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专心地做口算题，相信是难不倒我们的，但是如果叫我们边做口算题边看电影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我们可能只能注意到电影的内容，或者只能做口算题而不知道电影在播什么。这就反映了一个人的注意对信息有选择的能力。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心理学家都对注意的选择功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1958年，英国心理学家布罗德本特做了双耳分听的一系列实验，他给被试者的两耳同时呈现两个数字，（如左耳：6、3、7，右耳：8、4、1）速度是每秒钟2个数字，然后让其再现。发现被试者用两种方式再现：（1）以左右耳分别再现，如6、3、7，8、4、1；（2）按双耳同时接受信息的顺序成对再现，如6、8；3、4；7、1（也可能是其他配对）。前一方式的正确率是65%，后一方式的正确率是20%。如果不事先要求，多数被试者采用第一种方式。由此，他提出了过滤器理论。他认为人接受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这些大量的信息进入神经系统的时候要经过一个“狭长的过滤器的瓶口”，因此只能有一部分信息能够得到我们的注意，其他的信息则留在瓶外进不来了，因此我们对某些信息没能注意到。
彻里（Cherry）也设计了一个双耳分听实验，他让被试者的两只耳朵同时分别听到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声音，这种效果用立体声耳机实现。他让被试者大声地读出从一只耳朵听到的材料，然后检查被试从另一只耳朵听到的信息。他把前者称为追随耳，后者称为非追随耳。他发现，被试者从非追随耳听到的信息很少，当把非追随耳使用的英文材料改为法文或德文，或者把材料内容打乱时，被试者也很少能发现。这个实验表明，从追随耳得到的信息由于受到被试者的注意，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工；而非追随耳没有注意到信息，因而没有得到加工。这个实验支持了过滤器理论。
1960年，格雷（Gray）等人延续了这项实验，他通过耳机给被试者两耳依次分别呈现一些字母音节和数字，左耳（非追随耳）：3 AUNT 4；右耳（追随耳）：DEAR 5 JANE。要求被试者追随一个耳朵听到的声音，并在刺激呈现之后进行报告。结果发现，被试者的报告既不是3 AUNT 4和DEAR 5 JANE，而是DEAR AUNT JANE。格雷的实验证明，来自非追随耳的部分信息仍然受到了加工。以后，特瑞斯曼做了更为严格的实验：右耳（追随耳）：There is a house understand the word；左耳（非追随耳）Knowledge of on a hill。被试者的再现多为“There is a house on a hill”，而且声称这是从一只耳朵听来的。这说明，当有意义的材料从追随耳转到非追随耳时，被试者会不顾实验者的要求而去追随意义，即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只耳朵。这只有在过滤器允许两只耳朵的信息均能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人可以同时注意两个通道的刺激信息。特瑞斯曼对过滤器模型加以改进（Broadbent本人也表示同意），提出了衰减器模型。她认为过滤器并不是按照“全或无”的方式工作的，并不是只允许一个通道的信息通过，也允许非追随耳的信息通过，只是非追随耳的信号受到衰减，强度减弱，但是其中的一些信息仍可得到进一步加工。这些信息之所以能够得到加工，是因为它们的激活阈限低。例如，当别人叫自己的名字或自己熟悉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敏感，即使声音很小，我们也能够注意到，这种现象也叫鸡尾酒会效应。
我们很多时候一心二用比较困难，但是也有人可以左手画圆，右手画框，那是因为经常练习的结果。又如很多人能够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这些现象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解释，前者可以被认知资源理论解释，后者可以用双加工理论来解释。不管哪个理论，都强调了注意力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因而我们做事要一心一意才能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