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杨杰烈士一生的事迹，我在《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已撰文介绍。本文只就他后期积极投入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的民主革命活动，并为此而献身的一段经历，作一些简要介绍。
一
杨杰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他认为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国防，必须首先结束军阀割据，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在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以后，他曾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1930年他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又不断地给蒋介石提供城垣要塞和国防计划的建设方案等等，一心想施展军事雄才，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代表封建、买办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的存在。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了十万兵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后又连续进行了四次反革命“围剿”。对此，杨杰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内战，不但日本觉得开心，就是其它各国也都得到好处”。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力，遂与方鼎英化装离开部队，避居上海。
日本侵占东北以后，蒋介石准备在北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此来处理中日事务，派杨杰主持。杨杰满怀信心，到处奔走，积极筹划，准备抗日。在制定古北口抗日计划时，杨杰主张放弃古北口，诱敌深入，然后以两翼包围，一举歼灭进犯的敌人。但这计划遭到何应钦的竭力反对。杨杰的抗日计划不能实现，只好辞职。由于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采劝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支持杨杰坚决抗日的作战主张，遂改任何应钦与黄郛主持北平军分会。结果，华北战事失败。
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杨杰烈士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自此，杨杰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岐。同时他又不甘曲意迎合，随波逐流，而是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不积极抗战、对日妥协的可耻行为。蒋介石感到恼火，但又不好公开斥责他。1933年10月，蒋任杨杰为欧洲考察团团长，出国考察。他也因此有机会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制度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况，并加以研究。
“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杨杰被派到苏联任军事代表团长，继后任驻苏大使。在苏联，为了祖国的抗日战争，他积极同苏联领导人谈判，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与援助。1940年初，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逆流，蒋介石在国内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的条件下，杨杰被免去驻苏大使的职务后回国。
二
杨杰刚从苏联卸任大使回国时，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曾往访问，杨杰说了这几句话：“中国若是徘徊岐途，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联苏外交政策，将必成为波兰之续”。次晨发表在报纸上。蒋介石见报大怒。此时，杨杰因割治眼瘤，躺在医院里。蒋介石派特务头子戴笠及宣传部长王世杰前往，大兴问罪之师。杨杰很坦率地向戴笠、王世杰说：“我发表的是意见，是要提高国人的警觉性，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倒不是我的本意。你为宣传部长，《中央日报》为你所管，你自己为什么不注意？记者问我时，我还告诉他，此系私人谈话，不必发表。你们现在该把我怎样便怎样好了。你们回去告诉蒋介石，该办就办，我不怕”。戴、王两人默然而去。
看到国民党内许多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被排斥，而亲日派却掌握了实权。他不顾个人得失，屡次向蒋呈递关于抗日的内政、外交、军事建设等方案。然而，蒋介石却叫他好好读读《曾文正公全集》。从此，杨杰对蒋介石便不抱希望，不存幻想。同时，杨杰也看到了新的前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领导全民族抗日的重任，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他说：“五年来的抗战，中华民族觉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膜上都被敌人的刺刀雕刻着殷红的字迹，’国家‘、’民族‘。每一个中国人民对于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评价和新的认识”。杨杰：《国防新论》又说：要抵抗侵略者，“必须集中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对共产党的进攻，认为那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针对着蒋介石，杨杰提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那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
杨杰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除发表了许多分析中日战争、苏德战争、世界战局的精辟文章和演讲外，一直主张自力更生，不要一切都靠外国的援助，应该在抗日过程中，动员全民族团结一致，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达到抗战建国的双重目的。这样，抗战胜利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否则日本人虽败，而中国仍恐两手空空”。
杨杰的言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影响。杨杰回国以后，周恩来同志通过宋庆龄跟杨杰有了联系。董必武同志常把一些重大的消息告诉他，让他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有许多重要文件、书信也是通过杨杰之手传递的。如1943年杨杰再次到英美考察，路经昆明，董必武同志曾让他转一封中央指示信给刘浩同志。当时刘浩负责昆明中共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刘浩根据工作情况及龙云的态度，打算和龙云建立正式的统战关系，写报告请示上级，党中央经过研究后。回信给刘浩，同意与龙云建立正式关系，并派华岗同志为代表与龙云正式谈判。党中央给刘浩的这封信，就是由董必武亲自交给杨杰带到昆明、交给来机场迎接杨杰的楚图南同志，后又由楚图南按信封上的地址寄到云南日报收发室后转到刘浩手里的。刘浩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与华岗联系上。华岗和龙云谈判结果，双方建立了正式统战关系，还在龙云处安了一个电台，与重庆办事处联系。管理使用电台的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电台坚持使用到龙云下台。
上术事实说明当时对杨杰的信任，这对杨杰也是一重大的影响与促进，使他更坚决地积极地投入反蒋、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重庆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开展了反蒋斗争。
“三民主义同志会”是1943年在重庆成立的，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1946年夏天，“民联”中央迁到上海。同年初成立了“民联”重庆市的地方组织。
“民联”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关怀下组成的。当时，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周恩来、董必武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他们受到南方局几位领导同志的启发和帮助，通过一些媒介，分别交换了意见，首先组织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座谈会只谈国际国内时事，不谈其他。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为主，也邀约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座谈会利用个人关系借用公司、银行、商号的房屋，在休假日举行基本成员都要负责找开会的地方。如大同银行、聚兴城银行、实业银行、川盐银行，义生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华懋公司、航业公会、西南实业协会等处，都曾多次作为开会的会所。第一次座谈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际问题。主持人是邓初民，那时苏联战局已经有了转机，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巨大胜利，大家都很高兴。有的人同苏联大使馆有来往，知道许多一般人不易知道的情况；也谈到国民党中枢人物对苏德战争的看法。总之，大家对座谈会的兴趣很浓。民主人士座谈会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很少间断，主要是座谈会内容吸引人；并且不谈政治组织问题，解除参加者的顾虑，领导内部比较团结，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座谈会的情况经常向董必武同志汇报，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听了汇报后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中共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和友渔、熊瑾玎……等同志，分别同民主座谈会和”民联“的部分人是朋友，常有往来。1946年2月后，由于形势变化，有一些人纷纷离开重庆，座谈会也就自然结束了。
在民主人士座谈会的基础上，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等几个人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在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1943年8月组成十人筹备小组。成员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仑敢、甘祠森。十人小组第一次会议在1943年9月举行。到1945年10月28日上午在上清寺”特园“正式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中央领导机构。
“民联”十人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一份半公开刊物《民联》。内容是阐述时事，政治评论，每期都有一篇分析形势的论文。因而很受人们欢迎。此外就是争取国民党内上层民主分子，分散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控制，扩大民主运动影响。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十四周年，举行盛大宴会，邀请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共代表团和各党各派人士参加。这次宴会产生了较好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国民党民主派的作用。还有，“民联”十人小组和各民主党派联合，用陪都各界人士的名义，在迁川工厂大厦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时事讨论会，呼吁团结抗战，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响应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主张。“民联”还积极参加“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945年11月9日举行了反内战大会，联合会的全体理事签名致函蒋介石呼吁和平，希望政府明令停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出的各项民主要求。同时致函毛泽东同志，呼吁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业。总之，在反蒋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影响下，“民联”从1943年至1949年的七年里，为进行反蒋的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1945年后，杨杰养病于重庆。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
这年秋天，杨杰初回云南时，与龙云不常往来，当杜聿明解决龙云前，龙云突然叫副官请杨杰到龙公馆坐坐，向杨杰请教。杨杰见龙后，授以踞守五华山以拒杜聿明一计，龙云依计，果然生效，两人从此更亲近，杨杰对龙云做了许多工作，龙遂参加“民革”。龙云自己也说，他原是民盟成员，后来才加入“民革”的。
1946年6月，云南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协会请杨杰在求实中学礼党演讲，题目是《国防与教育》。他讲了自己的国防理论，即国防力量四面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由军事谈到生产，生产为人力物力配合科学方法而成，从科学又谈到教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英国、美国、法国大批的工程师在本国失业了，他们被重薪聘到苏联，他们想：这一定是去跟他们装装机器吧。斯大林即有更远的眼光，要他们办教育。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装机器，不知道上讲台写黑板呀！斯大林说：不行，装机器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办教育。就在这教育第一的口号下，一千五百个学校同时成立了，这些学样有的要四、五年才完成的，有的则两个礼拜就完成了，打铁炼钢就只要两个礼拜就毕业了。这些学校供给了整批整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程人才，那时，我恰好在苏联，看到了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辉煌成绩，我就说再过十年，它一定要赶上很多国家，不是吗？从1933年1943年十年的建设中，它的生产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成功，在苏联的这些外国的工程师，就被他们的学生代替了，他们拿到不少的薪水，但卢布换不到金镑，只能在苏联吃用。我常看到他们，他们总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我的法宝给偷去了。然而，经这些外国教师训练出来的只是一代工人。斯大林又提出’创造第二代工人‘的口号，大批地放映机器构造的电影，不少的地方安置了破烂的飞机和汽车，侧边挂着图，孩子们不时在上面摸索着，拆着又装着，果然，不少的小孩子晓得拆散和装置了，于是他们接到精美的证书，说他们是小工程师，而且又有人送给他们精巧的飞机模型，他们高兴得要命，跑回去要家里人给他们开茶话会，……这样，又出现一批小工程师。总之，这时在苏联所看到的只是工厂和学校，工作和教育。”接着杨杰还指出：“苏联教师被称为人民的导师。他们受尽尊荣，而我们的教师则一天到晚吃不饱，不敢说话，被视为仇敌。你们（指以后的教师们）应该好好地团结起来，大喊大叫，来震醒这些麻木不仁”。
杨杰的讲话，引起了处于饥寒交迫、受岐视、受压迫的教师们的共鸣，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了教师对这位爱国军事理论家的敬意。杨杰的讲话，也引起了反动派的不满。在卢汉主政初期，蒋介石命令霍揆彰把杨杰“请”至重庆“长妆，以监视和限制他的言论和行动。
杨杰支持民盟云南省的组织及其活动。如动员他的侄女婿朱健飞参加民盟为秘密盟员，并为民盟办的”民主周刊“筹款，为重庆市举行的民盟时代表大会提供了免费使用的专车等等。
民主进步人士杜重石，在成都筹备追悼李公仆、闻一多两先生大会，并撰送一付挽联：
“怪！拥护新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不留，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妙！维护法西斯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未杀，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弃独裁。”为此，被警察局避逮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出狱，被迫离开成都至重庆也不保险，还是在特务手掌之中，杜说：“我在重庆把《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在苍坪街的门市安排好就去上海”。杜讲到《新群文化图书公司》是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发起的，是出版、代售许多进步书籍的一个文化单位，邀杨杰也参加。杨杰说：我如和“新群”有关系，对“新群”就很不利，依我看，创办“新群”的发起人，全是有名的民主人士也很不妥当，最好利用你与川康军人和“哥老会”关系，请这些人也参加到“新群”来，既可冲淡特务的注意，又可通过这些人的关系为“新群”筹集资金，这是一举两得的。杜重石接受了杨杰的意见。
此外，杨杰还提醒杜重石，文化图书公司是否要用“新群”为名，也应该好好考虑。杜不解其意，问为什么要改名？杨杰说：《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印刷所门市部都被特务唆使人砸毁停刊了。随之就出现一个民主进步人士创办的“新群”，就很有可能被政治嗅觉特别的特务认为是《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合并的共产党搞的刊物。杜不以为然，未加重视，结果，“新群”开张营业后三、四天，果然特务便找上门来进行一系列的挑衅活动，为此，杜重石不得不到重庆市刑警处详谈，并解释了有关“新群”的情况，还把川康军人及“袍哥”大爷的股金收据的存根给刑警处看了，才算了事。事后了解到，军统方面确实把“新群”误认为是共产党搞的变相组织。后来杜重石把“新群”改名为《现代书局》才暂时得以维持。
不久，《现代书局》也被查封，杜重石被通缉，就隐匿在杨杰家中，杨杰对家里人说是请来帮他整理《国防新论》的。不久夏炯（杨森部下）传来消息，报上刊出政治难民杜重石逃避山洞某公馆的报导。杨杰当时估计这是谈云章卖交情，有意识地这样做，如果他们真要是下手，谈云章就不会这样蠢，先作此报导了。但杨杰认为也不能大意失荆州。于是便把杜重石又转移到进步人士张裕良家，然后逃离重庆到上海。
1947年张裕良被捕。杨杰为了营救同志，特写信交张裕良夫人带到广州找李宗仁，为张裕良说情。同时又亲自向重庆市长杨森说情杜重石：《令我长忆的杨杰将军》。此外，杨杰还积极支持进步报刊。1946年陈赓雅同志在昆明灵源村黄土坡小屯村，办了一份《民主报》。它是当时的一份进步报纸。因此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陈赓雅就跟杨杰商量，如何避免特务的注意。商量结果，是把《民主报》改名为《民生报》。理由是重庆也有份《民主报》，为避免混淆，所以申请改名为《民生报》，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国民党省政府民政厅同意改名。原社长陈赓雅改任付社长，杨杰任社长，张天放任经理兼编辑；编辑还有谢爽秋、朱子光，柯逢春等人。这份报纸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吴克坚同志准备派《新华日报》编辑、记者来参加工作加强党对《民生报》的具体指导。
三
在解放战争这一段时间里，杨杰往返重庆昆明之间，积极建立、发展云南民革组织。他首先找张天放联系。后来又同张天放商量，组织团结一些人集会，取名“双周聚餐会”，这工作由张天放负责。大家认为有关革命性的人，就约来在昆明德胜桥巡津街西餐馆借聚餐集会，每次集会组织一、二人进行国际国内时势及反内战演讲。“双周聚餐会”后来发展到一、二十桌。杨杰与张天放以“双周聚集会”做基础，发动昆明万人签名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会。闻一多、李公朴、冯素陶、楚图南等都积极约人参加签名。又请张天放拟了一个稿子，闻一多修改，公开发电出去，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
此外，杨杰还积积进行策反工作。他经常去卢汉家，向卢汉详细地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会长久了，解放军节节胜利，希望卢汉认清形势，卢汉暗示愿意待机反蒋起义，因此，杨杰认为卢汉自己有一套计划，不会事事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对卢汉抱很大希望。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后，曾电邀杨杰到南京共商国事。杨杰没去，指派陈复光为代表到南京面复。陈复光从南京回来后向杨杰汇报说，李宗仁非常希望杨杰的合作。但此时的杨杰已经一心一意向往新中国，不但毅然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而且加紧对卢汉的工作，并利用各种形式召集座谈会、找民主人士谈心、公开发表演说。他的精辟分析，粉碎了许多国民党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光明，蒋介石当然也就更对他恨之入骨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全，十分关注，通过潘汉年，张铁生等通知杨春洲，请杨春洲转告杨杰尽速离滇赴香港，然后此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杨春洲离开昆明时，与杨杰约好一套暗语，以商人口吻互相通讯，杨春洲写了许多次信和打了四个电报请杨杰从速离滇。但杨杰认为在西南的策反工作还有一定的成绩，在此关键时刻离开，怕产生不良影响，再次表明他个人的安危没有什么要紧，嘱杨春洲请转中共中央，容他暂时缓一步离开昆明，以便坚持在昆明的活动。
亲友们对杨杰的安全也很担心，要他多加提防。杨杰却说：“我怎样提防呢？又能躲到哪里去呢？蒋介石要杀我，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他也能随时随地把我杀掉。要么他就不敢杀我，他下面带兵的人，大多是我的学生，对我有感情，他真的杀了我，难道对他们就没有一点顾虑吗？总之，生和死，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强调：“陆大学生对我有感情，不会下毒手”。这种认识和主观估计，致使他造成疏忽，终于被国民党特务条害，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卢汉被迫去重庆见蒋介石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九九整肃”。黑名单里的第一个就是杨杰，他得知消息后，立即飞往香港。特务到杨家逮捕时，扑了一个空。蒋介石得到杨杰逃走的消息后，大为震怒，又指使毛人凤追查，毛人凤住在沈醉家，审问杨杰的副官及秘书，得知杨杰已飞香港，又在杨杰家抄到了日记、信件、找出了杨杰在香港的关系。毛人凤便急电台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率特务韩世昌等四人赶到香港，事先伪造了一封介绍信，让特务拿了去找杨杰，9月19日，到香港轩鲤诗260号四楼，见到杨杰，当杨杰正在拆开假信低头看时，特务便用手枪向杨杰连开两枪，将杨杰击毙后逃走。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位富有国际声誉的着名的军事战略家——杨杰将军，便牺牲在蒋介石特务的屠刀之下！为民主革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