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
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敕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
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集成一代《实录》。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实录》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萧永祺编修，金皇统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辽史》时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党怀英等编修，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也没有颁行。元代在中统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后拟议修辽、金两史。灭亡南宋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义例正统等问题争论未定，长期拖延。直到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则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兼采《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参订编排而成。辽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历年甚长（共296年），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因史料来源相同，故所记仅只互有详略，而重复甚多。前人讥《辽史》编纂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此外，《辽史》中的错讹、疏略及各纪、志、传相互牴牾之处也不少，史笔不够规范，不少人有名无姓，甚至仅载“皇太妃”之类称号，而无姓名。由于辽代的记载流传不多，《辽史》以外，有关的资料极少，因此它成为辽代的惟一史书，更加珍贵。《辽史·营卫志》在二十四史中是独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牧社会的差别。契丹宫帐的四时移动；冬夏捺钵（会议处理政务），春水（捕鹅、钩鱼），秋山（哨鹿），属于草原游牧生活传统，与中原农耕社会不同。《百官志》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属于纪实的做法。
元人修《辽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内仓促完成。发凡起例，欧阳玄是实际负责人。但在修史过程中却多草率从事。苏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未能正视与采纳。甚至对同时修成的宋、辽、金三史，也没有互相进行参考补充。如王称《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改国号大辽。出土碑志，并与《东都事略》相合。而对于更改国号一事，《辽史》却没有记载，可见修辽史的人对史局里已有的资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疏漏、混乱和错误。《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现在通行的百衲本《辽史》虽系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讹错亦多。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刊本，取百衲本为底本，并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进行校注，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
南宋人所著关于辽朝的纪传体史书。二十七卷。旧题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生卒年不详。淳祐七年（1247）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该书。今书前附《进契丹国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显误。论者谓淳熙应为淳祐之讹。然当年及第，即奉诏修书，且于三月以前撰成上进，亦不可信。又有谓淳熙为咸淳之误，咸淳七年（1271）于理较近。该书为南宋人奉敕编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关北朝的资料，与元人所编《辽史》主要根据辽朝《实录》有所不同，虽不免传闻失实之辞，亦存直书不隐之论，足资参考。纪传之外，卷首附《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九主年谱》，末附《蕃将除授职名》《汉宫除授职名》。又收录部分档案材料：石晋降表二、澶渊誓书二、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朝回契丹书、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另有南、北朝馈献礼物单及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对州县及四京本末，周邻的少数民族风俗制度，岁时仪制，都有所记载，并附有宋人人辽行程录。它是宋朝所存有关契丹的材料的总汇。旧有承恩堂本、扫叶山房本及国学文库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林荣贵的校点本，系以元刻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参校的较好版本。
《宋史》
记载宋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书，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国史之类，极为繁富。宋孝宗赵昚在位时的日历，长达两千卷。到南宋晚期，尽管国势衰落，却仍修撰有宋理宗赵昀日历四百七十二册，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度宗赵禥时政记七十八册，宋恭帝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灭亡后，元朝将宋的各种史籍文书五千多册，运至大都国史院，成为元人纂修《宋史》的资料依据。
《宋史》为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惟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
《宋史》的缺点也很明显：其一，由于成书十分仓促，元朝史官对极为丰富的宋史资料，并未认真加工、整理与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径自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拼凑成书。《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错误与混乱，其实是对宋朝官史沿讹袭谬的结果。其二，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资料，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但因宋宁宗赵扩以前的中兴四朝国史较略，而自宋理宗以后，宋人来不及编纂国史，元朝史官又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之类认真搜采与整理，故《宋史》的记述反而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其三，元人修史时，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抗元名将王坚在《宋史》中无传。其四，《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尊崇道学，将变法派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传，南宋权臣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而权奸史弥远祸国殃民，却未列入奸臣传，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低下。
《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并改正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
《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敛、范祖禹三人。刘攽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绝笔。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
《通鉴纪事本末》
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一百四十二卷。作者南宋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精研《资治通鉴》，苦其浩博，难以寻究史事终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概括为二百三十九篇。另有六十六事，附于各篇之后，总计大小三百零五题。去取剪裁，颇为精密。但内容皆属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很少。宋以前史书只有编年、纪传两体，各有短长。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袁枢于两体外，创立纪事本末一体。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成于淳熙元年（1174），三年，初刻于严州郡学。明末，张溥于袁书各篇之后加入自己的评论。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东都事略》
纪传体北宋史。南宋孝宗时王称（以前曾长期误作“王偁”）撰。因为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京，故书名《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宋钦宗赵桓，计帝纪十二卷，为各代帝王在位时的大事记；世家五卷，记叙后妃和宗室；列传一百零五卷，载各种人物共六百九十七人事迹；附录八卷，列举辽、金、夏、西蕃、交阯的情况，没有表和志。
王称的父亲王尝曾在南宋绍兴年间做过实录修撰官，王称继承父业，根据国史、实录，还采用了野史的资料，写成该书。虽然它的内容颇显单薄，但是叙事简明扼要，有些内容为《宋史》所无，或可纠正《宋史》的失误，可与《宋史》互相补充，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资料。清乾隆刊本是该书较好的版本。
《三朝北盟会编》
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后，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后，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于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丁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征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征引的史料，有许多后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于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代史学名著。分甲集、乙集各二十卷。作者李心传，四川井研人，曾纂修宋代《十三朝会要》，特别熟悉当代的史事和典章制度。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写成《朝野杂记》甲集。他在序言里说：“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专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迄壬戌（嘉泰二年），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嘉定九年（1216），又完成了《朝野杂记》乙集。乙集仍按甲集的规模和精神，分门别类，续记朝野诸事。不仅补充了甲集的缺载，而且自嘉泰二年以后的史事亦加搜集汇总，其中有至嘉定七年的。该书将南宋初年以来的事迹，分门编类，甲集分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十三门，乙集少郊庙一门，为十二门。作者虽以杂记为名，但其体例“实同会要”，因而与作者的另一部编年体的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为经纬，互相补充。作者推崇道学，故在两集中载有《道学兴废》和朱熹的事迹。又作者为四川人，所记四川史事甚为翔实。作者广采博录，也间或有失实的地方。该书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有清光绪刊本传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代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作者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三十岁考进士不第，从此绝意于科举，专心从事史学研究。经多年努力，编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便不免因袭旧章，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的。《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要录》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仁寿萧氏刻本和广雅书局刻本传世。
《文献通考》
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作者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博学多才，藏书甚富。马端临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接触到很多的资料，约从三十岁时开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成该书。
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门类失之太宽。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该书有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传世。
《通志》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有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作者郑樵（1104～1162），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郑樵一生勤于著述，曾几次献书。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他携《通志》赴临安，充枢密院编修官。他的著作传世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辑佚本）等。
《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是对刘知几增三志主张的发展。《六书略》《七音略》也是创造。《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对正史《艺文志》有所创新。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也有新意。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他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把阴阳五行的灾祥理论斥为“妖学”，把歪曲历史任情褒贬的修史主张斥为“妄学”，他认为史家应重视实际和学习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并用实际的观察来核实史书的记载。他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虽在校雠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达到这样的水平。《通志》现存世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
《太平御览》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翰林学士李昉奉诏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十三人参预修撰。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总字数四百七十八万四千，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两千五百七十九种。《太平御览》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
该书的编纂，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完成于八年十月。初名《太平总类》，宋太宗赵炅诏改今名。纂辑时，充分运用了皇家的藏书，并多用前代类书为蓝本，修订增删而成。所以《太宗实录》说它是以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编纂而成。《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各种书籍，未必都是宋初尚存、馆阁所储的。但《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已失传，《艺文类聚》只有百卷，《太平御览》就成为现存当时最大的类书。该书卷首载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详记引用诸书名称，共列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实尚未包括所引古诗、古赋、铭、箴等在内。此《纲目》是成书以后好事者所作，已载于南宋刻本。该书纂集宏富，所引用五代以前的文献、古籍，十之八九今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这部书里寻找断篇残简。由于《御览》所据为宋代以前古本，故对现存先秦、汉、唐经史典籍，多能刊正其脱漏错讹。作为循部依类检索古代资料的宝库，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方面，该书体例时有失当，类目亦有重复，引用书名往往错乱，是其不足之处。
该书上海涵芬楼本，为今存最佳版本。1960年，中华书局又用该本重印，为今通行本。
《册府元龟》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采摭铨择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指归。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册府元龟〉题跋》，后其书流人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条数，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太平寰宇记》
宋太宗赵炅时地理总志。二百卷。乐史（930～1007）撰。该书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尚沿用唐朝分天下为十道的区划，记载了各地自前代至宋初的州县沿革、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交通、人物姓氏、土特产等。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二百种。由于所引诸书今多已散佚，故《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对于研究自汉迄宋，特别是唐与五代十国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还首次记录了宋朝绝大多数州郡的主户与客户户口统计，这对于研究宋朝的人口、户籍、阶级状况，也极为珍贵。《太平寰宇记》还记载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户口，有的还区分汉人与蕃人，甚至主户、客户数，对研究宋初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边远地区的经济面貌，也有参考价值。该书有清光绪金陵书局刻本传世，其缺佚部分据日本藏宋刻残本收入《古逸丛书》。
《舆地纪胜》
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父师古，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历任州县官。象之青少年时期，随父遍历江、淮、荆、闽等地。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宝庆元年（1225）前后，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文学，又曾任知县等职，以博学多识著称。仕宦之余，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图经，随时编集，于嘉定十四年（1221）开始综合编纂，州县沿革一般亦以此时为限，约于宝庆三年成书。该书以南宋统治区为限，起行在所临安府，迄剑门军，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六十六，有些府、州分为上下两卷，合计二百卷。每一府、州，一般分为府州沿革（为监司等机构驻地，另叙有关沿革于后）、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间亦变通而有所分合。《舆地纪胜》主要是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的方志、图经编纂而成，对各种方志、图经中的山川、景物、碑刻、诗咏，一概收录，而略于沿革，以符合“纪胜”的要求，受到南宋史学家李焘、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赞赏。王象之对各书记载的异同，加案语进行考订，“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为当时所称。另有《舆地图》十六卷，逐路为卷，尤详于四川各州。《舆地纪胜》宋时有刻本传世，明代曾将其中的《碑记》，辑为《舆地碑记》四卷刻印，其时《舆地纪胜》全书已缺七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时，全书已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亦有缺页。刘文淇（1789～1854）及其子刘毓崧，依据清张鉴、吴兰修的校记、按语，车持谦、许瀚的《舆地碑记》校记，以及史书、文集等，于道光二十七年撰《舆地纪胜校勘记》五十二卷；岑建功（？～1848）于次年撰成的《舆地纪胜补缺》十卷，基本上是据各书所引《舆地纪胜》的原文辑录而成，两书对《舆地纪胜》的整理，甚为有益。《舆地纪胜》引用的大量方志、图经，绝大部分早已散佚，所引《高宗圣政》《孝宗圣政》《中兴遗史》等，亦已早佚。该书保存了不少史料，对研究宋史，尤其宋代地理，颇有裨益。该书有清道光岑氏刊本传世。
《东京梦华录》
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宋孟元老撰。元老号幽兰居士，原名盂钺，曾任开封府仪曹，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居里及其余仕履俱不详。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晚年追忆昔日旧京的繁盛，写成《东京梦华录》十卷，录内分别记载东京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诸街夜市，反映出当时都城官、私手工业作坊、商业、文化，交通的发达情况和东京的风貌。
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当时东京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并辟《京瓦伎艺》一目，详述了勾栏诸棚的盛况，及各艺人的专长。该书对宫廷教坊、军籍、男女乐工、骑手、球队也作了描绘，特别是春日宫廷女子马球队在宝津楼下的献艺，还有火药应用于“神鬼”“哑杂剧”中增加效果等，给中国“百艺”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书中关于诸宫调的渊源，诸艺的名称，讲史、小说的分类等，也受到研究中国戏曲、小说和杂技史的学者的重视。
《金史》
纪录金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脱脱（1314～1355）主编。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后附《金国语解》一卷。
《金史》纂修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统二年（1261），议修辽、金二史。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终因体例无法确定而不能成书。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翰林学士欧阳玄等六人为总裁官，主持修纂。五年十月，辽、金、宋三史告成。元人修《金史》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金代实录，包括完颜勖所撰《始祖以下十帝实录》三卷，以及《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实录》《世宗实录》《章宗实录》《宣宗实录》等。惟卫绍王无实录，现存的材料是由王鹗多方收集而来。金末的事迹则多取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和刘祁《归潜志》、王鹗《汝南遗事》、杨奂《天兴近鉴》等。由于《金史》依据比较完整的《实录》，经元好问、王鹗等补充，元初以来又经几次修撰，实际上是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卒成书不同，故在三史之中号称最善。它仿效《魏书·序纪》的办法，首作《世纪》一卷，记序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女真部兴起的历史。又在卷十九作《世纪补》一卷，为金熙宗完颜亶的父亲宗峻、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宗尧、金章宗完颜圻的父亲允恭作传而附列于本纪，是《金史》的特点。《交聘表》详细记载金与宋、西夏、高丽的使臣往来。传记中有关诸人参预的同一事件，则在首要人物的传中详见事实本末，其他传中则旁参侧见，避免重述。但是，《金史》也存在一些记事互相矛盾、重叠，史实错误、疏略，年次颠倒脱舛，人地名混乱和记述战事则扬胜讳败的现象。清人施国祁尽毕生精力著《金史详校》十卷，校勘和考订《金史》四千余条，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金史》于元至正年间刻成。明代有南北两监本，清有武英殿本。清乾隆间，四库馆臣校勘武英殿本将地名、人名等译名任意改译，造成混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金史》，是以元至正刊一百三十五卷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后来的复刻本）影印的。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金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并与监本、殿本参考，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大金国志》
记述金代史事的纪传体史籍。四十卷。题宋宇文懋昭撰。全书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一卷，文学翰苑二卷，楚国张邦昌录和齐国刘豫录各一卷，册文等一卷，天文、地理、制度、风俗等七卷，许奉使行程录一卷。书前有《经进大金国志表》，表末署“宋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五日，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臣宇文懋昭上表”。但据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分析，该书应是伪托宇文懋昭之名，杂采诸书，排比而成。进书表称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该书，而本月十日金亡国，五天时间当然不能草成进献。撰者既为宋臣，而对宋事毫无避讳，也是明显的矛盾。书中对宋、金两国直书其号，而称元朝为“大朝”，元使为“天使”，元兵作“大军”，颇似元人著述。其间《文学翰苑传》二卷，显然脱胎于元好问所著《中州集》小传。卷四十《许奉使行程录》又取自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总之，该书是缀集诸书而成，编者当系元中叶书铺中人。在编纂体例上有冗杂失次，轻信伪书的缺陷。尽管如此，它将金太祖完颜旻至哀宗共一百一十七年金国事迹裒集汇次，保存了不少史料。所载制度、服色等或为他书所不载。可与《金史》相参考，是研究金史的重要著作。有《扫叶山房》、《国学基本丛书》等印本。
《元史》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祎（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埙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一是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二是《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做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三是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人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元朝秘史》
13世纪蒙古国官修的史书。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此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识“鼠儿年七月”“写毕”，对这一年份，学界有不同解释，分别认为是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书中记载成吉思汗先人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不是一次成书，而是经过续修的。原文早已散失，在罗藏丹津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中还能找到三分之二左右的佚文，但已经过不少改写，并非全是原貌。现存的文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二卷，《永乐大典》收录本则分十五卷，所以现行本有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二百八十二节，学界一般都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1936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不仅影印了质量较好的顾广圻监抄本，还配有四十一页明刻本残页，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书中突出描述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记载蒙古国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在这部书中包含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涉及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典籍。元代的《圣武亲征录》和波斯蒙古汗廷史官修撰的《史集》，很多材料都与这部书相同，可资相互印证。但是，书中对某些年代和史实的记载不确切，有的错乱。作者是褒扬成吉思汗皇家的，特别倾向于维护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后人的统治权利。
《元朝秘史》是13世纪古蒙古语的典范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和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明翰林译员在对每个单词加注的傍译中保存了蒙古语古词义，标示了数、格、时制、人称变位等语法形式。如“骟马每自的行”，“每”（们）表示复数，“自的行”表示自返宾格，意思是“把自己的一些骟马”；又如“气力与我”，“与我”表示动词“与”（给予）的第一人称变位，意思是“（我）出力”“（我）效劳”。依靠这种傍译，许多古蒙古语词语今天才有可能得到正确解释。音写蒙古语的汉字准确地反映了原文的语音，形成了一套周密的音标体系。如，用匣、晓母字的声母表示蒙古语h辅音，而傍注“中”字便表示q辅音（例忽hu，中忽qu）；以来母字声母表示1辅音，而傍注“舌”字便表示r辅音（例：列：le，舌列re）；闭音节收尾辅音用小字标出（例：阿惕aI，答勒dal）等等。这部书在历史语文学上的研究价值是很高的。
书中收入了一些传说故事，有许多韵文和使用文学手法的描写，语言和形象富有草原民族特色。学界公认《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经典作品。
清以来，中国学者不断从事《元朝秘史》的研究，有史地考证、版本源流研究、笺证注释等方面的论著，还有两三种现代汉语译本。《元朝秘史》从19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现在，日、法、德、俄、英、美、匈牙利、捷克、蒙古、芬兰、澳大利亚、波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都有研究《元朝秘史》的学者。该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日、俄、德、法、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欧美学者治《元朝秘史》，多以语言研究为主，训诂、语法分析、语音复原的论著较多，日本则兼顾历史和语文，研究方面比较广阔。据粗略统计，国内外发表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各种论著，包括音写和译注，已达三百项以上，作者有百余人。《元朝秘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元典章》
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在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史遵循的依据。《元典章》就是地方胥吏勷抄法令的一种坊刻本。
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共六十卷，记事至延祐七年为止；又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治二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日、二千三百九十一条。这种编排体例属于《唐六典》类型，而且很可能与当时的官衙架阁书档分类有关。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有关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封建的身分等级制、对民众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划分等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地产、土地买卖、租佃等有关土地关系的资料，对研究封建制度十分重要。户计文档提供了关于元代居民结构和居民对国家的封建义务的重要资料。元朝的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在书中有清楚的反映。各种差发科敛都有详细的记载。名目繁多的捐税文档，不仅记载课税制度，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许多细节。有关钞法、物价和钱债的各条，提供了元代币制、货币流通和高利贷盘剥的具体情况。这些都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吏部各卷中收有关于元代官僚制度的大量文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系统的资料可查。全书中篇幅最大的是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大量的诉讼文字和判例从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生活，尽管元廷镇压和防范，人民的反抗连绵不断；贪赃枉法屡见不鲜，揭示了元朝统治的腐朽；各式各样的犯罪活动，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社会心理、风习的特点。这些都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过程。《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能在《元典章》中得到更为详细明确的印证或补充。现存的有关元代社会的各种史料，可以说以《元典章》最为丰富、集中和具体生动。
对元代法制，时人曾有“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议论。《元典章》中单项法令、个别指令和判例多，作为普遍定制的法律条文少，正反映这种法制特点。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书中元代俗体字很多，从中能够看出当时社会上企图简化汉字的自发趋向。
明以来，《元典章》有多种传抄本。1908年，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民国年间，在北平故宫发现了元刻本。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了这部元刻本，使《元典章》得以原貌重新问世。
国内外对《元典章》的研究很重视，很广泛，1931年，陈垣有《元典章校补释例》发表。日本学界研究《元典章》的大小论著为数不少。岩村忍、田中谦二有校本《元典章·刑部》出版。京都大学曾组织专门的《元典章》研究班。
《大元大一统志》
元朝官修地理总志。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由札马剌丁、虞应龙等开始编纂，于三十一年完成初修稿七百五十五卷。稍后又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因而继续重修，由孛兰盼、岳铉等主其事，至成宗大德七年（1303）全书始正式告成，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成后，藏于秘府，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始由杭州刻版，许有壬为之序。
该书所志各路、州、县事，继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成例，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门；所用资料，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北方诸省则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内容广泛，包罗详备，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舆地书。元文宗时纂修《经世大典》，其“都邑”等目即以该书为据。《大明一统志》亦以该书为蓝本。明《文渊阁书目》著录有《大元一统志》两部：一部一百八十二册，一部六百册，均未书卷数，后者同于大德七年成书之册数，当为足本，证明嘉靖时该书全本尚存，后逐渐散佚。
现残存之《大元大一统志》，据北京图书馆和私家所藏，及《辽海丛书》、《玄览堂丛书》所录，仅得残本四十四卷，尚不及原书百分之五，其中原卷还有的不全或只存二三页。
明清史籍中颇多引录该书之遗文，以《永乐大典》为最。今影印《永乐大典》残本中，还保存了大量《大元一统志》遗文。明代官修地理书《明一统志》《寰宇通志》亦间加引用。《辽东志》《满洲源流考》《热河志》《乾隆盛京通志》《蒙古游牧记》《嘉庆四川通志》《湖北通志》《乾隆东昌府志》《嘉庆延安府志》《日下旧闻考》《愚谷文存》诸书所引，疑多为前人从《永乐大典》转录者。近人金毓黻曾搜集整理，刊有《大元大一统志》残本十五卷，辑本四卷。赵万里又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各家抄本与群书所引，汇辑为一书，分编十卷，题为《元一统志》，可略见原书规模。
《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人物传记资料选编。元苏天爵编，十五卷，原题《国朝名臣事略》。书前有天历二年（1329）序，故成书不得晚于此时。全书有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四十七人的传记，前四卷收蒙古、色目十二人，后十一卷收汉人三十五人。该书仿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直接利用诸家文集中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又不像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按事选辑有关人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记载，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弃去重复和芜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的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祖先功业卓著者，在正文下用小字摘注其事迹。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这是中国传记类史籍中一种创新的体裁。全书共引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选自元初著名文人王鹗、王磐、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他们的文集今已不存，若干名篇赖该书得以保存，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和据它翻刻的几个版本脱误甚多，加上专名经过改译，面貌全非。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的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是该书最好的版本。
《事林广记》
“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南宋末年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陈元靓撰，经元代和明初人翻刻时增补。元靓可能是建阳（今属福建）麻沙书坊雇佣的编书人。
《事林广记》门类广泛，天文、地理、政刑、社会、文学、游艺，无所不包。它的特点有二：包含较多的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材料，例如收录当时城市社会中流行的“切口语”和各种告状纸的写法以及运算用的“累算数法”“九九算法”等。插图很多，其中的“北双陆盘马制度”“圆社摸场图”等，是对于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情景的生动描绘。它开辟了后来类书图文兼重的途径，明代的《三才图会》、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受其影响。
该书问世以后，在民间流传很广，自南宋末到明代初期，书坊不断翻刻。每次翻刻，又都增补一些新内容。如“历代纪年”一门，元朝的翻刻本增添了元朝初期的帝号，明初的翻刻本又延续到元朝覆亡为止。疆域和官制，也因改朝换代在各个版次中有所反映。现在能见到的《事林广记》已有六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早的一种是元至顺年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中华书局曾于1963年影印。此外还有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的元泰定二年（1325）本。这两个版本中都有大量元代社会生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资料。
《庚申外史》
记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期（1333～1368）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又名《庚申帝史外闻见录》、《庚申大事记》。庚申帝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因生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庚申年，故名。分上下两卷。元末明初人权衡著。权衡，江西吉安人，字以制，号葛溪，元末隐居彰德黄华山（今河南林县境）。明洪武四年（1371）后，寓居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该书约著成于洪武初年。作者生当元末，又居住在中原地区，耳闻目睹元末朝廷政事、农民起义情况，所记较客观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记载亦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记载尤其翔实，如所述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作者对元末黑暗统治十分不满，对农民起义常寄予同情。
洪武三年续修《元史》时，史馆征得该书，作为撰写顺帝本纪及元末一些大臣、大将的列传的素材。《庚申外史》现存版本较多，主要有《宝颜堂秘笈》《海山仙馆丛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豫章丛书》本等。
《辍耕录》
有关元朝史事的札记。一名《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著。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自幼刻苦攻读，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工诗文，善书画。元末兵起，避乱松江华亭，耕作之余，随手札记。元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整理，得其中精粹五百八十余条，分类汇编成书。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作者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状况，多为耳闻目睹，因而所记较真实。作者对元末黑暗统治揭露甚多，如《权臣擅权》《讥省台》《醉太平小令》等条；对农民起义的记述比较客观，如《旗联》《刑赏失宜》等条；在《叙画》《杂剧曲名》《燕南芝庵先生唱论》《论诗》《历代医师》等条中，对书画、戏曲、诗词、医学等方面，都有严密的考证和独到的见解。民间习俗、民谣如《扶箕诗》《松江官号》等条，生产状况如《黄道婆》等多方面的记载，也为研究元代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素材。《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和明刻本多种。1958年中华书局据影刻元本断句后重印。
《红册》
元朝藏文史籍。公哥朵儿只（1309～1365）著。书名以蒙语题为《忽兰·迭卜帖儿》，或以藏语习称该书为《迭卜帖儿·麻儿卜》。二者都是“红色书册”的意思。《红册》始撰于丙戌年（1346，至正六年），成书于癸卯年（1363，至正二十三年）。《红册》的内容，民族出版社本将它分为二十六章，日译本则分为八章。该书受吐蕃佛教史籍传统的影响，从首创佛教的印度开始，记述了古老的传说、佛法的承递、印度的王统。其次是记述汉地周昭王（因释迦牟尼诞生于这时）开始的王统、唐代诸帝和吐蕃的历史、五代至元灭南宋的帝系。第三为弥雅（西夏）的历史。第四为蒙古的王统，记述至元亡为止，元末部分当是后人所增补。以下是藏族本身的历史：前一部分是吐蕃的王统，佛教的传播，纳里的佛教和政权等；后一部分是萨斯迦、噶当、噶举、噶玛、伯木古鲁、必力公、搽里八等教派的源流、世系和有关历史。《红册》的这种修史体裁一直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沿用。
公哥朵儿只出身于贵族家庭，十五岁即世袭乌思藏十三万户中搽里八万户之长。泰定二年（1325），曾进京朝觐泰定帝，受赐银印，令统搽里八人众。他任万户长三十年，由于同新兴势力伯木古鲁派大司徒赏竺监藏斗争失败，至正十二年（1352），只得将万户长位让与其弟，出家为僧，法名杰瓦罗古罗思（dGe-bahi bLogros），受元封为司徒。他热心纂述，曾迎请沙鲁寺高僧布思端（Bu-stonrinpo-ehe）编校了一部二百六十卷的搽里八金银书甘珠尔（藏文大藏经典部）。公哥朵儿只还著有《搽里八甘珠尔目录白册》、《红册增补本智者夺魂》、《王统记花册》、《贡塘剌麻让吉传》、《思满蓝朵儿只传》等。搽里八万户曾照藏族习俗编纂过一部法典，可能也出于他之手。
元朝实现全国的统一，便利了各族人民的交流，开扩了藏族历史学者的眼界和史料来源。至元二十二年（1285），宋祁的《新唐书·吐蕃传》和范祖禹的《资治通鉴·唐纪》被译成藏文，泰定二年由亦磷真乞剌思国师刊行，是《红册》中唐代吐蕃史的主要依据，它所保存的这部分史料也被后出的《青册》和《智者喜宴》所引用。有关蒙古史事和元代帝系的记载，作者自称出于内府秘籍《也可脱卜赤颜》。布思端（又译布顿）于至顺三年（1332）写成的《吐蕃佛教源流》（旧译《善逝教法史》），为撰写《红册》中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材料。
《红册》以抄本流传，传世甚少。1961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排印本。1964年出版了日译本。198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东嘎。洛桑赤列校订的藏文排印本，此本根据国内外七个本子合校，其中西藏自治区档案局所藏两个抄本有四十多页的内容为其他抄本所缺，可以说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1989年出版了汉文译本。
《世界征服者史》
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撰者为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1226～1283）。
志费尼先世仕于花剌子模王朝。花刺子模亡，其父归降蒙古，被任为呼罗珊等州财政官。志费尼本人长期担任蒙古国阿母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数次随从阿儿浑赴蒙古朝见大汗。该书是志费尼1252～1253年在蒙古国都城哈刺和林（即和林）期间开始撰写的，他时断时续地写了八九年，60年代初搁笔。因担任伊利汗国报达省长官，公务繁忙，未能写完。伊朗学者卡兹维尼将该书分为三卷，第一、二卷为原书上卷，第三卷是原书未完成的下卷。
该书第一卷共四十一章，主要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窝阔台、贵由、术赤、拔都、察合台等的事迹。其中第五至七章则为畏兀儿史，第八至十章为哈刺契丹末期史。第二卷共三十二章，第一至二十五章为花刺子模王朝史（其中第十章为哈刺契丹史），第二十六至三十一章记1229至1256年初统治波斯地区的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等）历史。第三卷共十六章。前七章为拖雷、蒙哥、旭烈兀史，后九章记亦思马因派王朝史。
该书是研究13世纪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是第一卷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史，第二卷二十六至三十一章波斯地区蒙古长官史，以及第三卷前七章拖雷、蒙哥、旭烈兀史。因为这些部分都是作者根据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后出的历史著作如拉施都丁《史集》、巴尔·赫布雷乌斯的《世界史略》等，都大段地采用该书上述各部分。此外，第一卷的畏兀儿史，第二卷的花刺子模王朝史，第一、二卷中有关哈刺契丹（西辽）史的记述，对研究畏兀儿史、中亚史、西辽史也有重要价值。
该书文体华丽，往往雕琢过甚，文意晦涩，颂扬真主之类的文词又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
留存至今的波斯文抄本散见于法国、英国、伊朗等国，其中最古老、最好的抄本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290年抄本。卡兹维尼从1906年起利用巴黎图书馆所藏七种波斯文抄本进行校勘，以1290年抄本为底本，1912年出版了集校本第一卷，1916年出版了第二卷。后来他又增加另外七种波斯文抄本，共用十四种抄本校勘第三卷，于1937年出版。一、二、三卷被收载为莱顿一伦敦出版的《吉布纪念丛书》第十六卷第一至三分册。卡兹维尼在其集校本第一卷中用波斯文写了一篇长序，广泛利用波斯、阿拉伯文资料对志费尼的家世、生平以及本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卡兹维尼的集校本，尽管有个别处尚可改进，但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38至1958年，英国学者波伊勒根据卡兹维尼集校本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广泛汲取了巴托尔德、伯希和、柯立甫等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了大量注释。译文质量、译名对音以及注释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史集》
14世纪初用波斯文写成的世界通史性的巨著。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1247？～1317）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纂，历时十年编成。全书原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蒙古史》，第二部为《世界史》，第三部为《世界地志》。但留传至今的只有前两部和一个残缺不全的附编：《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
该书第一部（《蒙古史》）包括第一至三卷，分别记述了乌古思及起源于乌古思亲属、后裔的各部落、民族，札刺亦儿、塔塔儿等十九个部落，克烈、乃蛮、汪古、唐兀、畏兀儿、吉利吉思等九个大部族，自古以来就称为蒙古的诸部落，成吉思汗先祖纪和1155-1227年的成吉思汗纪及同时代的亚洲、北非各国君主传，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成吉思汗训言、军队编制，波斯伊利汗以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史以及旭烈兀至合赞诸伊利汗史。
第二部为《世界史》，包括第四至七卷，分别记述了波斯古代诸帝王史迄萨珊王朝之衰亡，以及先知穆罕默德传，阿布·伯克尔以迄穆斯塔辛诸哈里发史，波斯后期伊斯兰教诸王朝史，包括哥疾宁、塞尔柱、花刺子模、撒勒噶尔、亦思马因派等王朝史，突厥、中华、犹太、拂郎、印度等民族的历史。
拉施都丁是该书的主编和主要执笔者，在他领导下有许多人参加编纂工作。他亲自编写了突厥蒙古部族志、成吉思汗先祖纪、成吉思汗纪等部分。他编写时，利用了当时已有的波斯、阿拉伯文著作：马合木·可失哈里《突厥语辞典》、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额昔儿《全史》等，还利用了蒙古史书《阿勒坛·帖卜迭儿》（Altan Debter，意译为《金册》）等伊利汗宫廷资料。除文献资料外，拉施都丁还直接请教中国、印度、畏兀儿、蒙古等各民族学者、贵人们。该书第一、第二卷根据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丞相的口述加进了大量重要史实。
该书第一部（《蒙古史》）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14世纪初以前的蒙古族史的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游牧部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其中对13世纪以前蒙古地区各游牧部落及其重要人物的记载，对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各代大汗的记载，对四大汗国历史的记载，等等，包含有许多为《蒙古秘史》和汉籍上所无的重要资料或不同记载。第二部（《世界史》）的史料价值则远不如第一部。
留传至今的该书波斯文抄本十多种分散在英、法、德、奥、伊朗、土耳其·等国，其中最古老、最好的为伊斯坦布尔1317年抄本，德黑兰本、伦敦本、塔什干本也较好。
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学者一再对各部分进行校勘、翻译、注释和研究。1836年，法国学者卡特麦尔（1782～1857）发表了该书《旭烈兀传》的研究著作，包含有以巴黎抄本为底本经过校勘的波斯原文、法译文、详细的注释和一篇很长的拉施都丁传。1858～1888年，俄国学者贝勒津将该书第一卷即《部族志》、《成吉思汗先祖及成吉思汗纪》的波斯原文经过校勘后，连同俄译文和注释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五、第七、第十三、第十五册上。但他所利用的波斯文底本是最差的抄本。清末学者洪钧曾于19世纪90年代初根据别列津俄译文将《成吉思汗先祖及成吉思汗纪》转译为汉文，收在他的《元史译文证补》中。1910年，法国学者伯劳舍发表了题为《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的研究著作。1911年，他又刊布了《史集》第二卷的波斯文校勘本。由于他所利用的底本巴黎本不佳，他的学术修养又差，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校勘本及研究著作评价均不高。1946、1952、1960年，苏联科学院先后出版了该书第三、第一、第二卷俄译本。俄译本系据塔什干本、伊斯坦布尔本等七种抄本的波斯原文集校稿译出，并加了大量注释。1957、1965和1980年，苏联又先后刊布了该书第三卷、第一卷上册和第二卷前一部分的波斯原文集校本。
奥地利学者雅恩于1940年刊布了第三卷中的《合赞汗史》波斯文校勘本。1951年出版了第二部第七卷中的《拂郎史》波斯原文和法文译注；1969年出版了同卷中的《乌古思史》德文译文；1971年出版了同卷中的《中华史》波斯原文和德文译文。同年，英国学者波伊勒出版了该书第二卷英文译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