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历代名文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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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 第二百〇 超然台记——苏轼

题解

本文写于宋熙宁八年(1075)。它是作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修复废台(取史“超然”)后所记。文章除记述了他初到密州的生活,反映了他恬淡自适的心境外,还隐约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斗争的所谓“超然”态度。

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译文

任何事物都有可供观赏的地方。如果可供观赏,那么都可使人快乐,不一定要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东西。吃酒糟,饮淡酒,都可以醉;果子、蔬菜、杂草、树叶,都可以充饥。依此类推,我在哪里不快活呢?

人们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但是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而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的东西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争辩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就成为追求灾祸,不要幸福了。追求灾祸,不要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任何事物都有掩盖着的一面,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来是没有大小的。从它内部来观察,没有不又高又大的。高大的事物横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就像在缝隙中观战,又怎么知道胜负属于哪方呢?所以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争辩,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受着坐车马的奔波劳累;离开华美的居室,住进简陋的屋舍;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我刚到密州的时候,连年没有收成,盗贼遍野,诉讼充斥;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以为我没有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貌更加丰润,白发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笨拙无能。于是我开始治理果园菜圃,打扫庭舍屋宇,从安丘、高密两地砍来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园子北面,沿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残破不堪,于是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在台上向南望,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那儿有隐居的君子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那是秦国人卢敖隐逃的地方。向西望是穆陵关,隐隐约约像一道城墙,还保存着姜太公、齐桓公留下的英雄业绩。北面潍水环绕,我禁不住感慨叹息,想起当年淮阴侯韩信的丰功伟绩,为他未能善终悲伤。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台上居室幽深,而又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无论是雨落雪飘的早晨,还是风清月白的晚上,我都在这里,朋友们也都跟随着我。我们采摘园中蔬菜,捕捞池中鲜鱼,酿酒煮饭,一面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他听说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无往而不乐,大概就是我能逍遥于物外吧!

赏读

文如其人。苏轼一向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能道意所欲言”。这篇散文正实践了他的这一主张。文章题为超然台记,实是借记台抒情说理。作者以议论入笔,阐发了“游于物外”便“无往而不乐”,他在密州穷居蔬食而自得其乐的生活,树立起一个超然物外的达人形象,从而印证了前面的议论。最后写到台,而写台又主要是通过写台的周围景物来突出其特点,而写周围景物,又重在写作者登台时的遐想和感慨,将其归之为一乐。整篇文章所透露的旷达的人生思想固然有些低沉,却帮助苏轼在逆境中仍能保持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态度。行文中,他不受“记”体文的束缚,而极尽变化之能事,围绕“乐”字,先议后叙,由理入事,由事及景,最后以理作结。致使文章虚实相生,逐层递进,推理严密,脉络清晰;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极为平易秀丽,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收纵自如,读来颇有清新之感,印象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