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孙子兵法》的战略智慧与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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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孙子兵法》的影响及现实价值

孙武出现在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只是春秋末年极其短暂的一瞬,其本人值得传诵称道的用兵实践,也可以说极为有限。但是,《孙子兵法》作为孙武的兵学著述,却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千古,甚至四海之内妇孺皆知。究其原因,就在于《孙子兵法》所构筑的兵学体系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大体框架,它在传统兵学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制约或牵引着后世兵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所阐发的兵学思想长久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

第一节《孙子兵法》的深远影响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不仅对春秋末年吴国伐楚的战场用兵起了直接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军事思想发展和战争实践过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孙子兵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战国时代,齐威王就对兵家的历史影响有所体会和预感,所以他曾命专人搜集并追述春秋时期司马穰苴和孙子等人的兵法思想。而齐威王时期,在齐国任军师的孙膑则更是直接继承了孙武的兵法精髓,同时,作为孙武后人的孙膑还大力宣传孙武的兵法思想,以至于形成了最初的孙武后学。汉代,朝廷命专业史家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根据人物的历史影响,设专章记述孙子吴起列传,并指出:“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试图凸现孙子在兵家中的首要地位;根据《七略》,进行删繁去冗而形成的《汉书》则直接将《孙子兵法》列为古人优秀的思想成果,并对其做了大量的记载和阐述,使《孙子兵法》得以在传承文明的史书中开始展现。东汉末年,曹操对《孙子兵法》进行专门考证和研究后,特意指出:“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并结合自己的用兵体会写成《孙子略解》,用于指导运兵谋划。曹操的举动,在当时进一步提高了《孙子兵法》的现实作用和影响力。到了唐代,孙子的用兵谋略思想甚至受到了皇帝的高度关注,唐太宗李世民明确指出:“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亲自参与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兵法讨论,形成《唐太宗与卫国公李靖问对》,载入武经史册。宋代,孙子兵法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表现为官方刊行《武经七书》,发掘《孙子兵法》精要,全面肯定《孙子兵法》的实用价值。王安石甚至说:“但用孙武一二言,即能成功名。”从此以后,经过讲武堂学习,再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将军武士,无不谙熟《孙子兵法》。连北宋的文学家苏洵都叹为观止地说:“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清代,乾隆时期整理编纂《四库全书》,也极为重视《孙子兵法》的影响和价值,因此,将《孙子兵法》置于“子部·兵家类”前面。梁启超在《饮冰室全集》中更是推崇《孙子兵法》,他说:“孙子一书,兵学之精神备焉,虽拿破仑之用兵,不能出其范围也。”在近代,中国军界仍然十分看重《孙子兵法》在战争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凡出身于军事院校的军官都能背诵《孙子兵法》,即使是农民战争也不乏广泛运用《孙子兵法》的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孙子兵法》及其作用也有口皆碑,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还特别盛赞孙武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毛泽东在构造他的军事思想体系和用兵谋略时,也没有忘记从《孙子兵法》中挖掘有用的东西。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特别嘱咐郭化若研究注释《孙子兵法》,这说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评价极高。

在世界范围,《孙子兵法》的影响作用,也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如,在最早传入《孙子兵法》的日本,孙武被尊称为“武圣人”,而《孙子兵法》则被称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在日本战国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期),著名的将军武田信玄,曾命部下将《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话,写在军旗上,竖于军门外,当作座右铭。不仅如此,日本古代的各种兵法,也都与《孙子兵法》有密切的关系,如《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兵法秘传》等日本著名兵书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思想,也都出自于《孙子兵法》。在欧洲,《孙子兵法》传入的时间虽然较晚,但无论何时,人们只要见过或读过《孙子兵法》,无不为其表现出的谋略智慧所吸引,无不为其所具有的应用价值而感叹。据说,曾经震惊欧洲、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惨败被流放孤岛后,在囚禁的闲暇中,无意间得到《孙子兵法》,日夜阅读,读后对其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很有感慨地表示,倘若我早日见到《孙子兵法》这本书,我是不会失败的。当然,那也就不会有滑铁卢的遭遇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在没落的流亡生活中偶尔看到《孙子兵法》,读完之后,他反复玩味孙子所说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话,并深有体会地发出感叹: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不会遭亡国之痛苦了。在探讨欧洲军事理论时,有专门研究者甚至指出,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就继承了《孙子兵法》的许多思想。英国的《战略基础丛书》,也把《孙子兵法》排在所有军事家之首,英国人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里甚至说:“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该把《孙子兵法》这部著作列为必读之书。孙子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切辞句稍加变换,他的话就像昨天刚写出来的。”所以,在欧美有人说,孙子始终是军事主宰。如,美国军界长期以来就存在一种说法,即在太平洋彼岸遥远的中国,曾经有位将军,他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和思想,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絮絮叨叨写下九大巨册。在这个小册子里,中国古代的将军写下了数量有限但已经有足够的箴言,其中,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关于战争行为的看法和对战争的重要指导,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军事主宰。这位军事主宰者,就是孙子。他所阐发的那些无价的真理,即《孙子兵法》已经长存了两千五百多年。

《孙子兵法》已经长存2500多年,并传播于全球范围,现在要想具体描述《孙子兵法》在历史时间和全球空间中的影响作用,诚然是很困难的。但要概括地说,其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创了以“兵者诡道”为研究对象的兵家学说,明示了军事研究的专业方向。

《孙子兵法》是第一个将兵者诡道列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兵家学说。孙子之前,《老子》虽然也言兵,但《老子》并不是专门研究和阐述兵法的著作,因为《老子》并没有考虑将用兵之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孙子之前,古典军籍《军政》也讲用兵之道,但《军政》也不是专门研究和阐述兵家“诡道”的著作,因为《军政》并没有将用兵过程中的计谋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孙子之前,齐国的太公吕尚、相国管仲和司马穰苴,也曾经分别阐发过兵者诡道的某些思想,但他们都未形成系统的观点和专门的成果,他们的兵家思想主要是经过后人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在中国古代,真正将兵者诡道作为研究对象并形成思想系统、为兵而论著的第一人是孙子,其研究成果就是《孙子兵法》。可以说,孙子开创了兵法的专门研究方向之后,受其影响,后来才有了《孙膑兵法》、《吴起兵法》以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直到近代,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军种和兵种的要求,深入进行军事研究,仍然不断吸取《孙子兵法》中有用的东西,并不断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至理名言。确切地说,《孙子兵法》十三篇,促进了后人对军事谋略、军事预测、军事形势、军事治理、军事地形、军事情报、军事实践、军事方法、军事后勤等的划分,从而开始对军事进行分门别类、全面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第二,提出了以“慎战全胜”为目标要求的战略思想,导引了军事理论的全面发展。

《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研究成果,主要原因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合乎逻辑的军事观点和军事思想。如大家已知,战争必然有求胜的目的,求胜就必然要在军事上做到一方克服另一方。这是最一般、最普遍的军事观点。但孙子认为,不仅如此,战争还应重视“兵者诡道”;还应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安国全军”之道;还应探讨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伐谋全胜”之道;还要研究明察事态、慎重应对的“庙算计利”之道。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用兵思想。从而形成“庙算”、“全胜”、“形势”、“虚实”、“奇正”、“择人”、“用间”等基本的军事观点,全面架构了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后世围绕着战略形势、战略决策、战争依据、战争条件、战争保障、战争特点、战争形式以及战场调整、战场主动权、军事实力、军事方法、军事技术等全面地发展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军事思想和方法论前提。当代军事理论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孙子兵法》早已形成的一些基本的军事观点。所以,当代军事理论仍然把孙子看做是军事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

第三,阐述了以“索情庙算”为用兵谋胜的决策方法,激活了军事谋划的运筹帷幄。

战争的胜负,总是与战前的谋划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战前谋划时,如果能够充分了解情况,仔细分析对比,掌握各种数据,准确预测目标,实战中才能做到意图深远,谋划精细,术略机动,决胜千里。可以说,在军事史上,《孙子兵法》是第一个在兵法著作里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的。《孙子兵法》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尤为重视战前的决策和影响决策的决策方法。孙子甚至认为,只有情况明了,决策正确,才可能真正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胜敌而益强”的全胜目的。所以,《孙子兵法》一开篇,就特别强调未战之前的庙算,并且指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掌握情况,分析透彻,权衡利害,精确算计,慎重决策,是保证战场胜利的关键因素,战争的胜负在战前基本已经有了眉目。《孙子兵法》的这种用兵思想,不断提醒后来的军事家们注意到了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战前谋划的重要性,并将军事决策逐步提高为至关重要的重大课题。如,近代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总司令东乡平八郎根据《孙子兵法》的启示,战前对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并选择了《孙子兵法》中“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作为决策指导,结果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海军。又如,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战前利用各种手段对战争进行了全面分析,然后发动“斩首”行动,一招致命,顷刻歼毁伊拉克军队。这些都使人们对《孙子兵法》强调战前谋略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从而使人们更加重视运筹帷幄。

第四,挑明了以“奇正虚实”为主要核心的作战理念,切中了军事实践的运作实质。

“奇正”、“虚实”,无疑是《孙子兵法》论述作战方法的核心内容。唐太宗李世民曾评价: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不仅如此,《孙子兵法》在强调贯彻奇正虚实的作战理念中,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孙子兵法》认为,示形显势,奇正结合,避实击虚,必须积极主动、“践墨随敌”、随势求变,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而在战场上消极等待,是不可能有作为的。这就提醒用兵者,在实战中要注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地分析并结合环境条件,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运用示形诱敌的诡诈之术和奇正相生的作战技巧。作战指挥员只要能够正确地运用谋略,随敌应变,巧妙地调动敌人,便可以造成战场上我实敌虚的态势和时机,从而达到以实击虚、以奇制胜的目的。《孙子兵法》的这种作战理念,对后来军事实践中运用谋略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如,日本人八幡太郎在陆奥战役中,临阵看见雁鸟乱飞,想起了《孙子兵法》中所说“鸟起者,伏也”,立即判断敌有伏兵,从而果断改变作战计划,脱离危险。又如,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就是根据形势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策略,从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而胜利前进。

第五,概括了以“五德兼备”为衡量素质的选材标准,廓楚了军事人才的培养路径。

《孙子兵法》对选将、治军十分重视,认为“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孙子在选将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坚持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标准和静以幽、正以治的个人素质要求;在治军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坚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要求。孙子要求,治军必须领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的道理。同时,孙子还强调指出,“上下同欲”、“与众相得”、“齐勇若一”,才能保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步调一致,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应该说,《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把军事人才、军队训练和军队管理放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考察的军事著作。尽管它还只是初步地廓清了军官培养的方向和路径,但却具有革陈布新的开创意义。正因为如此,自19世纪以来,中国、朝鲜、日本、美国和英国等,都把《孙子兵法》规定为训练军官的必修课程。被誉为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的蒙哥马利元帅,甚至为此呼吁世界各国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目。美国陆军学院发言人霍松也提出,《孙子兵法》应该是国家战略课程的教科书之一。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英国战略学、都必须要学习《孙子兵法》。

第六,散发了深刻而又充满哲理的思想智慧,启发了超军事领域运用的广泛思维。

《孙子兵法》阐述的用兵之道、治军之理、谋略之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军事谋略,成为军事家们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的兵学典籍,而且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智慧还广泛地激发了广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兴趣。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人,都争相研读《孙子兵法》,试图进一步挖掘其中有普遍价值的财富。在当今时代,除了军事家认为《孙子兵法》是“兵学圣典”之外,有的文学家也认为《孙子兵法》是“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有的政治家甚至认为《孙子兵法》所提供的是“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而有的哲学家则进一步认为《孙子兵法》实质上提供了一本“人生哲理”的大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家、工商管理专家等,把《孙子兵法》提供的策略看做是竞争法则和管理艺术;日本松下公司的首任总裁松下幸之助,甚至把《孙子兵法》当作自己经营管理的座右铭。当今,类似“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动而不迷,举而不穷”等《孙子兵法》中的辞句,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人们用它来启发或诫示自己在市场竞争和工商管理中的相关行为。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由于《孙子兵法》的启示作用已渗透到了各个方面,所以,日本的坂井未雄说:“孙子十三篇,在兵法上固然是不朽的,在外交术上,社交术上以及商战术上亦为万世不易的法则。”可见,《孙子兵法》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和广泛。

第二节《孙子兵法》的现实价值

当今社会,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再来学习《孙子兵法》,人们难免会产生一定的疑问: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生产手段的巨大变革、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趋势,等等,这些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种条件下,古代《孙子兵法》所阐述的那些思想还能起作用吗?如果说能起作用,那么,它的作用又是什么?而且,这种作用到底又有多大价值?

笔者认为,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现实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产生这些疑问,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这并不等于《孙子兵法》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就没有作用,也不能说明《孙子兵法》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就不能发挥作用。

从春秋时代至今,人类社会尽管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发展。然而,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揭示社会最普遍规律和最普遍原则的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这种人类智慧的成果及其作用,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人类的谋略思想方面,最能充分展现兵学内容和精华的文明成果,当属《孙子兵法》。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除了军事领域外,《孙子兵法》还被人们广泛地运用到国际交往、企业管理、市场竞争、竞技体育等各个方面。正因为《孙子兵法》本身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所以东汉时曹操才称赞孙子“审计重举,明画深图”,“所著深矣”;而南朝的刘勰则于《文心雕龙》中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宋代的郑厚也指出“孙子十三编,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明代的胡应麟甚至感叹《孙子兵法》“文章之妙,绝出古今”。上述观点,就连美国现代学者波拉克也表示赞同,他说:《孙子兵法》概括的见解,“是许多不受时间限制的作战指导原则,而不是应付种种具体情况的详细的建议和忠告”。这实际上是指出,《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跨越了时代和军事应用范围的限制,而且直到今日仍然对现实还有某种程度的指导作用。因此,明朝人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后来的研究者:“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不错,现今时代与春秋时代确实相距甚远,现今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与《孙子兵法》产生时的条件和环境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当代各国都期盼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各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也都把发展本国经济当作首要任务,并不希望再有战争和动乱发生。换句话说,在当今时代即使战争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发生,但当代战争与古代战争是根本不同的,当代战争打的主要是非接触性的精确战,这与《孙子兵法》所描述的古代战争中那种直接接触的人力战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代战争的非接触性精确战中,《孙子兵法》的确不可能提高导弹等先进武器打击的精确度,但《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却可以启发军事指挥员的思路,帮助他们提高作战谋略。一般来说,在战争双方都具备精确性武器的条件下,正确的谋略将能起到上兵伐谋,胜于无形的作用。所以,英国军事理论家哈特先生曾十分严肃地提醒人们:“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的、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之后,更需要重新和更加完整地阅读《孙子兵法》”。诚然,这只是假设当代发生战争的情况而言。在即使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孙子兵法》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概括起来讲,就是它所提供的深刻的战略思想和全面的谋略方式,对我们致力于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正如《大战略》一书的作者、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柯林斯先生所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乔治先生在《管理思想史》中也说:“今天,虽然战车已经过时,武器已经改变,但是,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就不会战败。当今的军事指挥者和现代经理们,仔细研究这本名著,仍将很有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各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如,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俄国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以及日本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还在不断搜集和记载孙子及其兵法的资料。

概括起来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孙子兵法》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和实际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它所提供的战略思想、竞争理念、谋划方式、治理策略和资源管理等方面。

第一,《孙子兵法》战略性的谋略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不是限制在一定作战区域和时间之内进行战斗的具体谋划,而是在了解战争与政治和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目的和战争的规律,提出的带有全局性质的谋略思想。《孙子兵法》一开始就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此为前提,孙子认为,打仗用兵,一定要了解战争的规律。他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不仅如此,孙子还认为,善用兵者,还必须正确地理解用兵争战的最高目标,谋略尽量要做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孙子提出,谋略必须遵循“战道”,把握预测胜利的规律,了解“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兵法》的这种要求,其实就是把握事物发展必然性和过程整体性的谋略思想,这种谋略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着眼未来和关照全局的战略性谋略思想。这种战略性的谋略思想,明确地指出了一种战略性的发展观。它告诉我们:发展不是短期行为,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着眼未来,建立长远目标,去推进具体发展。特别是在现实中,要想推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将事物置于它所处的大势环境中,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创造性地应对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更快、更全面、更科学地促进事物及其自身的发展。据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84年的汽车销量为830万辆,销售额为839亿美元,在世界汽车工业中位居第一。公司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业绩呢?《亚洲华尔街日报》经过分析后指出,主要是因为公司董事局主席罗杰·史密斯具有“战略家的头脑,他能从2000多年前中国一位战略家写的《孙子兵法》一书中学到东西”。罗杰·史密斯到底学到了什么呢?简言之,就是着眼长远、确立目标,顾全大局、运筹规划的战略性谋略。目前,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企业都普遍认为,市场竞争千变万化,若不具有战略思想和战术技巧,将很难立足社会,所以必须研读《孙子兵法》这部谋略教科书。

第二,《孙子兵法》博弈性的竞争理念,具有深刻的提示作用。

《孙子兵法》所贯彻的基本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以“全胜”为目标、以“全争”为策略。围绕着“全胜”和“全争”,《孙子兵法》在方法上首先强调将战争双方置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之中,在此基础上对能够掌握的本方信息和能够搜集到的对方信息进行分析、比较、权衡和计算,然后在实战中根据不同的条件和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最后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所谓灵活机动、克敌制胜,就是要求根据战事及其变化的具体现实和进展情况,进行“全争”。“全争”,既要掌握通观全局、谋划形势、践行流变、虚实结合、奇正互补的方法论原则,又要能够做到随势、随机、随时、随即地选择应对策略,从而保证在实施过程中取得“全胜”。《孙子兵法》的这种基本理念,实质上是博弈性的竞争理念。博弈,就要如孙子所提出的,成为善战者。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善战者,善于攻守,攻“动于九天之上”,守“藏于九地之下”;善战者,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兵法》的这种攻守兼顾、随势而变的博弈性竞争理念,有一种立足现实发掘潜在优势和有利因素不断进取的提示作用,它提醒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敢于竞争又要善于竞争,在竞争中既要充分了解信息、有所准备,又要强化自身优势,造成不可战胜的气势和有利条件,同时等待对手有可能被战胜的时机出现,不失时机地采取正确措施,出其不意而又合情合理地超越对手。据《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介绍,日本企业家为了在竞争中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一般都在推进企业发展中使用两个轮子。在生产经营景气时,主要使用美国现代管理这个轮子;在生产经营不景气时,就要依靠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这个轮子。因为,在《孙子兵法》中,关于对抗中的运筹谋略是十分精辟的。这里所谓对抗中的运筹谋略,实质上就是博弈性的竞争策略。

第三,《孙子兵法》艺术性的谋划方式,具有经典的借鉴作用。

众所周知,凡是兵法都是为了保证战胜对手而从实战中概括出来的。但《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所提倡的战胜对手的方法,不是战场上的死拼硬打,而是“以谋应战,以谋取胜”,要求根据情况“并力、料敌、取人”,在实战中争取谋胜、诈胜、变胜和措胜。所以,孙子特别强调:“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知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用兵“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孙子兵法》的这种机动灵活而又充满艺术性的谋划方式,以及它所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竞争谋略和竞争方法,完全可以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搏击者提供借鉴,以便于我们在竞争过程中批判地加以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实践者为实现目标而调整自我、提高应变能力。同时,还能特别提醒实践者全面搜集信息、仔细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条件、充分了解对手,做到先谋后动,争取随势求变,促进创新发展。所以,村山孚先生说,日本企业的经理们普遍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日本一家大公司为了加强经营管理,曾经把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组织起来进行培训,一次培训一个月,一年举办12期培训班,把应该受训的干部全部轮训了一遍。培训中,主要学习《孙子兵法》,并要求学员根据《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思想,讨论研究如何把《孙子兵法》的谋划艺术运用到管理中去,制定好本企业的发展策略。

第四,《孙子兵法》对象性的治理策略,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

《孙子兵法》认为,壮大实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争取胜利的重要保证。而要壮大实力、提高战斗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以自己的部队为对象进行严格治理。孙子认为,在治理策略上,要修明治道,严肃法度、统一号令;在治理要求上,要编制有序,旗帜鲜明,统一行动;在治理方式上,要平时重视教育,战时严肃纪律,赏罚分明;在治理方法上,要将者言而有信,令行禁止,士卒心悦诚服、赴汤蹈火;养兵要注意将管、教、爱三者统一,上下沟通情感,携手如同一人。所以,孙子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之;卒以亲服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娇子,不可用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孙子兵法》提出的这种反观自身的对象性治理策略,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要发挥自身的效能,都必须以自身为对象进行有效的整治和管理,既要健全制度、赏罚分明、推进科学管理,又要重视感情、加强教育、倡导文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谐氛围,提高整体素质,强化团队能力。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松下辛之助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管理思想的发展》的作者胡伦也说:“中国的孙子写出了最古老而闻名的军事管理著作”,其中“多算胜,少算不胜”等观点“说明直线和参谋问题,至少已经存在2 500年之久了。”美国学者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同样指出:“今日的军事指挥者和现代经理们,仔细研究这本名著,仍将很有价值。”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治理策略方面能够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启迪。

第五,《孙子兵法》全面性的选材要求,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孙子兵法》认为,将帅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也是用兵打仗不可或缺的领军人才。领军人才对战争的胜负,往往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于领军人才一定要严格挑选,要让那些为人正直、敢于负责的人才出任领军将帅。当然,对领军人才的素质,还要进行全面衡量。领军人才既要足智多谋,又要言而有信;既要仁爱部下,又要勇敢果断;既要治理严明,又要善于管理。领军人才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既要能够考虑深远,严明公正,同时,又要能够自觉克服可能引起危险的主观缺陷。对此,孙子强调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军,“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但将军要注意,“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的这种德才兼备的全面性选材要求,对于在发展过程中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对于选拔和培养领军人才,对于全面提高领军人才的综合素质,对于帮助领军人才具体掌握领军艺术,对于促进领军人才适应需要改善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日本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怎样当企业领导》,该书的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领导者,仍然必须具备《孙子兵法》中所讲的“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修养,缺乏这些修养,企业领导者不可能带领团队去实现目标,其中,道德修养对于企业领导来说又是最重要的。这说明,《孙子兵法》对于考核现代领军人才,仍然是适用的。

第三节《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

《孙子兵法》的最初意识和思维特征,是在春秋时期的特殊历史时空中,在已经形成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即动荡、尚武、多谋、思变、畅言的条件下,得以萌发和源出的。

华夏民族的祖先,最初是在长期的畜牧和农耕劳作中,不断探索日月运行和四季变化的规律,努力掌握地理山川的特点及动植物生长的奥秘,以便把握变化,获取经验,战天斗地,从天体下、土地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畜牧和农耕劳作中,在对生殖、死生、天人、地养等普遍现象的认识中,人们逐步地体会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其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永恒不变的事物几乎是不存在的。同时,人们还慢慢地体会到,处在变化之中的万事万物,本身又深含构成事物的不变元素和可变元素。事物一般的基本元素不变,而其形态和形式则不断变化且纷繁复杂。所以,看似容易的一般事物,把握其具体动态则不易;而观其表象变化似乎容易,洞察其内在的本质性的基本元素则又不易。变与不变、易与不易,易与变,又存在本质联系。人们只能从易中观其不易、从不易中感悟和掌握其变易。要感悟和掌握其变易与不易,唯有将万象变易进行分类,以便能够静中观动,从而明察内在关联,深入发现事物本身的动生变,变促活,活则朝气蓬勃、气象万千、新陈代谢、周而复始。反思其变,依据在于事物动的本性,而动的源泉在于事物本体元素(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在于事物本身性质的阴阳互补、两极互制。

中国古代的这种基本认识,以及对弄清天人关系的期盼、对解释世界的渴望,终于形成了阴阳五行的观念和关于“易”的认识。据《易传·系辞下》记载,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羲氏,就是根据阴阳五行“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实践中产生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最初的归纳和总结。而其将蓍草反复排列,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纳于八卦,则形成了最初的、原始的“易”。正是在此基础上,周文王对原始的“易”进行规范化、条理化整理,将其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明确划分界定了卦辞、爻辞,继而修成“周易”。后来,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理论,完成十翼,将其整理成“易传”。时至春秋,“易”已发展成为一部阐述宇宙变化且内容博大精深的思想系统。它以阴阳的对立变化为基础,以看似简单的图像和数字,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变化数码。其所以称为“易”,是因为其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看似简易,实则追求变易、力求通达不易,以便揭示万物之理在于变与不变的统一。“易”的本质,就是变易。正如《汉书》所说,“《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从原始的“易”到“易经”,从“周易”再到“易传”,经过无数先人智者整理出来的古老复杂的思想系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儒学和道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即东方国家民族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辩证思维方式,具有物我皆变、天人合一的明显特点,并且影响着后人逐步形成重整体、重综合、重宏观的独特视角,以及辩证、统体、象类的思维习惯。这种独特视角和思维习惯,在农战合一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被引入军事领域,日渐产生出讲机变、重权谋的制胜智慧。

这种思维传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生活于春秋末年的孙武,同时激活了这位伟人的聪明睿智和非凡才华,进而衍变成为《孙子兵法》独特的思维方式。关于《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如果概括地描绘,可以说是:整体联系,辩证深视,洞察两极,穷变明理,能动求解。例如,它探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即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患、治乱、勇怯、迂直,等等,用以说明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及其转化。又如,它探讨一系列能动的态势,即为胜、谋攻、任势、致人、动敌、应形,等等,以便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及其作用。再如,它探讨一系列变化的现象,即五音之变,五色之变,五味之变,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等等,从而揭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展变化规律。还如,它探讨一系列制胜的方法,即奇正相生,虚实结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用来指出竞争过程中辩证、能动、灵活的方式方法。《孙子兵法》正是在阐发矛盾及其转化、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发展变化、灵机的方法措施的基础上,展现其在用兵方面的战略思想智慧。

《孙子兵法》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方式,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的价值倾向,则表现为以道为本,以仁为求,以和为贵,以法为治。《孙子兵法》首先强调遵循“道”,强调以天道、民道、兵道为前提和基础,运用辩证思维展现其用兵谋略的机变、权谋智慧,似乎具有老子“道家”的机变、权谋特点与风格。同时,《孙子兵法》又强调“仁”与“和”,强调将之五德,仁为其一,爱卒如子,爱人节用,并指出:“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有关“仁”的要求,虽然是针对带兵之将,但却反映了孙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和追求,这一点比较符合孔子的要求。关于“仁爱”,孔子也曾要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种“不惑”、“不忧”、“不惧”,是君子对邪恶力量的抗拒,是理想人格的自我选择。在《孙子兵法》中,“仁”的要求包含着对“和”的考虑,即以和止战、以和胜斗,所以,孙子提出:“上兵伐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并始终主张“上下同欲者胜”。这种“和”要求,不仅仅是一种权谋,而是更强调思想归依和心理认同。这一点似乎也符合儒家追求家庭和睦、性情和顺、纠纷和解的理想。不仅如此,《孙子兵法》在管理治形方面,还十分强调“修道而保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并且把“法”,即组织编制、为官之道、主用制度、法令畅通、赏罚分明等,看做是“能为胜败之政”的关键因素。这些似乎又贯彻了法家的主张。所谓的“道家”、“儒家”、“法家”等,是战国时期才相互区分、各自成家,有了学术流派的区别,而在春秋时期并没有道、儒、法在学术上的分野,所以,孙子在那个时代可以兼收并蓄,择而用之。应该讲,从《孙子兵法》在思想方面的选择和倾向来看,其整体性、辩证性思维方式的核心,无疑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观为支撑的。

可以说,继承辩证、统体、象类的思维方式,融合以道为本,以仁为求,以和为贵,以法为治的价值观因素,这就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

诚然,《孙子兵法》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春秋时期的时代背景、与孙子试图阐明用兵谋略,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

春秋之前,兵法还没有成为人们进行专门研究和探讨的对象。因为,那时的大规模战争中谋略用的并不是很多,即使某些大规模战争中谋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战争的胜负并不主要取决于谋略。例如,商灭夏、周灭商的战争,更多的是道义之战。所以,孙子评价春秋时期之前的战争时,指出:“见胜不过众人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胜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也就是说,春秋时期之前人们所说的善战者,一般都是在道义上取得必胜的形势下,采取适当的措施,战胜那些失去道义、大势已去的对手,即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对手。这种胜利一般人都能预见,就好比举秋毫、见日月、闻雷霆,不算力大、不算目明、不算耳聪一样。因此,春秋之前人们所说善战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足智多谋、灵活善变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把战争谋略当作研究对象,也不可能有人去专门研究用兵的术略方法,人们关于用兵的思维方式总体来说还比较简单,当然无所谓“兵家谋略”之说。

除此之外,那种仅仅认为兵法谋略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据史书记载,真正把兵法谋略作为研究对象并逐步形成“兵家谋略”之说的情况,还是发生在春秋。春秋时期,在众多诸侯之间相互征伐频繁,特别是齐、晋、楚、秦、吴等强大的诸侯国之间,在实力相当或者实力差距不大的条件下,一方要想战胜另一方,就不是重点考虑道义问题,而是必然重点考虑如何运用谋略去削弱或者限制对手,然后在进行对抗时消灭对手;而对于鲁、燕、卫、蔡、陈、越等弱小的诸侯国来说,在实力不够的条件下,为了能够在诸侯争霸中保住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要重点考虑如何才能以弱胜强,以小制大。也就是说,诸侯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两军对垒、兵刃相见之时,实力相当的一方要想战胜另一方,或者实力稍弱的一方要想战胜实力较强的一方,都必须要慎重、仔细、全面地考虑用兵之道、谋胜之法。在实战中,实力相当,要压制对手,必须要灵活运用谋略之法,“以正合,以奇胜”;而实力悬殊,要以弱胜强,就必须要巧妙运用诡诈之术,“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所有这些,都要靠谋略,而谋略要靠思想,要找到更好的谋略思想就必须调整思维方式,增强变易、灵活的意识。所以,《汉书·艺文志》在“兵书略”中指出:“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这个过程中,孙子正是在继承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选择了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合理的思维方法论,从而使《孙子兵法》成为人们所说的“神灵之作”。

第四节《孙子兵法》的历史局限

《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和珍贵遗产。作为专门的兵学著作,它有许多揭示规律性的经典论述,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它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则,不仅对解决未来战争的新课题具有参考和警示作用,而且对当代市场竞争条件下促进经营管理的发展,也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孙子兵法》的深远影响和现实价值时,也不能否认,《孙子兵法》毕竟是两千多年前问世的一部著作,因此,它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

《孙子兵法》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社会历史观方面。《孙子兵法》是一部专业方向很强的兵家著作,虽然没有专门谈到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但其著述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其论述总是有意无意地要贯彻一定的社会历史观。在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上,《孙子兵法》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和对社会历史主体作用估计不足的问题。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方面,可以说,除了对“道”的理解之外,基本再没有其他的深刻认识。当然,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对《孙子兵法》的直接影响就在于,它不可能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和解释战争的根源、目的和基础,因此以为战争就是占领他国,就是战胜得利,于是主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同时,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中的发展变化过程看做循环论的“终而复始”、“死而复生”、“如循环之无端”,从而否认了事物螺旋式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运动规律。在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方面,它虽然看到了将帅和士卒在战争中都起重要作用,重视择人任势,主张精选将帅,强调仁者爱兵,但在实战过程中却主张贯彻智将愚兵的政策。提出“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将帅行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指挥用兵“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等等。它基本否认了士卒在作战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否认了士卒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把士卒简单地看做是完全被动的指挥管理对象。

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区别战争的性质,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苛求。因为,《孙子兵法》针对的是诸侯之间的战争,也就是当时封建分封之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霸主争夺战,其中并没有涉及奴隶反抗战争或农民反抗战争,战争的性质本来就是地主阶级争夺战。再试图划分出落后地主的压迫战争或先进地主的反抗战争,那是可笑的、幼稚的、毫无意义的。至于说,后来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涉及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是可以商榷的。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否可以统称为非正义战争?当然不一定,这需要另外进行具体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孙子兵法》讨论战争问题,主要是阐明安国全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重点探讨正义与否的伦理之忧。今天研究《孙子兵法》,如果以伦理批判去拷问用兵谋略,恐怕是不太合适的。

还有人认为,《孙子兵法》的重大缺陷是主张战争中的速胜论,笔者以为这是不准确的。《孙子兵法》的确在“作战”篇中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主张。但是要注意,它当时主要是针对“攻城”、“暴师”而言,即针对进攻和主动作战来讲的,意思是说“攻城”和“暴师”时间长久,将会“钝兵搓锐,屈力殚货”,即进攻和主动用兵作战时间长久会挫伤锐气、减弱战斗力、财力枯竭,所以,用兵作战不宜时间长久。而对于防御作战,《孙子兵法》并没有做出“速胜”的论断。孙子说:“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说,用兵旷日持久,就会导致士卒疲惫,锐气受挫。攻打城池要耗尽兵力,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士卒疲惫、锐气受挫、兵力耗尽、财力枯竭,就会招致其他诸侯国乘机入侵,到那时即便是有计谋的人,也无法挽回局面。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表达过一个对战争的时间概念的看法: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是强的、进攻的,我们是弱的、防御的,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战和持久战。但是在战略持久战之中仍然有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也就是说,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速决战和持久战是互相制约的两种求胜的战法,用速决战还是用持久战,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与强和弱、进攻和防御是有关系的。如果断章取义,撇开其他一切条件和因素,简单地认为,凡是主张速决战都是错误的,恐怕有些极端和偏颇。

总起来说,《孙子兵法》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子兵法》在书中揭示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用兵之道,在历史上,在思想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有其不可抹杀的现实价值。正如我国《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先生所说,《孙子兵法》有自然成韵的音律美、遣词造句的修辞美、谋篇布局的结构美、深富思辨的哲理美、博大精深的思维美。这五美已经高度概括了《孙子兵法》的所有价值。当然,《孙子兵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认识片面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因此,要树立辩证否定的观点去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用积极的态度和批判继承的方式去学习《孙子兵法》,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借鉴,一种有价值的参考,从中找到有意义的启发,古为今用,这样,也许能够产生创新发展的效果。

§§第二篇 战略智慧

“孙子的思想首先让人们得以发现和认识一种古老艺术的秘密———获胜的艺术”

———[德]亚里山德罗·高尔纳利

《孙子兵法》虽然主要是阐述用兵之道,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战略智慧。我国军事科学院的战略学专家洪兵先生在《孙子兵法与经理人统帅之道》中指出:《孙子兵法》“它是战略,是统帅之道,远远超出战术的可操作的层面,是大智慧,具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价值。”这已经说明了《孙子兵法》之所以直到今天都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具有现实价值和启发意义的战略智慧。其战略智慧,正如当年伍子胥所讲,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所以人们也很难用几句话或简单的方式进行总揽概述。但我们不妨通过具体剖析、深入探索、反复品味、观其精要的方法,全面地领悟《孙子兵法》所提出的“知”、“道”、“胜”、“致”、“奇”、“形”、“利”、“仁”、“法”、“称”等,深刻理解《孙子兵法》所揭示的用兵中的规律性问题,使其兵法谋略和战略智慧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