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陲，由于多民族、多山区以及历史上的种种因素，造成了云南地区生产水平的多层次经济的特点，直到抗战前夕，云南经济的发展比起内地要缓慢得多。到抗战时期，云南成了大后方，同时又是滇西抗战的前方，这就形成了云南特殊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云南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此，本文拟对云南经济在抗战时期新发展的问题作些探讨，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抗战前的云南社会经济
云南财政在近代史上是收不敷支的，每年由四川、湖北、湖南等省酌量补助。经过“护法”、“靖国”战争的对外用兵，接着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造成了经济萧条、财政拮据，于是只得滥发纸币，结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种恶性循环，使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军、政薪饷积欠半年以上，中小学教师连生活也无法维持。龙云统治云南时期，他感到如果经济上危机重重，政治统治也就难以巩固，因此下决心对财政金融进行“整理”。到抗战前夕，云南分别形成了以财政厅长陆子安及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为首脑的两大财政金融系统。这两大系统的经济实力，掌握着云南的经济命脉，成为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龙云地方政权的经济基础。
抗战前，云南省财政厅首先整理各项税收及征收本位为滇铸半开银元，提出废苛杂，取消60多种苛捐杂税。其实，这只是把一些税目加以归类，根据物产情况，增加许多新税目，并使财政商业化，以增加云南省政府的财政收入。例如：
整理了烟酒税和厘金；成立了契税局；整顿印花税；清丈田地，改田赋为耕地税；设立“云南特货统运处”；代商铸币，还有钨砂税币，对日用消费品实行专卖。
总之，抗战前，云南省财政厅通过整理各项税收及滇铸半开之后，财政收入大大增加，金融也相对稳定，如能把这项巨额款项用于云南经济发展，的确可为云南人民做许多福利事业，可是财政搜刮得的巨款，除军费、政费两项开支外，多数进入少数贪官污吏的腰包，而多数公务、教育界人员及广大劳动人民却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云南金融业，抗战前共有10家银行，以富滇新银行为主，控制着云南的金融业。1934年，缪云台任富滇新银行行长后，针对以往积弊，报经省政府同意，采取两条措施：第一，富滇新银行不代理省金库；第二，省里军政首脑不能凭权势地位在富滇新银行内开设透支户。并且采取了另外一些有效的措施：
首先，管理货币，统一币制；其次，颁布《考核现金移动办法》，严禁白银出境；再次，购买白银，增铸半开银币，对新滇币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改进外汇管理办法，争取掌握大锡的销售权，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方汇理银行的地位。
以上对金融业的整顿，控制了云南金融及外汇，为云南金融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为云南金融业、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可见，抗战前夕，云南财政金融大权基本上为缪、陆两系所控制，它们各有其特点，对云南的经济发展都起过一定作用。龙云就是依靠缪、陆这两个财政金融系统作为统治云南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是依靠这两个系统改变了云南过去金融的混乱、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对发展云南的经济、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
云南抗战前的近代工商业，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后，英、美、法、日、希腊、土耳其等国，纷纷在昆明、蒙自开设洋行，当时，昆明有洋行34家，蒙自有20多家，其中以法商为最多，英商次之。由于帝国主义成本低廉的机制商品大量输入，严重摧残了云南的手工业和农副业生产，也扼制了刚刚产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使地方产品无力与之竞争而失去市场，土货行业纷纷倒闭，洋货充斥云南市场，一些洋行又将其代理店、代销点渗透到全省各地；为洋行推销商品、收购原料的买办阶级也随之出现了。与此同时，也刺激了云南的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是官僚资本在“护国运动”以后开始形成，“九一八”以后开始发展，它具有买办及浓厚的封建性；另一种是民族资本，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昆明地区和个旧等少数矿区，以及处于交通要道的少数城镇，一些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民族资本也有发展。云南经济从总体来说，到抗日战争前，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工矿企业、火柴、食品、卷烟和城市信用事业中，都是以手工业劳动为主、部分机器操作为辅，因此，云南的近代工业是在艰难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着。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使云南出现了以下一些工矿企业单位：耀龙电灯公司、阿米通电灯公司、腾冲电灯公司、蒙自大光电灯公司、河口汉光电灯公司等，都是由商人集股开办的民族资本工业。自来水公司，为官商合股创办。冶金工业中民族资本的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锡矿。云南的重要煤矿区，分布于滇越铁路之北段及昆明附近。此外，在昆明附近，昆阳、呈贡等都有铁矿石，金、银、铅、锌、矿石也很多，磷矿、硫黄矿石分布也很广。总之，云南矿藏极为丰富，除个旧锡矿外，在抗战前，其他矿藏多半未得到开发。
此外，亚细亚烟草公司，是云南第一家以机器制造卷烟的工厂；云兴火柴公司成立于1912年，到抗战前，是云南火柴业发展的时期；大道生织布厂因价廉物美，深受群众欢迎；开智印刷公司的设备基本上用机械制作；制革业、铜铁机器工业以及造纸、制糖、猪毛、砖瓦、玻璃等工业也相继建立。
从民国到抗战前夕，云南民族工业开始有了一些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艰难和畸形的，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主义的束缚、官僚资本的侵吞，加上社会秩序的动乱，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等等原因，所以长期坚持发展下来的不多，事业开创之后，得不到扶助而歇业、改组的现象出现得较为频繁。
云南地方官僚资本创业有较大发展的是云南纺织厂，它生产的“金龙”、“碧鸡”两种产品较有名气；电气制铜厂，为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1929年，开辟了民航昆、黔、渝航线；1937年，发起组织云南运输公司。
可见，抗日战争以前，云南工矿企业其规模较大，设备比较新式的，只有云南纺织厂，其次是一些小型企业。地方官僚资本或官商合办的企业，比民族工商业发展较容易些，但总体上说，云南工矿企业落后于同时期全国水平。
抗日战争前云南民族商业发展的表现，是形成了若干商帮。最先是以临安帮为首，后为迤西帮代替。
此外，抗战前，除以上大商业外，也出现了许多为城市消费服务的商业，还成立了商会。这些商业的经营，不仅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对繁荣云南城市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城乡物资的交流。
抗战前，云南广大农村地区以封建生产关系为主，同时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生产关系，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加上云南山多地少，科技文化落后，生产方式粗放、粮食产量低，经济作物生产艰难，畜牧业发展缓慢，渔业捕获量不大，森林覆盖面积较高，但后来采伐量过多，使覆盖面积下降。因而，云南农业生产水平比同时期全国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然而，鸦片种植在云南农业中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也阻碍着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云南农业人口总数约占全省人口的90%，经济作物种植指数很低，种类单调，商品率低下，经济作物发展缓慢。畜牧业在云南农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1929年龙云统治时，政局趋于稳定，农田水利才进行了修筑。地权集中比较明显。云南一些地区较广泛地种植鸦片，结果，就破坏了农业经济生产的正常发展，从而使云南农村经济在战前呈现出发展非常困难、非常缓慢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经济。
二、云南积极发展战时经济
当时，云南省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建设云南，于1934年3月30日，即议决成立省经济委员会，并指定民政、财政、建设、实业、教育各厅厅长为当然委员，以缪云台为常务委员，12月1日，在富滇新银行内正式成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开发经济、办企业的专门机构，它的职责是依靠省政府所赋予的权力及资金，进行规划、开发、经营。
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实施，在抗战前就已经注意到从本省经济地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与邻省及中央有关机构建设计划的配合。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家银行及中央事业机关、工矿企业等，纷纷迁入云南，因而，云南经济委员会在原来的计划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扩充，资金方面得到更多的投资和借款，如国家银行、中央事业机关、富滇新银行及本省机关都给予了该会投资与借款，所以，抗战时期的云南经济，较抗日战争前发展得更迅速。同时，随着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的大片国土相继沦入敌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对西南、西北的开发。由于西南除资源丰富外，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农产品也比较西北丰富，国际交通要道比西北方便，加上地理上的条件，是国防的安全地带，因此，决定先开发西南，后开发西北，即以西南为中心。
国民政府开发云南主要是通过资源委员会来进行的。抗战以前，云南处于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沿海厂矿企业纷纷内迁，蒋介石以“抗战建国”为名，决定在沿海工矿企业迁入西南的同时，乘机把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伸入西南，特别是云南。为此，中国四大银行先后迁入云南，对云南的一些工矿企业进行了开发投资。至于全面的开发部署，则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实施。
龙云本意是不愿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染指云南，可是从抗战全局，以及云南的开发着想，认为这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好处，因此，愿意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由资源委员会同云南省政府在滇合办厂矿协议：由资源委员会同云南省政府在滇合办厂矿企业，资源委员会出资金和人员，并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职责，如有盈利，双方均分；如有亏损，云南方面不承担责任。至于云南省政府一直抓得很紧的个旧锡矿，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商定：云南省方面指定缪云台为总经理，资源委员会派孟宪民到个旧，开发新矿井。这样，中央势力进入云南后，不至影响云南省政府对大锡出口的外汇收入。由于以上协定对云南有利，所以双方没有产生多大矛盾，从而，开发云南的事情也就能较顺利地进行。
1937年到1938年间，资源委员会在云南开办的厂矿企业共有7家，以后又办了一批，名义上都是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办的，这些都为云南工矿企业建设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东南沿海工商企业大批迁入云南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是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是发展军事工业的好地方；还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国际路线，因而，国民政府把开发云南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沿海工商企业家，本着保持实力，坚持长期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作出不少牺牲，内迁云南，支援抗战，这就促进了云南近代工业的开发与发展。如：
中央机器厂，于1938年春迁往昆明。后来形成现在国内外有名的昆明机床厂。它迁到云南后，不仅制造了战争所需要的军用物资，还制造了机械工业所必须的工作母机及修筑滇缅公路上的大桥必需的钢索桩柱，创造了我国工业史上的不少个“第一”。它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为促进云南近代工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电工器材厂，于1938年迁到昆明马街子，1940年全部投产，改变了过去电工器材依靠进口或依靠私人办的小工厂生产简易产品的状况。它对抗战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为云南民用电工器材的生产和发展作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为中国西南奠定了最初的电器工业基础。
第二十二兵工厂，于1938年1月迁入昆明，1939年1月投产，1941年12月与五十三厂合并，它会同机关枪厂等兵工单位，先后组成11个游动修理队，配合属于远征军司令部的滇西游动修理队，参加了收复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的战斗，受到盟军及远征军司令部的嘉奖。该厂为云南建立兵器工业打下了基础，它的后身就是今天的云南光学仪器厂。1988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在该厂厂庆50周年大会上称它是“抗战烽火中散落在云南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
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抗战爆发后迁入昆明，1940年试制成功“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共生产20余架及E-15型苏联飞机30余架。该厂为云南培养了航空事业的技术人才，在奠定航空事业的基础上，起过一定作用。
中国电力制钢厂，是1941年迁入昆明后建立的一座以新设备、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新型炼钢厂，它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并为云南发展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生产管理人才，这些人后来有许多人成为昆明钢铁公司的骨干。
与此同时，抗战爆发后，有许多民营工厂表示誓不以厂资敌，愿意克服各种困难向内地迁移的爱国热忱。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中，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10日决定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帮助大批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仅仅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就有148家。它们在数量、规模与技术等方面均占很大优势，因此，促进了西南大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它们以生产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各式炸弹、炮弹引线、飞机炸弹、机枪零件等军火为主，积极地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另外，它们也生产民用工业、轻工业品，如针织机、纺织机、碾米机、切面机、轧粉机等，对后方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此外，驰名中外的食品企业冠生园，也在昆明金碧路正式成立，为繁荣昆明食品业起到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坚强地团结起来，积极进行抵御外辱的神圣的反侵略战争，在日寇步步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东南沿海大批爱国工商业者、科学家、实业家纷纷内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三省比较齐全的战时工业基础，为西南地区增加了巨大的工业实力，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专门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改变了这一地区，特别是云南地区的封闭落后面貌，促进了云南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积极支援了抗日战争，为云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云南新兴工矿企业的初步发展
云南省工业落后，抗战前除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外，只有两个煤矿、一个盐矿和纺织厂等少数轻工业企业，抗战爆发后，工厂内迁，这些厂都需要一定数量的铸铁，特别是机械厂和军工厂，当时的几座小土炉生产的土铁，显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因此，在克服了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云南钢铁厂终于在1943年5月开炉生产，并达到日产生铁50吨的设计能力，所产铁的质量很好，硅高硫磷都低，适于铸造，也适用于侧吹空气转炉炼钢。1.5吨转炉也按计划竣工，进行试吹，但由于钢锭轧钢材依靠外部供给，故开开停停，未能正常持续生产。然而，云南毕竟有了自己生产的高质量生铁以及少量的钢材，基本满足了本省抗战时期工业生产的需要，产品还可以支援川黔。从此云南钢铁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昆湖电厂，抗战爆发后，能源的需要日益紧张，原有的耀龙电灯公司设备不敷供应，于是选择在昆明马街筹建昆湖电厂，1939年6月，四千瓦发电所完成供电计划。1940年9月初，备用锅炉四千瓦汽轮发电设备全部安装完毕。由于电力供应需求日益增长，1940年又开始筹建喷水洞发电厂，1944年竣工。与此同时，还在马街子发电所新增两千瓦机组，并积极筹建螳螂川水力发电厂工程。昆湖电厂是在抗战期间，为了适应地方工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抗战的需要而建立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为昆明及郊区工业提供了动力，后来不断扩充发展，成为西南电力工业的重点工厂，该厂促进了昆明大小工业的生产与发展，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云南电力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云南水泥厂，是云南第一家水泥企业。过去云南所需水泥依靠进口，抗战爆发后，国际通道曾被日军封锁，外货断绝，当时的经济建设和军事设施等等，都急需水泥，为此，云南工商界人士约请华中水泥厂厂长王涛来昆明创建水泥厂，于是，1939年5月4日，“昆明水泥公司”正式成立。1940年12月20日，工厂正式投产，称为“新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水泥厂”。产品主要供给修建滇缅公路、呈贡飞机场、杨林、昆明机场跑道等工程，这个厂不仅为云南城乡建设提供了大量水泥，还为云南省及全国造就了一批水泥工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当中不少人以后都成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权威人士，从而对云南水泥工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昆明水泥厂改名为云南水泥厂。
明良煤矿，是云南重要产煤基地之一，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官商合办的“明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从1939年至1945年，共产煤382435吨，供应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昆明、昆湖两家发电厂，以及国防工业和个旧炼锡业等工业用煤，明良煤矿不仅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使自身得到了发展，为云南煤矿工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云南除工业得到发展外，商业贸易与城市建设也都得到发展。如：
1938年12月组成的“云南中国茶叶有限公司”，在宜良、景谷、佛海、顺宁、缅宁、双江、耿马、临沧等地设立茶区，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激励下，全体职工克服了许多困难，在上述各地建立了一批茶叶生产基地，为云南茶叶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昆明启华贸易行。由于云南到处是崇山峻岭，交通很不方便，运输的80%依靠汽车运输，因而经营汽车材料的“启华贸易行”就得到较大的发展，成为昆明的汽车材料商行，为云南的抗战作出贡献。
昆明德利新记，是抗战时期昆明第一家经营桐油出口贸易的商行。
与此同时，昆明建筑业也蓬勃兴起，抗战时期，不仅建设了一批工厂，还进行了新居住区的集中开发，如“篆塘新村”、“靖国新村”、“吴井新村”，另外，建成了昆明市主要金融与商业大街南屏街。还建了各具特色的几座公共建筑物，如昆明剧院、南屏电影院、温泉宾馆、人民胜利堂。战时昆明建筑业的发展，为昆明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云南建筑业的发展。
总之，抗战时期，沿海工业内迁云南，给云南带来了新机器、新设备及先进的技术，为云南培养了各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既支援了抗战，又促进了云南新兴工业的发展，并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矗。
五、云南战时财政金融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云南是全国的大后方，日军侵入缅甸和滇西边疆，云南又变成抗战的前方，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省财政厅利用这一形势的变化，增加税收，使云南战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如：增加特种消费税，以昆明一税局为例，1931年时，年收新滇币340多万元，虽逐年增加，亦只有400万左右，到1940年，激增至1200多万元，比战前增加了两倍。
新办特种营业税。云南在1941年开始征收特种营业税，先后数年合计收新滇币35万多元。
此外，国民政府财政部还与云南财政厅大做鸦片买卖，毒害人民，双方都大获其利。
富滇新银行是云南当局的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省的金融大权。富滇新银行首先采取“跟单押汇”的方法，实施外汇管理，把个旧厂商出口大锡的外汇全部纳入富滇新银行控制中，进而又将原由东方汇理银行承汇和保管的云南全省征收的国家税款，改由富滇新银行办理，并发行新滇币，挤走市场上的越币。接着又成立了“云南经济委员会”办实体，先后在云南兴办40多个中小型企业。为了掌握农村金融，还开办农业信贷业务。
富滇新银行扩张金融实力的重要办法是控制货币的发行权。1938年，国民政府与云南省政府对币制统一的问题达成协议，规定新滇币不再发行和流通，富滇新银行并不遵行，其库存的钞票已不敷运用，即暗中继续发行新滇币，向美国订印五千万元，于是业务发展很快，迅速在各县设立机构，各地的汇兑、农贷、兑换白银等工作开展起来后，又成立了“云南省合作金库”，把增加发行新滇币用于收兑市场上的半开银币，先后收兑半开银元达四百万元以上。可见，发行钞票和垄断外汇及粮价等手段，进行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事，使富滇新银行为首的云南地方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中大大膨胀。
这段时间，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也从各个领域渗入云南。在金融方面，1939年后，法币逐渐代替滇币取得统治地位，昆明中央银行逐渐取代了富滇新银行对云南的金融领导权。1940年以后，社会游资多半投向商业和其他投机事业，因此，昆明的金融市场即产生了有形的资金市场，如货币市场、汇兑市场、拆借市场和黄金市场。
多年来，云南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处于半独立状态，这是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抗战时期，随着中央势力在云南的加强，也就采取措施逐渐将云南地方金融纳入中央金融体系中。如1940年3月14日，财政部给云南令函中指出：“查滇省有关金融各种措施尚系沿袭以往成规，与中央法令不尽符合，自应设法调度，以为一致，所有省办各金融机构如云南富滇新银行、财政厅劝业银行、兴文官银行暨实行合作银行等，均未呈部注册有案，应请转饬各该行号遵照银行注册章程实施细则之规定，具备法定文件、呈报本部核准注册，以符法令。”于是，在云南采取了许多措施，设立了一些机构，以对云南地方金融加强控制。
随着抗战的持久深入，“四行”联合办事处对金融的管理日渐加强，国家银行在滇分支行机构发行钞票日益增多，法币流通的范围也就日益广泛。1944年2月，财政部限令云南省政府于1946年3月底前将新滇币全部收回。以后，国民中央政府的法币基本上占领了云南市场。战时，由于云南货币的多元化，法币不断贬值，加以外汇管理不善等原因，使昆明成为十分活跃的金融投机市场。
总之，抗战时期，是云南近代史上大开放的时期，内地的资金、技术力量进入云南这个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的省份，为云南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战时云南的对外大开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战时云南经济繁荣是短暂的、有限的，而随着战后云南重要战略地位的消失，社会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六、云南战时农业的发展
云南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抗战前，长期从越南、缅甸、罗等国进口大米，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日军强占东南亚各地后，粮食不能输入。当时大军云集云南，工商企业、文化教育事业以及避难的民众纷纷来到云南，军粮民食一时成为云南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可是，当时云南自然灾害频繁，农业不断歉收，农民死于饥荒、瘟疫者不少，云南省政府为了支援抗战，解决军粮民食问题，制定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首先是垦荒，其次是实行田赋征实，再次是加紧增填积谷，最后是组织农村合作金库和合作社。
与此同时，推广了农业技术及水利建设；抗战时期，还增设了云南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增加了经费。1938年8月，云南建设厅成立了“稻麦改进所”，接着还成立茶叶、棉业、蚕桑、畜产、园艺、草药等研究机构，并与农业部合办“宣威绵羊试验场”，与中国医药研究所合办“药物改进所”，与北平研究院合办“水产试验所”。
国民政府也在云南增设了农科机构。有“中央农业试验所昆明工作站”、“农业部开远木棉试验潮、”农业部西南兽疫防治处云南兽疫联治站“，这些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对云南农业产量的提高、耕作技术的改进，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也有了初步的开展，1941年先在昆明示范推广水稻良种、小麦良种，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他如棉花、蚕桑、畜牧的推广工作，也都有一定的成效。
抗战爆发后，积极兴办小型水利工程，同时也贷款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如各县兴办的小型水利，在昆明车家壁、王家桥等兴建小型示范工程7处。1939年至1943年完工的有”四渠工程“，即宜良龙公渠、文子渠，弥勒甸惠渠，沾益华总渠，1944年至1946年又完成了盘龙江蓄水工程，此外还有在草坝等兴建排水工程。
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抗战时期，云南粮食产量逐步增长。1937年，水稻产量为2470万担，1941年，增为3160万担。1937年，小麦产量为557万担，1941年增为839担。1936年包谷总产量为735万担，1941年为624万担，略有下降。甘薯同时期从287万担增为369万担，其他如洋芋、蚕豆、豌豆都有所增长。据”中央农业实验所云南工作站“对云南70个县的稻谷调查统计，自给之外，尚有盈余者有16个县，能自给者38个县，不能自给者16个县。从总体看来，如果互相调剂余缺，勉强可实现低水平的自给。云南有了自己的粮食基础，所以未出现过影响全局的粮食恐慌危机，从而稳定了抗战的大后方。
云南农民在抗战中，克服了水灾、旱灾、虫灾、地震、战争破坏等各种困难，努力生产，增加粮食，支援了抗日战争。
首先，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政策，集中了大量的粮食；其次，农垦工作的开展，使耕地有所增加；再次，积谷填仓，支援前线；最后，克服运输困难，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发动农民背、马帮驮，农民往往是自带干粮、义务送粮。
当时，先后入滇部队有60万～70万人之多，军粮大部由云南供应；官兵的副食品、马料等等，都由地方供应。数目巨大，军队所需的肉食、菜油、蔬菜、稻草、胡豆、黄豆、柴薪等等，全由地方按定价供应，其与市场相差的部分，完全由地方补贴。以1943年物价平均指标为例，每个士兵每月之补贴数，至少不下2000元，每匹马每月之补贴数，至少不下3000元，八年抗战，60万～70万大军的补贴数一项就在130亿元以上，加上马料补贴就更多了。至于美军供应，驻滇美军2万余人，每日需用肉牛百头、羊500只、鸡以千计、蛋以万计，蔬菜以卡车计，五六年间，供应不缺，部队所到之处，举行慰劳，赠送牛、羊、猪、鸡也不在小数，部队每到一地驻扎，向当地居民借炊具、卧具、锅、缸、水桶、桌椅、板凳等，其中的损失，都是当地人民无偿地作了贡献。
云南人民，特别是云南农民，含辛茹苦，对国家、对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与贡献。我们在重温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时，应当特别感激云南农民对抗战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和无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