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已经欣喜地看到，由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国际核裁军进程真正启动，世界在核裁军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步伐。NPT和CNTBT机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推动国际防扩散运动的深入、进一步带动五大有核国家走向全面核裁军开辟了道路。但是，整个国际军控事业依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离一个“无核武器化”世界的目标实现，还需要走过漫长的艰难旅程。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行其NMD武器系统研制和部署，不仅在事实上与冷战后国际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的进程大相径庭，而且，客观上已经构成当代国际核军控与裁军事业有效发展的最大障碍。
（1）国际核军控进程的任何发展，都需要美国首先对自己军事力量发展采取自制和自律的态度，同时，对国际军控和裁军协议保持稳定的、符合国际法“承诺即是义务”要求的坚定责任。核军控和核裁军架构能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对所参加的军控协定与条约承担持续性的义务，有赖于各国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自觉采取约束性的行为。美国的NMD计划，本身既是一项单方面的扩军计划，也违反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如果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更是对国际军控协议的背信弃义。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国家，首先要在直身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涉及战略力量的军事技术发展方面采取自律的态度；只有这样，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才真正具有希望。如果美国一方面叫嚷裁军、核不扩散，但另一方面积极谋求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独占世界最高新的武器装备，世界各国不得不怀疑美国的裁军努力的真实意图。[56]客观上来说，目前美国的NMD计划和力图修改反导条约的做法，已经在国际军控问题上形成了心理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俄罗斯提出“裁军攻势”的一大原因。如果美国不加以自敛和自律，其后果只能是导致新一轮国陈军备竞赛的发展，而不是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的前进。
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核军控的发展，抑制和控制武器技术的发展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略力量对抗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武器技术的发展。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本来是美国作为平衡苏联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希望苏联在ABM问题上有所克制的“谈判砝码”来加以研制的。60年代末期，美国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制成功并进入了实战装备阶段。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加强了核打击力量的有效性和生存能力，美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占据战略优势的重要依靠，为此，完全改变了初衷，不愿意因为有了ABM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放弃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1972年美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美国的坚持之下没有对这种洲际导弹的发展作出任何限制。其结果，一方面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不断进行，但另一方面，两国又围绕着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展开了新一轮军备竞赛。到70年代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中的40%成为了多弹头导弹。两国所拥有的核弹头的总数，也从1965年各自为800枚和680枚，上升到了1979年时的13000枚和12500枚。70年代美苏两度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客观上并没有能够制止双方核力量的疯狂发展。
而导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了核威慑战略的不稳定性，于是，为了加强威慑的效力，新的军备竞赛又会进一步上升。1968年，约翰逊政府为美国的核力量设定了“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即可以达到足以确保相互摧毁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但由于美苏纷纷开始了反导弹系统的部署，为了增强进攻性战略核导弹对导弹拦截网的突破能力，美、苏进而开始研制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并从70年代初开始大量生产和部署。其结果，不仅远远打破了这个“安全边际”，美苏核军备竞赛还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了7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面临的一个新的“核困境”，这就是在核战略理论上的“导弹的脆弱窗口”（Window of Missile Vulnerability）概念。这个概念是指到70年代后期之后，美国声称由于苏联拥有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美国战略“三合一”核武库中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将在“第一次核打击”面前完全被消灭。苏联也处于同样的情形。在苏联的核武库中，陆基洲际导弹占了71%。这些大部分安装在发射井中的核力量，非常容易受到美国MX机动洲际导弹、B-1战略轰炸机和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的攻击。当美苏两国都意识到陆基洲际导弹是核力量中最脆弱的部分时，就产生了“危机性不稳定”（Crisis instability），突发性核打击的风险从理论上说又一次提高了，核战争有可能处于“快速激发”的状态。因为面对导弹的“脆弱窗口”，美苏的政治领袖们将不得不决定要么发射导弹，要么就将“失去”这些导弹的“威胁”。所谓“导弹的脆弱窗口”理论是里根政府决定进行战略防御建设的重要理由。[57]
历史还证明，为了谋求政治和战路利益，当大国在军事技术上出现突破和持续发展时，国内政治力量并不能有效驾驭新军事技术在实战装备申的运用，从而导致炫耀和使用武力的政治意志不断上升。这一方面将大大破坏国际军拉进程，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挑起新的军备竞赛，增加安全冲突的潜在可能性。
1958年的苏联“丝箱特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成功，给西方带来了“导弹差距”的震撼。但很快就被证明运只不过是情报部门的一次失误罢了。1960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国情报部门就向总统作出了准确汇报，证实当时苏联并没有在洲际导弹方面领先美国，相反，倒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技术从1958—1960年期间有了飞速进步。肯尼迪总统还是下令美国部署1000枚洲际核导弹，并作出了开发“高边疆”的大举发展核力量战略。当时肯尼迪的防务顾间通过研究提出，美国只需要200枚核弹头就足以摧毁苏联35%的人口和75%的工业生产能力。换句话说，美国在60年代只需要200枚洲际导弹就可以确保“核威慑”效应。实际结果是，到1962年肯尼迪政府提出“灵活反应战略”时，美国已经拥有了超过2000架（枚）的战略轰炸机和核导弹。而此时的苏联，所拥有的战略力量还不足200架（枚）。显然，更准确的情报并没有能够改变美国政府大举发展战略核力量的政策。相反，肯尼迪政府为了巩固总统声誉、取悦于具有歇斯底里反共倾向的美国国会、满足美国军工集团的定单要求和五角大楼的“英雄”欲望，不惜渲染苏联核威胁，以此来激起美国人民的恐惧感和对政府扩军政策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基础上，美国核力量的发展形成了所谓“超杀”（over-killing）能力，加剧了世界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身系防扩散与推动核裁军与核军控发展的重任，口口声声要在国际安全与和平事业上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但是，在军备建设和武器技术革新问题上美国却丝毫没有自律和自制的勇气和信心，不仅投入巨资研制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甚至不惜突破反弹道导弹条约来达到NMD部署的合法化。这样的做法，只能说是与国际军控事业的宗旨和目标背道而驰的。“只有坚持冷战思维、念念不忘争夺全球战略优势的人才会信奉高性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1世纪的世界不会因为极少数国家拥有这种昂贵的武器系统而变得更加安全。”[58]
为此，关注核军控与核裁军发展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反对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继1999年12月1日第54届联大通过了《维持和保证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在2000年4月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代表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了对NMD的反对态度，对美国一意孤行有可能对国际军备控制和核裁军带来的巨大破坏表示了极大忧虑。安南警告说，在核裁军方面的最新挑战是“在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正危及《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很可能导致新的军备竞赛，导致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方面的倒退，为导弹扩散带来新的动力”。安南还提醒美国：“我希望每一个国家在开始一个很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全球安全的进程之前，都认真权衡这些危险与挑战。”[59]
这次核不扩散审议会议的基调是要求加强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努力，以及推动五大有核国家进一步实现多边核裁军。这两个议题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NMD问题联系了起来。就在《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第一天，中、俄、瑞典和加拿大等国在发言中抨击了美国研制中的NMD计划。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新千年之初原本倾向于接受美国部署NMD计划的英国等美国铁杆盟友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参加大会的英国外交与国务大臣彼德·海因也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任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都不应削弱国际协议所规定的义务，都必须遵守国际协议所规定的义务，不管是《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样的双边协议还是多边国际协议。”[60]
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态度是力争五大有核国家作出共同核裁军的明确承诺。在这次审议会议上，以埃及、南非和墨西哥为首的“没有核武器国家”在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五大有核国家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联合承诺，并解除核武器的戒备状态。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瑞典和南非在两年以前就组成了“新议程联盟”，要求关注中东和南亚局势。出席会议的阿拉伯国家重新争取以色列参加中东无核区谈判。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惟一没有放弃核武器或向联合国检察员开放核设施的国家。
（2）如果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随意地将部署NMD凌驾于国际军控机制之上的话，国际军控架构将会无任何“信义”可言，国际社会也将在国际军控和裁军问题上失去最起码的凝聚力，国际军控事业也将失去其宝贵的感召力。其结果，必将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核军控架构的基本制度性安排。而国际军控和裁军架构的崩溃将导致新一轮国际军备竞赛的出现，从而严重损害国际安全与和平。
就拿《核不扩散条约》来说，自从它签署之日起，国际社会有关反对该条约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974年5月18日，印度就进行了核装置的爆炸试验，从而给NPT机制带来了第一次重大震荡。1980年和1985年的两次NPT审议大会就没有形成最后文件，其原因就是非核武器国家对有核武器国家不愿意首先承担停止核试验和削减核武器的责任非常不满。赫德利·布尔在总结核不扩散原则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NPT机制的脆弱性就在于“国际社会的实质性分裂”；NPT机制常常被视为“维护在国际事务中超级大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具”。[61]冷战结束以来，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结束了，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追求“霸权秩序”的劲头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支持不扩散原则的同时，都非常反对有核国家和非核国家在NPT机制中的不平衡地位，为此，强烈要求五大有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希望实现有核国家之间的核裁军。
1995年NPT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和1996年CNTBT条约的签署，是国际军控和核不扩散体制发展的重要历史性事件。参加NPT机制的187个国家中，182个国家是非核武器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同意永远不发展核武器，放弃发展核武器的权利，是因为它们理解核武器国家会继续进行核裁军，直至最后全面彻底地销毁核武器。它们期待和鼓励有核武器国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如果美国因为部署了NMD，导致俄罗斯撤出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美俄核裁军进程终止。其他无核国家还会继续执行NPT和CNTBT机制吗？更何况，从总体上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但在具体文本上，它也显然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具有的独特地位，它的各项条款无疑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想法和主张。[62]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如果其所倡导的国际制度性安排本身就可以根据美国的意志随意揉搓的话，不仅美国所倡导的核军控和核裁军的制度化安排本身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而且，美国在推进这样的制度化安排背后的目的、动机也将受到巨大的怀疑。
美国既是CNTBT机制的主要推动国，也是CNTBT机制的第一个签字国。1996年9月24日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至今世界各国还记忆犹新。克林顿说：“在进入这个大厅之前，我十分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领导人。我签名时颇为我的笔感到骄傲，因为这支笔正是肯尼迪总统33年前用来帮助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笔。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有助于防止核国家发展更先进的和更危险的武器。它将限制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的能力，它将把我们引入一个核武器的作用和威胁会被进一步削弱乃至最后消除的世纪。”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拒绝批准该条约的国家。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核禁试条约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前美国威尔逊总统竭力提倡的建立国联计划的《凡尔赛和约》在参议院遭到否决的历史重演。自1920年3月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以来，这是美参议院第一次否决一个如此重要的国际协议，也是参议院第一次否决一项军备控制条约。令人深思的是，80年前参院否决《凡尔赛和约》正值美国孤立主义思想发展之际，而现在，美国已经登上了国内政策思想中全球主义的顶峰时代。世界都笼罩在美国“霸权和平”的“光彩”之中。在这个时刻，美国国会否决核禁试条约，不禁让人怀疑美国对世界事务的“领导力”，也不禁让人担心美国是否能够像它所说的那样“带领”世界在新世纪走向和平。
从2000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来看，国际社会的一致态度是所有的核军控和核裁军协议必须“捆绑”在一起共同遵守和执行。2000年5月20日，核不扩散审议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声明，拥有核武器的五个国家“明确承诺”实现全部销毁核武器的义务，这是有史以来核大国首次作出该项保证。此外，《最后文件》还加进了其他引入注目的内容：公开核弹头数量以增加透明度，表明不再增加已经削减的核武器的“不可逆性原则”，美、俄、英、法、中五国都削减核武器的“所有有核国家参与全面销毁核武器进程”等等。核不扩散审议会议采取的是“协商一致”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协议内容所有国家都有否决权。此项《最后文件》与多数原则表决通过的协议不同的是，它是《核不扩散条约》所有成员国达成的协议文件，因而表明了国际社会在继续推进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中巨大的决心和热情。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发言人称之为“人类为寻求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所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63]。《最后文件》事实上是以协议的形式，进一步密切了美俄双边核裁军与国际军控事业发展之间的固有联系。它必将加速美俄双边削减战略武器的进程，并且为此明确赋予了更多的国际意义。显然，没有美俄核裁军的发展，没有稳定的国际战略平衡，没有五个核大国进一步在军控和裁军问题上的协商一致，《最后文件》所宣布的各项内容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五大国之所以没有在销毁所有核武器问题上提出“量化标准”，即没有公布最后销毁的时间表，一大问题就是核大国如何在战略安全与安全稳定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五大国的“承诺”没有在战略力量的发展与平衡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无法真正获得实质性进展的。美国如果作出部署NMD的决定，就意味着美国漠视现有的国际军控架构，破坏了美俄之间的核关系规制，也将极大地挫伤世界各国对防止核扩散和遵守现有国际核军控建制的热情和信心。美国在政治性考虑和双重标准这两方面已经造成了国际社会在遵守国际核军控机制问题上的裂痕。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以NMD的部署对抗世界人民追求核裁军和最终解决核危险的强烈愿望的话，美国将会证明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流氓国家”。[64]
世界各国为了维护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的发展，争取实现人类长期稳定与和平，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近年来一再在反对NMD部署和维护反导条约方面，向美国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在2000年联合国NPT审议大会上，美国因为NMD问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开幕式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发言中为美国的立场辩护。她提出，核裁军必须实行渐进原则，考虑到国际安全的具体问题。如果不顾国际安全的需要盲目追求核裁军，有可能使得该进程欲速则不达。[65]但是，为了避免在2000年审议大会上受到更多的指责，美国代表团在会上与俄罗斯就维持和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达成了一致。其结果，虽然大会一开始出现了欧、亚、非各国纷纷谴责美国的NMD计划，NMD计划有可能被列入大会讨论议程的状况没有出现。美国避免了继1999年12月1日联大通过维护反导决议以来再度在正式的国际场合NMD成为众矢之的的窘境。
普京在总统选举获胜后不久，借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动力，已经精明地将美俄进一步核裁军与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反对美国部署NMD联系在了一起。此举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在目前俄罗斯坚定的“裁军攻势”面前，美国的NMD部署计划已然走进了进退两难的处境。NMD武器系统是否部署，将会导致国际核军控走到“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地步。这就是说要么美俄继续合作核裁军，并进而逐步带动起五个核大国进行核裁军，要么暂停实施那些至关重要的国际核裁军和核军控协定。如果真的走到美俄核裁军停滞、国际核军控架构崩塌的这一步，核扩散将是一股难以阻挡的逆流，不仅冷战结束10年后世界将重新增大核战争的危险，大国关系甚至也将有重新倒退回“新冷战”的可能性。连美国的忠实盟友、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只会跟着美国跑的日本，也表示了沉重的危机感。日本代表在2000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表示，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对过去5年内核裁军停止不前的状况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66]
（3）美国目前NMD的研制和部署计划，以及1999年3—6月在科索沃问题上所采取的军事干涉主义政策，已经成为激发国际安全新的紧张局势的基本因素，恶化了国际军控进程发展应该具有的良好和建设性的国际合作气氛，为今后核军控的发展蒙上了浓重阴影。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不断趋于缓和，大战的风险基本远去，大国之间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在这一背景之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显然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代表了后冷战时代建设国际安全的共识。这也是冷战结束后10年的时间内，国际军控与防扩散领域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由于近年来美国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阻碍国际军控与发展的消极因素正在不断抬头。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大使在1999年10月31日的第54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概括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消极因素：“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发展，天下变得更不太平。在欧洲，冷战后留存的唯一军事集团推出战略新概念，绕过联合国安理会，以世界上最强大先进的军事机器对一个弱小主权国家南联盟狂轰滥炸，使本世纪多灾多难的巴尔干地区沦为这一战略的试验场。在亚洲，少数国家加速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使该地区在冷战中形成的本应消亡的军事同盟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北美，破坏战略稳定的所谓导弹防御计划在加紧推进，《反弹道导弹条约》面临严重挑战。上述消极事态发展恶化了国际安全环境，阻碍着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67]
在上述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当前国际核军控持续发展缺乏“不断前进的和平、安全、稳定和信任的国际大环境”[68]，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自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年度审议大会以来，国际核军控进程一再出现问题。美俄双边核裁军陷入僵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进展缓慢；“禁产条约”（Cut-off Fissile Materials）谈判难以启动；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公然违背CNTBT机制和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进行核试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受到严重打击，核武器扩散的风险显著增加。美国著名的Blue Ridge咨询公司总裁丹尼斯·戈姆莱就曾指出，发展中国家从海湾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有必要用核武器来对抗常规武器优势；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所受到的屈辱更增强了“美国的敌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69]从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所推行的军事干涉主义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社会在安全问题上看法的分裂。而NMD部署前景必然使得国际军控进程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the Conference of Disarmament），即联合国“CD架构”内，有关的军控谈判目前正在三个层次上进行。首先是“外空非武器化”（Non-Weaponization of Outer Space），就是谈判禁止发展任何太空武器，真正实现人类和平利用和开发太空的目的。其具体的目标是签署有关外空非武器化的国际公约。其次是核裁军，当前的目标是推动“消极安全保证”（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即无核武器国家希望推动有核国家全部向非核国家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彼此相互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断减少发生核冲突或者核大战的可能性。同时，有核国家应该承诺和推进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国际裁军进程；第三是达成“禁产公约”（Fissile Materials Cut-off Treaty，FMCT）。具体来说，就是冻结各国可用于核武器生产的裂变原料的制造，冻结各国核武器的发展。
西方国家的立场是将这三个方面的军控谈判分开，竭力希望在“禁产条约”问题上首先取得突破，能够冻结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也希望以此来促进对印巴核军备竞赛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条约机制的力量来逐步解决包括核扩散等问题在内的国际核安全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层次的核军控谈判问题上，坚持均衡原则，反对只是在某一局部领域按照西方国家的意志实现削弱国际战略平衡的军控发展。以中、俄等国为代表的联合国核裁会成员国，坚持将“外空非武器化”问题与反对NMD部署联系起来，将美国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武器系统而恶化了的国际裁军局势与禁产问题联系起来，反对只是在“禁产公约”谈判问题上单个问题领域取得发展，但同时却忽视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在推进导弹防御计划等问题上对国际安全的挑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有可能限制美国NMD计划实施的“外空非武器化”问题上竭尽干扰和阻碍之能事。1998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76号决议，要求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重新设立“外空非武器化特别委员会”，推进外空非武器化的谈判进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的阻挠，1999年的日内瓦裁谈会未能设立外空特委会。在“禁产”上，由于各方意见和立场相距甚远，迄今也未能就成立特设委员会或者特设工作组等推进谈判进程的机制建设达成一致意见。整个日内瓦裁谈会的工作从目前来看，短期内取得突破的可能性甚微。
之所以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现有的僵局难以打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力图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部署NMD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军控所带来的紧张局势。这种局势不但表现在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表现在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
美国媒体承认，美国的欧洲盟国对正在拟议中的NMD目前越来越表示直言不讳的怀疑。[70]欧洲国家担心美国的NMD计划会恶化美俄关系，给欧洲地区安全带来新的紧张局势；担心国际军控条约无法稳定，军控和裁军进程会受到破坏；也担心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一旦部署成功，美国本土可能不会受到弹道导弹的攻击，就会减少对通过北约组织而对欧洲防务的依赖。欧洲国家的疑虑和反对意见已经大大加强了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推销NMD和修改反导条约的复杂性。即使与美国防务关系最为紧密的加拿大也对NMD表示反对。加拿大与美国签署有82项防务协定，是美国最密切的防务盟国。由于在部署NMD问题上加拿大不赞成美国的立场，目前美加防务合作正在出现紧张。加拿大外交部长劳艾德·阿克斯沃西坚决反对美国部署NMD。在4月底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阿克斯沃西批评了NMD计划，认为它是一个，不值得冒的风险，将会导致全球军备竞赛。5月初，美国对加拿大开始施加压力。美军航天司令部副司令赫伯特·布朗甚至说，如果加拿大拒绝接受该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将不帮助加拿大城市抵御导弹袭击。这引起了加拿大的强烈反对。为此，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表示布朗的讲话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71]
中国政府与俄罗斯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包括TMD和NMD在内的导弹防御计划。中国认为，由于美国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计划是旨在谋取美国单方面的战略优势，将会打破战略平衡，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为国际军备合作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中国政府目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强调反对和取消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与“太空非武器化”、“禁产”谈判以及“消极安全保证”等军控谈判联系起来。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在NMD和TMD部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可以想象的是，有关国家在上述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目前，印巴核危机是困扰国际军控发展的重大问题。2000年7月8日，印度外交部长辛格批评美国的NMD计划，认为这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如果NMD使得国际社会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扩散方面进一步陷入分裂，将会对有关国家的军控政策产生十分消极的作用。同时，国际安全中的核威胁就会进一步扩大。正如沙祖康先生所提出的，美国等国“以防御导弹进攻为幌子，以所谓的‘正当防卫’为借口，在已经拥有最先进的矛的同时，企图通过发展和完善防御之盾，提高其整体攻防水平，夺取21世纪的战略优势。这既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还将抵消国际核裁军的努力”[72]。
目前，国际军控事业进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美俄关系。美俄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也是国际军控进程中占据特殊地位的大国。美国想要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企图以及俄罗斯坚决的反对立场，目前已经使得美俄能否避免NMD的干扰、继续维持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成为了国际军控事业停滞、倒退还是发展的关键。虽然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00年4月14日隔了7年之后终于批准了美俄START Ⅱ条约，但俄罗斯对美国发起了裁军攻势，以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美国不部署NMD作为俄罗斯履行START Ⅱ条约规定义务的先决条件。俄罗斯还强调，如果美国抛弃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作出NMD的部署决定，俄罗斯将停止所有的双边和多边的核军控和核裁军承诺，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俄罗斯的这一决定，事实上已经将美国的NMD计划与俄美核裁军和俄罗斯对国际军控机制所承担的义务挂起了钩。如果美国无视俄罗斯的裁军攻势，继续一意孤行地部署NMD，必然使国际核军控与防扩散陷入瘫痪。
国际核军控与核裁军事业是全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共同事业。增强国际安全、实现无核化世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决定国际军控和裁军发展的基本因素是：五大有核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广大无核国家的团结支持与推动、少数正在发展核武器国家的自律以及联合国的积极推动。目前，广大无核国家对于核裁军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构想与方案，其中包括不结盟国家的限期核裁军方案，“新议程联盟”（Coalition for New Agenda）的核裁军建议和“堪培拉委员会”（the Canberra Commiss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的报告等等。[73]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推进“无核武器化”世界的渴望和积极态度。中国方面一再重申，对于这些报告和建议中的合理成分，五大有核国家应该认真研究和吸取。然而，国际军控架构能否稳定，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事业能否按照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继续前行，最重要的还是国际关系能否产生出真正制度化的大国协调与合作。任何国际军控进程的发展，说到底，都是由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国际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离开了具体的、建设性的以及以合作为主流的大国协调，国际军控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推动国际关系的改善和保持大国间安全关系的协调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国际军控进程更重要。美国的NMD计划之所以目前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欧洲盟国以及中、俄等国的反对，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计划人为地恶化了大国关系，加剧了大国间的安全竞争和潜在的对立，为国际关系平添了新的紧张因素。
展望下一阶段国际军控与裁军的任务并不难，它们包括：首先，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继续率先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同时，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发展；通过缔结“禁产条约”制止核武器数量的增加；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确保核武器不扩散，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和核查下全面推进该条约的各项目标；通过谈判缔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最后，通过《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的生效和执行，真正实现无核化世界的美好前景。但是，没有五大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稳定与高层次的政治合作，客观上来说，要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本身就缺乏现实的条件。如果无核国家对有核国家核军控与裁军的进程总是徘徊不前感到失望，它们对国际军控事业的信心也会相应发生动摇，维持核不扩散的任务将会更为艰巨。
如果美国与俄罗斯因为NMD问题而再度搁置（第二阶段削减故略武器条约》，甚至有核国家为了新的战略性对抗而对执行现有国际军控架构采取单方面的政策，那么，不仅冷战后建立在核大国战略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军控机制将面临瘫痪，事实上大国在军控和裁军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也会再次倒退回冷战时代的相互指责，国际军控论坛只能为各自用来巩固自己的战略优势或者保持自己的战略威慑力服务。而核大国战略关系的紧张，更会为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蒙上阴影。如果大国关系在后冷战时代无法持续性地发展出稳定、建设性的战略合作关系，不仅国际核军控事业将停步不前，国际事务将更多地出现新的紧张局势，未来的国际格局将有可能再度出现大分裂的格局。因此，NMD是对当代世界战略平衡的最大冲击，也是对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的最大威胁。其根源就是它违背了当代国际安全的基本法则，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不应该接受、也不可能接受美国将“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这两项能力集合于一身的霸权主义做法。
注释
①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②Ivo H。Daalder，“The Future of Amens Control，”Suruiwl，Fall 1992，pp。52—53.
③Theodore A。Couloumbis and James H。Wolf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0，p。228.
④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⑤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⑥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New York：the 21th Century Founation，1961，pp。1—2.
⑦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⑧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15.
⑨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05页。
⑩同上，第213页。
[11]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第38—39页。
[12]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p。236.
[13]顾德欣、牛永军主编：《核幽灵的震荡—20世纪核问题回顾与思考》，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4]L。S。Spector，Going Nuclear War，Cambridge，Mass。：Ballinger，1987，p。15.
[15]R。A。Falk，and S。H。Mendlovitz，eds。，The Strategy of World Order，Vol。2，New York：World Law Fund，1966，p。43.
[16]A。Buchan，ed。，A World of Nuclear Pouters？The American Assembly，1996，pp。9—11.
[17]“The Sig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Arms Gontrol Today，Vol。26，September 1996，p。9.
[18]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二十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19]“U。S。and Soviet/Russia Stratgic Nuclear Forces，”Arms Control Today，Vol。27，N6.7（October 1997），p。34.
[20]该议定书的英文全称是“Protocol To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Further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 of January 3，1993”，具体的英文文本，请参见Arms Control Today，Vol。27，No。8（September 1997）。
[21]竞争性的军控转向合作性的军控，并视为是冷战后国际军控的重要特征。参见No Daalder，“The Future of Arms Control，”pp。51—70.
[22]Joseph Nye，Jr。，“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Daedalus，Vol。20，No。1（Winter 1991），p。151.
[23]有关《核不扩散条约》的文本，请参阅Joseph F。Pilat and Robert E。Pendley，eds。，Beyond 1995：the Future of the NPT Regime，New York：Plenum Press，1990，pp。177—181.
[24]有关冷战期间美苏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交锋，请参见Josef Goldblat and David Cox，eds。，Nuclear Weapon Tests：Prohibition or Limit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V，pp。95—117.
[25]Joseph F。Pilat and Robert E。Pendley，Beyond 1995：The Future of the NPT Regime，New York：Plenum Press。1990，p。213.
[26]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A Report：Toward a Comprehensive Nuclear Warhead Test Ban，1991，p。18.
[27]美国在冷战初期曾一度出现过“军控无用论”的论调，但后来主流论调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看法。从布什到克林顿政府都将军控发展列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见Jessie Saacke，ed。，Arm Control-Reporter，Cambridge，MA：Institute for Defense and Disarmament Studies，1996.
[28]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29]Jonathan Medalia，“Nuclear Weapon Testing：Should There be Further Restriction？”Congressional Service，1993，p。15.
[30]SIPRI Yearbook 1995，Armament，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18，pp。697-721.
[31]有关《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过程中的查证问题，请参考J。Goldblat and D。Cox，eds。，Nuclear Weapon Tests：Prohibition or Limitation，part 4，pp。145—260；Bhupendra Jasani，Verific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From Space：A Preliminary Study，New York：United Nations，1994.
[32]林岩哲：《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经纬》，载于台湾《问题与研究》第36卷第4期，1997年，第6页。
[33]《参考消息》，1996年9月12日，第1版。
[34]《参考消息》，1996年9月13日，第2版。
[3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文本，请参见“The United Nations：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Vol。35，November 1996，pp。1439—1479.
[36]世界上第一个无核区公约签署于1967年，即拉丁美洲国家签署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Treaty of Tlatelolco）。除了地区性的无核区条约之外，在联合国裁军会议的推动下，国际社会还签署了一系列禁止在专门地域或空间进行核试验或核武器化的国际条约。这些条约包括：《南极条约》（1959年）、《太空条约》（1967年）、《月球协议》（1979年）和《海床条约》（1971年）。这些条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United Nations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1995，pp。3—30.
[37]NPT条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以1967年1月1日为界，在此之前已经制造和举行核试验的国家为核武器国家，否则为非核武器国家。条约第2条规定：非核武器国家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从任何国家或地方转移来的核武器，也不得制造、拥有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不得协助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38]有关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1974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的英文文本，请参见http：//www。clw。org/spp/nmd/ABMtreaty。html。
[39]美国世界安全律师联盟副主席杰克·门德尔松（Jack Mandleson）在2000年5月16日，就美国上述这四个方面违背《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作出声明。
[40]曾亲自参加过美苏反导条约谈判的美国前SALT Ⅰ谈判代表团法律顾问John Rhinelander在指出NMD计划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时，特别强调NMD违反条约第6条的问题。参见The Panel Discussicn：“National Missile Defense，the ABM Treaty and the Future of START Ⅱ，”January 27，1999，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41]有关反导条约在冷战时期促进美苏军备控制会谈发展的作用，请参见Steve Webber，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US-Soviet Arms Contro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Gerald Smith，Doubletalk：The Story of SALT Ⅰ，New York：Doubleday，1980.
[42]Thomas C。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1966，pp。70—75.
[43]有关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冷战时代对维持美苏战略力量均衡的作用分析，请参见Richard Betts，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Washington，D。C。：Brookings，1987，pp。120—144.
[44]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mplications，R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11.
[45]Gerald Smith，Doubletalk：The Story of SALT Ⅰ，p。99.
[46]有关这一点，本书第六章“导弹防御计划与美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47]Steve Weber，“Interactive Learning in U。S。-Soviet Arms Control，”in Geoge W。Breslauer and Philip E。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785—788.
[48]Frank Blackaby，Jozef Goldblat，and Sverre Lodgard，eds。，No First Use，London：Taylor and Fancis，SIPRI，1984，pp。7—9.
[49]美国方面一再强调，NMD只能对付来自“流氓国家”、或者来自中、俄等国非故意发动的有限核攻击，而无法对付俄罗斯的大规模洲际导弹袭击。这是美国所提出的NMD不会妨碍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进而不会打破美俄及世界范围内战略稳定的理由。但是，NMD武器部署与START Ⅲ相结合后，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显然将会受到巨大削弱。
[50]John D。Holum，“The CNTBT and Nuclear Disarmament-The U。S。View，”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No。1（Summer 1997），p。266.
[51]参见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先生2000年7月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人吴小莉采访时的讲话。
[52]参见中俄两国领导人首脑会晤后发表的1998年《莫斯科联合声明》和1999年《北京宣言》。
[53]Zukang Sha，“Will the Missile Defense Brings About Safety？”The Janes Defense Weekly，May 21，1999，p。25.
[54]《参考资料》，2000年4月26日，第2页。
[55]《人民日报》，2000年6月5日。
[56]美国的核不扩散和裁军倡议与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是两个完全背道而驰的过程。美国如果想要在国际合作与军控架构的基础上促进防扩散和增进国际安全，NMD就必须停止部署。参见Lisbeth Gronlind and David Wright，“Documents Reveal True U。S。Intention，”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April/May 2000，pp。14—17.
[57]Gordon C。Schloming，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p。54.
[58]Zukang Sha，“Will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Bring About Security？”p。37.
[59]《参考资料》，2000年4月26日，第1页。
[60]同上，第2页。
[61]Hedley Bull，“Rethinking Non-Proliferation，”International Af fairs，Vol。51，No。2（Spring 1975），pp。175—176.
[62]朱明权：《从首先签署到首先否决：美国与全面核禁试条约》，载于《当代亚太》，2000年第2期，第12页。
[63]《参考消息》，2000年5月23日，第1版。
[64]美国动不动就指责某些发展中国家是“流氓国家”。亨廷顿教授就曾指出，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眼中，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流氓国家”。参见Sam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9.
[65]Secretary of State Albrights remark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UN NPT 2000 Conference，U。S。Department of State，Newsrelease，April 25，2000.
[66]《参考消息》，2000年4月28日，第2版。
[67]沈国放大使1999年10月13日在第54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
[68]中国政府坚持认为，要确保核裁军得以不断前进，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建立“和平、安全、稳定和信任的国际大环境”。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在互信、均衡和公正的基础上推进国际军控进程的发展。参见中国代表团团长沙祖康1999年5月10日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第三次筹备会议上的发言。
[69]Dennis M。Gormley，and Thomas G。Mahnken，“Facing Nuclear and Conventional Reality，”Orbis，Winter 2000，pp。123—124.
[70]戴维·桑兹：《盟国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有疑虑》，《华盛顿时报》，2000年5月12日。
[71]乔尔·巴格洛尔：《美国新的导弹防御计划使美加关系趋于紧张》，《洛杉矶时报》，2000年5月11日。
[72]中国代表团团长沙祖康1999年5月10日于纽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第三次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
[73]“新议程联盟”是由阿根廷、南非、埃及、瑞典等国组成的国家集团，旨在推动国际军控事业朝着“无核武器化”世界更快发展。“堪培拉委员会”是澳大利亚政府在1995年年底成立的一个由著名专家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的咨询机构。委员会在1996年8月发表报告，要求拥有核武器的五大国承诺销毁核武器的义务，放弃核威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