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保-
（一）经验分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 1954年会长演说中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他说：“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该论断用一般语言表述就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是先恶化后改善。如果用一条反映不平等程度的曲线来表示，该曲线是先上升而后下降，因此，学术界常常把库兹涅茨这一论断称为库兹涅茨倒 U型假说。
自从库兹涅茨50年代提出这个倒 U型假说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个假说进行了广泛的验证。60、70 年代的研究大多支持了库兹涅茨假说，但到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根据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对库兹涅茨假说逐渐持否定的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分歧。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等人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是不成立的；而南开大学的陈宗胜从经验分析中却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是存在的。
本人最近运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把90个国家的人均GDP和基尼系数值作了一个比较，发现5000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比 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基尼系数要小得多，说明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之发展中国家要小得多。但是，当我们把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还要高一些。按照库兹涅茨假说，应该是中等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更不平等，这表明库兹涅茨假说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支持。
但是，如果不是用人均收入而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供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发展水平的指标，那么，发展水平与不平等程度基本上是呈倒 U型关系，即具有高人类发展指数和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基尼系数比中等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要低。
人类发展指数是由人均 GDP、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三项指标综合而成的。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各国的发达程度可能比单纯的人均 GDP指标更为适当，因为人均 GDP的换算和比较（无论是用汇率换算还是用购买力平价换算）存在着很大的误差，而人类发展指数相对说来则比较准确。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1995 年的基尼系数是41.5，在90个国家中位于前35位，即处于上中等不平等程度。但在中等收入以下的国家中，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处于平均水平。按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数字，中国1998年基尼系数是 40.3，在111个国家中排在前44位，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处于上中等水平。但是，在中等人类发展指数中，中国的基尼系数排在 54个国家中的前31位，居于中下水平。可见，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比并不太严重，但与发达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仍然是较高的。
（二）理论解释
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理论能够雄辩地证明库兹涅茨假说是成立的。至少在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是趋向不平等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构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学说，这些理论都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它们能够证明库兹涅茨假说是成立的。
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出发，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过程。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将会导致工业部门的利润上升，以及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农业部门因为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结果，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收入差别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将不断扩大。在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之后，一个国家就实现了工业化，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都现代化了，生产率水平差距也开始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开始缩小。
赫尔希曼在5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他指出，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不可能对所有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只能选择其中某些部门优先投资。那么，应该优先投资哪些部门？他认为，农业部门的联系效应最小，工业部门的联系效应最大，因此，应该优先投资和发展工业部门。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发展就必然快于其他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当优先发展的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过联系效应使其他部门也发展起来了，这时，各个部门开始出现平衡的增长。当优先发展的部门更快的扩张时，这些部门的利润和工资水平将提高得比其他部门要快，从而引起收入分配向这些部门倾斜，导致各个部门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当一个国家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不平衡的发展将会让位于平衡的发展，各个部门的收入差别也将缩小。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50 年代提出了一个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他把一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然后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来说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落后地区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他假设最初所有地区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一个地区和几个地区出现增长，从而工资和利润率开始出现差距。结果，一个累积性因果循环就开始了。一方面，发达地区因工资和利润高，人才和资本纷纷从落后地区向蓬勃发展的地区流动，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发展更快，繁荣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吸引着落后地区的人才和资本的流入，导致这些地区经济更快的发展，这样，发达地区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累积因果循环。另一方面，不发达地区人才和资本的流出，导致不发达地区更不发达，收入和利润更低，结果是更多的人才和资本的外流，造成不发达地区经济更加落后。这样，不发达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累积因果循环。由于这两个循环累积因果过程的共同作用，发达地区就越来越发达，不发达地区越来越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就是缪尔达尔所说的“回波效应”。但是，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激烈，投资机会和工作机会减少，工资水平和利润率开始下降。这些因素将会促使人才和资本向不发达地区回流，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就是缪尔达尔所说的“扩散效应”，当扩散效应越来越大，超过了回波效应时，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开始缩小。
从以上对发展理论的概述中可知，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结构转变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民经济中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各个部门和行业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职业之间、各个阶层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换句话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伴随现象。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在发展中国家是存在的。
（三）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解释
中国在过去20年中 GDP每年以 9.5%的高速增长，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迅速扩大。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不仅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低，甚至比发达国家也要低。但到了90年代末，基尼系数上升到 0.4，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当然，这里只是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前半部分是成立的，即在工业化过程初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至于后半部分，即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由于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还无法得到证明。
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主要是由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所造成的。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这是因为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地区的收入水平大大地高于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要高于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这就扩大了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农村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0年中上升50%。另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使城市的劳动成本保持在低水平上，这就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非农业产业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导致城市非农业产业发展得更快，结果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 1985年到1999年，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别扩大了65%。
其次，部门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收入差别的扩大。从统计资料看，在过去20 年中，各个行业的工资虽然都上涨了，但上涨的幅度差别很大，发展较快的部门如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发、计算机应用服务、航空、电信、科技研究、教育和信息咨询部门等工资上升较快，而发展较慢的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商业等部门工资水平上升较慢。
再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地区间收入差别的扩大。改革开放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经过20年的发展，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地区发展迅速，而内地大多数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结果，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与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四）结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各国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过去20年中，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确在扩大，与其他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比，我国的收入不平等达到了中等程度，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部门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只要这个转型过程还没有结束，收入不平等状况就会持续下去。当然，也可能不会进一步扩大，因为已出现一些因素在阻止它的扩大，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第三，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如果过分地限制收入分配差距，就有可能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最后要指出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不完全是由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也有些是体制因素造成的，如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垄断、机会不均等、权钱交易和法制不健全等问题。虽然这些因素不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但它最能激起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对这些因素引起的不平等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