去了知觉，或许在东德高级长官到来并动员卫兵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从现场看费查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东德甚至企图借助烟雾让西柏林的观望者无法看清他们的行动，然而没有成功。一张从西部拍摄的照片显示，一名东德士兵，在一队鬼鬼祟祟的士兵里面，看着西部摄影师镜头的时候，脸上显出奇怪的神情——害怕、羞愧以及蔑视。到达警察医院几分钟后，彼得·费查即被宣告死亡，而此时离他被击中已经将近一个小时。巡逻队的指挥官和他的两名士兵却因此受到嘉奖。
费查惨剧发生之后，一系列自1961年8月13日以来最暴力的示威活动爆发了。每天早上，会有一辆苏联公共汽车进入西柏林，车里乘坐的是去保护苏联战争纪念碑的苏军士兵。纪念碑位于英国占领区，距离勃兰登堡门几百码。8月18日，一大群人挡住他们的去路，向他们投掷石块儿。苏联士兵威胁要向示威骚乱者开枪，西柏林警察不得不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这种反对苏联卫兵的示威游行在接下来的3天一直持续着，英国不得不派出军队护送。
酿成国际危机有其深层次原因，东德人残忍，苏俄人骄傲，而西德人非常愤怒。在华盛顿，肯尼迪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讨论了当前的局势。他们同意探究是否有可能为费查这样的事件提供急救；但要这样做的话，就面临着侵犯东德/苏联领土的问题。因而他们“也只好如此了”。和往常一样，美国人对西柏林人非常愤怒，“当然……他们……对我们不太大方”。当务之急就是要阻止它演变成一种对抗。
东德当局奖励了那些杀害费查的人，然而他们害怕不好的宣传，因此很快就采取措施以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故。这些措施并没有涉及到禁止开枪的问题，它对第一边界部队巡逻队下达了新的长期命令，而费查惨案就是发生在第一边界部队的所辖区域。巡逻队员之间以及他们与总部之间的交流要加强（可能费查被枪击中之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的部分原因在于逐级命令的失败）。最重要的是，东德要采取措施，保证对逃亡者的瞄准、逮捕或开火必须在边界障碍之间，那里位于实际的西部边界墙之前。
费查死亡的公开和痛苦真相让东德当局十分恼火。于是，几天内就下达了指示：
如果开枪射击导致侵越边界者受伤的话，受伤的边界侵越者要立刻而且毫不拖延（原文件中特别强调）地被救回，并迅速送往后方急救，这样才不会被敌方目睹。
边界医务辅助小队将增加，并时刻准备好担架；每段区域都要准备一个担架。先将计划订好，只要出现受伤的逃亡者，就要以最快和最短的路线把他送到医院。
彼得·费查不是柏林墙建立以来的第一位受害者，但可能是影响最大的。而且这永远是东德政权的耻辱，不管其宣传机器多么努力，都永远无法抹掉。
如果施普林洛媒体帝国真的出资帮助6月28日的地道（包括提供一个安全的入口所在地）的话，那么，几个月之后，它的角色就会被美国广播巨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取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同意全程赞助一个逃亡地道，但是要求获得独家拍摄权。他们向一群地道挖掘者支付5万德国马克（相当于当时的12500美元，以当今的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10万美元）。这群地道挖掘者中，有一个人是整个逃亡行动中传奇性复杂人物，哈索·赫歇尔。
赫歇尔1935年出生于德累斯顿，是一个强壮的、留着胡子的冒险家，和哈里·赛德尔一样，也是一个运动冠军，从事的运动是游泳，但他的背景完全不同。赛德尔的反叛思想是逐渐形成的，赫歇尔则一直都具有反叛性，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给东德政府当局找了很多麻烦。1953年，他因参加6月暴动而被捕。由于反苏联的政治观，他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和鲁迪·杜契克一样，他去西柏林参加了他的高中会考。回到东德后，因为持有在西柏林购买的照相机、望远镜和打字机等而被捕，以违反“德国内部贸易保护法”的罪名蹲了4年的监狱。赫歇尔日后承认自己是西德情报机关的一个次要特工，一直在东德活动。
1960年被释放后，赫歇尔欺骗当局说自己已经洗心革面，因此才成为东德铁路上的一名实习工程师。但是1961年，他拿着伪造的瑞士护照跑到西柏林。
赫歇尔在西柏林念大学，最大的愿望是把他的姐姐和她的女儿带到西柏林。他决定在帮助她们成功逃离之前不刮胡子，结果他的胡须居然如同《旧约全书》中人物的胡须一样。这就使得他在逃亡现场非常显眼。
1962年，经人介绍，赫歇尔认识了两名在西柏林读书的意大利人，多米尼克·塞斯塔（米莫）和他的朋友吉吉。米莫和吉吉在意大利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两个人现在都是自由大学的学生，米莫学习建筑工程，吉吉学习绘画美术；自从边界封锁之后，两人都与一些逃亡活动有一点牵扯。米莫有一个德国女朋友，名叫埃伦。他们最亲密朋友彼得，也是他们的同学，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小孩儿，但是被柏林墙困在东柏林。他们决定把他救出来，他们在贝瑙尔大街外的一条小巷中找到一个工厂，那里比较适合挖地道。在彼得的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类似的搜索也在东柏林进行着，他们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地下室，距离边界约100码。
1962年5月，两名意大利人和一些朋友开始挖掘“29号地道”。开始的时候，工作很艰难，因为那里的土多是黏土，他们只能祈祷尽快到达容易挖掘的沙土地带。但是，进展十分缓慢，他们发现自己既缺乏劳力，也没有钱。
第一个问题是为这项挖掘工程寻找劳力，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大学的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了汉诺·赫歇尔。虽然赫歇尔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乍一见面，米莫还是想起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虽然赫歇尔曾在东德监狱坐过4年牢，但他并不自怨自艾，而且非常乐观，这给两名意大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他们非常高兴的是，赫歇尔还带来一队人马，他们还找到一组人，而这组人曾试图在沃兰卡大街挖一条往北的地道。他们曾经历地道坍塌，不仅地道路线被暴露，而且还差一点儿被活埋在里边。
更困难的是钱的问题，他们需要东西来支撑地道，因为地道的长度将近150码。他们设想将其挖掘成一个坚固并宽敞的逃跑线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多次使用。而这些都需要很多的钱。
6月，钱的问题让人惊讶地解决了。听说当地一家拍摄公司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东西柏林地道的电视剧，于是他们去问这家公司是否愿意拍摄真正的逃亡。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件事情。经过讨论并达成协议后，他们要求提供大笔“预付款”，以便完成实际挖掘工作，于是他们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做了一笔交易。除了其在柏林的制作小组之外，只有身在纽约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总裁和他的助手知道这个事件的细节。有了5万西德马克的预付款，地道挖掘者的问题解决了。
共计41人参与这次地道挖掘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地道挖掘的组织者向地道内输送空气，并为挖掘地道的人提供工具和食物，甚至还为他们修建了一个地下休息和用餐的地方。
因为洪灾的原因，地道挖掘工程暂时中断；直到1962年9月才重新开始。一旦他们穿过边界，在东德的领土下面挖掘，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被地面上活跃的东德人民警察或史塔西发现；所以在东德的领土下挖掘，危险会增加。他们时刻都面临着“让人不快的惊喜”，尤其是如果东德人在边界房屋的地下室内安装有窃听设备的话，虽然他们尽量减小噪音，但这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此外，还存在被出卖的风险。加入的人这么多，史塔西间谍渗透进来的可能性总会存在的。有一天，来了两个人，自称是罗尔夫和迪特尔，两人都说自己有伙伴在东柏林，都想把他们救出来，迪特尔甚至还有一个小孩儿。他们借钱尽力想靠自己挖掘一条地道，甚至还花钱请人一起挖。他们的地道开始的地方就在大街上一个废弃的面包房内，然而事实证明，任务太艰巨了。在四周查看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米莫和吉吉的地道。
赫歇尔现在已经成了联合工程的老板，他和两个意大利人都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在他们看来，罗尔夫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非常怀疑迪特尔。他们同意让他俩加入，但前提是要受到严格控制。
直到后来柏林墙终结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罗尔夫才是史塔西的线人。他成为史塔西线人的原因完全是感情的问题。他的确是有一个女朋友在东柏林，而且他的确非常渴望帮助她逃亡。当他去看望女友的时候，史塔西抓住了他，并把他单独监禁起来，威胁说如果他不答应渗透并报告逃跑行动的话，就要判处他和他的女朋友长期监禁。
地道挖掘者们找错了“罪犯”，但效果都一样。为了不让迪特尔通风报信，他们稍微把他和罗尔夫与其他人分开，并且秘密地改变了地道最终的出口。
他们已经找到另外一个合适的地下室，距离柏林墙更近，而且地道已经穿过了这个地下室。他们努力让迪特尔和罗尔夫相信，地道最终会通往预定的地方，莱因贝格尔大街；而可靠的内部成员已经知晓地道将通往舍恩霍泽大街。
打通地道的那天，也是最重要一天，罗尔夫和迪特尔被监视起来，并被限制在前厅。东柏林等待逃亡的人都知道舍恩霍泽大街地道入口的地址，但是如果有叛徒通知史塔西的话，他们也只能去莱因贝格尔大街的地道入口等待。
逃亡行动经过周密策划。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帮助下，他们得到短程无线电设备来让彼此保持联系，守候在东柏林入口处的逃亡帮助者也装配有短程无线电设备。逃亡者们将在安排好的时间成组逃走。米莫的西德女朋友埃伦同意担任通讯员，前往东柏林预先安排好的各个地点去通知他们逃亡行动“正在进行”。她通过密码信息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贝瑙尔大街西柏林一方的一个窗户上悬挂着一条白床单，通过这条白床单她就能了解地道中是否有问题，而且这条床单在贝瑙尔东柏林的一方也能看到。经过紧张的几个小时，所有的人都成功逃到西柏林。就像其他正常的旅游者一样，艾伦自己通过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回到西柏林。
在冷战期间最感人和最富戏剧性的电影片段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小组拍摄了逃亡帮助者们进入地道，把逃亡者带到西柏林的整个情景。地道进入舍恩霍泽大街地下室后开始慢慢地漏水，因此地道的地面很潮湿，而且满是泥泞。一个年轻的女人希望以最佳状态到达西柏林，所以穿着迪奥时装裙，但是不得不在地道的泥泞中爬行。
到达西柏林的时候，逃亡者浑身都沾满泥沙，心情非常复杂，有高兴、放松，还有震惊。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在此期间，罗尔夫和迪特尔都被拘押起来，直到所有的逃亡者——彼得和他的家人，赫歇尔的姐姐和侄女，以及其他逃亡者，共计29人——安全到达西柏林之后才把他们放开。
之后，就是在那些人成功逃到西柏林之后，罗尔夫才被允许通知他的女朋友和迪特尔的妻子这个逃亡计划。两个女人连同迪特尔的儿子急忙赶到舍恩霍泽大街，并于当天深夜通过地道到达西柏林。罗尔夫和迪特尔几乎立刻消失不见了，地道挖掘者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罗尔夫知道史塔西的触手很长，不会原谅那些破坏协议的人。
当然还有一件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地道在挖出舍恩霍泽大街的时候，一条水管破裂了。地道内积满了水，他们本来打算多使用一段时间，现在不得不放弃。
实际上，挖掘地道只花费了2万西德马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提供了5万西德马克，所以剩下的钱就被两个意大利人和哈索·赫歇尔瓜分了。这次地道逃亡行动涉及到的金钱数额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对此的宣传引起了对逃亡行动的巨大争议。还加速了理想主义志愿者与头脑冷静、但并非不诚实的逃亡专业分子之间的两极分化。
当时，这种分化还不明显。当米莫——吉吉——赫歇尔地道挖掘团队在将要挖通地道的最后关头，一份关于彼得·费查惨剧的新闻报道被剪辑下来，钉在地下室的墙上，刚好在入口的位置，这样每个轮到挖掘地道的人都会想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挖掘地道。
就赫歇尔自己来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依然在组织逃亡，并向逃亡者和逃亡者在西柏林的亲戚索要报酬。他把组织逃亡当成生意来做，但是他遵守承诺，成功地帮助那些人逃到了西柏林。说到这些钱，当伯克哈特·维格尔决定在一辆美国卡迪拉克上安装一个难民偷渡隔间时，很缺钱，正是赫歇尔帮他脱离了困境。
从1962年到1963年，再到1964年，地道挖掘行动仍在继续，但外边的世界在发生变化。柏林墙之后的危机氛围正逐渐为人们接受，尽管并不心甘情愿。
在二等兵胡恩被枪杀这类事件之后，西方盟国开始给西柏林政府当局施压，让其压制营救组织。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所谓的逃亡“英雄”时代随着1964年秋的“57号地道”事件而结束。
“57号地道”是由一个叫沃尔夫冈·富克斯的人挖掘的。8月13日之后，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从东柏林逃了出来。和很多逃跑的东德人一样，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苏主义者，并且献身于帮助其他人来到西柏林。为了3年后巨大的地道工程，富克斯仔细谋划，筹集资金，并招募一群愿意提供帮助的积极分子，其中多数是西柏林的学生；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以保证地道能得到较好的支撑。
自8月13日以来，富克斯的工程看起来在技术和组织方面都进展得很好。和“29号地道”小组一样，他也从媒体组织筹集资金，用来作为地道挖掘的预付款，其中包括德国记者的15000西德马克，从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和伦敦《每日邮报》各获得2000美元，而且还以每张370美元的高价把照片卖给美联社与（美国）合众国际社。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富克斯还收到过由波恩“全德事务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马克的资助。这笔钱是通过一个学生组织交给富克斯的，而这个学生组织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密切的联系。
地道挖掘工作开始于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组成员从贝瑙尔大街附近法国占领区一个面包店潮湿的地下室开始挖掘，这个面包店就在柏林墙的旁边。他们在边界下边挖了150米，最后地道的出口开到史特利茨大街某个街区的一套公寓的浴室内。这条宽敞的地道花费了7个月的艰苦劳动。地道在东柏林浴室的开口有一米宽，被一个包装箱遮盖起来，要进入地道只需推开这个包装箱。
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很多人都来自东德的乡下地区。第一个逃亡者收到这样一份电报：“艾玛姑姑突然离世，望立即赶来，吉塞拉。”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他要通知其他逃亡者。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有通讯员接他们，并与他们交换暗号。然后，他们就被护送到史特利茨大街。在那里，通讯员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西柏林的观察者进行联系，而西柏林的观察者正在柏林墙上观察东柏林边境警察的行动。逃亡者焦急地等着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进入建筑，而那里就是地道的入口。
这条地道之所以被称为“57号地道”，缘于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人数是57人。和1962年9月的那条地道一样，这条地道也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成为一条半永久的逃亡路线，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然而，这条地道的失用，很突然而且是灾难性的。1964年10月5日午夜刚过，几名西柏林的帮助者们出现在史特利茨大街55号的院子里。他们遇到两个看起来很绝望的人，这两人请求去西柏林。帮助者同意之后，这两人说他们要去接一个在外边等待的同志。他们刚离开，一群全副武装的东德边界警察和士兵就出现了，“57号地道”已经暴露。
西柏林人迅速退回地道入口，其中一名武装起来的地道护卫，名叫克里斯汀·佐贝尔，开了几枪以掩护他们逃跑，东德人开枪回击。在黑暗和混乱之中，一个东德人被击中，并跌倒在地。
东德人民警察追踪西柏林人进入地道，并再次交火，幸而最终所有的西柏林人都返回了法国占领区。
被佐贝尔打中的人因伤重而死，他不是边界警察，而是一名普通士兵，名叫埃贡·舒尔茨。他死后，留下妻子与孩子相依为命。佐贝尔深受良心谴责，而其他人也一样觉得不安。直到1989年后，东德政府那个时期的报告解密，人们才知道舒尔茨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战友打死的。佐贝尔确实打伤了他的肩膀，并让他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被东德人的子弹杀死了。
尽管东德并没有把埃贡·舒尔茨树立成被西德谋害的“烈士”，但是，他们发起了长久的运动，要求将杀害他的“凶手”交给东德审判。
1964年的局势与1961年已经不一样，东德的宣传攻势取得了一些成功。枪击事件引起广泛的焦虑，西柏林掀起反对地道逃亡的运动。因为这涉及到枪支的使用，还有钱的转手，帮助逃亡者唯利是图并滥用武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也不再赞赏逃亡运动的组织者。据称，富克斯已经赚了“几十万马克”。还有消息称，一年前因“29号地道”而得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付钱的两名意大利人已经能买一个酒店了，地道守卫者被描绘成持枪歹徒。
地道挖掘小组也不再是西方媒体的宠儿，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他们“第一次了解了人格诋毁的意义”。
非常明显的是逃亡组织自身已经被史塔西严重渗透，背叛率以及因此造成的对逃亡者与帮助者们的逮捕率都太大，根本无法体现地道逃亡的优势。
需要寻求间接的方法，而且确实找到了。
柏林墙的加固是对群体逃亡事件的反应。
但单个的逃亡者还是有机会的。1962年，汉斯·梅克斯纳，21岁，是一名在西柏林学习的奥地利学生。他的外国国籍可以让他比西德人或者西柏林人更自由地前往东柏林。
在一次应邀去东柏林参加的一个婚礼上，梅克斯纳遇到一位在东柏林市政府工作的年轻女人，名叫玛吉特，他们相爱了。两人都是乐观的年轻人，于是他们申请结婚并请求让玛吉特前往西柏林与汉斯在一起。当然，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接下来，他们不断地向东德政府的各个部门发出请求，结果都让人失望。
幸好汉斯可以随时开车前往东柏林。1963年春天，在看望女朋友后返回西柏林的路上，通过查理检查站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东德边界警察是如何刁难一位开着跑车的年轻女人的。她的车身很低，当她意外放松手闸的时候，这辆时髦的车差点儿从厚重的木头障碍下面滑过去，而这道障碍阻挡着进入西柏林的出口。
这个事件引起了梅克斯纳的思考，他在下一次的旅途中，努力目测那个障碍下面空隙的精确高度。然后他开始寻找一辆能钻过去的汽车，最好是比这个高度低几英寸。最后他找到一辆汽车，英国奥斯汀·希利·小精灵。令人高兴的是，它的挡风玻璃还可以拆卸。
梅克斯纳将这辆车租了一周，在东柏林的路上测试并且确信没有挡风玻璃的话，这辆车可以从边界障碍横杠的下边钻过。他在西柏林的一块空地上练了几个小时，在油桶与砖堆之间转向，模仿穿越查理检查站最后最关键的障碍——查理检查站横跨街道4英尺高的墙。在经过东柏林的边界检查后，汽车要减速并在这些障碍之间穿梭。然后，必须放慢速度，到达水平的边界障碍。只有当东柏林边界卫兵抬高边界障碍，这时汽车实际上已经在西柏林的领土范围内，司机才可以加速到正常速度。
最后，梅克斯纳可以随意穿越这些“障碍”了，他非常满意，于是驱车前往东柏林。白天，他花很长的时间告诉玛吉特和她的母亲要注意些什么，因为她的母亲要和他们一起前往西柏林。天黑之后，他先让未婚妻挤进两排座位之间的缝隙，然后再是她的母亲。她们肯定通不过检查，但是如果疏忽的守卫看不到她们的话就可以。最后，他开车回到查理检查站。
小跑车已经例行公事地摆动着进入关卡处的检查点，梅克斯纳已经做好准备，他已经取掉可拆卸的挡风玻璃。表面上他很配合，到最后时刻，他突然启动加速器。梅克斯纳没有把车开向检查点，而是把方向盘甩向左边，直接朝着水泥障碍物前进。
尽管东德边界警察疯狂地叫他停下，梅克斯纳还是在障碍中左冲右撞。幸运的是汽车和藏在里边的人还保持一体。他很安全，本来他还担心会有车从对面开过来，于是加速向笨重的障碍物冲去，现在车已经上了一条通往西柏林的沟渠，宽度为一辆公交车那么宽，两旁都是水泥墙，这是最后的障碍，他稳稳地把着方向盘，一直朝着最终的障碍开去，然后提高到最大速度，低下头猛冲。这辆奥斯汀·希利·小精灵穿过边界下边，距离边界障碍的横杠只有几英寸的空隙。
几秒钟内梅克斯纳就到达西柏林。边界警察甚至还来不及开枪。
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和他的两位乘客令人惊奇的逃亡是当时最著名的个人逃亡案例之一。且像很多成功的逃亡事件一样，这样的成功注定没有办法复制。几天内，东德人就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对面多设置了两个铁栅栏，这样就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穿越事件了，不管他的车身多么低。
比起这种壮观但是特别惊险的逃亡来说，更常见的方法就是在卡车和常规汽车上建造一个秘密隔间，从而把乘客偷渡到西柏林。那些从东柏林返回西柏林的车会被要求打开他们车子的行李箱和引擎罩进行检查。如果建造一个小隔间的话，只有仔细检查，或者拆除整辆车，才能找到藏匿的逃亡者。伯克哈特·维格尔改装的卡迪拉克车（每次旅程都要喷不同颜色的漆，并且悬挂不同的牌照，使用不同的驾照），只有通过按按钮、拉杠杆、把司机前门打开30°角，并将车上的广播开到一个准确的设定频率等精密的过程，隔间才能被打开。设置隔间的时候，仪表板和引擎之间是最受欢迎的地方，还有就是后座的后边或者下边。然而这些方法的成功运用也让东德的检查装置升级，他们开始使用X光装置进行检查。
1964年秋，分割柏林的边界障碍已成为大多数人熟知的“墙”。然而，这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当时柏林的墙总长只有15公里（还不到10英里），而且多数是在柏林中心区域。
165座警戒塔在起初的几年是用木头建成的，还有232个沙坑、开火及观察岗哨。其余的130公里障碍，包括东德乡村地区的障碍主要是带刺铁丝网构成的。边界区并没有都安装探照灯，也没有与边界障碍平行的通道。在西德与东德之间所谓的“德国内部边界”设置的地雷和自动射击装置，当时都还没有设置在柏林，因为担心遭到国际抗议。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晚期，主体工程还没有进行，但这道“墙”（尽管其主体依然是屏障）已成为难以攻破的障碍，专业人士都会觉得这道障碍难以突破。随着这道障碍的加固，逃亡到西柏林的代价更加高昂。
1964年10月，令人不快的“57号地道”可能是最后一个“非赢利性”逃亡项目，逃亡的难民不用付费。从那以后，帮人逃亡要收费，逃亡要付费。
哈索·赫歇尔，他足够温和的探险家方式，是这个新的、赢利性逃亡行业的典型。不管是挖地道还是用改装汽车携带藏匿的逃亡者，逃亡一度变成一个时间和资本密集型的项目。
慢慢地，学生理想主义者和热情的反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而且逐渐远离逃亡现场。伯克哈特·维格尔坚持到1967年，然后回去继续学习他的医学。取得资格证书后，他决心与史塔西保持安全的距离，并且离开西柏林去了西德的斯图加特，在那里他成为享有杰出声誉的整形专家。莱因哈德·富勒参与了“57号地道”事件后，继续他的理科学习。他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有幸在1985年成为西德的第一个太空飞行员，搭乘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飞上太空。
边界封锁后的最初几个月，持伪造的西方国家护照从东柏林前往西柏林是上千人使用的逃亡方式，但是之后的几年这变得非常困难。
有一种逃亡方法是由在东柏林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外交官提供的，他们把逃亡者藏进车里带到西柏林。拥有外交特权意味着东德人很少检查挂有“CD”牌照的汽车，因为是友好国家。但是这种逃亡方式的收费并不便宜，这也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平均逃亡费用翻番的一个原因，从10000西德马克翻至15000西德马克。
另外一个逃亡方法受到伯克哈特·维格尔的支持，他为此改装了自己的卡迪拉克。这种方式就是避免带领逃亡者逾越柏林墙，而经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出，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严格地把守着与西方国家毗邻的边界，但并不像两个德国和两个柏林之间的边界警察那么多疑，检查得那么彻底。西德的旅游者可以相当自由地进出这些国家，逃亡者到达布拉格或布达佩斯之后，会与他或她的逃亡帮助者见面。然后被藏到车里带过边界，通常是去奥地利。
1961年8月13日过后的4天，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史塔西秘密逮捕，关押在霍恩施豪森的史塔西监狱，后来转往臭名昭著的鲍岑监狱。4年后他被释放，结了婚，并且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他曾经对东德怀有的浪漫情感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决心去西德，并一直在等待着时机。
克劳斯不愿冒险穿越柏林墙，于是他和一个专业的逃亡组织取得联系。这个组织通过“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帮人逃亡，这指的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克劳斯和他的妻子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在奥地利边界附近，他们见到这个组织的一名代表，一个直爽而现实的卡车司机。
交易很简单：一旦逃亡者去到西德并挣到坚挺的货币，他们就要支付几千马克作为逃亡费用。这与21世纪初第三世界与欧洲之间进行的“人口贩卖”极其相似。不管那时还是现在，这些组织都有办法保证这些逃亡者在安全到达西德后能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
克劳斯的妻子先进入一辆旧奔驰车隔间内，司机带她穿过边界到达奥地利，然后回来接克劳斯。克劳斯同样被塞进这个狭窄的空间，他希望这是一次短暂的旅途。他的愿望似乎要实现了，但是正当克劳斯认为他们快接近边界的时候，司机偏离了主干线。克劳斯大吃一惊，难道他被出卖了？并不是没有出现过逃亡组织将他们的交易对象出卖给史塔西的事情。汽车停下来，克劳斯听到司机离开了。过一会儿司机返回的时候，这个满身汗水的乘客听到一些笨重物体被塞进行李箱。接着是硬币落地的声音。这是几箱啤酒，当然，“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啤酒要比资本主义奥地利的便宜……
一会儿，他们安全穿过边界，克劳斯和妻子团聚了。那天夜里，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奥地利边界的社区散步，在去西德之前他们将在那里过夜。他们享用了获得新生后的第一顿饭，并且抓住机会看了第一场西部电影。
那周，在那个城镇上映的电影是约翰·勒卡雷的《柏林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