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看，TMD与NMD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和冲击，是美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竭力谋求“霸权和平”所带来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是美国力求巩固其全球“霸权体系”，建立“霸权和平”的工具。
“霸权和平”基本理论
“霸权和平”理论主要来自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Jilpin）。在吉尔平看来，国际体系的稳定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国的利益。如何维持国际系统的稳定呢？首先，这一理论特别强调国际体系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是可以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同时，国际政治的最大变革就是国际体系的变革。因为“如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该制度为谁的利益服务的功能问题。这个制度的变化，也就意味着这个制度所给予单个成员的利益同它所强加于这些成员的损失的分配性变化”[33]。
吉尔平教授对国际关系中体系的认识如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建立国际体系与建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行为者进入社会关系并创立社会结构，都是为了更多地谋取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利益。由于一些行为者的利益有可能与其他行为者的利益相冲突，被那种社会安排所极力维护的那些特殊利益有助于反映出这个社会结构中各种行为者所具有的相应权力的状况。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制度给所有行为者设定了行为约束，但是，为这个社会制度所奖罚的各个行为者却只符合该社会制度中权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至少在该社会制度建立之初情况如此。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经济、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变化，其结果是，那些从这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中得益最多的个体行为者和那些获得权力来影响这种变化的个体行为者，就会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这种制度。改变后的新制度将反映出新的权力分配状况以及这个制度新的统治成员的利益。”为此，吉尔平教授得出结论：“政治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社会制度与那些在该社会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者之中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34]
吉尔平教授把这样的结论用于分析国际关系，认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变革，重点必须放在政治行为者为了谋取更多的自身利益而作出的改变国际体系的努力这个问题上。无论所追求的这些利益是否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或者意识形态利益，国家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国际体系的性质，即该体系的统治方式，该体系的规章制度以及对各种权利的认可等等……同任何社会或政治制度一样，国际政治变革的进程最终反映的是个人或各种群体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改变各种制度或体系的努力。由于群体或国家利益以及权力的变化，反映这些在利益和权力方面根本变化的政治体系也将相应发生变革。[35]
国家总是在国际体系中活动，“国际体系提供了一系列机会，也具有一系列的约束力。正是在这种机会与约束力并存的环境下，个人、群体和国家谋求实现更多的利益”[36]。同时，“国际体系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类型，如城邦、帝国、民族国家等等”[37]。国际体系为国家提供有规则的互动，如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或者高度的相互依存。国家间外交、军事、经济和其他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运转，“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逐渐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它使贸易、金融关系和对外投资成为当代世界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38]。
国际体系的控制或统治是通过三个方面的因素起作用的。首先，“国家间权力的分配构成了各种国际体系的主要控制形式。每种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都在该体系内，尤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组织并维持一种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网络。这些在历史上被称为列强、在今天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在各自单方面努力和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下，确立并实施了既左右它们自己，也控制体系内相对比较弱小国家的行为的基本规则和权利。”其次是国家间威望的不同层次。国际体系控制能力的第三个部分是“统治或者至少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用赫德利·布尔的话来说，国际体系不仅是由各个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而且是一个由分享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国家所组成的社会。[39]如果共同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国际体系的稳定就会持续。
当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霸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优势的实力地位，并且具有使自己的实力转化成为各种现实的国际影响力的坚强意志，这个霸权国家因为自己的利益与体系稳定的利益充分一致，就可以有效地发挥体系的控制力，从而在国际体系中维持秩序，并塑造持久的系统和平。在吉尔平看来，霸权国有能力、有意志维持国际秩序和国际系统的稳定，因此，霸权国的存在本身就为系统提供了必要条件。进而，当霸权国国力强盛的时候，它的意志就可以比较充分地转化为管理国际系统的实际影响力。霸权与国际冲突之间，就可以形成一种逆相关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强大，国际冲突的频率就越低。[40]霸权也成为了国际体系根本性的秩序安排原则。
虽然美国政治人物在自己公开的言论中很少谈到美国的霸权追求，而是经常使用要“领导世界”这样的含蓄字眼，但从实际行动上，美国却无处不在体现其霸权国的地位和目标。由霸权稳定论我们可以了解到，霸权国不可能一方面希望主导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却不负担军事承诺和军事干预，而在政治和军事安全等方面采取单边主义，或者退缩为孤立主义。尽管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内舆论认为，美国应该减少海外军事干涉，但美国政府却表现出了积极介入和推行干涉主义的做法。美国在冷战之后并没有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撤退其在全球的军事力量，相反，却继续在亚太、中东和欧洲保持前沿军事力量部署，增加了其对部分地区的所谓安全承诺；美国非但没有因为缺少了前苏联这个直接的威胁而减弱军事同盟，相反，却继续加深军事同盟的义务，扩大军事同盟的范围；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扩大了交往的范围，但继续保持着强烈的防范意识；美国没有因为与俄罗斯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而降低威慑力，相反，却通过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和部署，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军事上不受挑战的地位。这一切，都是美国力图在后冷战时代推行“霸权和平”战略的鲜明写照。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霸权和平”战略
后冷战时代是美国对外政策继续的“全球主义”时代，建立霸权和平和推行对外军事干涉是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美国认为，为了维护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和维持地区秩序，美国都必须对地区安全事务承担安全义务。而只有在广泛安全义务的基础上，现有国际体系保持结构稳定和发展，美国将享有最大的利益。对美国来说，维持普遍的安全义务与建立“霸权和平”是相辅相成的。维持安全义务，就必须推行军事干涉主义；而美军的军事干涉并不能直接使用非常规武器，凭借美国优势的常规力量足以解决一场中等规模的地区战争。然而，正是因为美国常规武器的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要对抗美国的常规军事干涉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成为了基本的依靠。美国认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干涉政策的最大“威胁”，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导弹防御计划可以对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军事干涉战略直接产生四大好处。
（1）美国认为目前美军直接卷入地区冲突展开军事行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冲突区域国家所拥有的弹道导弹。战区导弹如果不能加以有效拦截，美军插手地区军事冲突的自由度就可能被降低。或者说，美国将会为它的军事行动付出更多的人员和装备损失的代价。
（2）美国的干预主义如果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时，有了TMD和NMD之后，就可以不怕受“要挟”，或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报复，这样就可以按照美国的意图去解决“区域危机”，如对付伊拉克和南斯拉夫。
（3）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以对付像中国或俄罗斯那样重量级的、具有“潜在威胁”、被认为政策上又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国家。
（4）以军事实力来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以美国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来加强美国使用外交方式的实效性。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解释，发展BMD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盟友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以阻止拥有战区弹道导弹的敌人有可熊对上述目标的攻击；此外，导弹防御计划对抑制导弹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有积极作用”[41]。
因此，TMD和NMD的部署无疑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军事手段的政治和外交效应，美国式干涉主义在解决区域问题上的表现会更为明显。
克林顿政府上台至今，美国在地区军事冲突的直接干预问题上，已经基本形成了“克林顿主义”。“克林顿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对影响美国战略利益的地区冲突或地区危机，美国可以先采取外交行动予以干预，争取按照美国的意图和设想首先进行外交解决；一旦外交干预失败，美国将通过强大的常规力量优势和战略力量来进行“威慑”，以便防止事态出现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恶化趋势。在这方面，“预防性防御，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对于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区域，美国在外交行动的同时就采取了各种预防性的军事措施，例如维持冷战时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力量部署。如果威慑和外交手段都相继失灵，那么，美国将利用”预防性防御“已经形成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合作网络，凭借美国的常规技术优势，特别是空中打击，不惜直接军事卷入；而一旦军事卷入，将以高技术武器实行空中打击为主，基本不涉及地面行动，以便将美军人员伤亡减低到最小程度。这就是美国在解决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三D方针“即外交（Diplomacy）、威慑（Deterrence）和预防性防御（Preventive defense）。一旦”三D“失败，美国将根据对手的状况和利益需要决定是否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维护美国所希望建立的”霸权和平。
美国和北约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采取的直接军事行动，充分说明了“克林顿主义”的本质。南斯拉夫不拥有中短程导弹，更不具有洲际导弹，因而美国在军事解决南斯拉夫问题时，TMD或NMD都没有迫切性。但是一旦TMD和NND部署完毕，美国推行“克林顿主义”的对象国就可以进一步扩大，其军事卷入和干预的行动自由就会进一步提高。1999年4月6日，奥尔布赖特提出持续轰炸南斯拉夫是美国在实验将用于21世纪的“新战略”，[42]表明美国将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继续推行“克林顿主义”的战略性构想。TMD和NMD进入实战状态后，美国实行这样的“新战略”无疑就多了新的“保险系数”，美国式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可能更频繁。此外，从“防御—进攻”理论来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防御能力的话，其军事行动的进攻性行为将进一步上升，因为进攻总是比防御具有优势。而抑制攻击性军事行为的一大原因是因为怕遭到反击，由于缺乏有效的防反击能力而使得进攻变得谨慎。[43]但美国由于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而建立起了相应的防反击能力后，美国进攻性的军事干涉行动显然将变得更为频繁。
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中武器系统的能力特点，典型地体现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力求巩固美国海外驻军、保持美国广泛的军事义务和追求对外军事干涉主义的政策需要。对这一点说明得最生动的是TMD计划中的海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海基系统是克林顿政府导弹防御计划的一大特色。它能对美军的海外军事行动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的好处：首先，海基TMD系统可以充分发挥“前沿部署”的优势，具有冲突预防、危机处理、威慑和传达政治信息等多重功能；其次，NAWD和NTWS可以绕开陆基，PAC-3和THAAD部署在海外的麻烦，比如部署国的主权、领土要求，以及部署国能否支持和同意部署等问题；第三，可以利用舰队易于调动和快速布防的突击性，对危机区域进行迅速布防，从而为施加军事压力和准备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形成快速的导弹防御能力。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可能这将被证明永远是一种不会成为现实的“威胁”。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的55年中，美国受到威胁程度最大的阶段应该是在冷战时期。但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代，就是连海外美军都从来没有受到过主动性的军事进攻（除了恐怖主义行动之外）。非常可能的前景是，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武器系统将永远没有“用武之地”。美国自己也一再强调“威胁”被证实后，NMD才将正式进行部署。因此，从历史的经验与美国今天的实力地位来说，无论NMD部署与否，它的最大作用不是实战，而是美国权力地位不受挑战的象征，是美国一种追求“国际威望”的必然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研制NMD的过程和实际部署，与美国一贯追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和霸权地位的其他政策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吉尔平曾经特别指出了霸权国的“威望”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中的作用。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威望与国内政治中权威的作用具有同等功能。如同权威概念一样，威望既与权力的概念非常接近但又有区别。“无论是权力还是威望，其功能都是要保证该体系中较弱小的国家服从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或那些国家的领导。”威望也像权威那样具有其道义和功能的基础，但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可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以及与此相关方面的能力，而威望主要是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当代战略理论认为，威望包括一个国家权力的可靠性，以及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遏止或胁迫其他国家的意愿。可见，权力与威望是不同的。而且，现存的权力分配与威望的层次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是国际政治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44]
吉尔平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犹如权威是国内社会命令中心这一特征一样，威望（而不是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45]威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受到承认。如果实力受到承认，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国家通常可似在不使用它的情况下就实现自己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国家间在处理外交事务和解决冲突时，实际上很少公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国家间的交易及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参与各方相应的威望。因此，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一种功用，却主要是通过成功使用力量，特别是积极地发挥自己实力的影响力来实现的。
因此，威望在国际体系的安排和运行中起着关键作用。业已形成的威望层次同现存的国家间权力分配之间可能并且早晚要产生矛盾，对威望的感性认识落后于国家实际能力的变化。结果，当认识跟上实力的现实时，体系的统治便开始瓦解。“一度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越来越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或者是越来越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新崛起的那个或那些国家日益要求在该体系中实现那些反映它们新增长的权力和与此相称的利益的变化。最后，由谁来统治这个体系的争端和僵局必须通过武装冲突才得以解决。”[46]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霸权国就必须在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地位的同时，强化自己的国际威望。而霸权国强化威望的战略就是：不断增强使用其实力的意志，不断从实力地位出发强化威慑作用；更需要让国际体系内的大多数国家对霸权国的威望不断树立信心感。美国今天在具有绝对优势战略进攻力量的条件下，通过导弹防御计划来确立新的战略防御能力，确实是一个追求实力与威望政策的双重结果。
杰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在分析了威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后也同样指出，大国的威望总是同大国使用力量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发展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能力和保持足够的使用能力的决心，是国际政治中威望原则的基础。“通过决心而体现出来的威望应该被解释为判断另外一种特点的标准，这样就可以用来预测和解释进一步的行为。”[47]为此，默瑟将美国维持威望的政策，视为威慑理论的基础。威望可以大大增强威慑的效力，以便用以实现外交的目标。这样，威望就不但是一种“事实”，而且是一种“工具”。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扩大美国的军事行动能力，增长美国采取行动的决心。同时，拥有这样的武器系统更有助于美国在优势地位之上的着眼于维持美国“霸权体系”的国际威望。这也是美国始终将发展自身导弹力量、敢于挑战美国权威的国家视为“流氓国家”的原因。
即使美国现在选择推迟部署NMD，或者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冻结”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依然会产生出新的替代方法以便进一步实施其“霸权和平”的新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建构。在当前美国所主导的“霸权体系”中，威慑仍然是美国维护体系稳定和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只不过，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威慑的核心已经不再简单地是美国使用武力的决心，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义务。“相互依赖”的义务是威慑理论的理想。如果国家间的义务是相互依赖的话，就会允许其中一方“使用现在的行为来预示未来的行为；同时，也会允许其中一方将现实的行为合法化。因为这个国家可能正在创造对未来行为的希望……没有相互依赖的事实，威望的工具作用就会被否定；如果国家间相互依赖，威望就可以使得那些本来似乎不可信的威胁变成某种可信的威胁”[48]威慑也就更能够通过力量，来约束现在的行为，并规范未来的行为。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克林顿政府通过导弹防御计划来实现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发展，是美国维护“霸权体系”的产物，是美国追求实力、威望和决心使用力量这三者的结合。
由于美国当前实力的优势地位以及所推行的维护霸权的鲜明政策意图，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将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战略力量上的优势地位。
首先，即使美国不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强大的核力量也可以使得美国在当今世界中拥有其他国家不能企及的战略安全地位。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也是核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国建立了16个大型核设施和几十家小型核工厂，截至1990年，美国生产的核弹头总数超过7万枚。目前，虽然美国的核弹头总数已经削减到了1万枚以下，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发射手段最先进和核攻击能量最大的国家。截至1996年，全世界总共进行了2046次核试验，其中美国就进行了1030次，比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核试验的总数还多。
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冻结了各国的核武器试验，这是世界朝着最终消除核武器自标迈出的坚实步伐。该条约一旦正式生效，不仅无核国家难以研制核武器，有核国家也将很难进一步提高核武器的现有攻击能力。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90年代初以来，美国凭借电子、信息、能源和材料等领域所掌握的高科技，可以通过电脑来模拟核试验，而不再需要传统的临界核爆炸来获取改进核弹头所需的具体数据。1994年，美国能源部开始实行核武器维护与管理计划，以保留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保留了像阿斯一阿拉莫斯这样的大型国家核武器实验室继续从事先进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为了保证此项计划的顺利进行，美国先后建立了多处大型模拟核试验实验室。如国家点火实验室，主要用于研究氢弹的核聚变过程；国家激光中心，目的是在无需引爆的情况下进行核试验；双轴X射线流体力学实验室，主要用于拍摄次临界状态的模拟核爆炸过程。
美国媒体还透露，美国政府在1997年曾与法国政府秘密签署协议，准许法国分享美国电脑模拟核试验得出的数据及相关资料，以便改善法国研制和发展新型核武器的能力。加上美国早就与英国达成过类似的协议，这就形成了美、英、法三国核技术同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与英法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另外，美国还制定了一个旨在更好地模拟核爆炸的高级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所采用的电脑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近2万亿次。[49]美国目前正在进行民兵Ⅲ洲际导弹的部署工作，计划部署500枚。此外，最新式的“三叉戟Ⅱ”潜射洲际导弹也在部署中。到2000年年初，美国拥有6700枚核弹头。在具有如此优越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上，美国还想着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这一战略逻辑，典型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力图建立霸权体系和构筑霸权和平的思想。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对国际安全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恰恰是美国心目中希望追求的霸权体系与国际社会所期盼的多极化体系之间尖锐碰撞的表现。
其次，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也是美国在90年代追求“军事技术革命”（RMA），提高军事力量高科技实力的重要代表，是克林顿政府“技术扩军”和“技术精兵”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旦投入部署，美国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威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从冷战后美国所卷入的几次区域性军事行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在自己常规兵力技术、装备和物质优势的基础上，已经改变了军事作战行动的传统规律。美国依靠海空军部队的快速集结，以空中精确制导轰炸和发射陆地攻击导弹为基本的作战手段，以高密度、精确化的空中快速突破和轰炸为主要作战方式，开创了“沙漠风暴”、科索沃战争等经典战例。从而改变了要依靠地面部队介入和军事占领来达到军事干涉的传统常规战争规律。在这些战例中，美国所进行的区域性军事干涉战争，都是在战斗人员不直接“见面”的情况下进行的。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有能力打一场以空中精确制导轰炸为主要内容的常规战争，也只有美国具有全球性军事力量快速结集、快速反应和大规模投掷的能力。即使在发达的欧盟国家中，军事力量的RMA能力也比美国要差得多，而且北约的欧洲盟国仍然无法打一场空中精确制导式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威慑力，是其他国家所远远不能具备的。[50]
根据欧盟的估计，到2015年，美国现有主力军事设备都将被新一代武器系统所代替。新一代美国武器系统的技术含量和设计形式中所包含的对当代与未来战争的理解和适应性会更强。根据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所作出的《2000年度国防报告》，未来的美国军事技术革命中，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占据重要地位，是代表新一代美军装备革命的“领头者”。[51]这也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不遗余力，力争使得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和部署成功的基本设想。大国间的常规军事力量竞争，已经从原来的兵力、飞机等作战手段的数量，转化为信息处理能力、快速突防能力、战役行动的火力发射能力、战斗人员的装备操作能力、指挥、管理和通讯能力以及军事力量整体的技术含量的竞争。欧盟估计，到2010年，美国军事技术革命将会完成。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作战行动能力将比现在上一个更高的技术台阶，美国也将会进一步拉大同欧盟国家在军事作战能力上的距离。[52]
如果我们再审视美国的经济实力，同样的结论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世界经济产值总量中，美国目前占28%。美国金融市场的资本总量，占世界金融市场的33%。从1991年4月到2000年7月，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113个月的强劲增长势头，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6%。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美国的市场机制、金融体系、高科技竞争力以及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和操作体制上的成熟性，都证明了美国经济的超强地位。美国在“信息经济”以及“新经济”中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多边机构中，美国也常常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和世界上54个国家签署有双边或者多边的军事同盟条约，世界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军事盟国。BMD是世界军事和战略领域内美国实力地位的又一次生动体现。
然而，多极化架构下的国际秩序，代表着国际关系体系演进的方向。[53]美国为主导的当前国际体系的“单极结构”，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国际事务，或者像古代的罗马帝国那样，自上而下地依靠权力的垂直统治体系来控制世界。更何况，当代国际关系的进步，已经彻底废弃了那种以领土分割和军事侵略为特征的霸权竞争方式。美国最终不可能再依靠军事力量来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而只能是依靠各种形式的合作以及作为制度化的合作表现形式的国际机制来强化和传播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一旦投入实战部署，其结果，可能更能保证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地区秩序，并在贯彻美国意志的基础上更好地让国际体系的运作符合美国的利益。至少在安全领域是如此。而国际案例又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政治、外交等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想要巩固它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不能不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主导的作用，拥有以自己的意志来塑造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秩序的能力。
然而，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受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对已经充分说明，美国的自身利益表现得越多，国际社会的争执就越多。“霸权和平”论只刻画和描述了后冷战时代美国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单极体系”下美国对和平、秩序与权力分配的顽固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当前的“单极体系”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美国式”霸权体系，这一体系下行为者的行为方式，美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施加影响，但并不能绝对控制。1998年印巴核军备竞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霸权体系”和“霸权和平”依然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同时，后冷战时代更是充分说明了“霸权稳定论”的破产。冷战时期两极体系在1990年的瓦解，也并没出现霸权稳定论者所提出的系统秩序崩溃的噩梦。即使在冷战时期，稳定的两极霸权也并没有成为减少冲突的根本原因。[54]而冷战后，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下，国际冲突的次数甚至还超过了冷战时期。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从1990—1999年这10年期间，国际社会中共发生了169次军事冲突。这一冲突的数字，几乎超过了从1945—1990年冷战45年期间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军事冲突的总和。[55]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上虽然属于常规性武器，但在性质上是介于常规性武器和非常规性武器之间的“第三类”武器，可以称之为“准非常规性武器”，或者“超常规性武器”。拥有大规模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国家可以利用该武器系统“攻守兼备”的特点，既提高非常规武器不受“第二次打击”的有效性，又可以提高常规武器的攻击性。反弹道导弹的推进系统、制亨系统、战斗系统和发射系统与进攻性战略导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只要更换导弹防御系统中的拦截导弹的软件，这些反弹道导弹就完全可以成为陆基或者海基战略导弹来加以开发和使用。同时，在当代战争条件下，即使只是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战争的技术条件和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也改变了传统常规战争的作战规律。这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都得到了鲜明而又生动的体现。一旦美国TMD和NMD研制并部署成功，武器技术的质量提高，可能会带动人类在新世纪战争形态的进一步变化。至少，作为战场作战主力的导弹武器将面临着更新和发展的新挑战。不具备整体导弹防御能力的国家只有大量增加进攻性导弹的数量，改进其突防能力来应付美国部署TMD和NMD的挑战。这从长远来看，必然引起军备竞赛。
克林顿政府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许多反对者，对其成功前景到底如何仍有不少怀疑。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举办的多次TMD研讨会就曾表示，TMD武器技术要在十年内按照现有构想投入现役难度很大。然而，在美国目前对BMD“大投入”和“下决心”的情况下，TMD和NMD研发成功并进入部署是一个早晚的问题。问题是，有了TMD和NMD武器系统，美国式的“霸权和平”就一定会实现吗？在美国的“霸权和平”体制下，世界就会变得更安全吗？BMD必然会加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影响力，也会使得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干预主义有新的发展。事实上，美国的力量越强大，国际关系中美国的干涉主义越盛行，世界就越不安宁。由美国的于涉主义所促成的任何区域问题的“伊拉克化”或者“南斯拉夫化”都是违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和平原则的。如果21世纪的全球政治中因为BMD而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地制造新的“伊拉克化”或“南斯拉夫化”问题，BMD无疑将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性因素之一。
注释
①R。James Woolsey，“Proliferation Threats of the 1990s，”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U。S。Senate，Feb。24，1993，p。10.
②U。S。Congres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of Destruction：Assessing the Risk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3，p。54.
③有关这一点，请参见本书第五章。这一章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④Center for Counter Proliferation Research（National Odense University）＆Center for Global Research（Lawrence Livemtote National Laboratory），U。S。Nuclear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A Fresh Look at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quirement，1998.
⑤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 Directive，”No。5134.9，June 14，1994，p。1.
⑥William S。Cohen，“State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Y1998 Defense Budget，”February 12，1997，p。7.
⑦Joseph C。Anselmo，“Russian Threat Still Massive，”Aviation Week＆Space Technology，February 24，1997，p。49.
⑧US Department of Defense，“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rchitecture Op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pril 14，1999.
⑨林碧绍：《武器管制的回顾和展望》，载于台湾《美欧季刊），1997年秋季号，第21页。
⑩《参考消息》，2000年5月30日，第1版。
[11]New York Times，July 1，2000.
[12]Jack Mendelsohn，“The U。S。Ruffian Strategic Arena Control Agenda，”Arms Control Today，Vol。27，No。8（Novernber/December 1997），p。13.
[13]Glenn C。Buchan，U。S。Nuclear Strategy for the Post-Cold War Era，California：RAND，1994，p。30.
[14]Seth Cropsey，“The Only Credible Deterrent，”Foreign Affairs，Vol。23，No。2（March/April 1994），p。17.
[15]Satoshi Morimoto，“US Nuclear Strategy：Adapting to the New World Disorder，”in William Clark，jr。and Byukichi lmai，eds。，Next Steps in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Washington，D。C。：Carneig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1996，pp。132—133.
[16]由于机密程度比较高，克林顿的这份PDD文本从来没有公开过。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07年12月7日，首先披露了这份PDD的基本内容。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主管武器与军控问题的资深专家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在12月23日的答记者问中确认了上述政策的转变，并提出美国的核态势主要集中在威慑上。
[17]陈文贤：《克林顿政府的核武器政策》，载于台湾《问题与研究》1998年5月期，第4页。
[18]Craig Cemiello，“Clinton Issues New Guidelines on U。S。Nuclear Weapons Doctrine，”Arms Control Today，Vol 27，No。8（November/December 1997），p。23.
[19]Keith B。Payne，Deterrence in the Nuclear Age，Lexington，Kentuck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4，p。57.
[20]William J。Perry，“Deterrence in an Age of Hope，”Foreign Affairs，Vol。25，No。6（November/December 1996），p。73.
[21]Richard K。Betts，“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Foreign Affairs，Japuai/February 1998，p。27.
[22]Keith B。Payne，Deterrence in the Nuclear Age，p。33.
[23]“QDR Supports Nuclear Status Quo，Adds Billions More to NMD Program，”Arms Control Today，Vol。27，No。4（May 1997），p。29.
[24]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Winter 1990/91），pp。23—33.
[25]Bruce Russett，The Privners of Insecurity：Nuekar Deterrence，the Arms Race，and Arms Control，San Francisco，Freeman，1983，p。22.
[26]Ricbard K。Betts，“Must War Find a Way？”，Inteinatia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176.
[27]Robert Jervis，“Cat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nur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p。186—214.
[28]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参见Jack L。Snyder，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Stephen Van Evera，“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ast Wor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Summer 1984），pp。58—107；George，Quester，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2nd，ed。，New Bnswick，N。J。：Transaewtion，19880.
[29]Richard Betts，“Must War Find a Way？”，p。177.
[30]Richard Begs，“Must War Find a Way？”p。178.
[31]Jack S。Levy，“The Offnsive/Defensive Balante of Militnry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8，No。2（June 1984），pp。219—238；Scott Sagan，“1914 Revisited，”Interrational Security，Vol。11，No。2（Fall 1986），pp。151-176.
[32]NAS Ccrruu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tma Control，The Future of U。S。Nuclear Weapon Policy，Arms Control Today，Vol。27，No。5（May 1997）。
[33]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3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9页。
[35]同上，第10页。
[36]Ibid。
[37]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27页。
[38]同上，第27页。
[39]Hedley Bull，Anarchical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5—16.
[40]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41]The US Department Defense，“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s：Introduction。”
[42]《人民日报》，1999年4月8日。
[43]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 1998），p。9.
[4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1页。
[45]同上，第31页。
[46]同上，第33页。
[47]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7.
[48]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8.
[49]解路英：《削减核武器的阻力来自何方？》，载于《参考消息》，2000年5月18日，第3版。
[50]Lawrence Freedman，“The Changing Forms of Military Conflict，”Suruizal，Vol。40，No。4，1998，pp。39—56.
[51]William Cohen，2000 Annual Report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USA，Chapter 6.
[52]Jan Foghelin，“Forms of Conflict，ActorsMeans and Methods of Control，”the paper for a Seminar arranged by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War Sciences on October 21，1999，p。21.
[5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单极体系不是国际关系中有生命力的体系，而必然要被两极或者多极体系所取代。参见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Fall 1993），pp。45—73；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p。5—51.
[54]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55]李忠诚：《跨世纪的世界政治》，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