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海方面开始了与德国大众的接触，但当时中方的合作对象并没有锁定德国大众，眼光还在美、日、法等其他大型轿车公司扫描，希望找到更心仪的合作伙伴。
1979年元月初，上海提出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洽谈合资经营的方案。元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上海的方案上批示：
拟同意，请秋里、耿飚、方毅、王震、世恩、慕华同志批示。
邓小平于2月11日再次圈阅同意。得到中央的首肯后，1979年3月6日至4月16日，饶斌率领以上海汽车工业代表为主的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对通用汽车公司、德国大众、奔驰、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进行考察，谈判合资经营事宜。
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方请中方代表参观了工厂，还请中方成员试驾了他们新研制的小轿车。但对中方合作的要求，美国通用公司的回应是：中方生产部分汽车零部件，再由他们提供其余的零部件在中国装配，产品纳入他们的世界生产体系，这如同通用雇用一个帮他们打工的小伙计，离中方自己生产轿车并要出口创汇的想法相差万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汽车公司善于在生产上精打细算，对于选择合作伙伴也是极为精于计算。日本汽车公司奉行的是“只卖商品，不卖技术”，他们更不愿意用自己的技术去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倒是有积极性，但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市场和中方的想法，提供的车型不适合中国的市场。
中国代表团的考察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之久，但这次全球环游“选秀”毫无成果，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心情郁闷。原上海大众公司董事长陆吉安说：“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周游列国，但没想到的是，这次面向全世界招募合作伙伴并不顺利，日本、美国等各大汽车公司相继拒绝了我们。”
这些西方大公司拒绝中方的原因很简单，中方的合作内容让他们无法接受。蒋涛说：“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首先是能提供适合我国市场需要的先进车型；其次是能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共同建设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对方在国际上已具备有较强的竞争力，并能参与商品出口以解决外汇平衡；第三，同意对横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对照中方的条件，多数外国大汽车企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出牌要对等，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如此落后，市场环境是如此糟糕，市场容量是如此有限，中国完全没有发展轿车的基础与条件，中方凭什么开出如此高的要价？他们对中方说：你们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轿车，进口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德国大众公司是这些西方国家中的另类，相比较其他西方大公司而言，德国大众公司是唯一愿意提供最新技术又愿意投入资金的大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饶斌认为，还是德国大众的条件较好，这才选定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作为谈判伙伴。
原上海大众总经理仇克回忆道：
德国大众公司的代表博诗到上海主要是我接待的。我们也很清楚，德国大众派他来是了解中国情况，探讨合作条件。他来了后，先是参观了上海汽车厂。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是：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建成年产15万辆的合营企业，主要是出口。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我邀请他到和平饭店吃饭，看到很多日本人，他指着这些日本人开玩笑说：“日本人一定也和你们谈了，我只有一个人，怎么能和他们那么多人竞争？”
我也笑着回答：“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事情也不少，而且你们以后也可以多来一些人呀！”
接下来就是1979年4月饶部长率领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访问大众，他们特地安排了我们参观每天生产3700辆轿车的狼堡轿车厂、高尔夫轿车的自动装配线，还看了技术中心、试车场、碰撞试验室等，以及他们正在生产的各种车型的展览大厅。参观完后，大众公司董事长再次重申，他们愿意和中国合作，在上海建设现代化轿车厂，还提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愿意帮助我们发展零部件，并同意整车返销60%。代表团一行都认为大众公司提出的条件比较实际，可信度较高，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
后来，德国大众又派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由纳德布什带团。他们这次带来的情况是：他们是想在亚洲寻找合作伙伴，第一家找到了伊朗，双方谈得很深入，后来因为伊朗国内动乱而取消。现在正在谈的是韩国，韩国有许多条件是大众公司愿意接受的：首先，国家体制，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次，韩国轿车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三，韩国人做事情非常“拼命”。但他们仍然愿意跟我们合作，主要是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潜力非常大，而这正是韩国所缺乏的，因此，他们最终将中国定为合作伙伴。
由此可见，中国与德国大众合作是在没有挑选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从此，上海和德国大众开始了艰苦曲折起伏不断的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合资谈判。
德国大众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为什么那么多西方企业拒绝与中方合作而它们会反其道而行之呢？要了解这些，就得先认识大众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成了战败国。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火车厢里签订了《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条约规定，德国裁减军队，交出陆海空军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运输工具，退还法国盛产煤、钢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曾经的欧洲强国一下子成为其他列强宰割的对象，德国丧师失地，经济完全崩溃了。从1919年一战结束到1929年，战败后的德国经济靠美国、英国、法国的贷款逐步恢复，但由于国内消费实力长期萎顿，德国经济主要建立在外向型出口上。
就在德国还在战败的阴影中挣扎的时候，更大的一波灾难袭来。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如同海啸般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席卷整个欧洲。经济危机给正在缓慢复苏的德国经济以摧毁性的打击。由于美、英、法等国均陷入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从德国抽走银根，催逼贷款，取消订货，德国经济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拳打脚踢而应声倒地。1931年，德国共有19254家企业倒闭，失业率从1928年的7%猛增到1932年的30.8%，1932年1～2月失业人口达到610万人，超过全国成年人口1/4.由于市场崩溃，农业也遭受重创，广大中小农户纷纷被迫出卖土地，仅1931年被拍卖的农田就达17万公顷。国家黄金储备从23.9亿马克锐减到13.6亿马克，而1931年到期必须偿还的外债高达64亿马克，由于资不抵债，德国马克疯狂贬值，形同废纸，德国的整个金融信贷体系濒于崩溃。
在经济危机的寒流中，德国国内民怨沸腾，而各种党派的政客们不顾人民的死活，纷纷为争选票互相功讦，德国处于革命的前夜。此时，纳粹党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幌子，从关心劳苦大众入手，乘机而起。1933年，纳粹党首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面对千疮百孔的德国经济和超过600万的失业人口，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希特勒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他首先设法使莱茵河西岸重工业区的工厂相继恢复生产，然后逐个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1933年到1935年短短的三年里，由于德国人民的努力，德国经济奇迹般地得以恢复，在基本没有外国投资和援助的情况下，濒于破产的德国一跃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强国，德国的劳动就业率达到98%以上，德国的老百姓重新过上了富足体面的生活。
德国是汽车的故乡，自从1886年汽车在德国问世后，执着细致的德国人便开始痴迷于改进和制造这个“改变世界的机器”，1901年，德国有12家汽车制造厂，职工总数1773人，年产汽车884辆。到了1908年，汽车厂猛增至53个，职工12430人，年产汽车5547辆，不仅能供应国内市场，而且把大量的产品销往到世界各地，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德国汽车工业已基本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全德国共有5万多人从事汽车制造，年产汽车2万辆，汽车保有量已达10万辆。
战败也使得德国汽车工业一蹶不振，希特勒决心要重振德国汽车产业雄风。发展汽车产业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希特勒有他的办法，在德国汽车工业还没有复元的情况下，希特勒开始在国内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在全世界率先修起了长达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还叫做“希特勒路”），高速公路大建设解决了德国汽车发展的基础条件。希特勒不光修路，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汽车工业。当选总理后仅仅11天，希特勒就亲自主持了柏林汽车展的开幕仪式，并兴趣盎然地参观了各国的汽车，他最感兴趣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太脱拉公司展出的风冷发动机。当晚，希特勒召见了太脱拉公司的总工程师莱德温卡，详细地询问了风冷发动机的有关情况，并称，德国应当发展“大众轿车”，这种车的发动机应当是风冷发动机。不久，德国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议题是在国民中普及轿车。希特勒的顾问们一致推荐由著名的汽车设计师费迪南·波尔舍担任研制任务。
费迪南·波尔舍原为奔驰公司总工程师，以后自己创建保时捷公司，希望开发一种价廉物美的普通轿车。但他的努力几乎没有成果，没有多少汽车公司在乎他的设计成果。
1933年秋，希特勒在柏林接见了波尔舍，专门与他讨论如何在德国发展“国民大众”的汽车。两人观点相同，意见一致，谈得兴起，希特勒抓起铅笔，一气画了11张草图，希特勒的草图与日后名噪一时的“甲壳虫”已经十分近似。希特勒要求，这款车的最高速度要达到62英里/小时，每加仑汽油要能够行驶42英里，必须采用风冷发动机，车内要能够乘坐2个成年人和3个儿童，车的价格必须在990马克以下。这些指标与波尔舍原来的设计几乎一样，两人相见恨晚。希特勒对波尔舍非常信任，将发展德国“大众轿车”的任务正式交给了他。
1934年1月17日，波尔舍以德国汽车制造联合会的名义，向德国政府提出一份为大众设计生产汽车的建议书，建议书迅速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批准和支持。1934年6月，波尔舍设计的“大众汽车”完成，希特勒审看完图纸后要求28个月内拿出样车。1935年柏林汽车展上，希特勒宣布，德国大众的国民轿车即将投产，“大众汽车”（VOLKS WAGEN）一词正式问世。
1936年10月，3辆大众样车按时下线，新车搭载了改进型700毫升直列4缸发动机，功率达到22马力。这款车的车标为叠加的“VW”，它用德文“VOLKS WAGEN”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即“大众汽车”。以后，该标志正式成为大众公司的商标。1936年12月24日，3款大众“VW 3”轿车在德国柏林进行展示。
1937年2月，波尔舍与希特勒的亲信维林组建了“德国大众汽车促销公司”，为大众汽车筹集资金做生产准备。1938年5月26日，大众公司在沃尔夫斯堡（狼堡）正式奠基，希特勒亲自出席了奠基仪式。1938年8月1日，维林宣布：每个德国人，不论阶级、地位和财产，均有资格购买大众汽车，要求是购买者每周储蓄5马克。德国民众对此计划反响热烈，到1938年底就有27万多人登记签约并开始储蓄。到二战后的最终统计，共有336000人登记了储蓄购买计划，集资总额2.67亿马克。1938年9月16日，该公司被命名为大众汽车股份公司，波尔舍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就设在沃尔夫斯堡，也称为“狼堡”。1938年，大众公司推出了经过进一步改型的“38”系列车型，该车装载的直列4缸986毫升排量发动机。这款坚实且具有与众不同外型的车，就是“甲壳虫”汽车的鼻祖。但那时它并不叫“甲壳虫”，“甲壳虫”的名字是1968年才首次出现在大众公司官方的广告里。就在这批大众汽车问世不久，1939年9月，希特勒就以德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为基础，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德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大众汽车公司根据德国政府的指令，开始转而生产军用车辆，第一批大众汽车仅仅生产了630辆。
1945年，德国再次战败。二战结束后，波尔舍因为曾经为纳粹工作而获刑2年并于1951年中风去世。大众汽车公司在英国的监管下开始重新生产民用汽车。1946年，英军任命著名的汽车专家前欧宝汽车厂厂长鲁登霍夫为大众汽车厂厂长。鲁登霍夫接任后，带领全体工人在废墟上重建工厂，很快便使汽车厂恢复了生产。1949年9月，英国将大众公司托管权移交给联邦德国政府，1960年联邦德国政府将大众公司私有化，从此，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进入了快速、平稳的发展时期。当时大众公司的主要品牌就是大众汽车，由于该车外形酷似甲壳虫，1968年，大众公司在自己的官方广告中称之为“甲壳虫”。甲壳虫的研发者将研发目光放在经济水平有限的普通大众身上，强调车子经济实用、坚固结实性以及维修方便，甲壳虫由此成为欧洲最畅销的车种。拿下欧洲市场后，鲁登霍夫又将甲壳虫打进美国市场。
在甲壳虫的滋养下，大众汽车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众汽车公司已成为一个在加拿大、美国、南非等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生产厂的跨国汽车集团，旗下有“兰博基尼”、“布加迪”、“高尔夫”、“斯柯达”、“奥迪”、“西亚特”等世界知名品牌，年产销300万辆，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四大汽车公司。继甲壳虫以后，大众公司又开发出了高尔夫等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产品，并以此稳固地占据着经济型轿车市场“老大”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面对席卷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和日本汽车的竞争，大众公司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为了改变不利局面，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大众公司积极地采取了走出去的战略。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十几亿勤劳的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使得德国大众将目光投向中国。在大众公司走出去的战略中，与中国合作无疑是其最大的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力促德国大众与中国合作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大众公司董事施密特，就是他首先做出了与中国合作的决定。两年后，卡尔·哈恩博士接任大众公司董事长后，将大众公司与中国的合作进一步推广，最终使得中国成为大众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
卡尔·哈恩博士1926年出生于德国凯姆尼茨一个工业世家，1954年进入大众汽车公司，1959年至1964年担任大众汽车美国公司的总裁，1973年至1981年，担任德国汉诺威大陆轮胎公司的董事长，1982年，哈恩担任大众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在任期间，他实现了甲壳虫后继产品（帕萨特、高尔夫、波罗）的成功以及奥迪品牌的复兴。但他最主要的业绩是通过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让大众汽车集团跻身世界顶级企业行列。
哈恩博士为什么要力主与中国开展合作呢？20年后，哈恩在自传《我在大众40年》中谈了自己当时的见解：
中国的汽车工业基础确实很差，但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人，这个民族有其不可预见的能量，只要能将他们的民众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他们就能做到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们研制出了火箭、导弹、原子弹就是例证。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他们愿意拿出资金和力量来发展轿车工业，如果我们现在错过与他们的合作，将来我们会为此而后悔。与其等到他们自己做出来后将我们作为竞争对手，还不如我们现在就参与他们的发展，与他们成为合作伙伴。
事实证明，哈恩的选择是明智的。在谈到他当初下定决心来中国的最重要原因时，他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古老文化独一无二的特征打动了他，他在《我在大众40年》中回忆：
20世纪80年代，我希望能够参与中国强大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巨大的潜力能够被发挥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汽车工业技术虽然很薄弱，但是到后来，和当时的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以后，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只是当时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其他外国汽车公司没有这样的信心。特别是对于很多外国汽车公司来说，它们并没有把它们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愿望。
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样的国家会有未来，也能造好汽车。
虽然哈恩有远大的目光，但必须看到，德国大众决定与中国上海合作包括以后与中国一汽合作，都是建立在其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其出发点是为了大众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也需要在与大众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这也是符合中国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正是出于这一共识，中德双方才走到了一起。原上海机电局副总工程师翁建新说：
在确定大众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前，我曾经从各方面搜集过资料，资料证明，大众向我们提供的条件是从他们的全球化战略来考虑的。我调查到，大众在欧洲、北美、南美和非洲都已经建有工厂，惟独亚洲没有。我们双方接触初期，大众的经营情况很好，积累了一些富余资金，也很想在亚洲发展战略合作伙伴。
最初他们曾想和日本合作，但日本不想干。后来，他们和印尼等国家有些接触，但发现印尼没有条件。再和伊朗接触，又感觉到伊朗的政局不稳定。再后来就是跟韩国商谈，但感到韩国国内资源缺乏，韩国国内已经有几家大型轿车厂，整个国家市场份额也不大，就有些犹豫不决。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感觉到，上海是他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对中国市场做过调查，中国地大人多，是一个很大的轿车潜在市场，因为中国的新领导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们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加速发展，轿车市场也会逐步扩大。还有一点，他们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一定能把轿车厂办好。所以，他们愿意放弃与韩国的合作转向与中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