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制和部署NMD，毫无疑问违背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也违反了现有的国际军控架构。签署于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国际军控和裁军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和推动后冷战时代国际军控事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国际安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法律和战略作用。
从美国已经公布的材料来看，美国发展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至少在以下6个方面直接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
（1）197Z年签署并在1974年修订的该条约第1条，明确禁止建立全国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者为建立这样的系统提供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场。
（2）1974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修改了原条约第3条。经过修改后的条约第3条规定，美苏双方只能在各自的领土上修建和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根据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的报告，美国目前计划在阿拉斯加和北达科他修建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
（3）条约第5条禁止发展、试验或者部署海基、空基、天基以及陆基移动式反弹道导弹系统或者组件，而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必然要发展、试验和部署这些类型的系统或者组件。[38]2000年5月，美国已经开始发射用于导弹防御的目标探测和监视卫星系统。而NMD的G-2和C-3方案中，SBIRS系统更是直接提升弹道导弹拦截能力的NMD重要组成部分。这显然违背了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第5条的有关禁止发展天基ABM武器系统及其组件的明确规定。
（4）条约第3条规定，即使美国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所部署的反弹道导弹也不能超过100枚，用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雷达设施不得超过拦截导弹发射场150公里范围。根据美国宣布的C-3阶段的NMD部署计划，美国将在阿拉斯加和北达科他建造两个拦截导弹发射场，各部署125枚拦截导弹。[39]为此，美国准备把NMD雷达系统建立在格陵兰岛、阿留申群岛、韩国和英国的北部。NMD雷达系统在全球的建立，可以大大加强对目标导弹的预警和跟踪能力。但反导条约明确限制美苏（俄）建立反弹道导弹雷达的种类和场地。
（5）条约规定，美苏各设一个拦截导弹发射场的功能是：美国用来保护自己的陆基洲际导弹免受核力量的打击；苏联则用来保护莫斯科。但美国目前的NMD计划是用来拦截导弹对美国本土上任何目标的攻击。而且，拦截导弹发射场的地址也不是条约所允许的北达科他，而是阿拉斯加。
（6）条约第6条规定，美苏（俄）双方都不得将导弹防御能力扩展到非导弹防御类型的防空武器系统。美国的NMD计划按照规有研制方案，不排除海基NMD武器系统的选择。而海基NMD系统的研制和装备构想是，在“宙斯盾”级军舰上改装NMD拦截导弹，这意味着改装后的“宙斯盾”级军舰具有了ABM系统能力，这是《反弹道导弹条约》所不容许的。[40]
美国自己也清楚，研制和部署NMD系统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为此，美国一直希望说服俄罗斯以修约或者实在不行以“废约”的形式，来获取部署NMD系统的合法性。导不行以“废约”的形式，来获取部署NMD系统的合法性。导弹战略专家一般认为，像美俄这样的核武器大国，如果只部署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并不能够起到对国土的整个战略防御作用。只有部署了两个发射场，才能使得导弹防御网覆盖整个国土。为此，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起初只是规定美苏只能建立两个反弹道导弹基地，个用于保护首都，另一个则用于保护自己的陆基洲际导弹基地。1974年的议定书更是将反弹道导弹基地削减为各自只准许拥有一个拦截导弹发射场。这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由于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研制与部署在打破美苏战略力量平衡问题上的可能性。反导条约的核心就是冻结美苏（俄）建立战略导弹防御能力。即使是具有战略导弹防御能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有可能开辟美苏（俄）新的军备竞赛领域的空基、天基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或者组件也都不准建立。
整个反导条约的立法意图是美苏只能部署非常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些系统部署的前提是不能损害美苏两国的战略核威慑力，不能改变只是将威慑建立在进攻性战略力量之上的现状。其军备控制的意义，一是《反弹道导弹条约》表面上是禁止美苏部署全国性的导弹防御系统，禁止美苏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其本质是为了阻止美苏两国在“战略防御力量”的发展上获得重大突破；二是防止美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因为考虑到对方加强了导弹防御，因而必须加大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力度，有可能导致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当时，美苏两国都认为，基于进攻性核力量均势基础上的相互威慑能够稳定美苏战略竞争态势，巩固恐怖均势，减少发生核战争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通过军控谈判，进一步加强美苏关系的战略稳定。而最有可能破坏战略稳定的因素，就是战略性导弹防御的发展，尤其是担心这样的发展会造成基于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基础上的“相互威慑”出现单方面失效。[41]最基本的道理是，如果“恐怖均势”因为导弹防御在技术手段上的突破而发生失衡，美苏任何一方发动先发制人核攻击的风险势必会大大增加。因此，反导条约这两个军控方面的意义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的。
从理论上来说，军控谈判是缓和和阻止军备竞赛的有效手段。但军控只能降低军备竞赛的程度，并不能阻止军备竞赛的延续。在核武器时代，即使核力量产生了核威慑，但是也必然造成反制威慑的排斥性努力。威慑和对威慑的排斥就必然导致军备竞赛继续发展。[42]军备竞赛就因为某一国在军备发展上采取“排斥行动”（compellence），产生“受迫性威胁”（compellent threat），从而使得各国在安全上出现“受压心理”，以及在防务安排上导致“劣势判断”。因此，美苏冷战期间的军控会谈虽然是在“相互威慑”的架构下进行，但是，单纯的威慑并不能阻止军备竞赛。但军控的出现，却可以降低对威慑的排斥性努力。如果大国在军备发展上采取相互攀比的竞争性做法，而对某些可能开辟的新军备竞赛领域，或者会对现有军备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技术领城不加以限制，那么，军备竞赛就更难以遏止，对战略、政治和外交的冲击可能更大。军控谈判的最大作用就是抑制新的、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领域，可以使得军备发展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至于发展对现有战略力量格局与政治、外交关系的新的冲击。
《反弹道导弹条约》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上述对军备限制的要求，而在美苏的军控进程和战略关系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核心作用是将“战略防御”领域视为美苏双方都不得投入大量人力、武力和财力发展的“禁区”，从而冻结“战略防御”问题上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武器技术的突破，巩固建立在进攻性战略力量均衡基础上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效应，以此来抑制军备竞赛的发展，抑制军备可能给核大国战略、政治和外交关系带来的新的不确定因素，来抑制美苏两国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前景。反导条约因此可以称之为美苏之间“管理”其核力量关系的一种有效规制。[43]从它生效之日起，一直被称为美苏在整个冷战期间最成功、也是唯一对限制美苏战略力量疯狂竞赛起过实质性作用的军控条约。[44]在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史密斯曾经在签署该条约后表示：“因为反弹道导弹极有可能引发美苏战略均衡的崩溃，这是我们必须禁止它的根本原因。”[45]
反导条约一经签署，它立即被视为美苏核关系规制（nuclear relations regime）的重要内容，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终形成核关系规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从70年代初以来，美国国内围绕着反导条约的精神和作用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由此而产生出“军控派”与“实力派”的争论。在“军控派”看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无论是防扩散或者坚持威慑效力阻止战争或卷入一场有限战争，都离不开对反导条约的精神和战略功能继续承担责任。而“实力派”认为，美国不应该被反导条约牵着鼻子走，美国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的防务安排来决定是否应该从事以导弹防御为核心的战略防御计划。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开展“星球大战计划”研制，就充分体现了美国“实力派”的主张。里根政府也通常被视为置反导条约不顾、推行强势政策的典型代表。
但是，1972年的反导条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反弹道导弹条约》没有对究竟什么是违反条约限制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衡量标准作出明确的界定。条约禁止美苏从事“ABM模式”的反弹道导弹试验与部署，但没有具体化。条约的这一弱点在从1972—1992年的20年时间内，并没有在美苏（俄）战略关系中造成任何麻烦。这20年间，美苏（俄）各自研制和部署了针对战术性、短程战区导弹的反导弹系统，都建立起ATMD（反战术导弹防御）能力。ATMD系统，如“爱国者”或者SA-12，对战略性远程导弹都没有拦截能力。然而，这一弱点却为克林顿政府从1993年开始要求俄罗斯就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举行修订反导条约谈判埋下了伏笔，也为美国可能强行退出反导条约准备了一个脆弱的借口。[46]
反导条约巩固和提升的美苏核关系规制，客观上对美苏两国以及后来的美俄两国继续推动核军控，并逐步走向核裁军奠定了基础。史蒂夫·韦伯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核军备控制发展得益于双方在战略关系中逐步建立了“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这一“认知结构”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在运用和部署核武器的事战略上有共同点，比如，都实行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上的核威慑战略；二是这一战略要稳定，威慑想要真正有效，就应该承认和实现彼此核力量的“战略对等”（strategic parity）；并在这个基础上双方谨慎行事，不单方面谋求打破核力量均势的已有格局。[47]从这个意义上，反导条约不是一个简单地禁止研制和部署全国性导弹防御系统的条约，而是事关美苏（俄）故略关系稳定，由此带动美俄核裁军进程深入，并进一步促进国际军控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既表现为战略稳定的有形力量，如落实均衡裁军和确保裁军不损害双方的战略稳定；也表现为无形力量，如双方决策者在维护威慑战略时的心理安全、培植对继续裁军的精英认知以及发展政治互信等等。
在后冷战时代，美苏（俄）之间的大规模、全球性战略对抗虽然结束了，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没有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相反，由于《反弹道导弹条约》具有保障美俄战略合作与促进世界战略稳定的双重特性，维护该条约的作用依然是国际军控事业不断发展的基本保障。其基本原因是，反导条约依然是国际战略稳定和战略平衡的基石。
自60年代初以来，美苏核军备控制之所以不断得到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俄）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核武器关系规制，核武器首先在一个“两极体制”中受到防扩散和受管理的约束。美苏双边军控谈判的发展，在两国关系中逐步建立了核关系规制。这一点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1987年12月《中导条约》中都体现了出来。这也进一步促成了冷战期间美苏战略均势和核关系的稳定。然而，美苏核关系规制的运作事实上不但需要在美苏两极之间进行，也需要在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中进行，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合以及美苏发挥影响去促成这样的配合。如果没有美苏之间核关系规制的稳定，也就不可能推动国际社会求大同、存小异，共同致力于国际核军控与核裁军的发展。没有冷战的结束，90年代国际军控事业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冷战时期美苏核战略关系的稳定，确实为美苏两国在与其盟国或友好国家的关系中维护其核关系的管理机制开辟了道路，为军控事业的扩大创造了最基本的国际环境。
从冷战结束以来，美苏（俄）之间的核关系规制进一步扩大为全球性的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核关系规制。例如，中国政府在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担负起不扩散核武器和最终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庄严承诺；NPT机制的签约国不断扩大，CNTBT在1996年的通过，最终为全世界开辟了全面销毁核武器的理论前景。然而，如果美国部署NMD，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将会动摇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的全球核不扩散体制，激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其核心问题，就是国际战略稳定将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失效的同时趋于崩溃。
《反弹道导弹条约》与国际战略平衡
“战略平衡”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指现有的国家间的战略力量，相互之间可以大体上保持某种均衡。其本质，是可以维持大国之间相互战略威慑力的有效性，由此来保持建立在威慑侵略基础上的国防需要，使得国际战略力量的均势状态得以延续。如果战略平衡被人为打断或者破坏的话，有关国家将不得不被迫重新进行新的国防威慑力的建设努力，整个国际安全架构将会重新组建。而这一过程，不但将造成新的混乱，也将导致新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出现。这是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愿望背道而驰的。
当代国际关系中，维持战略平衡的基本手段包括：弱化现有军事同盟体系、防止军备竞赛、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阻止一切大国的侵略性扩张行为。战略平衡的基本要素是“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即任何一个核大国都不谋求在已有战略力量格局下战略力量新的优势化或压倒性的发展，防止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出现失衡。其中，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约束力具有重要作用。
决定一国战略能力的要素，无非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这两个方面，即一个是“矛”，一个是“盾”。从60年代开始，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一直是战略核力量在“相互确保摧毁”前提下的“恐怖均势”。这一战略均势也一直是建立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有效威慑之上的。因此，维持战略进攻力量的平衡与稳定，是维持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维护战略平衡，就是要维护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在战略能力中的绝对地位，摒弃战略防御力量的发展。换句话说，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就是要坚持核大国的战略力量构成中，只有“矛”，而不能有“盾”。否则，就是力图瓦解战略平衡的挑战性举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是确认这样的国际战略平衡的共识，也是核大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必须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对后冷战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平衡”具有重大意义，国际社会公认《反弹道导弹条约》是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的基石。
（1）《反弹道导弹条约》是作为遏止军备竞赛而发展出来的，只有消除军备竞赛，才能真正稳定国际战略平衡。
反导条约禁止发展战略防御性武器，禁止导弹防御计划对别国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构成威胁。这就为当代国际关系减少战略核力量的军备竞赛奠定了基础，也为核力量的发展确立了一个约束性的框架。90年代好不容易出现了国际军控和裁军发展的积极势头，世界和平真正在各国实行合作和团结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军备竞赛和国际军控本身是两个水火不容的过程。反导条约在遏止军备竞赛中所能取得的有效作用，在后冷战时代不应该受到怀疑。更不能因为美国这一个别大国的霸权利益的需要而毁于一旦。
（2）《反弹道导弹条约》对稳定核大国间的威慑概念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主导国际安全的基本力量法则并没有变。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协调依然是保障国际安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协调首先是战略关系的稳定和协调。虽然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国际体制在约束和增进大国间军事行动的作用，力求诉诸制度化的合作来加强战略稳定和安全利益的相互和谐，但是，在一个制度化的安全进程得以启动并真正产生作用之前，如果今天世界上的核大国不能首先形成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机制，显然，不仅这样的多边或者双边安全合作机制难以成行；即便启动了，也难以真正取得制度性的约束力。在核大国的相互安全关系中，一定条件下的彼此战略威慑是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安全发展中防御力最建设的目的所在。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国际关系依然仅仅围绕着权力政治运作这一事实，更没有改变各国建立在自卫基础上的安全需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相互威慑”依然还是后冷战时代核大国安全关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承认和尊重核大国彼此之间战略威慑力的存在，接受“相互威慑”条件下自身战略力量的发展，应该是冷战后大国间战略关系走向合作的前提。不尊重和承认他国的战略威慑力，力国改变相互威慑的现状，都是对战略平衡的破坏，也是对国际安全的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
承认和尊重大国间的相互威慑，尊重他国建立在防御基础上威慑力的战略安全作用，就必须继续保持和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导条约直到今天，依然是核大国之间相互承认和尊重各自威慑力的基础。该条约的基本逻辑是“避免美苏（美俄）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因此，对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机制的国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8]只有核大国相互确保不进行核冒险，认可战略力量相互威慑的事实，战略力量的威慑效应才能确保各国防务的安全需要。而只有在一个可以依靠威慑力量保障基本的国家安全的环境下，军控、裁军和走向无核化世界的目标才能逐步实现，世界各国有关增进安全的努力与合作才会不断发展。
（3）冷战后，美俄之间核裁军进程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约束和规范、离不开战略平衡与战略稳定原则。维持全球战略力量均衡和实现美俄均衡核裁军，是60年代以来美苏（俄）核军控和核裁军进程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则。
没有这个原则，任何意义上的核军控的发展都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美国部署了NMD，那就意味着美俄之间的均衡裁军原则不存在了，同时，世界其他国家的裁军政策也将受到巨大的消极影响。[49]即使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和条约将美俄双方的导弹都削减到相同的水平，但由于美国单方面具备了战略防御能力，事实上，美国将可以具备俄罗斯所不具有的“防御威慑”。这不仅大大有利于美国战略力量削减后重建战略核武器优势，而且也可以实现战略力量的“攻一防平衡”，建立起美国所主导、而俄罗斯无法企及的战略优势。NMD部署将使得美俄核裁军无法在“均衡”的原则下进行。NMD部署也将打破美俄在核裁军同时的战略稳定。因为，俄罗斯目前只具备进攻性战略威慑力量，而美国却可以兼备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两大威慑力。俄罗斯如果像普京总统在2000年4月所说的退出裁军进程，其他国家就更没有必要留在裁军阵营中了，因为美国用NMD摧垮了国际裁军的基础。因此，战略平衡也是军控和裁军的前提。现有的任何美苏、美俄军控和裁军协定，都是在“均衡”、“对等”原则下发展出来的。没有战略平衡，美俄在90年代的核裁军不可能取得任何突破。
核裁军是解决当今世界核威胁的一个重要步骤，《全面禁止核试验公约》的真正生效，需要核大国将核裁军进一步付诸行动。2000年4月30日，法国代表5大有核国家已经在《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庄严承诺，5大国将推动核裁军的发展，最终实现全面销毁核武器的目的。核裁军从美俄扩大到中、法、英等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战略平衡必须维持，这些国家的防务力量的有限威慑力必须依然得到保障。裁军只能使得战略平衡在什么力量上实现的问题发生变化，而不能以牺牲战略平衡为代价。因为裁军和军控不可能以任何国家单方面牺牲国防需求来实现。以美国目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果美国不能首先保证自己战略力量对其他国家威胁度的降低，如果美俄战略核武器期减不能首先朝着根本消除核武器的方向发展，中国、法国和英国核力量削减就“没有资格”进行，多边核裁军也将根本无法启动。NMD部署之后，美国可能仍然会推进与俄罗斯的双边核裁军，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战略平衡”原则。这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可以通过自己战略防御能力的加强，弥补因为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削减之后的战略核打击力。客观上，美国削减战略核武器后的进攻性战略力量的下降就将被美国建立和发展战略防御能力所取代。美国依然可以保持其战略性进攻力量的原有能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自律的军控和裁军政策就成为了美国继续保持原有战略进攻力量的牺牲品。
同时，国际战略平衡的瓦解，也将动摇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防扩散既是美苏核关系规制的一部分，也是这一规制在推动全球核安全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和反应。但核不扩散机制能否发挥有效的作用，客观上取决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状况以及核大国能否进行有效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如果战略平衡受到破坏，大国间的战略对抗发展，这将是核不扩散机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1974年印度爆炸了第一颗核装置，但印度政府却表示印度不会发展核武器。这一立场就同当时苏联的影响密切有关。为了推进美苏军控进程，稳定美苏战略力量的对比关系，苏联从60年代开始对核不扩散机制采取了比较认真的态度。从60年代末开始，美苏两国首先达成的“核不扩散”原则就逐步通过NPT谈判和签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以便美苏可以在两极体制内稳定核力量对峙，减少有核国家不断增长之后而导致的“恐怖均衡”的失衡。美苏在国际事务中防扩散的努力，回过头来又进一步有助于美苏管理其核关系。1998年印巴核试验竟赛，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的强烈谴责。但出于战略因素考虑，俄罗斯对印度的这一无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行为采取了轻描淡写的立场。俄罗斯国内主张与印度结盟来对抗美国和北约东扩的，也大有人在。
美国现任主管军控问题的助理国务卿霍洛姆曾批评印巴的核试验政策，提出一旦拥有核武器之后，印巴之间的核关系的管理是不可能真正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进行的。[50]但是，如果美国部署NMD系统，打破美俄之间建立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基础上的核关系规制，难道国际社会就会增加安全吗？NMD系统的部署，客观上将大大增加拥有核武器大国之间核关系的管理规制，从而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国际安全增加众多的不确定因素。60年代以来国际军控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美苏战略稳定以及这两个核大国继续保持军控和裁军进程中的合作，是国际不扩散机制不断发展的前提。如果2000年秋天克林顿总统最终作出了部署NMD的决定，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也在2005年前获得成功，美国将在2005年之后部署该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话，2007年之后的美俄战略平衡将不复存在，整个核不扩散的历史很有可能被重新改写。这也是俄罗斯强烈反对NMD部署、坚信反导条约必须维持以及对美国提出“裁军攻势”的重要原因。
（4）《反弹道导弹条约）体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追求“无核化世界”和国际军控与裁军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基本利益要求。破坏反导条约，就是破坏国际军控事业，就是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
虽然反导条约的签字国主要是美俄两家，但由于反导条约具有维持国际军控事业发展，遏止军备竞赛和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等世界意义。反导条约的命运当然事关各国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国际安全能否正常发展。因此，反导条约的存废，关系到国际安全未来的走向，关系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的NMD计划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反导条约的维护和稳定问题，“不单单是美苏两家的事”。[51]
当代世界的战略平衡到底是应该建立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与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为首的战略防御相结合的基础上，这本来不是一个应该引起争论的问题。《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真体条款内容和冷战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以和平与稳定为目的的战略平衡只能建立在战略能力构成中的单一进攻性战略力量基础上，建立在维护和严格执行反导条约的基础上。1994年9月、1995年5月和1996年4月的美俄首脑会晤，都在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维护战略稳定、维护包括反导条约在内的军控协定的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的NMD计划，其目的除了要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导致的对美国本土、海外驻军以及盟国的威胁之外，就是要力图建立“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均衡的新的战略威慑力量。在维持强大的进攻性核威慑的同时，形成有效的战略性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网络，美国的战略威慑也就可以得到来自强大的战略防御力量的充实和加强，美国的核威慑概念就可以既具有进攻性战略威慑，也具有防御性战略威慑的能力。如果美国下决心要部署NMD和TMD，显然，国际关系的必然逻辑是其他核大国，如中国和俄罗斯也必然要下决心建立某种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以便与之抗衡。且不说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延滞国际军控进程的发展，导致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至少TMD与NMD的部署将带来世界军事战略的新的革命。那就是20世纪后半期建立在进攻性核武器基础上的威慑战略将被建立在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相结合基础上的新威慑战略所取代。
这样做的结果，传统核威慑的基础——“相互确保摧毁”（MAD）就转变成了“相互可以进行（核进攻）防御”（Both are Defended，英语简称为BAD）。BAD在取代了MAD之后，不仅美俄之间的战略力量均势将被打破，美俄核裁军走向崩溃，而且在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横行下，世界和平也将受到沉重打击。
正因为如此，强烈主张推进国际军控事业的中俄两国坚决反对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作出任何修改，反对美国部署NMD武器系统。更坚决反对美国有可能抛弃反导条约而单方面强制性地作出部署NMD的决定。1998年和1999年中俄首脑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公报都郑重声明，《反弹道导弹条约》是世界战略稳定的基石，维护反导条约、反对美国单方面部署NMD，是巩固和发展国际安全的重大责任。[52]前中国首席裁军谈判代表、现任中国外交部国际军控与裁军司司长的沙祖康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现有的世界战略稳定是建立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基础上的“恐怖均衡”，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单方面作出部署NMD的决定，这样的“均衡”将崩溃，恐怖均衡总比没有均衡和稳定好。因为“在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选择”。[53]
今天，推动美、俄核裁军的深入发展，在NPT、CNTBT机制和其他国际军控机制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实现防扩散进程，维护反导条约和国际战略平衡这两大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0年4月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贺信中捍卫了俄罗斯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遵守在核裁军方面的义务，在维护战略稳定和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裁军条约制度的条件下，打算继续把它当作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基础。”[54]
总之，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不是一个简单的美苏（俄）双边限制反导弹武器系统发展的条约，而是整个美俄核关系机制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弹道导弹条约》客观上具有三重身份：一是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的基石，二是国际军控架构的当然组成部分，三是美俄核裁军发展的保障性机制。
该条约的维护不仅关系到美苏（俄）之间核关系机制能否继续保持的重要基础——核力量均势问题，或者目前所说的“战略平衡”问题，更关系到包括NPT机制、CNTBT机制和MTCR等国际军控机制在内的所有现有核军控架构如何继续得以顺利运行和巩固的问题。只有美俄核裁军继续取得进展，只有全球战略平衡得以维系，国际军控事业才能真正不断前进。这样，以NPT机制和CNTBT机制为代表，全球核军控的架构才得以逐步推动整个裁军进程向前发展。只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稳定，才有国标核军控架构的核心——美俄间“核关系规制”的稳定，也才能真正保障国际军控架构——全球核关系规制——的稳定和发展。
在欧盟成员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压力下，美国在修改者废弃《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的立场从2000年4月以来有了一定变化。2000年6月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会后发表了美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美俄总统重申，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石。两国将继续努力，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提高其生命力和功效。为此，俄美两国总统将致力于加强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宣布将继续在未来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讨论进一步削减两国战略力量的问题，并继续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磋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