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目解析
本书题目副标题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其中有几个概念需要作一些说明。文中涉及的是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的事情，定名为“启蒙时代”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按照一般印象，“启蒙时代”是指18世纪的一段时期。但从所阅读的资料来看，西方学者虽然有部分人将18世纪之前称为“前启蒙”时代，但还有许多人把17世纪后半叶也算在“启蒙时代”之内。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启蒙运动是“17和18世纪欧洲的一场知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关于上帝、理性、自然和人类的思想被综合成一种赢得广泛赞同并促使艺术、哲学和政治有突破性发展的世界观。启蒙运动思想的核心是运用和推崇理性，即人类借以认识宇宙和改善自身状况的力量。理性人的目标被定为有知识、自由和幸福”。这里很清楚地指明它包括17世纪，事实上从理性的觉醒和反教权蒙昧主义的思想产生发展这一启蒙运动思想的核心内容来看，把17世纪后半叶包括在内是比较合理的，18世纪中期不过是这整个过程的一个高潮。还应注意到，思想界的反教权运动和政治界的反教权运动几乎是同步的，两者还可相互影响强化，所以在欧洲历史的一般分期中可以看到，“启蒙运动”被列入1648-1789这个时段之下，即欧洲大陆的君主集权制鼎盛时期，这并非偶然。本书所讨论的事件发生在1658年以后，在1760年代之后渐趋平息，但余波漫及18世纪末，恰好包含在上述启蒙运动的时段以内，故而以“启蒙时代”来指称本书的时间背景应该不无恰当。
“欧洲人”在文章中包括两类人，一类人是在华耶稣会士，一类是欧洲本土的学者或思想家，但就全文主旨而言，比较侧重于后一类人。
文中的“中国上古史”是指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今天通常认为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但文章中所有故事都是围绕这个传说时代的确切时间展开的，因为与《圣经》所载人类起源时间发生冲突的就是这一段历史。至于三代历史，耶稣会士根据中国史料推定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207年，该时间已经足够被圣经编年史所包容，因此尽管当代学者还在为夏商周断代而努力，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却不会对此时间有太多质疑。
二、选题旨趣
整个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界都贯穿着引言中描述的对中国上古史的这种兴趣，一个连中国人都搞不清楚而且也不认为能搞清楚的时间问题却牵动了欧洲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无数脑细胞，而且同时代的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欧洲人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开端，欧洲人完全在凭借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分析习惯去探索中国文化中的某一方面。这固然是欧洲人认识中国的一个开端，但更是欧洲人认识自己的重要表现。这本是明清时期中欧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件，有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特点、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足以吸引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人士去了解、认识和分析，更何况从下文的研究现状分析中可以知道，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本书的写作首先是为了填补空白。
这个话题第一眼看去是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但深入了解之后又会发现，这段历史更可以说是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是一个讨论欧洲社会在理性启蒙的过程中如何借助外来文化达成自身目的的题目。中国上古史于17、18世纪在欧洲的这段经历，中国人完全没有参与，尽管耶稣会士可能要依靠中国人的帮助学习和翻译中国历史，但中国人从头至尾不知道欧洲发生的这些事情，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与中国人没有干犯。“中国”在这里并没有担当任何主体的角色，只是被作为一个认识客体，这是其一。我之所以注意这个题目，起初就是在关注汉学史的过程中，并且也曾把它单纯作为汉学史发展的一部分来看待。但深入下去却发现，如果从汉学史或者中学西渐这个角度来解说该事件，充其量只能作一个编年学的排比，介绍什么时间、有哪些耶稣会士的哪些作品提到中国古代史的什么内容，哪些欧洲学者据此创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作品，不仅运笔空间逼仄狭小，而且不能揭示出此事件的真正意义。反之，把它放在欧洲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变迁之下，则会看到它在参与欧洲近代化转型期里波澜壮阔的思想变革时，表现得跌宕多姿、曲折生动，令研究者大有施展余地。事实上它几乎吸引了欧洲知识界各类人的注意，并且被持续关注了近一个半世纪，它就像一枚小小的棱镜，轻轻旋转就可以折射出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大致面貌，这是此论题适宜从欧洲思想史角度书写的第二个理由。
但是，以欧洲思想史变迁为观察视角并不意味着中国上古史事件中全然没有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所以在文中也会适当关注这一点。无论是耶稣会士传递给欧洲的，还是欧洲学者所描绘出的，都是一个遭到歪曲的“中国形象”，然而这个不真实的影象却对启蒙时代欧洲的思想和学术变迁起到一些促进作用，甚至一些欧洲学者由此走上了探究中国文化的严肃道路。这种现象在文化传播中并非孤例，比如20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以并非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在启蒙时代的欧洲所起的作用是暂时的，而且主要作用是对以教会和《圣经》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观念的破坏，在欧洲的思想与学术重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欧洲自身的力量，中国的作用微乎其微。转型期过后，中国文化的位置不过就是以西方思想、观念和方法包装起来的“汉学”研究，是少部分欧洲人的兴趣，是大部分欧洲人认识自身的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西化的中国，却又永远是西方文化中的异质，绝非中国文化融入西方的见证。而在中国，歪曲了的西方形象对学术和思想产生了深长久远的影响，以至于它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播结果有如此大区别，其原因历来是学者关心的话题，本书所论述的题目也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但本书力有不逮，不敢奢望去比较中欧各自转型期里外来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希望对一种现象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未来还能从事比较，这也可算是一个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