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我现在是一个商人。我知道我的现在与溃口那时的生活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我现在被撸了，雪个镇的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现在主持一个叫桑田的工贸公司，我当镇委书记的往事像一个梦境。然而那是真的。它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在三十六岁之前。我知道溃口了，每个朝代都会溃口，我们这儿，就明清两朝溃口便不下二十次。这不算什么。乾隆十六年和咸丰二年两次大溃口，两位皇帝都进行了重新堵口复堤的朱批，然后革职一批，然后“钦此”。就是这么，成为我们这水患之地的历史。如今我被革职了，原因是溃口。从溃口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我自己的留任没抱多大幻想。口迟早是要溃的，我没想到是今天。我在想我如果离开了雪个镇，溃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想我大约也就一两年便离开这里了。我要去县里。只要走上这一条路，谁都想往上面去，被提升，一级又一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现在不能走那条路了，过去的事就恍若梦中而又历历在目。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喝止那样的灾难，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为什么呢？报纸和电视也无法喝止，他们只能报道。谁都不能喝止，恕我直言，许许多多的地方官吏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责任了。
我说的当然是我们这些人，非常微小的人物。
事情让我碰上了。
当然是一种偶然。
那一天，大堤上空飞着成千上万只蜻蜓。多么壮观啊，河堤外是水，垸子里是水，就一条岌岌可危的大堤了，在两边的大水中，它趴伏在那里，挤满了呼天抢地的人，挤满猪、鸡、鸭、驴子、耕牛和家具、门窗和一些横七竖八的临时搭起的棚子。
在我们乡下，蜻蜓是很多的，但我没想到在溃口那天（以至一连数天）会有那么多蜻蜓，而蜻蜓不飞在水面上，只云集在大堤的上空，好生奇怪。堤怎么蜿蜒，蜻蜓群就怎么蜿蜒；在堤的上空，有一条蜻蜓的堤，是一条堤的幻影。这像征着什么呢？我无法弄懂它，我只是目瞪口呆。凌晨四点钟，县委书记骆金贵在溃口现场绝望地宣布：放弃堵口。我便看到了我们头顶像长龙蜿蜒的蜻蜓开始向大堤聚集了。我对骆书记说：救生艇怎么还没到呢？我卷起了裤腿。我准备去救人。
现在，我要说到溃口那天晚上的事情了。那天晚上如此的平静。对于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漫漫河水，是我们那儿的夏日景色，很平常。然后我们就防汛。县里要派人来。那天，在李拐哨棚指挥防汛的有汪伟华，县土地局副局长；谭天，副镇长；来胜兵，李拐乡副乡长；戚彬，乡水管员。李拐乡那段并不是很险的险段，可事故总是在这样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出现。
那天汪局长刚从县里来，是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议回来的。他是第一副局长，在土地局是实权人物，因他的姐夫是组织部部长陈光芒。这都清楚。他回来了，是车送来的，刚好谭天也在这儿，他说他是恰巧在那儿，其实早就“猴”在那儿了。李拐乡副乡长来胜兵是个花大虫。乡里的几个发廊他是不沾的（鬼知道！）他明白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但对河的两个镇桑镇和麻镇没有哪一个发廊不认识他的，都知道他是李拐乡的副乡长；哪个发廊新到了个小姐，哪个发廊走了谁，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的这个小毛病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他干工作还不错，所以……来胜兵与谭天是哥们，年纪都不大，三十多岁，精力过盛，又当了点小官，更加为所欲为，巴不得找五六个女人做老婆，汪局长年纪大些，瘦些，但一经试探，发现都有共同的爱好。汪局长问了有没有险情，有几次险情，冒水花是清水是浑水之后，就打哈欠。
“到对河宵夜去。”李拐乡的花大虫来胜兵以主人的姿态邀请他们。汪伟华知道对河意味着什么，那两个人好说，谭与来，但水管员小戚得甩掉，一是他太小，才二十多岁，二是他跟他们非同道人，容易出事。但是来胜兵那天没有会过来，汪局长暗示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明白，才把小戚支走，让他去巡视另几个哨棚查夜去了。
以下的事就是我的猜想了。
然后他们三个人过渡去了桑镇，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叫了一个乌龟炉子，冒着滚滚的热汗在炉子前捞乌龟吃，喝酒。再然后，就是敲发廊的门去按摩了。他们正按得快活时，李拐乡的李拐湾就溃口了。
有两个提着马灯的巡堤人（其中有一个拿着锣准备随时报警的），在垸里的堤脚下看到有一个地方冒水花，先是清水，后是浑水；先小后大。先是一处，后是两处，三处。“做什么呀？”他们在想，水就齐了他们的脚踝。这两个死×，就这样蹚着水上了堤，也不会喊了，连锣也不会敲了。他们高举着马灯，看水怎么越涌越大，看堤怎么倒了。堤一倒，水就往垸内灌。水面与垸内有六米的落差，那还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千里大堤，水束得紧，有一处泄点，水不都往这里挤！堤溃的速度比他们跑的速度还快。两个死×就没命地跑啊跑啊。跑了百多米，堤也溃了百多米。这两个死×自己跑了，站定了，看堤再没溃，就坐在堤上。你说，他们喊吧，他们打锣吧，李拐乡的哨棚就在前面不远。他们是不是没想起来，是不是见哨棚里没有灯光以为那些领导都睡了？总之，他们在溃口处惊心动魄的水流声中抽起烟来。他们两个对火，其中一个还说，要成汪洋大海了。人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吓傻了，谁都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事，两个死×就抽烟。这时有汽车开过来了，断口的这头有汽车，那头也有汽车，一照，怎么堤断了，水哗哗流，流得白雾腾腾？于是就按喇叭，就看见有两个人坐在水边抽烟。抽烟的俩死×见汽车来了，打的车灯把他们的眼都照花了，又听见喇叭声，惊醒了，从地上爬起来就敲锣喊：
“倒口啦！倒口啦！”
这两个狗杂种！
首当其冲的是李拐湾三组的几户。喊倒口的时候有两户人家早就冲得没影了，成了新鬼，提前死了——人都要死的，若干年后（哪个年代）人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我们都死了，只是溃口淹死的比我们早了几年，成为冤魂，一梦中就呜呼哀哉了。
据说是小戚最先到这里，他叫了一辆汽车堵口，汽车司机说车是私人的，堵口了车以后谁赔？小戚当然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我赔，说十八万人的命值钱还是你这辆农用车值钱？十八万哪，那时候是深夜一点五十分。车就往溃口处开去了，司机发动了车就跳下来。车一开进去就被水冲得无影无踪。然后他要人打电话，问哪个有手机。有一个司机有手机。这样就拨通了县防汛指挥部，还打了110.这时候，水声如雷，垸子里也有了响动，有高音喇叭在喊倒口了，倒口了，有锣，有人喊叫的声音。有几个精明的人就在堤上堆了从人家的屋后搬来的柴草，在堤上燃起了几堆大火。火光冲天，锣声当当，会水的人在水中就挣扎着朝有火光的地方游。因为人在水中一冲，加上半夜三更，人就没有了方向，看见远处有大火，就晓得那是堤了，就顺火游过来。那些从水中爬上来的人就像水鬼，半夜三更，的确一个个像水鬼。我是三点多时到达现场的，我看见那些像水鬼一样爬上来的人，呼天抢地。堤边到处都是跪着哭着喊着菩萨保佑的人。整个雪个镇垸内，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地界上，到处是那种塌了天的喊声。到处是抢财产了逃生的人，牵猪的人，扛粮食和箱子、背老人与小孩的人，到处是哭叫声。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在半夜，灾难就偷偷摸摸来了。灾难总在半夜偷偷摸摸出现，溃口也好，地震也好。灾难是魔鬼，是邪物，不敢堂堂正正在阳光下出现。
我去的时候已经掼下了七、八辆汽车，不行了。后来，县委书记骆金贵也赶到了。他跟我握了握手，指挥了约二十分钟的抢险，说了四个字：回天乏术，就要大家放弃了堵口。他与县里联系，不停地用手机接受省防指（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命令，后来他向我们传达了省委书记的指示，也是四个字：救命第一。
后来，直升飞机就到了，开始向水里投救生衣。
这场水来得巧，当时刚好有一个解放军的防汛车队经过我们镇的省道，导致牺牲了八位指战员，这太冤了。因事情与我要叙述的没有什么关系，只好绕开。我现在要说到凌晨两点多钟被电话闹醒后的事。我刚刚睡，大约只有两个小时，为防汛，我差不多半个月没睡个好觉了。有几处险段，得时常跑，但李拐乡不是险段。直说了吧，我十点钟从雪个湖度假村回家的。当然雪个湖度假村不靠河堤，靠的是雪个湖和雪个山，那儿在我们镇最西头。度假村县税务局有个会在那儿召开，局长是我高中同学，那我不去看看。无论水涨得多高，我也得去尽地主之谊，请他们一顿。然后他们拖我打麻将，我说这可不能干。度假村有十几位小姐，全给他们派了。我的那位同学局长说，你就不走嘛。我说不走我给你守门啊？万一堤上出事了又捅出我打麻将，那不把我弄得全国有名？那天我的同学就说，到县里搞个局长去算了，省得年年防汛担惊受怕。这事，其实我的同学已给我帮了不少忙，找骆书记。我也送了不少钱物（有啥办法）。另外，为啥修这个度假村，也当然想到联系上头方便，后来果然，上上下下的都混得很熟了。还有省里来的一些厅局长。修度假村，在我们县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可是我干成了。就这一个度假村，谁不往这儿跑。就在出事的那天，骆书记的老丈人还住在度假村钓鱼呢。骆书记不是本县人，他的老丈人也不是本县人。有一次我到骆书记安在市里的家去，见他老丈人与他们住在一起。骆书记十天半月回市里一趟，肯定不愿那老丈人与他住在一起，我听骆书记爱人说她爸喜欢钓鱼，我当然就投其所好啦，这是很自然的，我说让伯伯到我们雪个湖度假村去住些时，开了门坐在阳台上就可以钓鱼。那儿有空调，有人照顾起居，还有医生，可以每天量血压。就这样，我硬是派车把那老家伙接到雪个湖来了，给他专门安排了一间好房（按市价每天二百八十元）。这事刚开始没让骆书记知道。有一次开会骆书记对我说，我那老泰山在你那儿？我说钓钓鱼嘛，修身养性我那地方还是可以的。虽然偏僻了点，条件也有限。骆书记就没说什么了。我还要他说什么呢，要他说谢谢？癞蛤蟆吃萤火虫，心知肚明的事。
我听到李拐湾溃口了当时头就炸了，只有一个想法：“完了！”也庆幸没被他们拖着打麻将，真是长了后眼。现在看来这后眼也白长啦，没用啦。我爬起来太急，本来多日没睡，刚刚睡着就发生了这事，我感觉天旋地转。我知道，大祸临头了，这预感非常强烈。只能想到我自己的命运，任何一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只能这么想，因为我的身份太微弱。话又说回来，就是身份显赫的人，他就不想到自己吗？但我的大脑深处还是清醒的，我抓起手机开始拨号，而第一个电话就是度假村的老板丁明。这老板是浙江人，讲着一口蒋介石的普通话，说话也爱带娘稀匹。我对这娘稀匹说，快逃命吧，伙计，溃口了。你先把保险柜放下，给我将骆书记的老泰山安全送到堤上来，否则……余下的我就不说了，也没问我那开会的同学他们一大帮人，还有那十几个漂漂亮亮的小姐。
我想他们肯定乱作一团啦。那么我自己的家呢？估计从李拐湾来的洪水到雪个镇上大约有几个小时，我对老婆说，只把细软金银存折拿上。这镇上你是第二个知道溃口的，我是第一个。你锁了门就走，千万不要让别人来帮咱们抢东西，记住了吗？那么多东西，人家帮你抢了也就说出去了。我才当了不到三年的镇委书记，我并不是一个很贪的人，也不想大玩权钱交易，我时常提醒自己，栽也别在这点芝麻大的官上栽。我还年轻，我有远大的抱负，我有才干，我自认我的工作能力与政策水平是相当突出的。所以我对许多事保持着警惕与克制。但是，无形之中我家里就堆得满满的了。光毛毯就有十多床，酒，油，芙蓉王云烟王和中华硬盒软盒。我不抽烟，有些送人了，给兄弟姐妹了，有些连送也懒得送。因为我恐惧我的前途就此完了，我就说：“让它们流走吧，流走吧。”
隐隐约约的洪水声如雷贯耳。我的老婆，我的女儿及我的妈都起来了，在我下楼的时候，她们正在向三楼转移东西。我说：“车可能就要来了，你们快走吧，我顾不得你们了。”
我找镇里要了两个车（一个坐我，一个运她们），为避免失误，我还找镇大楚机械厂要了个车，说帮我送送我老母亲。我下了楼镇里的广播就响了起来：“李拐湾有险情，李拐湾有险情，希望大家赶快转移，希望大家赶快转移……”
“他妈的！”我骂了一句。这通知肯定是管宣传的卞书记拟的，他为什么不直说溃口呢？他总是把大事往小处说，捏着自己的鼻子哄自己的眼睛。就这个通知，又要冤死多少犹犹豫豫不肯走的人。什么样的险情？小管涌？大管涌？解放军堵到了吗？不清。电视上天天在播大管涌小管涌各类险情，大家见怪不怪，以为又是喊狼来了。这狗日的老卞！
狼真的来了！
我来到了溃口那儿，我在想，汪局长谭镇长来乡长你们都到哪儿去了呢？这儿不是险段，不是重中之重，可你们不能脱岗啊。要完大家一起完吧。我心里闪过一丝庆幸，有人陪斩，好像压力就轻了。殊不知，那三个家伙正从小姐的怀里出来，往街口一站就看到了头顶上轰轰隆隆的直升飞机，机头上的探照灯把夜空割得惨兮兮的，一架、两架、三架……“我的妈呀！”先是汪局长喊的，后来都喊起来了。在渡口，水也流得急了。水似乎在倒流。他们看见对河一片哭喊声，白花花的溃口和火光和乱糟糟的人群。于是汪局长就哭起来，隔河大哭，据说哭得才惨呢。土地局是多肥的位置，有他风头正劲的姐夫陈光芒，还有正局长当！
我准备第二天去李拐乡找汪局长的，我想请他去度假村。这当然得请。因为他的姐夫嘛。然而，无须找啦，一切都没有用啦。骆书记说：回天乏术。
五点多钟的时候，冲锋舟来了，我就去救人。
救人的事情我就不说啦，相信历史会保存下来那些镜头，太多啦，非常详细。从水中救人，从屋顶上救人，从树上救人，从高压电线上救人（爬到电线上去啦），等等。这不说了。我随冲锋舟救人一直忙到上午十点。我救了多少人，我连自己也记不清了；我流了多少泪，也记不清了。我每到一处，每找到一个或几个挤在屋顶上的、树上的和趴在水里借一块木头漂流的人，我就说：共产党解放军来救你们来了。然后，我听到那些疼痛的、从心底发出的、泪水成河的高呼声：“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我真的被感动了。我没吃没喝，往最险的地方走，跳进脏水里，不怕血吸虫。在被淹的房屋中摸索寻找灾民。我背他们，抱他们，有老有小。这都是我属下的老百姓，实话说，我从来没有细看过他们，也对他们说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只要你走上了这样的位置，你看他们，只有好人与坏人，服管和不服管，刁民与良民之分。而我们的眼睛盯着的是坏人和刁民。我希望安定（谁不希望安定哪），少出事，少出一些刁民。然而现今刁民越来越多，我指的就是如今被水淹没的灾民们。往常，我们与他们的情绪几乎是对立的，就是一个村主任，一个村民小组的组长，与农民的情绪也是这样；他们不服管，他们不愿意交款，他们恨我们，他们时刻想用法律来告我们，背后咬牙切齿地骂我们，巴不得我们早点完蛋，这就是现今的实情。然而，当我背上他们，抱着他们，我发现他们是些好人，可怜的好人，他们软弱，不堪一击，害怕灾难，他们有血有肉。他们本来可以与我们亲如一家的，就像自家人，就像自己的父母兄姊。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是不是灾难太少了呢？如今，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都非常之少了，世界太平了，于是对立情绪滋生。而一场洪水，使我们蓦然发现，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只要你们在危难之中帮助他们，他们就不会是刁民。现在，我的十八万治下一夜之间就会沦为赤贫了，有的在梦中没有醒来就见了阎王。这一切都与我没有关系了。我本来想细细想一下干群关系，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好像有了些线索，但我不想想下去，这与我没多少关系啦，我现在也成了老百姓。
九点钟县里成立雪个镇救灾指挥部。在离雪个镇不远的堤上，那儿有半条街，街上矗有一栋派出所四层办公楼，一色的黄瓷砖是很不得了的。
我去的时候镇里的领导都来了，都还在，都活得好好的。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也和我一样，在想着自己的去留，估算着此事与个人的关系吧。我是没啥好想的啦，我说既然大家都出来了，镇里的档案、电脑也抢出来了，这很好。现在，我知道你们有家，还有亲戚，有父母，这一切都放下再说。我们一切听从县指挥部的，不得请假，否则就是逃兵。有个副书记家在雪个湖边，家中只有行动不便的老父亲。他眼泪汪汪的，有几次我都想让他带个船去救救他老父亲，但他自己没提，我也把心狠下来了不提。有人说县里要我们马上把受灾情况弄一个出来，究竟怎么弄。这是关了门说的，领导都在这里。但是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既不要夸大，也不要隐瞒。牲畜、家禽、交通干线、电路、邮电通讯设施、存粮、水利设施如沟渠、桥闸、涵洞、企业、经济果木、茶园、渔场、商业、家庭财产等，尽数说，说足。为啥要他们不隐瞒呢？当时的心理我也不清楚，现在想不起来了。横直是横直了，老话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我可能想，说了实话，实报了受灾数字，说不定上面还会保你。我知道骆书记是赏识我的，我认为如此。我的一切都做到堂了，方方面面没有对我不利的因素。这几年，雪个镇的经济发展较快，我本人是正牌大学毕业生，有学位，论才有才，论干能干。我才三十五岁。人说不是三十六岁一个坎吗，我还没到坎的时候，莫非坎提前来了？我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有这种热望和考虑。我不是直接责任人，不是汪局长，不是谭镇长，我溃口那天也没做坏事，没赌，没嫖。就是这样，我让他们报了实数，并且比实数更虚一点，达三十五亿（他们算的才三十亿不到），我在想也许水退之后有可能多给咱们援助一些，日子也就好过一些。
这时派出所所长郭大丑在那儿咋咋呼呼，他问我们要不要枪，我们说要枪做什么，谁在这个时候还谋杀我们？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灾民了。他说今天派出所所有人都发枪，一律五四手枪，每枪十颗子弹。郭大丑五十多岁了，是个很胖的大块头，像个摔跤手，走路气喘。我对他说，郭所长，治安是第一重要的事，如今更要安定，以不出事为妙，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援都要来，省、市、县的领导肯定也要来，说不定中央的领导也要来。可郭大丑说，强盗小偷已经都出动了。有两个同志说，抓住了就给我打，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可以用枪。”郭大丑竟这样说，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万不得已再用枪吧。”郭大丑说：“我们正在转移拘留的犯人。全运到对河桑镇派出所去。估计有几个运不走了。”我问：“为什么运不走了？”本来这些事不该我问的，派出所有他们的那条线，他也不是镇里任命的，他们归公安局管，我从来就没过问他的事，但我还是问了。他回答说：“几个老弱病残……”他漫不经心的回答我们也没细究。
关于郭大丑所长，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关于他有一首民歌，小伢都会唱：“郭大丑，是狼狗，见了百姓咬几口。征粮征款他打头，要嫖就到窑埠头。”有一天，一个小孩念这首歌被他碰着了，把那小孩关了两天。所说的窑埠头，在省道边，是一个很小的镇，但有二十多家饭店。窑埠头的饭店是他创收的窝子。大部分饭店都是假饭店幌子，实际上与他合伙宰客。饭店先用女色勾引过路司机与乘客，正待上楼宽衣解带时，派出所的人就破门而入了。罚五千，饭店得20%，就是一千。一个月能诱到十个“嫖客”，饭店就是上万元收入，这若是炒几块钱一盘的回锅肉，该要炒多少盘！所以，窑埠头的饭店老板发了，派出所也发了。在省道上，南来北往的，不愁没有客源。这只是听说。
现在，指挥部给郭大丑调拨了两条船——就是从本县和外县支援来抢险的。而另一些民警则负责在堤上维持灾民的治安，特别是分发食品与矿泉水，以防止哄抢。
在指挥部门口我看到了我的家人，老婆、母亲与女儿。她们提着两口皮箱，女儿背着她的书包，啥都没有了，老的老小的小。我的老婆还给我拿来了两盒方便面，说是在堤上抢的。直升飞机投下来的。我心里一热，我很感激我的老婆，我的家人。但我说，指挥部多的是方便面。我要她们拿着，我给她们去找开水泡方便面吃。指挥部是不能住人的，让她们在堤上找处地方搭个棚子又不适合，刚好有船去桑镇跑联络，我让她们上了船，要老婆去找桑镇的杨书记，或是，干脆搭车到县城住老婆她妹妹家去。
安排好了家人，我得找到度假村的丁明总经理。我后来总算找到丁总了，在指挥部很远的一个临时邮局棚子里正失魂落魄地站着，他的身后有一串小姐，那些小姐的穿着打扮与周围的灾民很不协调。身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这就是骆书记的老泰山。我对这个老家伙说：“受惊了，受惊了！”然后我又说：“快跟我到指挥部去。”我帮他拿上渔具包，非常高级的渔具。老家伙一点也没受惊吓似的，好像还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快乐，就像小孩过年的样子，乐嗬嗬的，他的家反正没淹，他是在这儿度假的嘛。他说，淹了水以后垸子里都可以钓鱼。你说这个老不死的！
我那时候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要亲自把他交给骆书记。我把他接到指挥部后，又找到了郭大丑，要他把他的办公室让出来，给这老家伙。郭大丑听我介绍了老头的身份，也没敢怠慢，找来扇子、竹床、枕头，让老家伙休息。又给了他饼干、矿泉水、方便面等等，堆了一大桌。然后郭所长说，你要钓鱼，就到旁边垸里钓去。只是现在挖不到蚯蚓了。老家伙说，我不要蚯蚓，我用的是豌豆粉。
那时候水正在南下，垸里的水流速急遽，还钓鱼吗？老不死的！我无比气愤，许多人正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施救，水正在向更远的地方扫荡而去。我就是在这时候抬头看到了乌云般的蜻蜓阵的，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天上有投食品和救生衣的飞机，还有蜻蜓阵。千千万万双手等待着天上投下来的东西，喊着叫着，挥着手。飞机当然飞得很低，快要擦到树尖了。飞机上的人好像在喊要大家让开，维持秩序的民警也要大家让开，以便留点空间从上往下丢东西。那些人就是不让开，准备抢那些食物和水，还有救生衣。有人穿了救生衣，手上拿了四五件，还要抢，这是什么心理！想抢得一点是一点吗？反正现在啥都没有了，被一河水冲走了。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孩跑过去接飞机上投下的方便面，结果我听到咯嚓一声，那小孩的手被方便面砸断了。还有一个老头被打中了脑袋，打中了回过身还是抢到了那箱方便面，抱着走了两步，就一头栽倒了。
“你们不要抢，行不行，你们不要命了吗？”
我在那儿大喊。那些人看着我，他们全像不认识我一样。我的声音早哑了，我的声音非常微弱，该抢的还是要抢。我认为这个控制不住了，因为他们是灾民。
情况很乱。指挥部连走廊都坐满了灾民，赶他们不走。这些过去老百姓害怕的派出所，现在不怕了。他们坐到了指挥部胡书记（他是指挥长）的桌子上，胡书记打电话都难，三个民警才把他们拖出去。灾民们没有吃的喝的（分发的水与食品不均匀），没有地方拉屎拉尿，天气又热。靠近堤边的灾民抢了些东西出来，可以自搭棚子，而运来的帐篷还很少，还有一些捞上来的死人，放在水边，没人收拾，没处理。
我认为这次溃口是一场乱仗。是乱仗。我们都是一色的年轻干部，都三十多岁，都没有救灾经验，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一般来说，政府工作的运转是很有规律和经验的了，五十多年了嘛，但一旦发生灾难，这个政府的运转机器就有了毛病，另外，我坚持认为，人们没有责任心和事业心。我敢说，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党，她的一切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人民的，然而下面的干部却有些不负责任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敬业精神成问题。敬业精神好像是对那些专业人才说的。许多人都在说，我问心无愧，果真如此吗？
水正在南下。
我对指挥部领导说，请尽快请示县委和部队，为保住两个乡——成功乡和先锋乡。必须加高那两个乡的隔堤雷公堤。按现在的洪水的速度估算，深夜十一点水到雷公堤下，雷公堤本来有三米高，再加高一米，就有希望了。
胡指挥长说，这可行吗？我说为何不可行？他说能挡得住这个水吗？我说为何挡不住？
就这样定了，保住两万人，保住三万多亩棉花和中、晚稻。赶快调集解放军，调集民工。在十八公里的雷公堤上摆开战场，军民需一万二千人。
伙计，这可是个大工程。我是没有办法，我已经是山穷水尽，我要表现自己，我要救自己。面对着那么多采访的记者（美国之音的也来啦），那么多的领导，我没什么可说啦，我的那张嘴呢，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呢？我现在是个罪人（我自己这样想的，但千万不能说出来），我要戴罪立功。不，我是一个英雄，我是第一个进入灾区救人的英雄，我是这个镇的书记，我是柳其忠。我是救起来几百人的英雄，我的脚划破了，手臂划破了，如今衣裳还湿漉漉的，我是个不顾妻儿老小的英雄，我的母亲已经八十高龄了，我没去救她们，我的嗓子开始哑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对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最后的账不会算到我头上？我知道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我喜欢足球，我还知道足球是怎么一回事。明明是球员不拼命，明明是中国足协有各种问题，最后处理谁？教练。教练走了，一了百了。视线转移了，皆大欢喜。然而，我说了，侥幸，就这么，我们奔向雷公堤，与猛兽一样万箭齐发的洪水展开了殊死搏斗。其实啊，这是我的回光返照。而指挥部的人也是相视无措，谁有什么建议也可以一试，因为他们不知道做什么好，总要有点事做，管它有没有作用。有一种气势，要有一种行动，要有表现灾区人民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万众一心的场所、机会，不能在死人、逃命、哄抢救灾物资的哀哀号号哭哭啼啼的电视镜头中坏了我们的形象与名声。
看吧，一个个泥人出现了，一辆辆的军车与民车出现了。红旗、人、号子，解放军中将、少将、县委书记、县长，等等都踏上了雷公堤。他们听见了滚滚而来的洪水声，他们听见了死神的脚步。我当然也去啦，我得背土袋，我得跳下水去堵涵闸与剅口。说到我作出这样的决定，出这个馊主意，也是在我看到小陶离去的那一刹那间我的虚脱与恐慌产生的。
小陶是谁，雪个湖度假村的服务员。我看到了她，她跟在丁总的后面，我当时只跟她点了个头，我太忙啦，我的心思并不在她身上，至少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是她后来跑过来找我了。在我送走母亲与妻女之后，她突然从一堆灾民里冲出来，往我手里塞进一个东西，我感觉是一块玉。我当时没敢看，怕别人见了。她小声地对我说：“柳哥，送你避邪的，我要走了，作个纪念。”“你到哪儿去呢？”我说。她说她大概要到广东去，这里淹啦，没事做啦。我没有时间给她说话，也不敢多说，只是要她“给我写信”。她点头就走了。她那么好的身材，那么白皙的皮肤，那么小的年龄（十八岁）。她最后朝我看的那一眼，让我心惊肉跳，让我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想：完啦，度假村淹啦。以后我还能进入度假村吗？假如我进了度假村，我一介百姓，我还会被人捧着，想住哪一间住哪一间，并且让小陶这号女孩乖乖地与你……我强烈地感到我在向绝望的深渊坠下去，我要抓住一点什么，我不能粉身碎骨，我要保住我得到的一切，生活多么美好，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多么美好。
我就想到了雷公堤。
我这是以卵击石。
我想击退横扫千军的洪水？这不是螳臂挡车是什么？
我自己也快死了，我看见许多电视镜头对着我，我爬行在雷公堤上，我浑身泥泞。我用牙咬着土袋拖。我说：“同志们，坚持住呀！”
我看见一万二千名军民都在我的蛊惑下进入到地狱之中，他们快累死啦；有两个跳进涵闸堵口的民工和一个解放军战士再也没有爬起来。而洪水的脚步已经来了，开始浸入堤脚。更大的洪水是在晚上不到十一点闯来的，首先是令人作呕的水腥味扑面而来，像一股阴风，直抽我们的面颊。那声响怪异，恐怖。我们的堤加了足足一米啦，十八公里的雷公堤就这样长高了。可十八公里的雷公堤是豆腐堤。一万二千军民开始疯狂地撤退，许多人被抬上汽车，因为没有了爬车的力气。那个巨大的撤退场面同样是壮丽的：
浪头捶打着隔堤，在这儿一路直下时它们受到了截阻，它们带着水草、树枝和大地上一切可以裹挟的东西来了，这犹如电视中见过的钱塘江大潮一样的阵势，但数百辆汽车向河堤驶去的引擎声，万人的吆喝声与呼喊声与洪水组成了一曲悲壮的轰响。
这都是做做样子的，哈哈，这是我一辈子做得最出色的一件大事，是我一时的灵感做成的惊世杰作。我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官吏，我不是政治家，可我觉得我有政治家的气魄，有他们的大手笔，我发现了自己，我为我自己多么可惜。一将成名万骨枯，不是这样吗。我能不能因此而保住自己？我忐忐忑忑惴惴不安地在一辆吉普车里，我的身边坐着赵将军。我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们了。”赵将军依然很激动，他也是个泥人啦，他说军民一家么。我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赵将军自豪地说：“我们这支队伍，是随时拉得出去，能打硬仗的队伍。”可是他的话没说完，雷公堤就被扑面而来的洪水打跨了。我们转移到河堤上，就看到那雷公堤在汽车探照灯的灯光里一节节崩溃，并且马上被淹没了。雪个镇最后一块土地：成功乡和先锋乡，也悉数沦为灾区，多添了两万灾民。
可是，我们高奏了一曲军民团结的凯歌。这是报纸和电视上这么说的。都这么说。
我大约只打了两个小时的盹，就随船去继续查看灾情和救人。我们先到了雪个镇上。镇里的头头都一起去的。我们坐的是一条来支援的渡船。
热闹的雪个镇是镇委机关的所在地，也是被淹的大垸内唯一有点城市气息的地方。我们的船根本不能进去，现在，洪水正汹涌地灌注在大街小巷，从一些巷口与街口流入的水，形成乱流与漩涡。我们的船在一颗大树颠系了绳子。镇上时时传来有楼房倒塌的声音，哪儿卷起水柱哪儿就有房倒塌了。啊，这就是我生活并治下的雪个镇。它的街道整齐，我曾花大力气整治了它的卫生。我还花大力气拆除了大量的乱搭乱盖的破房子；我修了五座公共厕所，修建了两个街心花园，并且，请我母校美术系的校友们为我无偿地设计并制作了三组大型雕塑。啊，怎么说呢，如今的县城还没有一组雕塑，也没有一个街心花园。县城的街道成了垃圾堆，那是我们瞧不上的。有消息说，我可能会去县里当城建局长，算了吧。雪个镇是我的家乡，我只想对家乡花这些心血，我不想成为一个城镇的设计师。而如今那几组雕塑呢？那个展翅的大鹏只剩下鸟头了。那个我们当地古代的将军塑像只剩下一把怒指苍天的利剑了——利剑上缠了些流不走的水草。另一个不锈钢的抽象雕塑已经无影无踪。我还想建一座庙的——当然是在过去关帝庙的遗址上重修。我要拆了在遗址上几个道姑修的一座小道场，我要修全县最好的庙，我要开发这儿的旅游，包括雪个湖的旅游：可以采莲，可以自己打鱼自己烹调，可以租一条小船——就叫情侣船或梦幻船吧。还可以在湖上搭台演地方戏。
可是，来不及了。我大约要与这些宏伟设想告别了。我当时喉咙哽咽地想。
循着那个古代将军（它已经湮没进波涛）的一把利剑看，有一条船正飞流直下冲进街中心去。大家正在“啊呀”惊叹时，就见那船差一点撞上了一堵墙。
“想死？想死吧！”
我这么喊时那船（是条小机帆船）突然没了，原来是被一个大漩涡旋进去了，我们都感到这船差不多要见阎王，那船又旋了出来。船头的两个穿着红色救生衣的汉子各拿一条勾篙钩着了一个楼房阳台的铁栏杆，这才把船稳住。
“你们想干什么？”我们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那两个人说是运面粉的。一忽从船艄里走出来一个人，大家看到正是雪个镇的面粉大王宋大胖子。
“你不要命了吧，你跑回来干什么？”
我对着他大喊。可宋大胖子却骂起我们来。他跺脚，骂我们说你们这些卵子，你们就是这样哄老百姓的？倒口就倒口了，为何通知说有险情？我一千吨面粉全喂鱼了！骂着骂着就哭起来，就说，你们让我破产了，你们该杀该杀该杀！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家伙说风是雨，竟当着我们的面想一头扎进洪水里去，但被他旁边的两条汉子拉住了。“让他死去，让他死去。”一个副镇长这么说。管宣传的副书记老卞说：“天灾人祸，他的面粉厂淹了怎么怪我们呢。”他这是在为自己辩解。我估计那个通知百分之百出自他之手。他平时谨慎惯了，生怕在宣传上出了个什么纰漏。
在某些方面，大家的态度往往是一致的，比如对眼前这个面粉大王，都一致指责他不该瞎骂，并没有说到那个广播里面的通知的事。大家说这个家伙算是老天爷惩罚他，他经常把发霉的麦子磨成的面冒充一级面粉，克扣工人的工资，镇里修路他竟然只捐了两千块钱，个人品质也有问题，家里的一个保姆实际上是他的二房。
“让他投河，让他投河，拉他作什么！”我们船上起哄了。我就说算了算了，也不能这样。咱们还是把他的船拉过来。我们让船主朝他们船上甩缆绳。可是宋大胖子不干，他要去抢面粉。这个人也真是太倔了，后来也不知道他抢了多少面粉出来。
我们的船小心翼翼地往前开，我们从一个楼顶上救下了朝霞电器商店的老板刘朝霞的母亲。她母亲是为了照看那三楼上的一些未转移的电器的。她母亲拿着一根棒子牵着一条狗在楼顶上。不知道是狗见了洪水疯了还是刘朝霞母亲见了洪水疯了，刘母正在追打着那条狗，好几次都差点摇摇晃晃掉进水里。我看见后忙要大家想办法把她接到船上来。后来我们终于靠近了楼房，但不敢靠近刘母，她拿棍子夯我们，那狗也咬我们。几个船员冒险爬上去，把刘母抢了下来，但刘母又踢又打，并且大喊：“抢犯哪！抢犯哪！抓强盗哪！抓强盗哪！偷我的电视机电饭煲哪！”我们说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什么人你也不认识吗？我们是镇委会的。她说你们就是抢犯，你们就是强盗。她的确是疯了，狗没疯。我们把她丢进了船舱，留下那条狗，在孤岛般的楼顶上面对着洪水狂吠不已。
我们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家，我的家，镇长的家，副书记副镇长的家。可是我们没有谁进去，谁都没提这个事，谁也没提醒别人，都不做声。
我们都绕道走了。
绕到了中学，那曾是我工作的地方。
在中学教学楼顶上，忽然传来了一片蛙声。这洪水的咆哮中聒噪的蛙声，真使人恍若梦境。稻花香里的蛙声，月光中的蛙声，怎么在洪水中出现了呢？有人看出来就是学校的牛蛙。它们冲散了，未冲走的就爬到了楼顶。学校的周围有几条小船在聚集，船上站着许多人。那些人在喊一个老师的名字，后来就看见一个人影从楼房里钻出来，手上举着几本湿漉漉的书，一边凫着水，一边在说着什么。
“这些迂先生。”我说。为几本书也值得去冒生命危险吗？
这时我们又看见水中的一个人影，时而沉时而浮。老师们在喊要他上来，但他就是不上来，并且顺着水流钻进了一个窗户里面。
这太危险了，水在继续灌涌，如果水力太大他游不出窗户怎么办？
在船上的老师们看见了我们，特别是看见了我，给我把信说：“严老师！”
正是严老师。这个瘦得像冬天的干丝瓜的人，这个头发已经稀落，在洪水中失魂落魄的人，是几个船工把他救出来的。他爬上了我的船，两只手上一摊开，是两把蜗牛，浑身水淋淋地坐在船头就哭了起来，说：“柳书记，我的白玉蜗牛，我的牛蛙，全都没啦，几年的心血一水漂了！”
我知道他在学校抓勤工俭学。这个中学的牛蛙基地和白玉蜗牛基地很有点名气。这些我过去的同事，想在几个蜗牛和几只牛蛙上赚点钱。刚开始时，还被人骗了，并且扣过严老师的工资。就是这个严老师，被扣了两个月微薄的工资，但还是要发誓弄来真的牛蛙和白玉蜗牛，并且相信自己的白玉蜗牛会成为城里人（主要是当官的）桌上的佳肴，他硬是自备干粮到省里去弄来了种蛙与蜗牛，并且终于培育成功了。他坐在我们的船上嚎啕大哭，他双手捧着几颗白色的蜗牛，蜗牛们已经无声无息了。他的哭声太寒心，在这一望无际的滔滔大水中，在这摧毁一切的灾难中，他的哭声揪心。我想到这些老师我不禁也落下了泪来。我安慰他说：“严老师，不要伤心了，我们整个镇损失了几十个亿，想到这一点，你也就想得开了。”
“都没有了，我怎么想得开？”他说。
“一切都会重新有的，”我说。我安慰他，船上的都安慰他。我们把他扶到另一条船上，我们还有事。
我知道我一切都不会有了，我的预感越来越强。我会重新到这个学校来教书吗？我穿几十块钱一件的夹克，我每天呛着粉笔灰，与住读的那些学生们一起吃酱菜一起打篮球？我住在学校里？我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学生家长送来的一蛇皮袋子红薯？然而我现在没有这样的朋友了。我的身边是一些吃脚鱼的人，是一些给你派小姐并让你喝最好的酒穿最好的西服扎最贵的皮带的人。是宋大胖子（他依然是我的哥儿们），是丁明，是那个风风火火的电器老板李朝霞，她可以送给你家庭装修最好的开关与吊灯，说，做我的哥吧。她们把事情做得像兄妹了，你还好意思（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或者给他们付款呢？
我们漫无目的地在洪水中走着，从高压线上，从公路上择航道开行。凄惶的场景是叫我终身难忘的，许多急速流去的鼓胀的牲畜浮尸，猪、牛、羊，都有，空气中有一股水腥味加腐臭味，一些漂浮的财产，有冰箱（它竟浮着），有木箱子，有桌子等，还有一个漂浮的柴垛上蹲着数只活鸡活鸭。活鸡们还在上面扒刨着食物，而大水将它们流向何处，在哪儿靠岸？
我们截住了一条往大水深处开去的机驳船。那船陈旧不堪，上面装着一头猪和两只羊。羊咩咩地叫着。一般来说，运猪的船只会往堤边开的，为何往水深处开？这很蹊跷，我们以为碰上了一条打劫的船（这种船混迹于抢险船中，已经发现有多艘）冲上前去拦住了它。一打探，原来是堤上去慰劳坚守在“岛”上的村支书去的。那“岛”一说就知道，是在高岗上的一个自然村。村没淹，村里有支书。我们正在问着，从艄楼里还走出了两个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
这又是一场灾难中的形式主义。我对此深恶痛绝。是突然深恶痛绝的。过去，我容忍了，我慢慢容忍了。而现在，我突然发现这多么恶心，达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极致。我说他们未有撤出来是因为他们要看住自己的财产是吗？只有十几户没有撤出来而堤上有上百户他的群众。堤上的生存十分艰难，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还没地方拉屎。现在，却让这些人去慰问他们，让电视台摄像。
我登上“岛”就对那个支书大吼。我说你还是个人吗？你在这儿仙山琼阁优哉游哉，堤上的群众却不管了，还搭信来要别人来慰劳你，杀猪宰羊拍成新闻去哄上面，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劣？我本来想说我要撤他的职，但我没说，我自己还有没有职都难说。我如果没一点职了，而他——这个村支书的职却肯定还在。他如果不是让我们撞上，他会成为新闻人物，成为坚守在洪水中的英雄。
去你的吧！
我说你知道堤上吗？大家都得了红眼病，许多人腹泻，中暑，因为一些村领导不力，甚至没看见领导，致使有人囤积了不少方便面矿泉水而有的人却什么也没有。你身为支书你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你明白吗？
我从来也没有对下面的支书发过这种火的，也没有用过这种方式说话。可我已经到头啦。我现在才以为我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缺乏涵养，表达自己的爱憎，想什么说什么，有是非标准。什么领导技巧，什么对人宽容，见他妈的鬼去吧，那是害人的东西，那使我们变得恶劣，丧失斗志与正义感，变得虚伪、含糊。并且，纵容了我们党内的许多恶行。
可我的党籍只怕也要撸掉吧？
当我登上另一个“岛”的时候，余怒未消的我，却遭到了一群害着红眼病的村民的痛骂。
这是一群饿疯了村民，一两百号人全挤在一块只有五六户人家的高地，每户人家都住上了七、八家人。他们看来了这么多镇里的领导以为是给他们送吃的来了，见我们双手空空，一个个暴跳如雷，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有方便面吃有矿泉水喝？难道我们不能享受与堤上同等的待遇？这群人中原来有的已经到过了堤上，因为无处栖身便回到了这“岛”上。
现在，他们没有了性命之虞，他们不再需要谁施救了，在这样的时刻，我才真正看到了他们直嗵嗵的敌视的目光。我们看到他们对我们咬牙切齿。
“我们要吃，你们只怕只顾你们吧？你们一个个长得像肥猪，好吃的都被你们吃去了。”
“你们不顾老百姓死活！你们胡作非为！”
“你们堤都守不住，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已经听说了，你们在桑镇搞按摩！”
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当时就被老百姓知道了，而且传得更神。现在，我们的谭副镇长就在这里，他没有出声，如果大家知道那段堤是他守的，不把他撕成碎片才怪呢。现在说到有一个流传的版本，说县里的汪局长在与小姐鬼搞时，问小姐说，你下面怎么没有水呀？小姐说还要好大的水，你要倒口吧？果不其然，小姐的话音刚落，对河就喊倒口啦，倒口啦。
我们夹在一堆愤怒的人中间，被围在一个屋场上。我们当然不怕他们，我们要向他们讲清楚。我对他们说实际的，我说县里已经决定对灾民实行“五个一”的生活救济办法，即每人保证每天一斤米，一两油，一块煤，一斤菜，一瓶水。哪知道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现在的干部最会说假话。我说堤上已经实行了。你们不去堤上，当然领不到。你们应该派人去，与你们村委会联系，你们要把名单造上去。有人就说他是从堤上来的，抢水抢方便面把人的牙齿都打掉，哪来的煤呀油呀？我也觉得难为情，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五个一”不过是对外宣传的。现在哪儿找这么多煤和蔬菜去？就是找到了，怎么一个个分发？发了哪儿找这么多煤炉子烧？难道援助的物资中还有那么多煤炉吗？明知不能办到的，都在报纸电视上说，这怪老百姓不看轻你吗？我说总之你们要与堤上联系，不能在这儿说政府的坏话，到时还是要靠党和政府，对吗？党和政府有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不是党和政府把堤扒开让你们淹的水。扒堤的事过去的政府做过，扒黄河大堤，国民党就做过，难道说扒了堤的政党比不扒堤的政党好？
我口干舌焦地给他们熄心头火。我要他们当务之急是去堤上找自己的村支书。可从堤上回来的又骂起来，说村支书肯定躲到哪儿吃喝去了。说柳书记你知不知道我们村去年一年，村委会就吃了八万多？我们种一亩田要交四百多块钱你知不知道？这些钱都被他们吃了。我们的村支书还说中央有这项吃喝开支，说不吃上面就要把钱收走。我听了以后哭笑不得，村里的干部竟是这么哄老百姓的。吃喝问题，这还是问题吗？我们哪天不在外吃喝。我对此不想说什么了。我又听他们给我们算账，一亩水田交四百多块他们是怎么种田亏本的。这个我只能耐着性子听，他们以为他们交款最多，殊不知，在我们镇，还有一亩地交五百多块的呢。所以，雪个镇乡下年轻的男人都去了城里做苦力，女孩都到南方去以身换钱了。有的一个村一个村走空，赚钱了回来交种地的各种费用。承包土地已经不再成为农民高兴的事了，而是让他们头疼的事。现在许多土地都包不出去。你每亩出一百块钱就能从农民手中转手包来那些肥沃的土地。可是一亩地纵使收上两季共两千斤谷子，也只能卖八九百块钱，交就要四、五百，你不要化肥、种子和劳力了吗？不交这么多？一个村有七八个脱产干部，他们要吃要喝要工资。现在的村长不是大伙选的吗？选一个不贪不占的人上来？算了吧，谁都要吃喝要工资。选谁都一样。这现状谁能扭转？只能走着瞧了。
可悲啊！这些人反映得最多的就是盗贼。有人指着他在洪水中不远的一个楼顶说，他把两头猪放在楼顶上，用绳子拴得很牢，今天划船去看，没有了，被人偷走了。有的说电视机不见了，有的说粮食被人搬空了。都是用船搬走的。许许多多的船说是来抢险救人的，有的说是食品公司的船来收牲猪的，其实都是强盗。那些收牲猪的也坏，看现在牲猪没吃的，就便宜收了去，一头猪给你五十、八十元，一只鸡两三元。都在发水财，他们说，你们干部难道不管吗？严重恶化的治安状况郭大丑难道没有责任吗？他当然有。这些愤怒的灾民还反映说平常也一样，平常你晒在外面的衣服，一眨眼就被偷走了，偷鸡偷鸭偷油偷蔬菜，见什么偷什么。就是在这儿，在这个“孤岛”上，我听见了一个有点文化的老先生说出了这句话——当然是针对如今农村太多的小偷说的：如今不光是当官的腐败了，老百姓也腐败了。他说老百姓腐败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悲剧，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是从来没有腐败过的，而如今却腐败了。
我没有时间给他们讨论腐败的问题，我知道在这种非常时刻人的情绪都坏到了极点，什么话都可能说，什么话都敢说。我的心好像麻木了，现在十几万人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心都是茫然的，行动也是茫然的。我向他们保证整顿灾区的秩序，并让他们推举了几个人上堤去，领些水和食品来。这儿的水不能吃，里面的水有血吸虫，有各种病菌，无数冲毁的厕所、猪圈和垃圾，都泡在这水里。即使喝，也要赶快拿些消毒的漂白粉来。
我们心情极其不好地离开了这个地方，船行了不远，就看到了一条船向我们靠来，一个中年男子问我们说你们船上的猪卖不卖？他说听到了我们船上有猪叫。那是刘朝霞的疯母在船舱里大喊大叫。我们就问猪多少钱一斤，他说顶多一块钱一斤。他说现在哪还论斤呀，论头，给你几十块百把块钱，总比饿死发瘟了好呀。说堤上的猪呀人呀都发瘟了，发瘟了你一分钱也收不回来。这个猪贩子撞在我们手上了。我就说我们舱里有几头猪，你说一头多少钱吧，他最多出了九十块钱，我就要他过来看猪。等他一过来，我就要两个人把他丢进底舱里了，把舱板一盖，就让他跟刘朝霞的疯母呆在了一起，任他怎么捶，怎么撞，我们也没理他。
到了堤上。我们找到两个派出所的警察，把这个猪贩子捆走了。然后又找到刘朝霞，把她的疯母给了她。
我们一上堤就看到防浪林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砍树。我们跑到水边去大喊，制止他们。可是他们不听，他们挥着砍刀，把一根根成材了的树在贴水面的地方砍断。他们说，他们要搭棚子。这些很有些年头了的防浪林，是保护大堤的，难道他们水退之后就不在这里住了吗，可他们只顾眼前了。这些老百姓，不是腐败是什么。我们制止不了，就去喊警察来，来了一个警察，掏出枪朝天放了一枪，他们也不怕，他们说，我们不搭棚子不在堤上晒死？那个年轻的警察又不敢真朝人群开枪，因为他们都拿着砍刀与斧头。我们就要他去叫郭所长来，调集更多的警察来。
郭所长算是来了，可是那天下午我见到的事情却更让我无法容忍。
我们下水去抓了两个砍树的人，我们驱赶着头顶密密匝匝的蜻蜓等郭大丑所长来，郭所长终于姗姗来迟。他原来在押人游街。哪来的街，就是堤吧。我们听见了人喊：“强盗在游街！”许多灾民就挤了过去。本来他们是在看我们抓砍树的，现在全跑了。我们也挤了过去，就看见了郭所长和两个民警，押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是成功乡某村某组一个姓韩的灾民，颈上挂着一块“盗牛犯”的牌子。我们看见他时他的脚是瘸的，赤脚。他穿着一件鱼网似的汗衫。一个年轻的警察推着他走，他犯了什么法，不看牌子也知道，在捆他的绳子后面，牵着一头口冒白沫的牛。
这一天的太阳可是真毒啊，没一点云彩，天上就是些飞舞的蜻蜓，红的绿的黑的。堤上没一棵树。我看到那个盗牛的老农浑身汗湿了，汗还在继续从他身上涌出来。郭大丑对我说，他偷了一个灾民的牛，我们追了五里路才把他追到。
这些人当然该游街，可是我那时想到的不是这些，我突然发现他的相貌某一刻很像我的父亲。这是怎么啦，我突然想到我的父亲，我的农民父亲。特别是那人的麻木，那人的哀伤，那人走路的样子。他麻木地一拐一拐走着，在向旁边围观的人求着说：“给我点水喝吧。”有人就想给他水喝，但被郭所长制止了，说：“我看谁敢给他水喝？谁家的耕牛丢掉了，就不要找我了。”
前面不远恰好有一个新搭的棚子，没有四壁，郭所长要给我讲讲抓小偷的事情，我们就进了这个棚子躲荫吹风，把牛解下来放进堤下的水里，而要那个盗牛的人站在太阳下。但那个人也想躲躲荫，他已经是个汗人了，他想进到棚子里来，郭大丑就吼他。这时看热闹的灾民还是很多。我看见那个人抱着头跪地求情。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郭所长，算了。既然牛已经追回来了，就把他交给他们村，现在怎么把砍防浪林的势头遏制。”那个可怜的老农大概听见我在给他说话，突然唱了起来：“小偷进牢房呀，大偷进政府……”这老农虽然被捆，但中气十足。他的唱词郭所长也听清楚了，更加惹恼了他，挥了绳子就朝那人头上甩去，我拦住说：“不要打，不要打。”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这么说。我不敢看这个人了，我说了我感觉到他的某些表情像我的父亲。在郭大丑对他又嚷又吼时我看着堤下卧水的牛和滔滔的洪水，我就想掉泪，结果我背对着他们抹起了眼泪。为什么我那么伤心呢，我说了，他有点像我的父亲，我死去的父亲。我想起了我在大学时因思念劳作的父亲写的诗。我想起过去我曾经是一个写诗的，我过去单纯，对未来怀着阳光一样的憧憬，我怀着朴实的感情歌颂过我驼背面对四季田野的父亲。我记得我这么写道：“父亲，你是我的家园/在我思乡的时候，你的泥泞会扯住我/你没有笑意，你害怕灾难的哀伤的表情/都是我牵挂的理由/父亲啊，我的梦是郁郁葱葱的/这梦乡都是你种下并栽培/可是我如今无法走进你的风风雨雨/你的瘦弱的肩和迎风流泪的眼睛/我无法走进你耕耘的土地/你衰老的身影和蓦然间花白的双鬓……/父亲啊，我将追逐你用苦难浇灌的德性/在人们的嘲笑声中，拥抱麦芒和薯干/拥抱你生命的每一种期盼……”我写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它忘了，现在，我又全能背出来了。我突然想起了它们，一首关于土地和父亲的诗。我真的流泪了。我在同情一个盗贼吗？是什么原因使他这大把年纪了去偷一条耕牛呢？是贫穷和洪水吗？还是因为他天生是个盗贼？可我哭了，他也哭了，他的眼里没有阴森和罪恶，却是善良和哀怨。
我说：“你们把这人放了，去管管防浪林吧。”我反反复复地说这句话。后来我就走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的。我害怕再看到我父亲一样的那双眼睛。我读书，我当官，我以为我是那么了解农民，现在看来，我真的不了解农民了，我离他们十分遥远了，我猜不透他们究竟在想什么，想干什么？他们干这些我不理解的事情的动机。我曾经幻想我要成为一个乡村歌手，我爱诗，爱诗一样的土地与农民，爱诗一样的故乡。我后来分配了回来，我教故乡的小孩，我爱他们。我还爱那些老师，那些发誓要成为牛蛙和白玉蜗牛专家的老师。可是后来我走上了仕途，我已经不是农民了，我抛弃了乡村歌手的理想，我掌管着他们（谈不上掌管他们的命运），我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向他们讲一些假话，言不由衷。这就是那个过去的乡村歌手吗？拥抱麦芒和薯干，拥抱农民父亲的所有期盼？
我在第二天中午又碰到郭大丑所长，我又说：“千万不要动手。”郭所长说：“柳书记，你想窄了，你还在想那件事？”郭所长哈哈大笑起来，说：“不打，社会治安更坏。”我说不是这样的，这与打没有因果关系，社会治安的根源并不是你打不打他们。你仔细想一想你就明白了，你们还没搞清楚。郭所长听了很不高兴，说，我没有搞清楚，莫非我有冤案不成？
下午我们陪从省里赶来的某副总理查看了灾情。副总理坐船到里面走了一圈，然后非要到大堤上与那些灾民交谈，我们拦也拦不住。声音嘶哑并且眉宇间忧心忡忡的副总理，与我们当地的那些心口不一而且一副溃口了与己无关的干部的神态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副总理那儿我学到了那些高级干部们的作派，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干部的形象，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而从骨子里瞧不起当地的（包括市里县里所有的）头头脑脑，还有我们镇上的那些家伙们，全是酒囊饭袋，除了说假话官话套话大话就是贪。这样的官不做也罢。
“你们说真话吧，你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副总理汗流满面却直接了当地问灾民。于是那些人就跟他讲真话，问题是什么，需要什么。然后他又问现在灾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
“就是治安，”那些灾民说，“偷东西的太多了，我们找不到领导说，没人管。”一个老大爷拉着副总理说：“我喂了十头猪，我赶了三头到堤上来，一上堤猪就热死了，在路上走死的。另外几头猪我想送给解放军，是解放军救了我们的命，可用船去装猪，猪被人全偷跑了，楼上全搬空了，砸了窗子进去搬的，用船偷光了，比日本鬼子还坏。”
我看见副总理流出了眼泪，而我们当地的官员我没见谁流过一滴泪，假惺惺的流一滴泪都没有。我听见副总理说：“治安不搞好，人民群众对我们政府就失去了信心。我们不把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好，我们就是失职啊！”他说“我们”，不说“你们”，他没有丝毫教训人的口气，可他比说“你们”更能打动我们。然而这些地方官员真能被副总理的一席话打动吗？我们的副总理在哭，我们的副总理哭着对那些同样哭诉的人说，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要掉泪了，困难会过去的。那些发国难之财，趁水打劫的犯罪分子，他们猖狂之时，便是灭亡之日，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起来，给他们以法律严厉的制裁！”我看见了副总理说这些话的力量，也看到了灾民们在这话里听到的力量。那种力量来自正义。他的心里充满着正气，所以他的话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可我们呢，我们平常声嘶力竭，没有一丁点力量，不过是在给自己壮胆罢了。
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在水边的一个救灾棚子里接到了小陶的电话，她是从广东打来的，她打我的手机。她说她在电视里看见了我，跟副总理在一起，好威风。我说我还威风个什么呀，倒口书记，威风得起来！我很想她。我不能回忆。她叫我柳哥，我又听见了她在雪个湖度假村叫我的声音。我说你回来吧，别在广东染一身病了回来再传染给我。我这么交待她在电话里羞涩地怪笑起来。我要给她说正经事了，我说我想好了，万一撤了职我就去做生意。我邀请她回来与我一起做生意。她欣然答应了。但是她安慰我说：“你还会往上升的柳哥，你印堂发亮，你那个样子绝对是县委书记的料。”我何尝不这样想。她的话又提起了我那种侥幸过关的精神。
我在一种即将成为商人的忧思里七想八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想成为商人。我渴望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特别是不要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你坐到我这样的位置你就在内心里觉得还是有个位置好，而其它，当百万富翁也没有一个镇委书记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些人口说当官没意思，太累，吃力不讨好，但你见过有几个人辞官回家的？没有，在中国，从古到今没有几个。是不是我在这个位置上耍尽了权力和威风，贪了百万雪花银呢？没有。我只能说，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我吃喝不愁，我养尊处优，走到哪儿都不愁与你打招呼的人。而一旦从某个位置退下来，就没人理你了。我见过县里的许多干部，那些老一代，什么县长副县长，书记副书记，当年威风八面，整个县城的人都尽巴结之能事，可一退，就成了糟老头子，没几天就郁郁而死。
老婆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到没人处要她找桑镇杨书记帮我调查调查汪局长、谭镇长他们在溃口那个晚上究竟在桑镇干了些什么，是怎么干的。杨书记与我是哥儿们。我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他们民愤太大（证据确凿），就应该直对他们，而我将有“杀手锏”来保护自己。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事，可我必须这么做。
我一连四个晚上都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有时断断续续打几个盹。事情太多啦。要开会——开不完的会，要与那些哄抢物资的灾民斗狠，要在堤上修路将各种运救灾物资的车辆迎进来，要清点灾民人数，看究竟死了多少。还要逼着那些将发臭的棺材停在堤上的人（死者的家属）将棺木连同死尸一起运到对河的火葬场烧掉。特别是，制止各种严重的传染病，如霍乱、血吸虫、钩端螺旋体病等的流行和蔓延。
第五天的时候我正在处理一起因将汽车轮胎当船，到水中放网捕鱼而树枝将轮胎挂破、导致跌落水中被自己渔网网死的事件，就见丁明怒气冲冲地来报告说，他的度假村全遭劫了，他一进来马上就有雪个湖的渔民跟踪来喊冤说，丁明打伤了多人。有的人已经抬来了，有的脊骨打断了，有的头骨打凹了，成了个瘪脑袋，却还活着，与丁明对骂。而我刚刚还沉浸在轮胎事件的愤慨当中呢，对河桑镇的不法商人知道灾民们要吃，要打鱼充饥，便将一些质量低劣的轮胎贱卖给他们。结果这轮胎简直如灯草做的，遇硬东西便挂破了，不止一个两个翻身落水，缠进自己下的网中而死。“一定要惩治这些不法商贩！”我给杨书记打电话说。桑镇的不法商贩中，还有卖高价馒头、高价白菜给解放军的。这些可恶的商人，难道不把他们枪毙几个能解广大灾民的心头之恨吗？
我愤怒，头昏脑胀，好像自己也被自己下的网给网住了。我挣扎，我突围。丁明却来火上加油，他使我们的灾区旧伤未愈，新伤又发，演出了一场血淋淋的战斗。
雪个湖的渔民家家有船，且船好，还有的人家不止一条。所以当溃口之后，这些渔民少有转移逃生的。对付水他们相当有经验啦。当洪水和雪个湖湖面汇合后，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滔天巨浪，听说巨浪有丈把高。那是雪个湖的反抗，它不喜欢野蛮的洪水，于是厮杀起来，这些巨浪把湖边渔民的房子如搓泥丸，导致退水后所见渔民的楼房十有八九被毁，自然界的事情真是太残酷太神奇啦。房子摧毁了，而有的渔船也被巨浪吞噬了，当洪水刚刚填平沟壑上涨之后，他们看见了那个神秘的围墙高矗的雪个湖度假村就暴露在他们眼前，触手可及。现在洪水使渔民和度假村没有了界线。过去本来就对这个度假村恨入骨髓，现在则把房倒船毁的仇恨一股脑全发泄到度假村头上。建造得铁桶般的度假村，它有情人苑、鱼米乡、清风楼、荷香廊等数栋楼宇。洪水来后，贵重东西多转移到三楼以上，每栋有两三人把守。这几个人在百多个渔民和几十条渔船面前，虽然不堪一击，但也拼死抵抗，而且他们出手重，是真正黑社会的打手。两边混战后，渔民们还是进入到度假村，他们全成了贼，他们成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成了吃大户的灾民。他们恨丁明，恨这个骂娘稀匹的浙江人。恨浙江人手下的打手。当然是恨啦。那时候丁明找到我，要承包雪个湖的水面，他给镇机关食堂每天送鱼来，给所有领导送鳖。他说，我要投资三百万建度假村。然后他说，柳书记，你不需要吗？我们就叫这度假村为“烟水寨”，借得山中烟水寨，去买凤城春色嘛。我觉得这的确是个好点子，我认为丁明是个能人，我需要他，他需要我，我们一拍即合。这个竭泽而渔的承包者，使用了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鬼网，竟把雪个湖几十年的“沉脚”鱼都打起来了，这种鱼长满了绿毛苔。他打干了雪个湖的鱼（有一次一网打了十八万斤）。在县政府将下发管湖令——其中就有禁止使用那种奇怪的“鬼网”——的前几天他下了网，谁给他提供的消息？当然是我或者别人啦。当许多中华鳖爬进我家的浴缸，当我的女儿接受了他每年春节的厚厚的压岁钱（我退过，可是……），当小陶成为我的红颜知己后，我知道我与他成为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娘希匹。”当我把这三个字叫成他的绰号，当我们总是在一起喝酒，我与他，所有的是非真还存在吗？
据说械斗是在渔民们看到了丁明从一条抢险船上出现后开始的。人们很少看见他，现在看见了他。因为他们在谈论这洪水是因为丁明把长满了绿毛的“沉脚”鱼打起来，惹怒了龙王。“沉脚”鱼是龙王的侍臣，真正的渔民是不打的，即使打起来了也不吃，当即便放了生。雪个湖是有龙王的，在丁明打“沉脚”鱼时，他们看到了湖上一条数百米的黑杠，黑压压地在水面上隆起又神秘地消失了。那就是龙王在发怒，在现身。因此，这场洪水实际上就是丁明引来的。于是大家说，赶走这个狗日的丧门星，便万船齐发，手拿渔叉与桨片，冲进度假村，抢那楼上的寝具、娱乐设备、锅碗瓢勺，见什么拿什么。这么，洪水中的战斗就打响了。是谁一呼百应的，不清楚。听说有人煽动，镇政府为修这度假村，占我们农民的地，借我们农民的款，三年了至今不还。这是最有力的号召。
我听完这件事的汇报后我就再一次预感我的好日子完结了。我甚至忘了我们借了农民的款。而当时的集资达一百万元，整个镇委镇政府是冒了风险的。我看着那些伤者，看着两边不共戴天的人，我要表达我的态度，我要立即表达我的态度。现在，我只有一种态度了，我同情谁和我的态度是两码事。这还不明白吗，我没有思想斗争，我冲口而出：“你们这些人，”我对那些渔民说，“你们哄抢国家财产，你们相信迷信鬼神，这度假村有三分之一的国有股份，你们好大的胆！”
“国有股份是借我们的钱。”
那些渔民的话才让我记起来集资的事。集资的事太多啦，全是农民的钱。但这件事是要处理的，对不起，让郭大丑去最适合。我不想管啦，雪个湖度假村最后将是郭所长他们的。
就这样，我说，郭所长，你去处理吧。郭怎么处理，那不是很明显吗。最后，以郭大丑抓了几个为首的渔民并开出了四条船去收缴哄抢的财产作结。我只是派车把那些伤者送到县医院去，以免出现死人的事情。
后来丁明骂着娘希匹又来找我了。他是和郭所长一起押着四条船满载而归的。我说我不能救你了，你损失巨大我承认，当年投资谁知道有这种事情，天灾人祸你怪谁去。我救你哪个来救我呢？他说你有人救的，我说，娘稀匹，谁来救我！我最后说，损失以后总有办法补救的，只要我不倒台。他说你不会倒台。我说县委书记你也很熟了，你在他面前多美言我几句吧。
县委书记骆金贵想保我，至少应保住我在雪个镇的职务。大不了党内记大过，工资降两级。他没说。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说，你把你该干的事干好，灾后的事情你暂不要想。我的老婆也帮我作了细致的调查，那几个家伙在哪个发廊洗头，几个“鸡”姓什么都给搞到手了。我真是十分感谢我的老婆。因此，我，没有沮丧，我没日没夜地参与救灾，脚肿了，趾丫烂了，红眼病，晕倒，我都经历过。
然而我们的省长来灾区视察时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末日。那已经是灾后的一个月了。省长的车想在堤上走却不能走，时常被灾民们拉下来。灾民们因为有吃的，也没有大疫，所以中气十足，凡是有漂亮的小车就拦下来，捶车子，诉苦。灾民们围着省长不让走，说：“你是巡府大人，这么好的堤没有守住，你说我们镇的那些头头应不应该杀掉？”哪知道省长乐嗬嗬地回答说：“该杀，该杀。”于是那些灾民们就群起欢呼，并且把省长的车放了行。
他们要杀我，那些灾民？我的治下的百姓？
当时我没在场，我提前走了，我到县里接受一台广东的净水设备的捐赠仪式去了，这一台设备可以保证我们至少两万灾民有纯净水喝。当我听到这个传言后我的背脊透心地凉了。那是酷热的九月初，我的心凉了，我冒冷汗。省长难道会说这样的话吗？有时候，他们会顺众表态，这是可能的，古语说民意不可违嘛。可是我的心真正凉了。我的民愤这么大？我们镇上所有领导的民愤有这么大？我做的那些好事呢？他们视而不见，不原谅我？墙倒众人推？我真正的震惊了，我是从哪儿得来的民愤呢？那些平常谁都不敢对我说一声不，好像都还喜欢我的老百姓，今天要开我的斩，这多么不可思议啊，这溃口与我柳其忠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个“倒口书记”终于倒台了，我们镇所有的领导终于彻底换班了。县土地局的汪局长也撸了，他的姐夫没能保住他。所幸的是，我们没有进班房，没有被斩。但是愤怒的灾民并不解恨。有一家死了两个儿子的老头在水退了的时候手拿着两把菜刀，跑进淤泥深深的镇政府大院，指名要杀我和镇长，后来被人拉住了。那时，我已经下野，连办公室的钥匙也交了。
堵口复堤。
我前面提到了堵口复堤吧，乾隆和咸丰皇帝都曾对我们这个地方有关于堵口复堤的朱批。我被县里悄悄地任命为雪个镇堵口复堤的第四副指挥长，上面想让我戴罪立功。可是当我赤脚草帽出现在水退后堵口复堤的现场时，遭到了数百民工的起哄围骂。他们向我吐涎水（确有其事，绝无虚构！），骂我是昏官贪官。我算个什么，你们看看周围的官儿们吧，我算什么昏官贪官，我可以扪着良心说，我并不贪婪也并不昏庸。你们没见过贪婪昏庸的官呢。
没有办法，上面又扒了我的第四副指挥长，让我赋闲了。我所有的抱负都付诸东流了。我压低草帽，戴着墨镜，走在水退过后的大地上，那是一片惨景：树上、电线上，挂着草须、塑料薄膜片。许多未倒的墙上是泥黄色的水迹。可以说满眼都是泥黄色。许多倒塌的瓦砾上，到处有呆坐的暗哭者。他（她）们在暗暗地落泪，揪着鼻子，让看见的人也发酸。还有人在过去自己的屋场上，折下一根竹子插在那儿，作为自己房舍的标记。
我已经不必管这样的事了，重建家园将是下一任书记的任务。后来一个商界朋友出资让我办了一个公司，做什么？加固大堤需要施工队，需要各种机械，需要大量的汽油柴油，因为我有各种路子，正好可以赚一笔。我现在赚钱，无官一身轻啦。但我至今无法清楚，我这么个年轻也不让人讨厌的科级小官，为何有如此之大的民愤？这洪水真与我有关吗？
我只能说：天灭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