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建好后几年内，逃亡帮手团体逐渐衰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柏林墙日益有效的防御效能，同时也存在其他微妙原因。
短短两年半，西柏林人几乎完全与东德失去联系。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谈判后，双方于1963年秋签署《边界跨越许可协议》（Passierscheinabkommen）。依照该协议，西柏林人可以在圣诞、新年期间获得临时许可，拜访他们在东德的近亲。在全年120万人次的拜访机会中，大约有70万人会利用这个时机拜访亲人。一旦假期结束，禁令又会恢复，当然一些特别紧急的事件除外。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同时又极具腐蚀性的先例。
从1961年8月到1963年12月，东德人都被禁止进入西柏林（除了极少数非常忠诚的人，而且通常是因公出差），西柏林人也不准进入东柏林。该禁令立场鲜明。临时许可让曾经饱受离别之苦的家庭得以享受快乐的相聚，尽管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同时，临时许可也让西柏林人渴求更自由的探亲政策。事实上，临时许可让西柏林成为了东德威胁的对象。如果西柏林不与东德政府当局合作，比如不帮助打击东柏林人的逃跑行为，那么东德政府当局就会威胁取消这些新的“妥协”。
还在双方就《边界跨越许可协议》进行首轮谈判时，西柏林议会就开始对逃亡帮手团体施加压力，并限制其活动，以便协议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沃尔夫冈·福克斯原定提早开通一条地道，并在1963年圣诞节接人出来。迫于西柏林政府当局的压力，地道的开通被迫延期到1月5日，即东、西柏林探视期的最后一天。地道打通后，逃亡团体组织者们发现隧道的入口并不在他们预计的地下室，而通到了附近的地下煤库。如果在假期，这个入口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假期结束后，形势就非常危险了。地道开通的第一天，几个人通过地道成功逃亡到西柏林。尽管他们尽力遮掩地道的入口，但地道还是暴露了，报告给东德政府当局了。发现地道的是休假结束后回来工作的运煤工人。
1964年秋，双方再次开始谈判“边界跨越许可协议”，并达成一致意见。协议规定，在年底前提供2次14天的探视期（包括圣诞节）。后来发生了“57号地道”事件和东德士兵埃贡·舒尔茨被射杀的惨剧。
“57号地道”悲剧发生后，东德谈判者开始非常尖锐地质询西柏林人，是希望继续获得“边界跨越许可”以及探视亲戚呢，还是想要继续冷战。1965年到1966年，西柏林人仍然获得了短期探视权，但东德政府当局中的很多人已开始对西柏林人的探视权产生疑虑。早在1964年，史塔西的一份报告就直白地告诉东德领导人，如果西方继续将此临时许可协议宣扬为“对柏林墙的成功渗透”，那么东德政府的此类退步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敌人”承认并尊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完整，该特许才能继续使用。1966年，西柏林人获得最后一次圣诞边界跨越许可。之后，东德政府的此类退步没有再继续。多年后，西方终于承认东德的共产主义政体，并与东德政府当局达成了一个基本协定。作为该基本协定的一部分，西柏林人可以前往东德探视亲友。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苏联会借柏林向西方施加更多的压力。毕竟，美国已要求对运往古巴的苏联导弹进行检查。人们担心苏联会对此进行报复，会对进入柏林的盟国交通工具进行类似的检查，而这将演变成实际的封锁，并将使西柏林陷入困境。
赫鲁晓夫未能在柏林或美国利益容易受到冲击的其他地方对美国还以同样的颜色，肯尼迪及其顾问团获得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胜利。当年，西方未能阻止柏林墙的建造，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号准了肯尼迪的脉，所以他才鲁莽地作出一个决定，在古巴安置导弹。挫败苏联的企图后，肯尼迪至少证明自己同赫鲁晓夫一样坚强而睿智。
赫鲁晓夫一手炮制了这场国际危机，但其耻辱的结局让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意识到，杰出而冲动的赫鲁晓夫带给他们的更多是麻烦而不是福祉。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兵不血刃的宫廷政变中失去了所有权力。
总统顾问沃特·罗斯托在古巴导弹危机时访问欧洲，并接见了勃兰特。尽管费查惨剧还萦绕在每个西柏林人的心头，罗斯托依然认为西柏林的士气“颇为高涨”。1962年底，他十分坦率地表述了一些关于柏林墙的基本情况：
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柏林的学生有一种冲动，而且这种采取行动帮助东德难民跨过柏林墙或者从柏林墙之下来到西柏林的冲动非常强烈。勃兰特知道他们的举动，但出于政治安全上的考虑，勃兰特决定不去阻止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
然而短短几年，西柏林人对于逃亡运动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间能够冲淡一切，本来不正常的边界局势在现实生活中已变得“正常”；那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呢。如果真的需要证据，那就是时间能让人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20世纪60年代初，西柏林普遍存在的极端反共产主义的态度已发生变化。包括政界和媒体精英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种局势一方面体现了冷战的微妙；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对美国的恩将仇报。
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的主战场并没有回到欧洲。20世纪60年代后期，尽管柏林的局势进展缓慢，而且依然称为东、西柏林，但与1948年到1963年不同的是，柏林绝不可能再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潜在的导火索。
1963年6月，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柏林之行表明，西柏林作为自由灯塔的地位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在这次欧洲之行中，肯尼迪总统正式访问了西德。虽然他们老早就计划访问西柏林，但直到1963年3月底，总统及其顾问才最终决定绕道前往西柏林访问。
和1961年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时一样，阿登纳的波恩政府对此兴趣寥寥。在他们看来，肯尼迪访问西柏林只会对市长维利·勃兰特有好处，而勃兰特很可能会在1965年再度竞选德国总理。阿登纳更希望肯尼迪只访问西德。而且，包括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在内的华盛顿要人们都反对肯尼迪访问这座市中心有城墙的城市。在默罗看来，肯尼迪对西柏林的访问暗示西柏林的士气亟待提高，并且还向东方传达了一种示弱的微妙信息。
最终，包括总统弟弟罗伯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被说服。肯尼迪总统他们相信，他的西柏林之行不会带来任何危害，相反，如果不去西柏林，那会让西柏林人和西德人非常沮丧。柏林墙已经存在两年，却没有哪个盟国领导人，不管是英国的麦克米伦还是法国的戴高乐，认为访问西柏林是合适的。事实上，戴高乐刚于1962年9月对西德进行了访问，沿途去了汉堡和慕尼黑，却忽略了西柏林。肯尼迪作为最重要最有激情的美国领导人，如果访问西德时故意避开西柏林，显然会给西德人民和全世界都发送一种明确无误的消极信息。
1963年6月26日早上9点40分，肯尼迪总统抵达泰格尔机场。西柏林是肯尼迪总统为期四天的德国之旅的最后一站。肯尼迪穿越莱茵河和美因河河谷的行程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兴趣，而他对西柏林的访问则成为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地约1500名记者齐聚西柏林报道了整个事件。
肯尼迪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上发表演讲，台下的听众是将近50万西柏林人。大多数人依然能想起他在演讲中使用的那四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在语法上含糊不清）德语词：“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但对于他的顾问和西柏林政府而言，总统的这次演讲非但不成功，而且引发了很多问题。
肯尼迪那次演讲的内容和事先的演讲稿完全不同。事先准备的演讲稿打印在A5纸片上，而且总统登上演讲台时也随身带着这些纸片。讲稿是由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专人起草，并且他的演讲也应该相对低调。和两年前相比，柏林的局势已经平静下来，而保持这种平静的状态对大家都有利。肯尼迪首要的事情是鼓励西柏林市民，而不是刺激苏联或东德采取新的挑衅措施。
但是，肯尼迪并未照念演讲稿。也许那天早上参观柏林墙让他感触很深。肯尼迪来到柏林墙现场，第一眼看到水泥砖块、带刺铁丝网和瞭望塔时，眼前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肯尼迪总统的即兴演讲不仅鼓舞了听众的士气，而且其反共态势比先前计划的更加咄咄逼人。
除了即兴说出“我是一个柏林人”之外（发表演讲前，肯尼迪总统在勃兰特市长的办公室内和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谈话中，肯尼迪总统想出了“我是一个柏林人”这几个德语词，并用自己的语音代码把这几个德语词写了下来），肯尼迪的演讲词也和原来准备的演讲稿相去甚远。他多次夸张地重复，宣称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不仅无法共存，而且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即兴演讲中，肯尼迪抨击了那些无视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差异的人，因为他们或宣称民主人士应该“同共产主义者合作”，或宣称尽管共产主义制度不好，但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成果。在列举这些人的种种劣行后，肯尼迪愤怒地拍了一下讲台，慷慨激昂地说：“让他们来柏林吧！”演讲到高潮时，肯尼迪用德语重复了这句话：“让他们来柏林吧！”
演讲中，肯尼迪继续抨击柏林墙，称它“最明显最生动地展示了共产主义体制的失败”。演讲结束时，他再次忽略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讲出了最著名的那句话：“所有自由的人，无论生在何处，都是柏林的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
总统结束演讲后，迅速而且略微仓促地后退了几步。听众沸腾了，齐声高呼“肯——尼——迪！肯——尼——迪”。他们的声音如此狂热，如此有力，以致东德政治局和东柏林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能听到。
听众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勃兰特市长才开始了他的演讲。演讲中，勃兰特显得紧张而焦虑。在肯尼迪抨击柏林墙和共产主义时，他并没有鼓掌欢呼，而是木然地看着不远处。勃兰特演讲时，人群继续激动地高呼肯尼迪的名字，并以高声评论与喝彩来打断勃兰特的演讲。勃兰特的恼怒显而易见。更糟的是，肯尼迪和阿登纳在他身后向台下的听众微笑、挥手示意，以示回应。这时，听众开始以美国化的方式高呼阿登纳的名字康拉德：“康——尼！康——尼”。在一个自己很少踏足的城市能受到如此礼遇，阿登纳总理非常开心。他上前一步表示感谢，丝毫不顾及他的政治宿敌勃兰特还在继续演讲。
肯尼迪突如其来猛烈攻击共产主义的演说让勃兰特忧心忡忡。就在前一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节，西德青年在柏林墙旁进行了暴力示威。勃兰特担心总统挑衅的言辞会挑起激昂的群情，从而让局势失去控制，让柏林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其实，在听肯尼迪的演讲时，勃兰特首先感到的还是吃惊。两周前，6月10日，肯尼迪刚刚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做过非常重要而且大肆宣扬的施政演说。演说中，肯尼迪总统公开表达了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缓和关系的希望，谈到了和平的共同利益，并说如果没有这种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勃兰特、埃贡·巴尔以及勃兰特的另一个顾问都在致力于为柏林问题和两德问题寻求一种新的、更自由的解决方式。然而这些都与肯尼迪刚才演讲中透露的态度格格不入，因为肯尼迪在演讲中表达的是对于两种制度共存可能性的怀疑。
可能肯尼迪刚才演讲时昏头了。演讲结束后，他还沉浸在听众的欢呼和兴奋中。之后他与顾问讨论此次演讲。其中一位顾问——麦乔治·邦迪朝正在兴头上的肯尼迪泼冷水，他坦率地告诉肯尼迪：“总统先生，我想你做得太过火了。”冷静下来后，肯尼迪也表示赞同。他如实告诉军事顾问麦克休将军：“如果我让他们去拆毁柏林墙，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后来，肯尼迪来到自由大学。在亨利·福特楼——美国对西柏林慷慨赠予的标志，肯尼迪发表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演说。这次演说的主题再次回到和平与谅解，而且重申了德国和柏林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的重要作用。总统特别提到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并说这只能是长期的工作。在表达自己对西柏林自由的全力支持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领袖，肯尼迪总统非常清楚地表明，德国问题只是全人类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心；而且，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德国问题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
比起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的演讲来说，肯尼迪在自由大学演讲的感情色彩没有那么强烈，但更真实、更有建设性，而这也是西柏林人需要倾听的东西。
下午大约17点45分，肯尼迪总统登上空军一号。他在柏林逗留了整整八个小时，成为政治和外交剧场经典佳作中的男一号。总统飞赴爱尔兰，在那里重访他的家族之根凯尔特人，或许是肯尼迪希望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多争取一些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选票。在飞机上，肯尼迪告诉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经历这样的日子了。”
肯尼迪离开了崇拜他的西柏林，但这个城市依然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记住他，至少他创造了一个特别而经久不衰的传奇——“果冻炸面圈”的故事。
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都在娱乐着整个世界。总统演讲时，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急切地说出了那几个德语词“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而他犯了一个好笑的语法错误（faux pas）。通过插入这个不定冠词“ein”，肯尼迪不是把自己称为柏林人，而是果冻炸面圈（除了柏林之外，整个德国都知道这种果冻炸面圈的品牌名就是“柏林人”（Berliner））。据说，这错误让听众捧腹不已。
这个故事尽管精彩，但不是真的。毕竟，在写这个短语时，肯尼迪的旁边就有罗伯特·洛克纳和西奥多·索伦森；这两人，特别是洛克纳，德语很好。肯尼迪使用的句子结构不同寻常。通常说来，德国人会简单地描述自己来自哪里，会说“我是柏林人或者德累斯顿人或者慕尼黑人”（Ich bin Berliner or Dresdner or Münchner）。然而，大家都知道肯尼迪并不是真的来自柏林。他使用的是一种修辞手法，让自己在精神上归入柏林这个抽象的圈子之中，而插入的这个“ein”让这个意图更加明显。一个德国作家如此解释：在派对上，一个演员在介绍自己时可能会简单地说，“我是演员”（Ich bin Schauspieler）；但如果他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演员，而且与某件重要的事情有莫大的关系，那么他就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演员”（Ich bin ein Schauspieler）。看来所谓在听众中引起娱乐的故事是演讲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听众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不管怎样，肯尼迪总统留下了一个传奇故事。多亏他的第二次演讲，勃兰特提起的心才放回了原位。
过去两年来，勃兰特一直都在开创一个新政策。这个政策顾及到了分裂德国的新形势，也考虑到了各占领国对德国现状无法掩饰的厌恶。德国的分裂（反映在柏林）是事实。那要如何应对呢？阿登纳已经68岁，他的政治生涯快要终结了，但是柏林墙的问题依然搞得他手忙脚乱。阿登纳的政府继续高调宣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是所有德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同时，抱怨东德政体不合法以及东德边界措施的野蛮。然而，不管是总理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出新的政策来改善柏林的局势，为西柏林市民带来希望。
1963年末，阿登纳退休，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人暗杀，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深受丑闻的困扰，疲惫不堪，正式向伊丽莎白二世提出辞职。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也下台了。
与此同时，维利·勃兰特制订了一个政策。尽管该政策受到很多国家主义者和保守德国人的非议，但它终究是对德国现实的一种务实反应。这个政策的名称是“东方政策”（Ostpolitik）。
在维利·勃兰特最近的传记作者看来，1962年8月发生的血腥事件催生了这种处理德国问题新方式。此后，对于东方，勃兰特就开始逐渐甚至是秘密地转向一种比较柔和的新政策。
如果一场危机能够展示一种宣泄效果（彼得·默瑟伯格写道），那么围绕彼得·费查悲剧的危机就是如此。费查悲剧之后，勃兰特走访了西柏林的工厂和政府部门，尽力想让西柏林人清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他让西柏林人明白，喋喋不休、诅咒或炸掉柏林墙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柏林墙上凿一些洞让它变得透明却是可行的，而且西柏林必须学会和这种让人憎恨的丑恶共生。
这种想法在逻辑上能说通，但勃兰特能够带着西柏林市民和他一起吗？肯尼迪来访三周后，勃兰特发表了重要的施政演说。他发表演说的地点是基督教新教学院，位于慕尼黑和阿尔卑斯之间的图庆。图庆风景宜人，坐落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置身于这个保守的德国南部城市，尽管距离柏林只有几百英里，但勃兰特还是证实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
勃兰特的演说几乎就是重复那年早些时候在哈佛大学用英语发表的演说，而且很多方面都与一个月前肯尼迪在柏林自由大学发表的演说有类似之处。尽管如此，勃兰特的演说依然受到了很大关注。其原因并非勃兰特的演说内容，而是因为他的新闻发布会助手埃贡·巴尔给听众讲述了与勃兰特演说同样的内容。
前往会议的路上，勃兰特被耽搁了。为了能稳住听众，巴尔就发表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评论，不过不是按照先前计划好的作为勃兰特演说的评论，而是发表在勃兰特的演说之前。
巴尔的演说题目是“以缓和而改变”（Wandel durch annaherung），本来计划作为勃兰特演说的一个低调阐释，解释“大处着眼”的政策，以及减缓紧张局势的政策如何在务实的层面上加以解决。巴尔宣称，就德国重新统一而言，“孤注一掷”的政策已经失效。那么对于东西德的人民能做些什么呢？重新统一的想法当然不能抛弃；但与其采取些夸张却收效甚微的行为，不如把它分解为“有很多小步骤和阶段的过程”。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的世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现实，而且只要苏联继续在军事上或以其他的方式支持它，那么这个共产主义德国，尽管让人厌恶，却还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西德的目标必须是通过共同贸易和接触让东德人的生活更舒适。如果共产主义政权暂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勃兰特正在缓缓地展示一个公开的观点。这个观点反映了过去几个月来，勃兰特和随行人员及美国人之间的谈话。然而，巴尔的演说，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晚上的主要节目，引起了广大的关注，但绝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赏。巴尔自己称感到震惊：
在我发表“以缓和而改变”的演讲时，我不知道自己是非常勇敢还是有必要小心一点。我在具体阐述、评估，更加具体而全面地思考勃兰特的演讲，论述应该更深入一点点。
然而，1963年7月的那个夜晚代表了东西德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也是后来熟知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开始。这个政策会承认战后协议的既定事实，尽管这个协议夺走了古老德国的大片领土，并把这些领土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以前的哥尼斯堡，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周围的区域）苏联。
新闻界开始喧嚣起来，特别是施普林格的地方电台。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开始抗议。然而，保守派人士根本就没有选择。一旦尘埃落定，这种观念似乎就进入了大众的头脑中。
在西柏林，随着秋天的临近，西柏林的市长代表坐下来，和东德代表一起推敲“跨越许可协定”。西柏林政府的介入看起来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妥协，但事实上，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东、西德和西柏林政府的中级官员安静地讨论了很多双边贸易和交通问题，也达成了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这就是巴尔所计划的“缓和”的现实基础。
西德保守派人士或许会将“缓和”的观点抨击为背叛，但东德政府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左右为难，既渴求得到国际承认，又需要和西德“缓和”。东德领导层意识到，这种“缓和”可能会导致与西柏林产生一种让人不那么愉快的亲密。
1965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进一步的胜利。但是社会民主党获得的票数还是不够，勃兰特未能如愿成为西德总理。不管怎样，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在缓缓地上升，保守派人士获得的选票继续在减少，而自由人士和自由民主人士输得最惨。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联盟，由阿登纳的继任者路德维希·艾哈德领导，掌握了西德的政权。
作为经济部长，艾哈德教授是1949年来西德“经济奇迹”的缔造者。然而，和许多在位多年的成功的二把手一样，一旦登上最高职位，事实很快就能证明为什么他只能担任副职而无法做到一把手。事实证明，艾哈德在党派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方面很不称职。而且，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西德经济首次进入衰退，国家财政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黑洞”，50万西德人失业。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因为只有2%多一点的劳动力失业；但在1966年，人们都焦虑地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回来了。
1966年秋，西德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政府，勃兰特成为西德外交部长。在艾哈德决定增加税收以解决预算问题后，相信自由市场的勃兰特从西德政府辞职。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的“大联合”组阁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勃兰特很不情愿地同意离开西柏林，前往波恩担任外交部长。艾哈德辞职后，勃兰特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几个部长进入政府，在新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的领导下和老对手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一起共事。基辛格是一位斯瓦比亚律师，满头银发，口才极佳，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基辛格曾经做过12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还是约瑟夫·戈培尔宣传部的重要人物，为此他一直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面对西德政府送给他们的抨击对象，东德的宣传者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进入西德政府后，勃兰特谨慎地开始了他的“缓和”政策，首先就是放弃“哈尔斯坦主义”，与东方集团国家建交，甚至还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然而，他的这些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三年后，勃兰特成为西德总理，东德问题才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等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或政治崩溃已经毫无意义，而在1961年8月13日前，西德人都有这种奢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德的政局已经稳定下来。
柏林墙成为现实的那一天一直都被视为东德的“重生”，从那一刻开始，东德能够独立发展了。乌布利希说得很对，没有这道墙，他和苏联保护者建立的这个国家就无法幸存下来。而有了这道墙，虽然这道墙遭到了国际公众舆论的长久谴责，但至少东德有了生机。
柏林墙建成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劳动力大量逃往西德的现象立刻停止了。与东德隔离后，西德迅猛发展的工业失去了东德提供的劳动力条件。1961年10月，西德迈出了极端但影响深远的一步，与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签署合约，允许土耳其“外来工人”填充那些空余的职位。
在奥得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德国人陷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狭窄的边界线之间，而乌布利希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对东德的完全控制。1962年秋，柏林墙建造后的逮捕潮逐渐平息下来，尽管潜在的趋势依然是镇压。1957年，史塔西警官的数量是17500人，到了1973年，即乌布利希离开人世的那一年，史塔西警官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52700人；而这还没有计算大量的兼职密探，即“非官方同事”（Inoffizielle Mitarbeiter，就是IM）。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40年内，至少有60万人为史塔西工作过。一些专家更是宣称在此期间为史塔西工作的人数高达一两百万。在此期间，东德的人口降到1800万到1600万。即便我们只看史塔西的官员，即拿薪水的史塔西警官的数量，那么每320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相比之下，1939年，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口（不包括奥地利）为1700万，而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人数只有2万，即3500德国人中有一个是盖世太保。不难看出：盖世太保仅以史塔西全盛时期1/10的人数就成功地控制了持不同意见者。
史塔西扮演的一直都是盲目效忠、缺乏同情心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在多年前就已经被准确界定，尽管让人不寒而栗：“国家安全部（史塔西）被赋予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或方式阻止或扼杀所有阻碍或延滞社会主义成功的企图。”
1961年8月13日后，东德政府当局持续逮捕了国内蓄意阻挠的市民，加强了已经有效得令人窒息的内部安全机构，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还是应该给普通东德人一些理由，让他们对东德政权说是。高压之下也要留一些透气孔才行。要统治好东德，除了大棒，胡萝卜也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乌布利希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还是觉得应该进行一些改革了。1961年10月，在第22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继续批判斯大林。东德的斯大林大道变成了卡尔·马克思大道，斯大林的名字也从其他的街道、工厂和机构中消失了。
经济方面，乌布利希居然支持经济改革，这的确让人惊讶。商品的定价有了更多自由，东德政府也越来越强调工业中专业技术知识和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性，人民大众也拥有了更多的生活消费品。20世纪50年代末期，东德叫嚣要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超越西德。和当时相比，东德的局势真是有了天壤之别。这表明，在局势明朗的时候，乌布利希也能吸取教训。
在实行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时，东德政府也引入了一整套全新的社会措施。这些措施旨在让普通东德人更加意识到一个紧密联系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多么优越。这些措施改善了青年人的地位和社会参与程度（年轻人一直都是个问题），同时，放松了以前相对僵化的政治控制，改善了教育体制，改革了家庭法令，等等。从本质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进步和人文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帮助东德民众，现在他们被幽闭起来，不仅要接受自己的命运，还要看到处于幽闭环境中的一些优势。
新的青年准则甚至还允许孩子们听一些爵士乐和一点点流行音乐，当然得通过“正确渠道”。文化方面也进行了有限的放松，出版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分裂的天堂》。小说讲述的是柏林墙分隔开来的一个家庭，尽管小说完全赞同东德的体制。曾经一段时间，一些左派讽刺作家，比如年轻的沃尔夫·比尔曼（一位从西德移民过去的理想主义者）也被允许出版自己的作品。
新的家庭法规承认婚姻和孩子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鼓励男人帮助承担一些家庭责任。东德政府甚至还谈到要创建“社会主义人格”，但对大多数东德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中产阶级下层非常相似，而与无产阶级先锋的生活方式相差甚远。
“新经济体制”的效果并不是太好，但比以前的经济模式好很多。大量人口外流的现象已经停止，而且东方集团国家政府也增加了对东德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大多数东德人的生活已经比较舒适和幸福了。在1965年到1970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个人消费增加了近25%。
牙刷、土豆、卫生巾和厕纸等日常用品的供应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1960到1970年，家庭拥有电视的百分率从16.7%增加到了69.1%，拥有冰箱的百分率从6.1%增加到56.4%，拥有洗衣机的比率从6.2%增加到了53.6%；1960年，3.2%的东德人拥有小汽车，1970年，15.6%的东德人拥有小汽车。然而，汽车依然很昂贵，而且交付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一些人把这种成就称为“东德的经济奇迹”。这是一种夸张，但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东德人的生活确实比20世纪50年代要好得多。
东德政府逐渐赢得了一个明显而且非常关键的事实：柏林墙建好后十年内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其他类型的社会体制。一个1950年左右出生的东德妇女在1989年后会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她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是那么破旧、灰暗，空气污染是那么严重。东德人可以去其他东欧国家旅游。而且，和其他东欧国家比起来，东德看起来要先进得多，而且生活水平也要高很多。
精英人物在万特利茨和别的地方锦衣玉食，远远地躲开东德的人民大众。除了精英人物，几乎没有哪个东德人的生活称得上富足。但东德有免费的幼儿园食物、免费的医疗、租金补助和假期补助（假期补助通常是由国家控制的工会或者职业协会组织的），而且获得国家批准的人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纪守法，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野心，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还把你的未来完完全全交给德意志统一社会党或者“街区”党派，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宁静而安全。
在东德，还有一些事情值得骄傲。20世纪50年代初，东德开始大规模地鼓励国民开展体育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场大规模的运动只是作为一种增进健康、提高生育能力的措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追求国家尊严的轻率要求。一些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很小时就被挑选出来，送往特殊的运动学校。在这些特殊的运动学校内，他们不仅要学习常规课程，还要在严格的纪律和强硬的政治教育背景中接受高强度的训练。当他们慢慢长大，最成功的运动员将会直接被送入大城市或城镇中大约30个资金雄厚而且设施很好的运动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通常都和军队以及史塔西有关，运动员会在军队或者史塔西得到稳定的工作，这就能保证他们保留理论上的业余身份。高级别的运动导师和教练在莱比锡的体育运动研究机构（Forschungsinstitut fur Korperkultur und Sport）接受培训，如何才能让这些运动员更有进攻性。
成功的教练和运动员会获得很高的奖赏：去国外旅游。此外，还有一些特别待遇，比如房子、轿车，以及用西方货币发的奖金。不幸的是，代价通常也很高昂。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其实，东德的很多运动员都依赖于危险但有助提高成绩的兴奋剂，如合成代谢类固醇和荷尔蒙。
奥运会上的成功加剧了这种趋势。从1969年开始，一个综合的兴奋剂项目开始了。为了让东德运动员能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高位，莱比锡机构、东柏林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公司无耻地勾结起来。这种称雄世界的成就让东德赚取了一些正面形象，以及国内迫切需要的集体自豪感。一个只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确实让人惊讶。1989年后，这个残酷的国家阴谋被披露出来。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东德政府给很多孩子和年轻人服食一些强效但非常有害的药物，而孩子的父母根本就不知情。很多人，中年就会开始遭受长期服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垂暮之年的瓦尔特·乌布利希依然统辖着这个带有围墙的封地，与两个世纪前独裁的普鲁士非常相似。东德同样是一个过分微观管理的、家长式作风的军事经济体制；其中，市场的地位屈从于国家的需要，出人意料和差强人意的斗士（这里指的是运动场而不是战场）为了领袖的愉悦而列队接受检阅。我们不知道东德运动队中的这些“高家伙”是否也要排队穿过乌布利希的卧室。在东德这片土地上，痴迷于发布命令的“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换成了顽固的乌布利希。自从1961年8月13日以来，柏林再次出现了城墙。如同18世纪的逃兵一样，20世纪的“叛逃者”也会在城墙边被开枪射击。
乌布利希的继任者会采取更有逻辑的措施，重新引入对普鲁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狂热崇拜，而目的就是为了创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迫切需要的历史脊梁。对于顽固、说话尖利的乌布利希来说，不管他的国民要付出什么代价，存留并形成一个实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实体反映的是他在青年时就有的一个梦想——创建社会主义国家。
1971年5月，77岁高龄的乌布利希在东德被解除了实权。因为严厉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成为苏联的领袖。勃列日涅夫认定，卫星国德国高层需要新鲜血液。
乌布利希又活了两年多，但他的健康问题却每况愈下，尽管依然保有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但已经失去曾经行使的权力。他甚至无法自主选择来宾，而且他的来访者都由政治局的礼宾司代为选择。
1973年6月，庆祝乌布利希最后一个生日的照片，形象地表明了德国共产党的前强势人物80高龄的状况。庆祝地点就在国务委员会的宴会厅。他缩在椅子上，因为疾病，他永远都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始终看着地面。他的继任者，埃里希·昂纳克站在麦克风后，正在讲述一本纪念相册。昂纳克的身后是政治局成员，隐隐约约的，面无表情，穿着不合时宜而且扣得紧紧的制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沉闷的职责。没有其他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庆祝活动中。乌布利希身体微微前倾，微微龇牙，他脸上的表情也许是他身体上的痛苦的表现。同样的，乌布利希或许还表达了一种衰落的失败和愤怒，因为一个曾经强大的动物，居然虚弱到无助地依赖自己曾经鄙视的动物。如果乌布利希有力量，或许他会跳起来撕裂那些人的喉咙。但他没有，也做不到。
五周后，即1973年8月1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多恩湖畔的别墅内死去。12年前，柏林墙建造的前一天，就在此地，乌布利希邀请部下和他一起喝茶，并迫使向他鞠躬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