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论贵粟疏》是写给皇帝的奏疏。“贵”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二是在实际生活中应提高其地位。“粟”本是粮食的一种，这里泛指粮食。“疏”是臣下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他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他有能替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侯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国家没有被遗弃和因为饥饿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加上没有几年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还有利用的潜力，老百姓中还有未被开发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出来，山湖水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人民还没有全部去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出现作坏事的。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口粮不够，口粮不够是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便不会在农村安家。不在农村安家，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一定是轻暖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一定是美好的食物才吃。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吃的，身子冷弄不到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东南西北，不选择方向。珠宝、玉石、金银，饿了是不能吃的，冷了是不能当衣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看得珍贵，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在一定的时候生长，积聚在一起，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这些几石重的东西，一般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把金玉看得很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服役的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官府的建筑物，服劳役；做这些事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像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更改。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产生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屯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他们控制着稀有的货物和余财，天天在都市里走来走去，乘着政府急需的机会，加倍提高物价。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占有地里出的农产品。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途中彼此能望见对方的帽子和车盖，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一般人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欢和讨厌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健全，是不能实现的。
现在的事情，没有什么事能比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就要在老百姓当中，采取把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政府，使献粮的人能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物资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宽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以及百万武装部队，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从这看得出来，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的和出战马相比，功用就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出生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赏读
晁错的政论文章深为鲁迅所赞誉。鲁迅把晁错和贾谊的文章称为“西汉鸿文”。可惜晁错文多已散失，留存下来的如本文及《守边劝农疏》等文章，确实是逻辑严密，结构整饬，雄厚而有生气的“鸿文”；且又是为解决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政治论见。因此，对后世政论文章的写作影响至为深远。晁错在这篇文章中对商人们的巧取豪夺以及他们奢侈的生活，作了严厉的批判；而对穷苦的农民则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同情。贫富悬殊，事实上的强烈对比，使得文章的观点极为鲜明；而语言上的气势，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量。作者在文中提出的重视粮食储备、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和政治眼光的。不过，晁错所建议的“入粟拜爵”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挖掉贫富悬殊的阶级根源，反倒给后世纳粟买官开了个不好的“头”。这大概是晁错始料所未及的。
在写作上，文章以历史事实、当前的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的分析，观点明确，论据翔实，说理透彻，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