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舟
1924年，南京下关码头，一位个子不高、脸庞端正、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14岁的女孩，身边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年方20的男青年。男青年手提一只盐水鸭、一包糕点。
“毛丫头，要听娘娘的话，好好读书。”男青年手摸女孩的头，一遍又一遍地叮咛。
女孩瞪着秀眼，望着哥哥，认真点着头。她知道，这对她，一个小裁缝的“多余”的女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她出生时，上面有一姐一兄，作为一个女孩，在这样的家庭是多余了。父亲只关心哥哥，常说：“男孩管不好，是我的事；女孩管不好，是她娘的事，到时间，一嫁完事。”
她六岁被送给没有孩子的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九岁那年回到父母的家学习缝纫下手活，打纽件、缝边……看哥哥姚兴仁写着一手刀切的蝇头小楷，她总想自己什么时间才能去读书。
做小裁缝的父亲姚兆喜，根本不会为女儿读书的念头所打动，事实上也没有经济能力供几个孩子读书。九岁的兴华，仅有的权利只是想想而已。
时过五年，她已长成个半大的小姑娘。有一天，母亲的小姐妹杨贤之来到她家，看见出落得干干净净的兴华，想想自己夫死、子丧，身边没有能叫应的人，便摸着她的头：
“毛丫头，跟我到清江浦去读书吧，给我做女儿。”杨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这个姑娘。
“好！”兴华心头一亮，只要有书读就行。
小兴华跟着娘娘，来到了清江浦。
杨贤之守寡丧子后，走上了传教的道路，她把小兴华送进美利爱德女子学校当伴读生，但只能支付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必须依靠兴华自己去挣。她给兴华买了一把小小的梭子，让她学打花边。长7公分宽3公分的小梭子，便成了兴华读书的伴侣。
兴华白天读书，空下来就打花边，有时眼看书本，手织花边，一尺一尺花边，从她的小手中编织出来；一行一行的文字从她眼里看进去。她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了三年半书，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三年半，她没有叫过杨妈妈，也不愿受洗，娘娘当然不开心，好在星期天有个孩子在身边走走也行。眼见孩子长大了，该出嫁了，便三番五次地为兴华说婆家。接受了三年半教育的兴华，决心要嫁自己喜欢的人。几次提亲不行，又因大革命冲垮了教会学校，兴华又回到母亲的家中。
母亲还是那样辛苦，家还是那么小，父亲还是那么严厉，只是哥哥没有了。她望着那案桌，与哥哥一起嬉戏的情景浮现在心头。
“毛丫头，再弄点黄泥来！”
“噢！”小兴华是给哥哥做下手的，她又弄回一堆黄泥。
“这是什么？”哥哥捏了一只胖人。
“大肚老汉！”兴华拍着手，轻轻接过，放到案桌下。
“再捏一个什么？”
“观音！”
“好！”
一个个神采奕奕的泥人，齐刷刷地排在案桌下，和哥哥在一起真快乐呀！……
父亲家隔壁来了一支国民党的卫生兵，要找人洗衣服。兴华和姐姐就成了当然的“洗衣女”。每天挣上几角钱，给母亲买点菜。
天长日久，兴华认识了卫生队的副队长、英俊青年张迫远，订了婚，直到张迫远丢职后，兴华才和他成了一家人。
八年的患难生活，他们有了两男两女。日子清苦点，情感上是满足的，但到兴华跟张迫远回张家龙游，日子好起来了，情感上却有了变化。
她带着三个孩子（一个女儿留在南京母亲家中）和婆婆一起过日子，日子不算富，有吃有穿。不久，张迫远在朋友的介绍下，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小官，有了些钱，便寻花问柳，买了一个16岁的小老婆。兴华因此而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要给自己一个平等的权利。
就在张迫远把小老婆带回家的那天起，兴华便决心结束这种女人为男人生儿育女的生活，走自己的路。
如果兴华家庭生活幸福，如果她是一个软弱的女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果她没有读过三年半书，如果她的妹妹姚淑萍不在延安……那么，兴华的历史就要重写。
看过《朱德小传》的姚兴华，了解到中国有个共产党，共产党在延安建设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天地。追求自我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的心情，促使她写信给在延安的妹妹姚淑萍。淑萍为她寄来了两张签有林彪大名的介绍信，一封给她，一封给逃难在汉口开小店的大姐姚慕陶。
一个改变命运的计划在暗中进行着。兴华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她要到汉口八路军接待站去，去追寻一种崭新的生活。
有趣的是，从龙游到汉口这段路上，兴华以三种不同的装束，来回跑了三趟。一种是少妇的装束，一种是难民装束，一种是国民党护士的装束。
年已28岁的兴华，虽然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仍充满青春的活力。一套合身的绸旗袍，一双浅口皮鞋、耳环、戒指……手中一只带银链的黑手包，几件随身带的行李，看上去像是殷实人家的美貌少妇。
“姐！”当她站在开小店的姐姐慕陶身边时，才发现姐姐已有身孕。
慕陶知道妹妹是来取介绍信的，她把介绍信给了兴华。
“姐，我们一起去吧！”
“你看，我的身子！”
“到延安，也可以开小店，那边也有小孩子！”
“那么妈妈怎么办？”
这一“军”将得兴华没了言语。
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时，被日本人杀害，母亲孤苦伶仃的，兴华便不再与姐姐争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表示了坚决要到延安去的决心。
办事处人员说：“你还有什么留恋的？”
一句话勾起做母亲的心。孩子那一张张活泼可爱的笑脸，显现在她的眼前，她想起了最早夭折的长子，她担心三个在婆婆身边的孩子。
“孩子，我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儿在我妈妈那里，还有三个在婆婆那里。”
“快去带来，延安有保育院、托儿所，汉口有半个月就可能沦陷。”
兴华回姐姐家，借了一套“逃荒衣”，从汉口回到龙游。她随着难民的队伍上了火车，碰上查票的，她便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是难民。”
途中，她买了一碗蛋炒饭正吃着。
“你不是难民吗？”卖票人见她吃蛋炒饭便问。
“是难民！”
“难民吃蛋炒饭？”
“这碗饭才二角钱，能抵车票吗？”
卖票人走了。
快到龙游时，她花钱补了一张票。
“你为什么补票！”卖票人问。
“下车方便！”她知道龙游车站查得紧。
“为什么？”
“我要快点回家，三个孩子在家等我。”
她下车后，寻到一位女友，请她开一张国民党的通行证。她决定从龙游再奔汉口的这一趟，换成国民党护士的身份。
“放心，我到汉口，就把这通行证给你寄回来。”
在婆婆那里，她只说带两个大孩子出去玩玩，过几天便回来。
哪个孩子不是娘的心头肉。她看着三个孩子，知道自己不可能把三个孩子都带走，只能带两个大的，那酸泪就涌上了心头。
离家的那天，她手抱着老四，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想等孩子睡着了再走。可孩子好像有什么感觉，就是不睡。
“妈妈给你烧面条吃，好吗？”
“好！”
兴华把孩子交给老保姆，到厨房里去烧面条。她揉好面团，用擀面杖擀面，泪水线一样落在面里。一碗用妈妈的泪和心精心做成的面条放在老四的面前。老四笑了。
兴华一手拉着大儿子永蒙，一手拉着女儿永英，满脸泪水地奔向龙游车站。
巧事又让兴华碰上了——车站又遇见了那个卖票人。
“昨天你还是难民，今天怎么变成护士了。”他看着通行证，看着穿国民党军装的兴华。
“是啊，队伍失散了，就是难民；找到队伍了，就是护士！”她面不改色，顺理而答。
“带着孩子？”
“我送孩子到四川。”
卖票人问不出什么，只好放行。
兴华带着两个孩子，星辰赶路，到汉口转车到西安。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见她拖儿带女便说：“你等等，待有车我们通知你。”
兴华见一队又一队的青年男女，打着旗步行去延安，心中激动万分，但拖着一双儿女，只有安心等待。
不久，她和两个孩子搭乘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一辆面包车。同车开赴延安的人中有音乐家冼星海夫妇。一路上冼星海指挥大家唱着革命歌曲，他夫人钱女士弹着琴。
兴华带着孩子，穿着黄军装，引起了同车的延安保育院院长李之光的注意。她正想为保育院寻找医务人员，见兴华这样装束，便说：
“请问，你在部队是干什么的？”
“护士！”
“去延安干什么？”
“寻求真理。”
……
兴华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因此没有说实话。没想到后来竟与保育院结下了一段缘分。
到达延安，她一落脚黄土地，便为延安那清新的空气所感染。街头扫得干干净净，人们心平气和地唱着信天游，没有要饭的，没有来回维持治安的警察，这一切首先给了她个安全感，她感到，她能在这里寻到自己所要的东西。
“大爷！能带我一下，把两个孩子和行李送到西北旅社吗？”她叫住了一位牵着骡子缓步行走的延安老乡。
“行！”延安老乡二话没说，便将她一对儿女分别放进骡背两边的筐篓里，顺手又将小行李搭了上去，便快快乐乐地吆喝着骡子，向西北旅社走去。兴华所想的是，应当给这位延安人多少脚钱。
“大姐！到了。”延安老乡把孩子和行李放在了西北旅社的门前。
“老乡！”兴华刚想拿钱。
“革命同志，互相帮助么。”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兴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感到丝丝温暖。
当她踏进西北旅社时，迎上来的是她那久违了的妹妹姚淑萍。
姐妹俩在白区分手，在红区相见，她们要追寻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为妇女解放、自由而奉献自己。
初到延安投入革命大熔炉的姚兴华，将名字改成姚欣华。
当她正发愁带着两个孩子怎样进抗大学习时，路上乘车同来的保育院长李之光来找她。
“我们院缺少护士，你到我们院来做护士好吗？”
“我没有做过护士，只读过三年半书，是为了路上方便才这样说的。”
“装得还真像。”
“我到你那里当保姆，给孩子洗衣服、做衣服。”姚欣华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有几分能力，便去做几分事。
李之光见她说得诚恳，就把她留下当了保育员。
半年后，姚欣华认准了李之光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才告诉李之光，自己是拿着林彪的介绍信到抗大来学习的。通情达理的李之光不仅同意她去抗大学习，还同意她将两个孩子留在延安保育院。
她走上了系统学习马列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道路，1939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转正。
她如饥似渴地学着共产主义理论，从抗大到女大，在学习的同时，还拿出了裁缝女儿的本领，参加了缝纫工作，女大毕业后又在中央保育院任被服股长，在保小边教书边学习。
六年多的延安生活，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45年，她刚和林辉山由组织介绍结了婚，便开始了从延安向东北的行军。到东北，她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她没有被孩子捆住，下决心投入到战斗中去。
那时丈夫林辉山在东北辽南当地委组织部长，她希望能下去到区里当区委书记，和丈夫谈了几次，他都没同意。
“为什么？”她终于不能用平静的语气与丈夫谈话了。
“人家会讲我是提拔自己的老婆。”
“我有这个能力！”
“如果你去了，干不好，是一个区的问题。”
“你报上去，省里有很多延安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如果他们都认为我干不好，不批，那么，我一辈子在家里。”
她丈夫在妻子的“火炮”之后，打了一份报告，省里批下来了，她当上了营口县百寨区的区委书记。
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很多区的区小队都被迫解散了，而姚欣华所带的区小队都完整归队。那天，姚欣华集合队伍说：“国民党打来了，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我们发给路费，你们放下枪回家种地，但我不敢保证你们回去会不会被国民党抓去；第二条路，你们跟我走，有我在，就有你们在……”区小队的人都跟着她回到了地委，还带着征来的粮食，支援解放军。丈夫林辉山为自己有一个能干和有骨气的妻子而骄傲。
在延安，她边学习，边工作，但再忙她也要抽空和孩子们一起过星期日。
每到星期六，她便用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一点东西，去保小看两个读书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去延河边，一面为孩子们洗衣服，一面看孩子们嬉水，忙完，心中总是那么舒坦。
她常常笑着把下面的故事讲给另外几个孩子：“那时，你大哥还不会游泳，一天我正在洗衣服，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吐嘟吐嘟的，再一看，啊！不好了！你大哥的头没有了，只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上摇来摇去。我一急，就跳下了水，把他托了起来，上来才想起来，我也才学会游泳不久。”
无独有偶，十几年后，当她在上海康健园的马蹄下抢出三女儿时，赶马人大骂：
“叫你不要上去，你为什么上去？”
“我是她的妈妈！”
妈妈——一个有血有肉的妈妈。
“文化大革命”中，她丈夫被押到上海日夜游斗，回来后的一天晚上，他说：“老姚，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日子，我受不了。”
姚欣华说：“老林，要是在隔离和批斗中，你死了，我相信你是被人害死的，我一定替你鸣冤叫屈。只要我活着，我就不相信你是叛徒！”
林辉山在“文化大革命”后，看到有人受不住压力，家庭又没给必要的支持，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姚欣华说：“老姚，谢谢。”
为人母为人妻，姚欣华无愧于己；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更无愧于她选择的事业。
现在她80多岁了。1994年6月她生日之时突发脑溢血，但恢复的速度之快却让医生们惊讶。这大概和她内在的性格和信念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