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崇台-
（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被称为“问题部门”
二元结构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的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人刘易斯于 1979 年在一篇标题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地说：“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 4倍，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个百分点———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的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主要有 6 个原因：（1）快速的人口增长。（2）热带粮食生产的技术革命刚刚起步。（3）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开发，农业推广服务和对农民提供现代产出的网络也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竟完全缺乏。（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5）虽然人们都赞同土地改革，但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如是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何变革租佃关系等）并未造成共识，以致效果不佳。（6）劣势的贸易条件。
从上述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分的6种因素出发，刘易斯进一步分析了后果：
1.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人口增长，利润和地租将上升而劳动收入将下降，早已是不争之论，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也不认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带来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低收入的农民。除非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改善。在技术停滞的非洲和亚洲热带干旱地区，这种人口负效应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5亿最贫困的人口，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乡———城人口大量流动。人口较稀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人口较密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必然出现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日益狭小，以致农业人均产出日益下降，从而促使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谋求工作以取得收入。但是，城市又无法提供农村流入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职位需求，加上农村妇女也纷纷离乡进城，更激化了城市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由于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增加水电交通学校医院等公用事业的支出、沉重的城市财政负担又迫使政府削减投向农村的资力。结果，农村愈趋贫困，城乡差距愈趋扩大，乡———城人口不正常流动的情况愈趋严重。
3.落后的农业还会造成国际支付赤字扩大，债台高筑，出现债务危机。这不仅因为低农业产出无法换取较多外汇，进口粮食需支出外汇，还因为城市化进程放慢而所需的大量资本不得不向国外借入。两缺口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得不压低储蓄以换取外汇。
4.落后的农业意味着农民只有低下的购买力，以致工业的增长受阻碍。尽管从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国内运输条件有所改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的出口，从需求方面而言发达国家的迅速增长将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但是，这些作物一般是低价售出的，而且数量上只占产出的一小部分。个别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农产原料和饮料原料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此类商品的供给弹性是很高的，因此，贸易条件不会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农民从国内生产得到的收入也很低。于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制造品进口替代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工业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却面临的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从长远利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可以提高，吸纳制造品的国内市场才可以形成，贸易条件才可以改善。
刘易斯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后25年写成论文作出上述分析的，距今已有21年，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又是一篇不朽名文。第一，刘易斯在文中的论述始终抓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的要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之所以低下，主要是技术停滞状态下的人口过多。第三，他自我突破了二元结构下乡———城人口自然流动可以顺利地为工业化累积资本和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思维定式，提出如何充分利用大量农业生产率的政策思路。第四，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论证发展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化问题，而农业则被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1979年论文的分析对这一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正，但是，毋庸讳言，1954 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和当时在结构主义思路指引下其他政策建议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因此，在肯定1979年论文超越了 1954 年论文认识水平的同时，不能不回顾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结构主义思路畸重畸轻带来的不良后果。
应当指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工轻农思想的理论，不只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还有发展经济学另外两位先驱人物的理论，一是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是普雷维什贸易条件恶化论。以上流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三家之言都各有着重之点：1954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三者虽都有正确一面，但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方面强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中的“唯工业化论”。
“唯工业化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组成部分。它和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唯资本论”、重计划调节轻市场机制的“唯资本论”以及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的思想，共同组成主导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结构主义的畸重畸轻思路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因贫困而感到送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很高，如果政府又不扶植农村教育，则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不能提高而严重障碍农业进步。计划调节下封闭式发展工业一般要对外汇价格和资本价格作出人为的扭曲，这对农业发展也十分有害。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农产品被计划收购甚至强制征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工业生产，却往往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总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60 年代里，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而农业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和困难是密切相关的，如不发达和绝对贫困依旧存在或改变很小，人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这些情况，直至新世纪的来临，基本上还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依旧是一个“问题部门”（problem sec-tor）。
（二）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如果把建国以后至1977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定为结构主义思想，则我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沿着这一思路走更远，就农业而言，受害也较严重。在1977 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 1959年到1966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大跃进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连年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涉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1978年，自发兴起的联产承包的初始形态得到肯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 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但是，以后农业生产又出现滑坡。1988年比 1984年粮食生产减少了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 5740 万人左右，粮食供需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近13年，经过政策再调整和各方面种种努力，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有些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还继续存在，而新问题（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更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在我国，农业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部门。
在我看来，我国要解决有诸多问题的农业部门，必须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坚定不移地、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阔的生产空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 年中国人口达12.61亿人，居世界之冠，年增长率仍未降到1.1%以下，而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估计，现在农业劳动力为4 亿上下，其中，剩余劳动力在1.8亿～2亿之间，这是一个异常庞大的数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压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捷径之一是机械化，但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继续膨胀堵塞了这一条道路，从而较快速地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难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流动在经济上起了正面作用。第一，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第二，外来劳动力为城镇的基本建设如楼房建筑、管道施工、道路修建、住宅装修等所需工人的主要源泉，据估计，其中大约80%～90%来自农村。第三，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还可以回流，经过在外艰苦奋斗多年的民工，一部分人开始回流，他们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价值观回乡创业，既可以自己成家立业，又可以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
当然，乡———城人口的盲目流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求职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情况是，供给大大地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超过需求。结果，由于城市企业部门不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流入城市的民工就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棚户和贫民窟的居住者。他们从事一切可能做的工作，成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鞋匠、擦皮鞋者以及保姆等等。于是，城市中出现并不断扩大了一个新的部门———“非正式部门”。可以说，非正式部门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因不断吸纳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断膨胀。日益膨胀的非正式部门不仅是城市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公害。饮水用电的要求不能不满足，占地建房之势难以抑制，环境卫生的破坏又禁而不止。
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拥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谋求生存和预期中较好生活条件而离乡背井进入城市从经济规律上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扩大由此而带来的正面影响减少负面影响，我国在继续放宽户口管理的同时，应正确处理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关系。
从我国国情出发，似不应当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少数的大城市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两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极其巨大的投资，水电设施、地下铁道、立交桥、轻轨、“靓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等等所需投入的庞大资金都不能不依靠外力。而小城镇的建设不必刻意求新求大求全，可以更具有田园风格。它们靠近农村，可以就此吸纳劳动力，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较少，可以就地筹集，调动民间资源。至于影响环境问题，在市场走向规范化和法治日益健全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移动的洪流，只能疏导，不可拦阻。把农民拒于市门或镇门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逆流而行的不明智的举措，也是根本做不到的。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在地域或行业中受禁，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开展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管理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趋势看，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必将彻底改革。
2.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负担，预防未来风险。长期以来，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低收入的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费用负担非常沉重，以用电为例，不少农村地区付出每度的电费竟高达城市的 10 倍，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日入而息”或用起油灯。现在一些地区已在地试行费改税的办法以控制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并进行农民负担专项基金大检查，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加入 WTO后，我国农业生产必将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严重冲击。据估计，加入 WTO后，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使2005 年国内玉米生产减少 7.5%（1000 万吨），小麦生产减少4.7%（500万吨），大豆生产减少4.5%，棉花生产减少3.8%，油料作物减少生产3.6%，糖料作物生产减少 2.5%。生产减少使2005年种植业部门将减少300 多万劳动力。这将为本已十分严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我国可以凭借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皮革制品以及建筑、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可以增加 6进万人就业。但是，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必须从农业本身产业结构的改造上升到把农业现代化和高科技化与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广大的农民在新农村、新农业的新天地中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
总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能完全跳出农村和农业。要继续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并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农业。
3.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农业传统保守思想必须受到教育，但是，任何重大变革措施应当得到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行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