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钱德拉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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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1910～1995），印度裔美国籍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认为，数学天才有时没有明显的理由就能感受到真理。一个具有极强美学敏感性的科学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即使开始不那么真，但最终可能是真的。
一个具有极强美学敏感性的科学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即使开始不那么真，但最终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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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FreemanDyson）曾经引用魏尔的话：“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我问戴森，魏尔是否有具体例子说明他的这种选择？戴森说：有。引力规范理论是例子之一。这个理论是魏尔在《空间、时间和物质》一书中提出来的。显然，魏尔曾经承认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显示出的美又使他不愿放弃它，于是为了美的缘故，魏尔没有抛弃这个理论。多年之后，当规范不变性被应用于量子电动力学时，魏尔的直觉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个例子魏尔本人没有提到，但戴森注意到了。二分量中微子相对论性波动方程是魏尔发现的，但由于它破坏了宇称守恒，物理学界有30多年没有重视它。结果，魏尔的直觉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有根据说，一个具有极强美学敏感性的科学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即使开始不那么真，但最终可能是真的。正如济慈很久前所说的那样：“想象力认为是美的东西必定是真的，不论它原先是否存在。”
确实，人类心灵最深处感到美的东西能在自然界得以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
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美的。
我们也许会问：精密科学中的美在它被人们很好地了解和合理地阐明之前，怎么被认识到？阐明这种美的动力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使许多思想家感到迷惑。正是在这一点上，海森堡注意到柏拉图在《斐德罗》中表述的下述思想：
灵魂对美的光芒感到震惊，因为它感到灵魂深处有某些东西被唤醒了，这些被唤醒的东西并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而是一直潜藏在无意识领域的深处。
休谟在一句名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事物的美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心灵之中。”
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他被这一发现所显示的和谐深深感动，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他写道：
人们可以追问，灵魂既不参加概念思维，又不可能预先知道和谐关系，它怎么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已有的那些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所有纯粹的理念，或如我们所说的和谐的原型，是那些能够领悟它们的人本身固有的。它们不是通过概念过程被接纳，相反，它们产生于一种先天性直觉。
最近，泡利（Pauli）更精确地表达了开普勒的这一思想：
从最初无序的经验材料通向理念的桥梁，是某种早就存在于灵魂中的原始意象（images）——开普勒的原型。这些原始的意象并不处于意识中，或者说，它们不与某种特定的、可以合理形式化的观念相联系。相反，它们存在于人类灵魂中无意识领域里，是一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意象；它们不是被思考出来的，而是像图形一样被感知到的。发现新知识时所感到的欢欣，正是来自这种早就存在的意象与外部客体行为的协调一致。
泡利的结论是：
千万不要断言理性认识所建立的东西，是人类理性唯一可能的推测。泡利所说的早就存在的意象与外部客体行为的协调一致，一旦被强烈地感受到，就会导致感受者对自己的判断及其价值坚信不移。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些伟大科学家下述的言辞：
“热力学疯狂了。”热力学创建者之一开尔文勋爵（LordKelVin）在评论玻耳兹曼推导出维恩——斯忒藩定律时说。
“你从恒星的观点看；而我从大自然的观点看。”爱丁顿在和我的一次争论中说。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当今大多数物理学家的观点。”狄拉克在谈到量子电动力学中的重整化方法时说。
“确实，我们好像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框架，它足以包罗整个的基本粒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在1933年就有过的梦想由此得以实现。”1957年海森堡在谈到他与泡利合作研究统一场论时说（不过，这次合作的结果很不幸）。
“上帝不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说的；他甚至还说过一句更带刺激性的话：“在评论一个物理理论时，我常问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会不会这样来安排宇宙？”
爱因斯坦的后一句话，使人想起玻尔的劝告：“我们的责任不是规定上帝如何安排这个世界。”
也许我们正是应该从这些高度的自信中看出，有些伟大的人物也会有思想浅薄的表现。克劳德·贝尔纳（ClaudeBernard）曾经说过：“过于自信的人不适于从事发现的工作。”显然，我踏入了一个危险地带，但这将使我有机会注意到一个曾使我极感迷惑的事实：它关系到两种非常不同的成长和成熟的方式，一种是伟大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的方式，另一种是伟大的科学家的方式。至少在我看来，这两种方式有极大的差别。
当我们研究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时，我们通常将它们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而且，从早期、中期到晚期，这些作品总是经历一个日趋深刻和完美的过程。例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们最后的作品是最伟大的。J。威尔逊（J。DoVerWilson）在叙述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艺术时，曾非常精彩地描述了它的发展。
从1601年到1608年，莎士比亚沉浸在悲剧创作中；这八年中他走的路恰如一条山路，从平川开始，缓缓走上山坡，越往上路越窄，到了顶峰，山脊如利刃，再往前则面临无底深渊。然后，立足不那么难了，再往下走，路又逐渐宽阔，最终落入另一侧的谷地。
八个剧本构成了这种悲剧的历程。首先是《裘力斯·恺撒》，它比悲剧期真正形成时期稍早一点写成。这是一出并不邪恶但却软弱的悲剧。在《汉姆雷特》一剧中，邪恶势力出场了，它阴险、凶狠，但人性的软弱仍然占上风。在《奥塞罗》中，莎士比亚创造了第一个十足邪恶的人物形象伊阿古，同时，伊阿古的牺牲品是无罪的；莎士比亚不再让人性的软弱与上帝一同承担责任。《李尔王》把我们带到了万丈深渊之边，无穷尽的恐惧、无穷尽的遗恨，它终于铸就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悲剧。
但莎士比亚并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又写出了《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莎剧中最伟大的戏剧之一）和《科利奥兰纳斯》。威尔逊问道：“在这些人类精神所承担的最艰险和最可怕的历险中，莎士比亚怎么解救自己的灵魂呢？”莎士比亚最终挣扎出来了，他的得救是由于他创作出伟大而绝妙的悲剧：《冬天的故事》、《暴风雨》。
我不厌其烦地给你们讲莎士比亚的艺术发展历程，恐怕有些离题。但我之所以如此，的确是想向你们强调这一发展的重大意义。我相信，这种历程也适合于贝多芬的后期作品，其中包括《哈默克拉弗奏鸣曲》、《庄严弥撒曲》，特别是最后的几首四重奏。
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和贝多芬在他们的生命快结束时踏上了艺术的顶峰，并因此得救；也有一些人经历了相似的历程，他们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而逐渐攀上较高的山峰，只不过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相比较起来，不那么突出、显著。但对于科学家，我可就找不出有相似发展历程的例子。科学家最早的成就常常就是他们最后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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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钱德拉塞卡著，杨建邺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