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大规模的全球战略对峙瓦解了，美国不再面临紧迫的核大战的危险。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其核威慑战略，相反，在继续保持核威慑的基础上，随着美国常规军事力量优势的不断突出，美国的威慑战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美国认为，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等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关系中，核力量仍然能够起到吓阻战争和冒险性核攻击的作用。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留各种手段，其中也包括核威慑手段，来遏止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所谓“威胁”。对俄罗斯来说，199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后，俄共以及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获得了胜利，引起了美国对未来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掌权或者反美的共产党力量再度执政的疑虑。美国因此担心，如果俄罗斯民主力量脆弱，未来俄罗斯政治发展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那么，美国将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对付来自俄罗斯的核威胁。美国国内学者提出，未来美国核战略的中心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来自俄罗斯的潜在核威胁问题。[13]而中国力量的崛起，以及对中国未来军事政策存在着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性质的担忧，也使得美国注重进一步保持核威慑力，来防止所谓未来的“核大国”的威胁。
第二，由于核武器以及导弹技术的扩散，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所面临的战略性进攻武器威胁的来源扩大了。
由于导弹技术的持续扩散，能够制造中程核导弹的国家在冷战后迅速扩大，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陆基中程导弹攻击能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到2000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能够制造中程弹道导弹的国家将增加到20个。[14]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对美国保持敌意，而且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最重要的是，美国将这些国家都视为是“不负责任的”国家，是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加强冷战后的核威慑力，是美国防范新的核力量国家所必需的。而且，由于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互动层次低、关系的交往程度不够，美国也不可能像与前苏联那样与它们建立核军控关系。因此，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核攻击力量对这些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任何轻举妄动进行有效的吓阻。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以前曾经写信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警告伊拉克不要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攻击美国所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否则，美国将动用一切军事手段，包括核武器，对伊拉克进行毁灭性打击。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果然没有使用生化武器。这一事例被美国军方一直视为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保持强大核威慑力量仍将产生巨大吓阻性军事和安全效应的经典案例。
克林顿在1993年上台以后，一方面继续与俄罗斯一起推动美俄双边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则制定和改进了适应于冷战阶段需要的美国核战略。1994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上升和核武器与导弹技术扩散视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最大的核威胁。为此，报告要求美国继续保持进攻性战略核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的核战略力量优势称之为美国安全最重要的“防护性”力量。美国仍然应该拥有“足够”的战略与战术核武器来保证继续发挥有效和稳定的战略威慑，以阻止对美国安全的任何直接威胁。[15]美国虽然不再受到任何直接的核威胁，其核力量优势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进行挑战，但仍然拒绝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维持传统核战略中核武器使用的“预警发射”（launch-on-warning）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只要美国判定美国将受到核攻击，那么，美国将会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使用核武器的预警发射原则是与“相互确保摧毁”威慑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意味着美国只要有警报告知正在受到核攻击，即便这样的攻击还没有打中美国本土或者军事目标，美国也将向侵略者发动核打击，以便使对方遭到难以承受的核报复。在冷战时期，美苏都使用“预警发射”原则，以便达成稳定的“相互威慑”，避免任何一方冒险进行“第一次核打击”。在冷战后，克林顿政府继续沿袭核武器“预警发射”原则，表明美国政府的核威慑战略依然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基础之上，突出进攻性核力量的威慑效应。
1997年12月，克林顿政府对核战略作出了进一步修整，放弃了1981年里根政府执政时期所提出的美国应该准备打一场“延长性核战争”（protracted nuclear war）的理论。当时，里根政府认为，美国可能被迫卷入核战争，但是，不是一场一开始就大规模彼此毁灭性的核战争，而是首先以小规模进行的核战争。这样的有限核战争可以根据战场形势而出现升级，或者就此停止。但克林顿政府认为，在后冷战时代，有限核战争要爆发也是在核大国之间，但由于大国关系的协调与合作趋势的发展，使有限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在缩减。为此，克林顿政府颁发了“总统指令”（the 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PDD），要求美国国防部将原来计划用来对付美苏核对抗的核战略修改为对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限“核挑战”，以及来自中国或者俄罗斯“未经合法授权或事故性的”的核攻击。[16]该指令还提出，核武器在后冷战时代的最大作用，不再是如何进行战场使用以及应付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核战争问题，而是转向了威慑和吓阻所谓“流氓国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可能动用核武器攻击美国的危险。因此，克林顿政府的这项核战略调整的具体结果，就是进一步突出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效应。其威慑的目标，不但对准了拥有核武器的核大国，也对准了目前正在进行核武器研制或准备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美国核战略的调整，使得美国国防部在设计运用核武器作为报复性攻击手段时，具有了更多的弹性。[17]相对来说，美国的“预警发射”核武器使用原则也出现了某些松动。针对学术界提出的美国既然不再面临大规模核武器攻击的前景，那么，美国就应该放弃“预警发射”原则的意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主管武器与军控问题的资深专家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表示，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美国在发动报复性核攻击之前，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知道美国受到了核攻击。[18]但迄今为止，美国的核武器政策文件中都没有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放弃“预警发射”原则。贝尔的话只是传达了美国可能在行使核报复攻击时，将趋向于谨慎原则而已。
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核战略与导弹防御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克林顿政府认为，在后冷战时代，虽然美国遭受大规模核攻击或者核讹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流氓国家”存在的现实，美国要想控制不受核攻击的难度反而提高了。因为这些国家不是单纯依靠美国实行“威慑战略”就可以循规蹈矩的。由于这些国家受专制体制和极端宗教信仰的左右，往往并不认同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威慑力。而且，进一步来说，美国和这些所谓“流氓国家”之间也不存在着“恐怖均势”的问题。“恐怖均势”可以对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说是有效威慑的基础，但美国与这些只有非常有限核武器的国家，只有到底敢还是不敢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均势”，而没有“恐怖均势”。因此，美国必须考虑到“威慑”有可能失败的后果。
从5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奉行核威慑战略，核威慑战略的核心是不使用核武器，而不是最终使用核武器。一旦美国被迫使用核武器，也就证明“威慑”失灵。所以，威慑理论强调的是在没有使用核武器之前的过程，而一旦使用了核武器，威慑理论也就崩溃了。美国认为，对那些不负责任、不讲“道理”的“流氓国家”来说，威慑就有失灵的威胁。因为两极体系下的威慑战略和威慑理论，都是建立在“以苏联为压倒一切的假想敌”、“双方都为理性决策者因而知道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彼此熟悉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拥有固定的对话渠道”等等基础之上的。而进入后冷战时代后，美国认为，它与“流氓国家”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的互动机制，也难以把握这些国家的文化、制度、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因此，传统上以“报复”来否定挑战行为的威慑效用有可能失灵。[19]为此，克林顿总统一方面要继续维持核力量优势，维持“预警发射原则”来吓阻美国可能受到的核攻击；另一方面，也通过导弹防御计划来保护美国免受威慑一旦失灵之后的核打击。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就是这一理论的强烈支持者。他认为，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在美国核力量威慑失灵的情况下，免于受来自“流氓国家”的有限核导弹攻击。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和部署，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形成有效核威慑战略的重要基础。它体现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应该具有的“预防性防御”的思想。[20]
此外，在冷战后美国防务和学术界对冷战时代的威慑理论也进行了反思，认为威慑同样会产生许多的风险和困境。例如，美国受到了来自“流氓国家”的有限核导弹攻击，此时威慑失灵。按照威慑战略，美国应该立即给予大规模的核报复。但是，如果白宫真的要作出这样的大规模核报复的决定时，核伦理就可能起阻止作用。因为将来自一个极端的、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核攻击，转化为对该国人民的大规模的核屠杀，在美国也没有任何这样的道德基础。这就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威慑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于所谓“流氓国家”这样的中小国家，很难运用“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战略。而其他国家倒反而倾向于寻找核报复的合法化，以此来打击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或者美国进行的干涉性举动。当其他国家将核力量作为可以对付美国威胁的手段时，这就会刺激军备竞赛，增加核扩散，提高危机事件中动用核力量的可能性，并提升关系的紧张程度。这时，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性反而“弱化”了。因为美国难以依靠冷战时与苏联关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来保持威慑，如定期磋商、相互理性机制以及规则认同等方式一直被认为是威慑效力的基础。所谓“流氓国家”似乎成为了不能用威慑来降低其攻击性的国家。[21]
当美国在动用核武器问题上变得“谨慎”起来时，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美国介入地区冲突的扩大，为了抵抗美国的威慑，地区性国家有可能利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慑美国，以便阻遏美国的军事卷入。为此，美国认为自己在后冷战时代同样面临着其他国家上升了的战略威慑。因此，美国的威慑战略必须解决“威慑来自敌人的威慑力量”（deter adversarys deterrence）问题。[22]美国要想卷入地区冲突，“双重威慑”是不可避免的，即美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行区域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去威慑某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为了对抗美国的强权意志就必须寻求拥有战略力量或者发展战略力量来威慑美国的干涉。美国要解决这样的“双重威慑”问题，就需要部署导弹防御计划中的各种武器系统，以TMD解决前沿军事力量的安全，以NMD保证美国本土安全。换句话说，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就只有美国威慑别国，而没有别国威慑美国的份了。
为此，美国军方强调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必须保持足够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从而保证进攻性威慑；同时，美国又应该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计划，以战略防御弥补美俄削减战略武器之后留下的战略力量不足，同时进一步改进单纯进攻性战略威慑的结构缺陷。美国军方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美国与俄罗斯削减战略核武器的目标问题。1997年初，在评估1981年里根政府的核力量指导原则时，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就向克林顿总统提出，美国不能将战略核力量削减到拟议中的第三阶段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所提出的2000—2500枚的水平。相当一部分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员对克林顿政府有可能抛弃里根时代能够打一场“延长性核战争”的核力量原则持怀疑态度。迫于冷战已经结束7年的事实以及美俄裁军进程发展的需要，美国军方和白宫都认为，1981年的里根原则是冷战高峰时期的产物，美国不应该再继续坚持这一原则。为此，军方和白宫都面临着美国如何维持战略核力量的一个新困境：冷战的结束，美国必须调整核力量指导原则，继续推进美俄核裁军；但美国如何在核力量削减和核原则变更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战略安全的需要，以及解决核力量降低之后的新的战略威慑力的“空缺”问题。为此，美国目前的主流意见是，美国建立起导弹防御能力，这将是对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战略核力量的必要补充，也是按照“防御—进攻组合”（Defense-Offense Mix）巩固美国威慑战略的需要。
1997年5月19日，国防部长科恩向国会提交了经克林顿总统批准的中期防务评估报告（the Quadrennial DefenseReview）。这份报告评估了到2015年美国防务战略和防务需求的各方面问题，被称为“全面战略规划文件”。在当前美国的战略力量政策部分，报告强调一旦俄罗斯批准START Ⅱ，美国将按照条约要求将核力量减少到所规定的3500枚核弹头的水平。在俄罗斯没有批准START Ⅱ之前，美国将核力量维持在START Ⅰ规定的水平，这也是1996年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START Ⅱ时所规定的条件。科恩在报告中要求国会增加23亿美元经费投入来加强NMD武器系统的研制，以便从技术上保证2000年作出“3 3”的部署决定。同时，由美国国会成立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评估委员会”（the NMD Panel）则要求美国提前部署NMD。这样，美国可以不等俄罗斯批准START Ⅱ就能将战略核力量的削减在START Ⅱ的框架内继续进行。[23]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2000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普京总统所提出的在START Ⅲ，美俄将各自拥有的核弹头削减到1500枚的目标。
在美国，主张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这两大力量集合于一身的努力，并不是在克林顿时代才开始的。在政策上，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虽然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与实施带动美国核军事战略的革命性变革，那就是战略防御力量的发展应该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它明显地违背了60年代美国在战略力量建设问题上的“麦克纳马拉路线”，也背离了尼克松政府着力推动的以军控稳定美苏战略环境的基本方针。其突出变化是，相信实力，而不是相信军控；强调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力量应该相互平衡，对核武器的战略防御同样是促成核威慑或者战略威慑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在稳定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同时增强战略防御力量，从而全面提高美国实力的威慑力，提高美国的军事干预和行动能力。美国当前NMD部署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恢复到里根时代。追求不受挑战的实力地位和行动能力，在后冷战时代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威慑战略的重要内容。
而在国内政治上，后冷战时代美国没有突出的“顾忌者”，因而部署导弹防御计划、落实战略防御以及根本解决美国国家安全中的“脆弱性”问题，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安全议题上的重大争论，也成为共和党在安全议题上抓住不放的政治资本，以此来打击民主党的军控路线。发展有限度的导弹防御以便加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确保美国的安全利益，就成为共和与民主两党都接受的安全政策。
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利益发展，传统核威慑理论的基础——相互确保摧毁——对美国来说已经过时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清楚地认识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挑战美国的势力，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足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挑战。对美国来说，“单极世界”的国际体系已经形成。美国学者克劳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0年就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了“单极体系”的时代。[24]单极体系下，美国所要解决的基本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面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对美国的军备挑战问题，而是如何让世界在美国意志的主导下来进行运作。因此，在冷战时期，美国可以忌惮来自苏联的军备竞争能力而主动提出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因为担心“恐怖均势”将被打破而无法发展解决其战略脆弱性的战略防御。但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局面已经改观了。经济处于持续疲软状态的俄罗斯只能与美国努力保持战略稳定，而无法成为美国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导弹防御计划有可能引发的军备竞赛或者战略均势崩溃的担心比冷战时代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而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变化是：美国冷战后威慑战略的对象已经从威慑来自另一个超级核大国的全球战略竞争，转向了威慑来自数目更多的、也可能是不确定国家对美国局部的或者区域利益的挑战。
以往的核威慑理论都是建立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上的，其前提是双方都拥有“确保摧毁”的核攻击能力。这样一种核威慑模式的特点是攻击目标的类型、核打击力量的构成、它们各自的弱点以及进攻和防御运作具有显著的相似性。[25]在这样的核威慑战略中，没有任何一种武器具有双重用途。例如，洲际弹道导弹是威慑力量的主体，但是洲际弹道导弹只能用于攻击敌方的领土或者军事目标，而不能用于拦截或者防御敌人对本国领土的攻击。这时，攻击性的力量和防御性的力量可以相互支持，防御力量的弱点完全可以由攻击性的力量来弥补。因此，只要有足够的反制“第一次打击”的攻击性力量，反弹道导弹即使不能有效地拦截进攻性核打击，其效力也可以在整个战略中得到补偿。反弹道导弹虽然在减少有限的报复性攻击的牺牲者数量上发挥作用，但这个作用的前提还是要靠反制第一次打击的能力才得到体现。所以，确定打击目标和使用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在核威慑的理论化过程中远不如常规战争那么复杂，其结果，核战略需要战略家和政治家所考虑和防范的往往只是战争与和平的军事根源，而常常忽视国际冲突中的政治性因素或者政治性动机。[26]但即使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引起冲突的政治性因素或者政治性动机，也会由于核武器不可承受的“报复力”而受到否定。这一点在冷战的历史中都得到了印证。无论是“柏林危机”还是“古巴导弹危机”，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美苏两大阵营都不得不从“战争边缘”中退却。在阶段性的冷战高峰之后，都伴随着间歇性的缓和，直到最后有一家撑不住了，冷战就结束了。虽然学术界对核威慑是否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避免摊牌的最终原因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但这却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得到实践论证的话题。
为此，防务部门和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是：在核时代，战略僵局几乎是天生的，它根源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毁灭性效力和投掷工具在技术上的可靠性，也根源于当代军事力量结构的基本性质。例如，大国都成功地发展并装备了核武器，常规军事力量在当代军事力量结构中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了。如果战争升级到核战争，它一定是非理性的，而且几乎等同于自杀，承认这一现实就可以阻止核战争；军备控制将有助于战略力量之间的稳定和平衡，因为军备控制可以增强相互威慑的信心，而不是单纯地减少军事战斗力量。在非核时代，军备控制的功能是通过削减战争手段来实现的。在核时代，军备控制或者单纯削减常规军事力量，对于促进和平并没有关键性的意义。军备控制作为促进战略力量平衡和战略威慑稳定可以对核时代的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在对核大战发生的原因的探讨上，人们也普遍相信，只要不出现误判或者误解，和平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麻烦。而误判和误解几乎不会发生，因为任何国家，不管制度性质如何，都会追求相当的理性行为，其政策背后，都存在着基本的可以判断和鉴别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机制”。因此，在传统的核威慑理论中，“战略防御”是一个几乎被否定的概念，常常被视为打破核均势和进攻性威慑、从而挑起新的不确定因素的原因而被加以遏止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也自然成为了“非进攻—防御（复合）理论”。“恐怖均势”是以往核威慑战略着眼维护的首要任务。
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地区性冲突成为国际安全的最大挑战，如何平息地区冲突，减少因为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发生的军事性暴力，是国际安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并非来自于美国的道义原则，而是来自于美国作为最大的全球性大国的现实，美国的这一地位决定了它需要在全世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正是因为美国利益的触角深人到世界各个地区，地区性的冲突对美国来说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对美国利益的冲击。对美国来说，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美国的全球利益和世界局势的战略稳定，而且，也会因为美国的干预而导致“惹祸上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TMD或者NMD绝对不是只具有维护和保障美国本土安全或者海外美军的安全，而是美国推行全球政策的工具。美国需要在提高“战略防御”的同时，减少军事干预的代价，同时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性优势地位不受挑战，保障美国威慑力量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中的“防御”二字，其意义只是相对的。它的实质战略意义，是美国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是美国单方面威慑能力的进一步强化。TMD或者NMD都是美国冷战后“扩大威慑”战略的手段。
美国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问题的探讨从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随即对核威慑战略的分析和思考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已经达到了足以相互摧毁的地步，因此，可以改变核威慑有效性的因素应该是常规力量。同时，又有一部分学者思考如何解开“核困境”下国家间保持合作以便真正脱离“恐怖均势”而获得和平的问题。这两部分学者从各自的研究出发，最后都认为加强战略性防御可以从“恐怖均势”中为和平开发出一条新的途径。冷战的尖锐化和巨大的核战争的压力，都使得这种理论观点非常富有诱惑力。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vis）提出了一种摆脱核困境的方法。
杰维斯认为，美苏之间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是彼此误解的产物。当美苏两国彼此都认为对方要最终通过战争战胜自己的时候，任何一方军事力量的发展，都必然导致另一方也要作出相应的发展。这就是“安全困境”的作用。这样的安全困境推动双方的误解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攀升，也导致了两国军备竞赛呈“螺旋性”上升。他认为，如果战略防御具有优势并且是真正可以建立起来的话，美国和苏联将会正视这一现实，并使之固定化。对是否会发生非故意性战争的猜测就会相应减少，产生于误解的螺旋性上升的军备竞赛也可能得到遏止。为此，杰维斯得出结论，建立了有效的战略防御之后，只要常规力量的平衡可以像核力量均势那样得到实现，美苏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就可以得到稳定，大战就可以得到避免。[27]
其他的一些学者则从历史的经验和二战后的现实中找寻依据，认为美国军事战略如果在攻、防两个方面可以均衡发展的话，同样可以促进威慑的稳定和有效。在这种情况下，误判或者误解等因素可能导致核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同时，核危险也将渐渐远去。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军事力量（military forces）的构成，而是美国军事行动能力（military capabilities）的构成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如果美国的军事能力缺乏战略防御，美国的威慑力同样不能持久而且真正遏止战争威胁。[28]他们的著述和观点，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被称为“进攻—防御理论”（Offense-Defense Theory），英文简称为ODT理论。ODT理论的逐步成型，确实为美国的核威慑观念融入了新内容。
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为ODT理论提供了现实动力。1975年欧安会之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开始进行欧洲常规力量裁军谈判。双方确实认识到，在战略力量处于均势的状态下，常规力量的发展成为了主导欧洲局势演变的一项关键性因素。对常规军事力量平衡及其在安全态势中地位和作用的讨论不断增加。在讨论中，“鸽派”希望减少对威胁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依赖，主张发展常规力量均势以便阻止苏联和华约有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认为北约的欧洲常规力量当时想要守住阵地几乎毫无希望。“鹰派”则主张北约在欧洲发展更强大的可以跨边界作战的常规军力，并否认北约在欧洲的常规力量可以在核心前沿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29]ODT理论在当时为这场辩论提供了依据。该理论为西方决策者提供了一种做得到的办法，那就是让苏联和华约国家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性攻击都像“第一次核打击”那样毫无获胜指望。
上述从发展威慑力量的合理结果出发重视“战略防御”的理论观点，并非是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的理论背景。贝思（Richard Betts）教授明确指出，里根政府时期竭力主张“星球大战”计划的这些官员和学者，坚信的是冷战问题来自于苏联攻击性的动机，而不是美苏之间的“相互惧怕”。他们将“安全困境”视为大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政策不是为苏联提供安全保证，而是要遏止苏联。因此，他们才会拒绝“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经典原则，反过来大搞战略防御，以此来提高美国的战略性核反制能力（strategic counterforce）。这样的观点，在里根政府时期的政策领域内占据了主流。[30]里根总统甚至认为，如果大规模的“战略防御”是可行的，那么，就可以为美苏逐步消除核导弹开辟道路。为此，战略防御可以为军控和裁军创造更多条件。1985年，美苏首脑在冰岛首都雷克亚未克举行会谈时，里根总统就向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一观点。但这种以美国单方面建立了战略防御能力，然后再来推进军控和裁军的说法，在安全理论和国际关系现有定论性的分析中，几乎是不值得一驳的。
即使在美国学术界，对ODT理论的批评也非常广泛。许多学者认为，对西方国家来说，以防御为主导的战略是不现实的；武器的进攻性和防御性事实上是可以互换的，战略防御完全也可以用来加强战略进攻力量；因此，ODT理论中有关战略防御应该与战略进攻相平衡的概念太模糊，在理论分析中难以有所作为。[31]
总之，通过导弹防御计划建立战略防御能力，与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核威慑战略调整、补充和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适应了美国在冷战后执行核威慑战略的现实需要。美国确实在冷战后进行了核力量的削减，但美国并没有任何要降低其战略力量现有实力的打算，也无意于通过削减战略力量来实行势力收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全球主义”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美国强调它对世界秩序的责任以及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时，美国的战略利益甚至比冷战时代更具有扩张性。为此，美国认为，它必须保持具有优势的战略力量，保持更为有效的战略威慑作用，这是一个力图建立世界“新秩序”，或者在物质与精神这两方面都要领导世界的美国的权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威慑理论中强调“反制力”的原因。导弹防御计划所建立起的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力，既是美国在冷战后需要继续保持扩张性战略利益的结果，又是美国可以在减少进攻性战略力量的同时，保障美国同样拥有优势的战略反制力的依靠。研制和部署TMD和NMD，恰恰满足了美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需要。
这也充分说明，无论是TMD还是NMD，都是美国战略力量在后冷战时代新的扩展方案。说到底，导弹防御计划绝对不是真正“防御性”的，而是美国转移战略力量发展方向，弥补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之后所出现的力量相对下降的重要手段。以导弹防御计划来对付所谓来自“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充其量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或者仅仅在克林顿政府的核威慑战略中占据非常小的比重。导弹防御计划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是继续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乘机解决它在冷战时期没有能够解决的“战略防御”能力建设，继续维持和扩大保障美国国家利益所需要的战略威慑力量。其核心目的，还是为了增加美国军事力量不受挑战的地位。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学会国际安全和军控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呼吁美国和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的目标应该定为各自只拥有1000枚核弹头。同时，该报告还呼吁美国政府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任何导弹防御计划不应该削弱另一国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该报告还提出，只要安全环境允许，美国应该只保留有几百枚核弹头就足以维持一个充分的战略威慑力。[32]克林顿政府NMD政策显然违背了这样一份严肃的研究报告的基本结论。
200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在主张大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同时，提出要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但遭到了五角大楼的强烈反对。2000年5月30日科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他不赞成小布什有关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观点，说美国军方的高级将领应该给小布什上上课，帮助他了解国家的防务状况。这一例子生动地说明，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最关心的是其自身的战略行动能力的需要。而导弹防御计划，恰恰是军方在接受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同时，维护美国战略威慑力的工具。导弹防御计划进入部署的结果，是美国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单方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