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又与焦弱侯》是一封写给焦竑的信。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一生著述丰富，与李贽交往甚密。
原文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日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获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译文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主持定期会文的集会上的朋友。郑的文章虽然不如丘氏父子，但他为人质朴、笃实而有羞耻之心，不肯讲学，也是可喜的，所以人们喜欢他。大概他完全不曾亲眼看到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又不曾亲眼看见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见到今天讲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程、张、朱的学问确实只是这些，所以感到羞耻而不肯讲述。他不讲述、虽然是过分了，然而使学者们感到羞耻而不肯讲述，以为周、程、张、朱的学问只是如此，那么就是而今讲述周、程、张、朱学问的人可杀了。他以为周、程、张、朱等人都是口谈道德而内心求取高官，一心谋求大富。已经求得高官大富后，仍然自在地讲述道德，宣扬仁义。这些人接着又愤怒地争辩着告诉人们：“我要劝勉风俗而教化世人。”他所说的败坏世俗，没有比讲述周、程、张、朱学问的人更厉害，因此他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讲述。所以不讲述也未必是过分。
黄生经过这儿，听说他从京城到长芦县向在任官吏骗取馈赠，又跟随长芦县的长官到别的地方任新职。到九江，遇上一位有地位、声望的人，就弃旧从新，跟随着转而向北，顶风霜、冒严寒，不顾年老和生死。到麻城后，见到我，说：我打算游览嵩山、少室，那位有地位、声望的人也准备游览嵩山、少室，他拉我同行，因此到了这里。那位有地位、声望的人在城里等我，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在你这里住一晚。回来时我会再过这里，与你聚会三五天再分别，如今这样急急忙忙，我确实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他的真情怎么样呢？我揣摩他的内心是因为林汝宁那里有很好的饭食而舍不得放弃。林汝宁从前在三个地方当过官，那三处他没有哪一处没有去，去了必定是满载而归；这还不感到满足，如同饿狗老想着吃隔日屎，竟然敢用游览嵩山、少室的说法来欺骗我。他以游览嵩山、少室为名来掩盖向林汝宁骗取馈赠的做法来欺骗我；又担心林汝宁怀疑他是为了再次来寻找自己，又以舍不得李卓老、会再来拜访李卓老，来欺骗林汝宁：声名和利益两样都得到，身体和品行都得以保全。我和林汝宁几乎都陷入他的机巧中而没有醒悟，这能不叫做狡诈吗！今天的道学，与这个有什么不同！
由此看来现在所说的圣人与现在所说的隐士一样，只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罢了。幸而能写诗，则自称为隐士；不幸而不会写诗，就辞去隐士的名号而以圣人自称。幸而能讲良知，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就辞去圣人的名号而以隐士自称。辗转反覆，以欺骗世人获取利益，名义上是隐士而内心却同商人一样。口中讲道德而志趣却在翻墙盗窃。名义上是隐士而内心却如同商人，这已经很可鄙了，却反而掩盖向人骗取馈赠的做法、表明是为了游览嵩山、少室，以为人们是可以欺骗的，这就更可鄙了。今天宣讲道德性命的人，都是借口游览嵩山、少室之类的人；今天的患得患失，志在得到高官厚禄，漂亮的田园住宅，美好的风水宝地，以此为子孙庇荫的人，他们都是托名为林汝宁，实质上是舍不得李卓老的人。这样郑子玄的不肯讲学，确实是不足为怪的了。
商人有什么可鄙的呢？带着数万的钱财，经历风波浪涛的险恶，遭受关市上小吏们的侮辱，在市场交易时忍受别人的诟骂，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劳苦，所携带的很重，所得到的很轻。他们还必须结交卿大夫，才能够获取利益、远离祸害，哪能高傲地坐在公卿大夫的上面呢？现在的隐士，称之为商人，实际上没拿一文钱；称他为隐士，他又是非公卿之门不登，所以是可贱的。即使这样，我宁肯没有这种情况吗？然而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品行和心理，而穿着佛家的衣服以欺世盗名呢？如果有的话，就希望对我加以惩罚，我不怕痛。这样，即使患得患失，购买田园住宅、寻求风水宝地之类的事，一定知道是不去做的了。
赏读
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全文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的“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也”，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