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斐文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苦难的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困境中，走上了富强繁荣的道路。饮水思源，这个成就的由来，确实不易，这不能不使我想起革命圣地延安——哺育我们成长的摇篮。党中央高瞻远瞩，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不久，就创办了许多学校，从抗战初期开始，就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进入延安的各种学校中学习、培养，他们为加强边区的建设，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打下了人才基础。尤其是妇女奔赴延安，大都是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社会的迫害，投身革命的队伍后，才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自己迅速地成长起来。
我是1938年进入延安的，在革命的怀抱中逐步成长，直至耄耋之年，那段经历反倒印象愈来愈深。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几十年来，我有幸多次见到过毛主席，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建国后的北京，都听过他老人家的报告，接受过重大集会的接见。每当这时，我就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给我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终身难忘。
1938年的秋天，我从武汉来到延安，延安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我从城市到了农村，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革命圣地，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十分新鲜而陌生，与武汉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天地。
延安是农村环境，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无数革命青年进入这个革命熔炉后，都受到了极大的锻炼，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这里的空气新鲜，人与人的真挚的革命感情，团结、友爱、严肃、活泼的作风，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无数革命青年，至于生活条件的艰苦，都无人计较，而是处之泰然，以苦为乐。
我到后，就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女生队）三队学习。有一天下午，我们整队集合到清凉山下的一块空地上，去听校领导同志的报告，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每个队还派出一二名班长，站在队伍的旁边，巡视检查纪律。恰恰我是值班班长，就被派出来，站在队伍的旁边，这样，我就可以环视会场的全貌。
会场十分简朴，主席台是用几张长木桌和长条木凳搭成的。正面摆着几张木桌和长凳，两侧面也摆了木桌和长凳。会议开始后，几位首长都坐下来，一位首长开始作报告。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也弄不清这些首长们的姓名，在那肃静的场合，也不便询问。
会议刚开始不久，从场外匆匆走进来两位军人，都穿着灰军装，一个身材魁伟，一个显得消瘦。他们走到主席台旁边，就有几位首长上前敬礼致意，那位来者同他们握手后，就挥手示意，不要打乱报告人的报告，自己就在侧面的长凳上坐下来。这时，有人向大家讲：“我们的毛主席看大家来了！”接着一片掌声，那位刚坐下来的首长又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致意，报告又继续进行。
啊，这就是毛主席！当时，站在队伍后边的我，不由自主地就离开了我的位置，溜到前边去了，我要仔细看看久已闻名的伟大领袖的仪容。
又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悄悄和一位首长打招呼，他要离去了，不让惊动会议的进行。于是有两三位首长点点头，起身送毛主席离开会场，我也身不由己跟在那几位首长的后边，走到广场的边沿上，毛主席示意要他们回去，他们向毛主席敬了礼，就返回会场了。这时，我就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想知道毛主席是怎么来的，外边还有多少警卫人员……毛主席和他的那位陪同人员（我也弄不清是秘书还是警卫员）缓缓地向前走去，周围空无一人，走过一个不大的广场，侧面有几棵树木，树旁拴着两匹马。他们停下来，这时，毛主席转过身来，走了两步，伸出手来，向跟在后边的我紧紧地握手，并说，回去吧。然后，他们翻身上马，就这样简装轻骑地奔向前方。我简直不知所措了，站在那里，目送他们到看不见身影为止，这才漫步回到会场。会上首长的讲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一直沉浸在刚才见到的情景中。
想不到，一位伟人、领袖，就这样轻骑简装地外出了；
想不到，他的衣着和我们普通战士一样，都是灰布军装，穿一双半旧的黑布鞋；
想不到，他那样的谦虚和蔼，悄然地来了，又悄然地离去，没有所谓大人物的前呼后拥、盛气凌人的派头儿，是那样平凡而伟大；
想不到，他竟然主动地和我这样的普通一兵握手……
我一夜未眠，浮想联翩。
我又想起了武汉。
1937年底，我来到了武汉，由组织分配到“湖北战时妇女工作团”工作，这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当时，我是个幼稚的中共地下党员，对于统战工作非常陌生，尤其和上层妇女打交道，很不习惯，感到别扭，不如和学生、青年们在一起痛快。这期间，我也曾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及邓大姐对我们妇女工作者的多次教诲，逐步加深了我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武汉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后的军事政治中心，满街看见的是灯红酒绿，达官贵人们寻欢作乐；另一方面则是陷入痛苦之中的受剥削、受欺凌的工人、平民百姓，乞丐沿街乞讨，流氓、阿飞随意欺凌人民，街头常常闹事等等。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董必武同志、邓颖超大姐等等，都在武汉为抗日统一战线而奔忙，散播着革命的火种，吸引了无数抗日爱国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走向抗日救国的道路，离开了城市，奔向延安。
大约正值夏天的时候，在邓大姐等的推动下，在武汉成立了“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包括国共两党及一部分进步人士的组织，由宋美龄出面做会长，在成立之际，宋美龄要接见武汉各界妇女组织的代表，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接见。一天下午，大家都集中到会场来，大约有几十人，等候宋的接见。不久，就听见汽车声近了，有人招呼大家出去迎，这时，一部分太太、小姐们就争先恐后地向院子里拥去，我也跟着邓大姐和一些进步人士走出来，站在两边。这时，车刚刚停在院子里，雍容华贵、满身香气的宋美龄走下了汽车，她刚下车来，还没有完全站稳，突然，一位太太，某某团体的负责人，快步走上前去，手里拿着一个漂亮的白手绢，俯身就给宋美龄擦皮鞋，宋等她擦完后，也没理会她，就向会场走去，也没说一句客气或嘉奖的话。而那位太太却为她的精彩表演而洋洋自得：拍马屁竟然拍上了，这是一个好不容易遇到的难得机遇。
这是“新官场现形记”中一个小小的镜头，当时，会场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她勇敢，精神可嘉，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传为笑料。从这小镜头的侧面，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全貌及腐朽无耻的实质，给人们不少反思。想到这里我更感到我生活在延安的幸运，我无比欣慰。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里
1940年初，我正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有一天，班上领导通知我，叫我去中央组织部，说领导找我谈话。我去后，见到几位负责同志在一个窑洞办公，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说，调我去刚刚成立不久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分配到中学部去教语文和政治。这个消息十分突然，使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就要结束学习生活，步入工作岗位，忧的是我怎么能教书呢？我才20来岁，还是个毛孩子，怎能为人师表？我恳切地向领导说明，叫我干什么我都可以，但教书可不行，教不了，我虽然名义上念过一年大学，但只顾及救亡工作，没好好念书，怎么能去教学生呢？我在那里磨了好长时间，但领导只是笑而不答，也不批评，也不置可否。另一位负责同志走过来说：“小陆，你上过学没有？”我立刻就说：“当然上过。”我心里想，他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他接着就说：“不要蘑菇了，你回去好好想想，你当学生时，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你最敬佩的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你就怎么样去教你的学生。好了，就这么样了。”我无言以对。
延安自然科学院刚成立不久，设在南门外杜甫川里，院长由李富春同志兼任。几天后我诚惶诚恐地走进了这个校门，受到院内各位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被安排在山上一个窑洞里，和另一位女同志同住，她叫向明，是四川人，比我年龄稍长，也是刚来不久。我们见面后，我就告诉她，叫我教书实在胆怯，她就说：“我也一样，我也没念几年大学，却要我教化学，这叫‘打鸭子上架’，咱们都好好学吧！”她还风趣地说：“我听说要来一位国文教师，就猜一定是位中年教师，还得戴个黑框的近视眼镜，谁知道却来了个毛孩子，还和我住同屋。”这里确实已来了几位中年教师，都比我们年龄大而老成。
从此，我和向明就成了同志加好朋友，她比我成熟，好学习，每天除上课外，就坐在那里学习、备课，我在她影响下，也就开始坐下来学习了。
这里学习条件较好，还有一个图书馆，有边区出版的各种书籍、报纸，还有各种专业书籍、教材和边区外出版发行的各种书籍杂志、报纸等等。这些都是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从重庆运来的。管理图书馆的是林宁同志，工作很认真负责，每当新书到来，她就迅速告诉我们。以后，她调到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去做英文翻译，从此，一直坚持在新闻战线上，直到前几年，她病逝在北京。我多么怀念这位在新闻战线上默默工作的好战友啊！
图书资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由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教学没有现成的课本，都要自选、自编，印成油印讲义发给大家。
不久，我也去上课了，上了几次，基本上还能对付下来，有点沾沾自喜。又过了一段时间，党委书记和我聊天，说：“人不能像菜汤里浮着的油花，都飘在上面，耍小聪明，是干不好大事的，要踏实地干……”我知道他是委婉地批评我，给我警敲钟。
不久徐特立老人来当我们的院长，接替了李富春同志，并搬到院内来住，就住在我们下一排窑洞里。他朝朝暮暮、日日夜夜为学校操劳，无论对工作人员还是学生，都是诲人不倦，从思想政治上、工作上、业务上、生活上都给予无比的关怀。
为搞好工作人员和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他每周坚持上一次课，讲哲学、联共党史……他经常讲，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要干到老，学到老；要甘当革命的螺丝钉等等，有时深入浅出，有时也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做老学生时的艰辛。他给学生们，也经常作大报告。
在教师们上课时，他经常去听课，了解教师们的教学情况和水平。有不足之处，就指出来帮助改进和提高，循循善诱，从不发脾气。记得有一次，一位数学教师因病不能上课，就迅速安排人代课，并要我去代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我答应下来了，他老人家也去听课。不几天，教育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我大都照本宣科，没有联系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只讲什么鸡兔同笼等，要动脑筋，根据边区实际，给学生出点新的运算题……我听了不大自在，心想好心代课，还这么严格要求。
对生活，徐老更是十分关心。开始时，他常常端着给他做的小灶菜，炒鸡蛋、细丝菜，送来送去，给有病的同志和带小孩子的女同志们，大家都拒绝接受，他还是送个不停，实在没有办法，他身边的同志就想了一个办法，批评他说：“徐老，你服从不服从组织决定？组织上叫你吃小灶，你不服从，天天拿着菜送给这个、送给那个，你知道叫人家多么为难。”
那年深秋，师生中有流行性感冒，被感染的人在半数以上，徐老就立即带领几位负责同志，迅速将学校变成临时医院，把健康的人组织起来，组成管理、后勤、食堂等几个部分，分工十分细密，白班、夜班连轴转，使患病的人短时间内大都恢复了健康。那次，我有幸没有被感染，亲眼见徐老跑前跑后，山上山下到处检查情况，经常询问情况，病人吃过药没有？病号饭有没有送到床前……一次在路上正遇到他老人家，他叫住我，问我为什么没戴口罩，我就回答他说：“我还没进病房呢，进去前一定戴上。”我还笑嘻嘻地说：“徐老，你不是也没戴口罩吗？”徐老笑笑说：“调皮。”
众所周知，延安生活条件是简陋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也比较单调。但是，院内还是很注意开展课外文娱、体育活动，唱歌、打球、跳舞、唱京戏、演话剧等等。当延安各单位刚刚开展扭秧歌活动时，我们院里就积极活动起来了。那时，在工作人员中，还不大习惯，不大好意思参加，徐老亲自带头，组织干部们跳秧歌，我们不少人都在旁边围观，只有少数人上场。徐老领头跳，边跳还不断地点名，叫大家去跳，被点名的人，也只好从命，进圈子跟着跳。我们几个女同志都悄悄地站在观众的后边，生怕他看见了，又点我们的名。徐老边跳边看，他终于看见了我们，就跳到我们的面前说：“向明、小陆，你们都出来。”这样，我们也就开始参加了扭秧歌的行列。
那时，在延安做教师，都受到了特殊优待，一部分大学教师吃小灶，我们中学教师，除了照顾每月的干部津贴外，另外六元津贴和几斤面粉，由食堂做成馒头，每天发给两个，在经常吃小米饭的时代，馒头是高级食品了。这种优待，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实在感到受之有愧，当时一般干部一个月只有2.5元的津贴费，处长级干部也只领取4.5元，而我们的待遇远远超过了处级干部，不少教师都提出，请求取消这个优待，而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要尊重教师，不要误人子弟就行了。以后，我调到延安大学工作时，也同样受到这种优待。
50多年过去了，我仍时时回忆这段生活，无限地留恋当时的工作情景，怀念一些领导和战友们，尤其是已逝世的女战友们，她们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奋发图强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向明，我的好同屋，她刻苦钻研，在化学领域中有长足的进步，后来就到延安桥儿沟化工厂去工作制肥皂，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她终于使肥皂产品得到好评。可惜，在解放战争中，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王士珍，我们的老大姐，她和爱人华寿俊一起来到延安，利用当地资源与兰草制出马兰草纸，为边区的印刷行业和生活纸解决了困难。可惜，几年前病逝在西安。
还有不少女同志，在延安革命圣地成长起来，在各条战线上都作出了贡献，值得怀念。
走上新的岗位
在延安，我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直到1946年离开延安，走上新的征途。
我先到东北解放区，后又到了北京。在东北时，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随之，工作也调动频繁，常常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参加过土改，也到过学校、矿山、工厂、领导机关，常常是刚熟悉了一点情况，又调动了工作，怎么办？只有本着“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的精神。
我初进工厂时曾闹过不少笑话。我第一次去的是自行车和锅炉工厂，那时，沈阳刚解放不久，我硬着头皮，进了工厂的大门，我这个外行，连机器的车、钳、铣、刨都分不清，许多从没见过，只好不耻下问。我从小就会骑自行车，可是不知道它的结构和如何制造。于是，只好在夜晚下班后，回到楼上的宿舍内，反复查看自行车的部件和结构情况，白天再下车间观看生产过程，才逐步知道厂制部件和外协件的分工以及各自占的比重等等。有一次我正推着自行车上楼，被一位青工看见了，就告诉我说：“厂内有存车处，你存那里好，推上推下太麻烦了，你找不到地方，我给你送去。”弄得我哭笑不得。
1958年，在支援文教战线的号召下，我又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已中年，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又是“从头干”。
我们的所长孙冶方经常告诫我们做研究工作，要甘心坐冷板凳，要不怕苦不怕累。他经常讲：“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为法文版写的序和跋中的一段话，他背诵如流，渐渐的全所研究人员差不多都会背诵这段话了。
他经常讲，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要做只啃书本的书呆子，要深入实际，多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情况，但是从实际工作中来的同志，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一定要补课，没有系统读过《资本论》的同志们，必须抽时间补课，要通过；没有理论基础，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现象罗列，水平总是提不高……他是针对我们从实际部门来的同志们而提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夜晚总是灯火通明，大多数人都埋头学习，有的是为了继续深造，有的是为了补课，有的人就住在办公室内……
50多年，弹指一挥间，忆往事，永远难忘党对我们的哺育培养；看今朝，喜见新中国的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