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晋昭
1982年9月，我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陆斐文知道我来了，便安排原来的女大的几位同学叙旧，连在邢台的张克也专程赶来了。当我赶到复兴门外的楼下时，陆斐文、黄旋真、刘素心、张克已在楼下等候了。她们一见我便互相拥抱、拍打。我和张克从女大一别，还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把她抱住打转，她笑道：“白浪，你慢点，我现在腿脚已不太灵活了，把我掀倒可就难起来了。”陆斐文笑道：“小心老赵赶到北京和你算账。”我们在楼下照了几张相，便拥进电梯来到陆家。我见张克行动迟缓，确有老态龙钟的迹象，内心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也将随着岁月流逝，跟她一样，甚至还不如她。
陆斐文家，桌上、茶几上摆满了瓜果、点心之类的食品，看来这位好客的主人要好好款待我们了。满屋的欢声笑语，完全忘记了当奶奶的身份。我们谈自己，也谈不在座的校友，她们中有的是专家学者，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各部门的骨干。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女大对我们的教育培养，女大用马列主义武装女青年，使她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原来只知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者逐步成为有远大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在40多年的峥嵘岁月中，在坎坷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了过来，真不容易。张克深有感慨地说：“回想在延安时，我们年轻，步伐矫健，身着军装，同学们中有留长发的，有梳两条小辫的。我记得白浪就梳过辫子。帽子有时正戴或稍稍歪戴，正戴显得端庄秀丽，歪戴俊俏潇洒。腰束皮带，现出女性特有的线条。红底白字的女大校徽分缀在衣领上，闪闪发光。怪不得人们说：女大学生要多美有多美。数十年过去了，时间老人真残酷，在我们的脸上刻了道道深沟。”
我们接着谈学习、谈生活、谈思想、谈婚姻家庭，但是谈得最集中的话题，还是延安的周末。
延安的周末，真是热闹非凡，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有晚会或舞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国际友人和我们一起观看演出。晚会开始前，我们班上的歌唱家李丽莲只要一露面，大家便齐声喊她唱歌。她是女高音，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条件下，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礼堂。
特别热闹的要属女大延河两岸。一吃过晚饭，人来人往，浮桥上的人络绎不断，一对对恋人在河边漫步，一双双年轻夫妇相依相伴到男方的住处去过礼拜六。到了汛期，浮桥移到岸上去了，情人们只好站立两岸，可望而不可即。这时岸上的人比往常更多了，纵有千言万语，只有表现在目光相对和双方的招手上，过不去，干着急。女同志急，但更急的还是男同志。那时，虽然修了一座水漫桥，但水漫过桥面，也无法行走，就是水小时能走，但绕的弯太长，更怕再涨水过不来，误了学习。延安当时男女比例为18：1，女同志可以从18个男同志中挑选一位意中人。他们中有的刚接上线，有的正准备接线，这些男同志就更急得团团转，他们向往什么时候有座大桥就好了。男同志们在对岸徘徊，有些人不等到天黑硬是不走，第二天又站在原来的地方眺望，我们便给他们戴上“河防司令”的桂冠。不论他是从沙场上归来的英雄，还是地下党的勇士，或是工农兵学商中的青年，都是18：1中的一个。女同志既是革命者，又是感情极丰富极专一的女孩子，在一般的情况下，只要选中了如意郎君便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共同走过漫长的路，可见被选中的男同志有多么幸运。这些年来，有许多“河防司令”和老伴相随回到延安瞻仰革命旧址，延安党政和群众热情地接待他们。现在延河早已变通途，当他们在桥上漫步，站在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原女大校址）眺望对岸，回首往事时，一定会会心地相视而笑吧。去年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友找到100对金婚夫妇，为他们祝贺。如果不是战争、疾病、“十年浩劫”的摧残和迫害，绝不止于此，再加上各省、市、自治区就更多了，他们是恋爱、婚姻、家庭的楷模。
女大周末的晚上显得特别的宁静。晚自习免上，熄灯号和起床号也免了。已婚的同学都被自己的爱人接走了，剩下未婚的和爱人不在延安的，便自由组合在一个窑洞里。特别是冬天，我们最喜欢过周末。冬天夜长，几个人围坐在木炭火旁边，用搪瓷缸子煮大枣吃，边吃边天南海北地聊，直到枣子吃完了，木炭火快熄灭了，才上炕，一人能盖两床被子，就觉得特别的暖和。过于舒适暖和，反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了，便继续聊天或讲故事，直到深夜。记得一个寒冬的晚上，北风呼啸，吹得窗户纸哗哗直响，寒气一阵阵向窑内逼来，我们窑内只剩蒙古族姑娘章威、华侨吕励吾和我。我们三人正边烤火边煮枣子，只听门外有笑声，接着便有人推门而入，进来的是张克、台湾姑娘王芸、“小四川”罗迅。我说：“你们真有口福，迟不来早不来，正赶枣子熟了，你们就来了。”我们边吃枣子边请章威谈他们从北平绕道广州、再北上延安的过程，让王芸讲她怎样由台湾来到延安的，让吕励吾讲她从海外到延安的经历，并问她们抗战胜利之后都想干什么。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服从组织分配呗。”我说：“自己总还有个想法和志愿嘛。”吕说：“在组织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想在医学上有所深造。”王芸说：“如果有可能，我就回台湾做地下工作。”章威说：“女大毕业后要求到前线去，接受炮火的洗礼，使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女战士。”
这时张克讲话了：“白浪只让别人说，从不见她说。现在令你从实招来。”
窑里乱哄哄嚷成一片：“叫白浪说！”我说：“你们提问，我回答，行不行？”于是张克问：“你的家庭，你是怎样来到延安的？”
我说：“我是广东梅县人士，高中文凭还没拿到手，便随母到粤北南雄县她的故乡居住。在那里当过小学教师，做过救亡工作。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便缠住母亲要到延安学习抗日救国本领，直接投入抗日。母亲是有文化的贤达家庭主妇，最初她希望我继续上学，我说女的上学没用，不如参加抗日对国家民族有利。她便给了我100银圆做路费，我说用不了这些，她叫我拿着，如果遇到曾昭恩姐姐就分给她一部分。说是昭恩1928年在南雄搞农民运动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她不到20岁就坐牢，我母亲专程到南雄营救，和县长吵了一架，也没有把她营救出来。后来听人说，他们越狱跑到江西苏区去了。”
罗迅急切地问：“见到了吗？”
我回答：“可惜她牺牲了。她妹妹曾华现在八班学习。我父亲青年时代参加了辛亥革命，现在是国民党的一员将官。他知道我走了，对我母亲大发雷霆。据说盛怒之下还在重庆报上登了与我脱离父女关系的声明呢。一路艰难险阻，困难重重来到西安，和大家说的大同小异，我就不说了。不同的是，在衡阳躲飞机时，钱被人偷了。我20岁生日时双亲给我的手表，在过了洛阳钻山洞时被歹徒抢走了。”
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在洛川随营学校的故事吧。章威也在，说漏了她补充，说错了她更正。
我们20余人从西安结队徒步来到洛川，队长是电影演员田方，副队长是冯世平。八路军驻洛川接待站把我们留下，进了八路军随营学校（抗大分校）。行前他们告诉我们：学校在距城十余里的乡下，女同志进女生队，男同志去了由学校按情况分队。又嘱咐：城里驻的是阎锡山的部队，没事不要进城，免出意外事故。章玉是我在行军路上结识的朋友，她比我能吃苦，受过锻炼。她在九一八事变时父母双亡，和兄嫂逃亡到北平，初中毕业便给人当家庭教师，后来认识了冯世平，七七事变后，便和他一起辗转跋涉到了西安。我在洛川又结识了两位永不忘记的朋友：一是坐在我们面前的章威，一是温如。她高挑的个子，一身军装，活像漂亮的小伙。一次，她上厕所碰见一个刚来的女生，这个女生见她进来，赶快站起说：去去去，男厕所在那边。章威是救亡室主任，一天她让我和她一起布置救亡室，在贴领袖像时，我们同站一条长板凳的两端。她完全忘记和我打招呼，便猛得往下一跳，我从另一端摔下来，下巴碰到一块砖上，一时口中淌血，晕了过去。她见状抱住我哭着喊：救命！（章威插说：“要是当时你小命呜呼了，我就该跳崖了。”）我倒不会脆弱得就死，不过至今我下巴的肿块还未消呢。
不久，温如当了班长，我当了副班长。我们两个合作得很好。后来撤离洛川赴延安的路上，我们两个并排走在前面带队，还协助队长和指导员工作。
到了延安不久，章玉、冯世平、温如等一批人便到前线或后方去了，也不知他们现在在哪里。
当时，速胜论、亡国论等甚嚣尘上，爱国青年对亡国论是坚决反对的，但并不知道速胜论错在哪里。我就觉得赶快把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使人民早日摆脱战争灾难、安居乐业，该有多好呀。针对这种思想，我们除接受军训之外，第一课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严厉地驳斥了亡国论即失败论，指出速胜论出于盲目乐观，没有科学根据，是有害的，文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雄辩地论证了战争是持久战，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必胜。还特别引证了答斯诺问，说明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主战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我们讨论时初步认识到，以上三个条件，哪一个都还不成熟。
在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中午，刚吃完午饭，队部宣布紧急集合，要到大队部去开大会。我们路远的去得最早，席地坐在打麦场土台边的最前面，接着从四面八方来的队伍都席地而坐。这次大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猜想不出出了什么事。等人都到齐了，大队长和一位比在座的年龄都大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大队长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喜事，朱总司令来看望大家来了。”我原来想象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举世闻名的朱德总司令，一定是一个极其威严的人，却没料到他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总司令的到来，使大家兴高采烈，齐声高呼：“欢迎朱总司令给我们作指示！”他站在台子上和颜悦色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在欢呼声和掌声中讲了两个小时的话。他讲了国内外的形势，讲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八路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机智勇敢对敌打消耗战，使敌人奈何我们不得。我们听了都非常兴奋鼓舞。他希望我们努力学习，加强训练，学成后到前方来打鬼子。这是一场最精彩的、最生动具体的《论持久战》的辅导课。
我们讨论时，特别是结合总司令的报告讨论后，进一步认识到以上三个条件哪一条都还远不成熟。在国内这条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即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就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他们怕共产党发动全民抗战，经常制造摩擦。要长期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去发动群众。共产党为广大青年到延安创造条件，毛主席倡议办女大，为的是培养大批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发动全国人民和占半数人口的妇女参加抗战。虽说当时还不知道办女大的事，今天认识到只有发动占全国半数的妇女才能达到发动全民的目标。而女大正是为培养从事妇女运动干部而设的。如果说在洛川时对长期抗战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就越来越看得更清楚了。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
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在高原缺水的地方居住，住在向群众借来的几孔窑洞里。每个窑都有一盘大炕，一盘炕睡12个人，挤得很，只能伸直两腿平躺着睡，谁要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便很难再钻进被窝。在饮食方面，由吃大米改吃面食，尚能接受。最感不适应的是用水问题。女生队有只专门驮水的骡子，每天往返数次到沟底驮水。每天早上发一次（仅仅一搪瓷缸）洗漱用水。开水平时可以随便喝，遇到雨天连用水都无法保证了。我们的头发，因为尘太厚，梳起来都感到吃力。内衣裤脏得要命，浑身都难受。星期天我们几个人便带上床单，下到沟底用脸盆接水洗头。洗澡时，几人用床单围成一圈，脸朝外，轮流在圈内洗澡。虽然水凉，洗过之后便觉轻松无比。
“撤离洛川，下了塬便是洛河川。见了缓缓流淌、清澈见底的河水，心中顿感清爽。要不是赶路，加上大道上人来人往，真想跳下去洗个够。”
章威：“你说完了？”
我回答：“完了。”
章威：“你们别信她，她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坦白交待。”
大伙：“什么重大问题，快说给我们听听。”
章威：“八月十五的晚上，正开晚会，是谁偷偷离开会场，面朝南地哭鼻子？”
我回答：“每逢佳节倍思亲。回想去年和母亲妹妹等人在一起过节的事，不由得就哭了嘛。不想被章威鬼东西发现了，劝慰了我一番之后，硬拉我回到会场。顿时大家的目光都盯住我，弄得我好狼狈。”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经济一度非常困难，原来每周一次的会餐改为半月一次，后来半月一次也没保证。所谓的会餐，就是菜中加肉和豆腐、粉条等，主食是米饭、馍。在尚能与外界通讯时，凡是接到汇款的，或以组为单位，或相邀数人到文化沟口食堂改善生活。不久，随着国民党封锁边区，断绝了与外界联系，便也终止了偶尔进馆子的机会。原来每人每月三元边币的零用钱也停发了，这是用来购买牙刷、肥皂等日用必需品的。在发零用钱那阵，我们有时也以组为单位凑份子，到女大合作食堂买红烧肉，倒在小米桶内，搅匀分吃。我从小不吃肥肉，这时吃起来也觉特别香。零用钱停发了，会餐也停止了，日用必需品也没钱买了，于是用猪鬃捆在旧牙刷把上代用，用盐末当牙粉，用灰条、草木灰（做饭用的柴草）洗衣服。炊事班长是长征老战士，当他知道女同志用豆腐水洗头时，每次吃豆腐都叫炊事员把豆腐水留下。夏天，男同志打草鞋，女同志做凉鞋。冬天自己捻羊毛线织袜子……总之，生活越困难，越能想出克服的办法，对日寇越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就越足。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边。说来也怪，一日三餐很粗糙的小米饭，看不见油花的菜，女同志们却吃得一个个红光满面，相形之下男同志就较为逊色。延安群众说：小米是好东西，养女同志哩。可是，毕竟油水太少，小米又不耐饥，有时肚子饿了，周末晚上的主要话题便成了“精神会餐”。大家一致认为，文化沟口食堂的蜜汁轱辘、三不沾名不虚传，女大食堂的红烧肉解馋，四川姑娘说麻辣菜好吃、成都汤圆滑溜香甜，广州的同志说鱼皮鲜虾云吞鲜极了……边说边笑，忘了饥饿。说累了，笑乏了，停下手中的活，便上床睡觉。
一个周末的上午，我们正在山坡上割谷子，忽听哨声响了，班部的同志宣布：同志们连日辛苦了，为了抓紧收割，明天星期日照常劳动，现在提前收工。
吃过晚饭，我正洗碗。章威问我，今天晚上鲁艺有音乐会，你去不去？我说去。她要我回窑洞取衣服，她们慢慢走着等我。我跑回窑洞取棉衣披上，给组里同志打过招呼，快到王家坪时赶上了她们。除章威之外，还有张克、黄旋真、王芸、吕励吾。去时我们怕误了时间，一路几乎是小跑的。从女大到桥儿沟礼堂，要经过王家坪、清凉山、东关、飞机场，过了飞机场还有一段路，少说也有好几十里呢。幸好，晚会刚开始，前面已坐满了人，我们只好坐在后面。演的是《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同志指挥，歌声激昂嘹亮，听了令人奋发向上。因明天还要收秋，后面虽还有节目，我们也不敢再看了，便悄悄退出会场，往回赶路。回时没有去时急，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嘻嘻哈哈，对演员评头论足。
章威说：“我发现有人对台上的某某紧盯不放，是不是看上台上的哪位了？”
我说：“你也真是的，看演出，不往台上看，往哪儿看呀？”
章威说：“白浪，你别打岔，我发现有人看法不一样。你们看上哪一位了？如果现在不便公开，下去告诉我。我在音乐系有很多熟人，只要看上了谁，由我负责介绍，十有八九能成功。”
黄旋真说：“我可没看上谁。张克现在谈的老赵，我看过了，其貌不怎么样，章威，你重新给她找一个吧。”
我说：“人家情人眼里出西施，现在提倡恋爱自由，你怎么可以包办呢？”
黄：“我反正看着不顺眼。”
张克只是笑，不置可否。老赵也真是有耐心，对张克紧追不舍，最终还是追上了。
王芸说：“吕励吾不善交际，认识的人少，章威，你帮她找一个吧。”
章威赶紧笑应，叫吕说条件。吕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还不急于找呢。”
我们七嘴八舌地逼问：“你是不是背着我们悄悄跟谁谈上了？”吕忙说：“没有，没有。”接着对章威反击：“你是不是瞒着我们找上了？”
章威说：“我不瞒你们，我正找，要找个蒙古青年。”
后来真叫她找了个蒙古族英俊青年克力更。结婚按蒙族风俗在延河路上赛马，轰动了延河两岸的人，我们理所当然地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解放后章威更名乌兰，两口子一直在内蒙古做领导工作，小兵张嘎就是由他们的一个儿子扮演的。章威是全国妇联常委，“文化大革命”后调全总任书记处书记，可惜现已病故。
我们说笑着不觉来到学校，我悄悄推门摸到铺边，脱下衣裤当枕头，慢慢钻进同学们为我铺好的被子里，带着劳动创造财富的喜悦、文娱生活的满足，很快进入了梦乡。
延安的周末啊，真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