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昭
我的朋友，要我告诉您些什么呢？陕北的风？陕北的雪？陕北战士们抗战的炽热？不，这些别人写得已很多，而且写得比我好。我只把在延安女大学习的一些使我至今还欣喜与感动的琐事写出来，作为永远的追忆及纪念。
我总是记得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愧疚……多亏有了党的教导和指引，使我懂得了人活着应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瑰丽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我从一个无知的少年向漫长而多难的人生迈进，是中国女子大学给我点燃起第一把启蒙之火，它使我在人生的白纸上画出第一幅壮丽的图画与憧憬。这火一直照亮了我的一生，无论是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斗争中，在抗美援朝的生死搏斗；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押在秦城苦狱中……这盏启明灯始终指引着我前进。我个人的能力虽不大，但我总是抱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铸成的”信念，“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虽则自己只有萤火之明，但终不甘自灭！
那些过去的岁月，逝去已50多年了，有些事已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冲淡了，有些事亦已尘封，记忆模糊了。唯有几件事仍使我记忆犹新，好似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回忆在年纪大点的人来说是件嗜好，甚至是个安慰，但回首往事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有时它使你快乐，同时也难免有些悲伤。
黑夜行军演习
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形势吃紧，学校备战的空气亦趋紧张。领导上早已说要进行一次夜行军演习，是突击性的演习，目的是要检阅一下学生的参战能力，要背上背包，要打好绑腿，如同真的行军一样。大家的心便揪紧了，天天练习如何更快更好地把被子及随用什物包好，练习如何打好绑腿，要不松又不紧，紧了走路会痛，松了又要脱落……总之，备战的气氛鼓得足足的。可是等了一星期仍无动静，大家的情绪也松了下来。不想有天半夜，突然警哨长鸣，我们一骨碌从炕上爬起，在黑暗中，立即把被子打成长方形，系上背带，打好绑腿，规定时间是十分钟。动作快的同学已提前到窑外集合。我因绑腿打得太紧，第二次重打耽误了时间，这时窑洞外又响起了预备哨，说明时间还有一分钟，我赶忙在炕下找自己的草鞋，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是七个人睡一条土炕，草鞋挨得很近，不知是谁在忙乱中将我的鞋穿走了，没奈何，我在黑暗中沿炕乱摸，找了两只草鞋，立即穿了，唉，却是一只大、一只小的鞋子！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胡乱穿上，刚穿好，集合哨又响了，说明要出发了。窑洞外黑糊糊的，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手拉着手摸索着从山上下来，走出门不多久，我便觉得不得劲了，大的那只鞋还能拖拉着勉强走路，讨厌的是那只小鞋，勒我的脚跟不说，而且头又太小，被挤的前趾如同裹足妇女一般，我一边走一边心里骂：“哪个坏蛋穿了我的鞋？”我们手拉手在黑暗中摸着行军，天上连小星星也没有，可能是个阴天，星星躲进了云层。行军中是不允许讲话的，我熬着左脚的剧痛，拖着右脚一步一挨地默默前进，好在天黑，行军的速度不快，如要跑步，我便只好打赤脚了。好不容易走了一个钟点模样，前边传来低声的口信：“队伍暂时休息三分钟。”呀，老天，总算解放了！我私下庆幸。在坐下歇息的片刻，灵机一动，将头上的帽子包裹了我受伤的左脚，幸好有一条裤腰带是备用的，我将腰带扎好脚，扎得结结实实的。队伍又前进了，我这才知道已经行军八里地，现在是往回走了。一路上我如释重负地跟着大家往返校的路上走，路上的小石子硌着我的脚，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总算比来时的痛少多了！
又走了一小时多，摸索着上了山，自己的小窑洞快到了！我不由得欢笑起来，这时东方已晨光熹微，有点看得清了！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的窑洞前小平台，夜行军胜利了，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可是当队长在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了我。
“你的帽子那儿去了？”
我哭丧着脸说：“那不是！”我抬起了左脚给她看。
这时天已经有亮了，她看着我的脚，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大声说：
“这不成了一个伤兵吗！咋搞的？”
“可不是吗？不信你看，我的左脚后跟受了伤，还在流血呢！”“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把我的鞋穿错了……”我委屈得快哭出来了。
这时班长又气又发笑地说：
“还好，你总算坚持下来了，但那只小鞋在哪儿，该不是你丢在路上了吧？”
“要是丢在路上，便犯了错误了，因为我们是夜行军，不能让人知道，如遇到战争，敌人可以凭这只鞋来跟踪追击我们！”指导员补充着。
“看，这不是那只害人的小鞋吗！”我从背包上解下那只鞋递给指导员。同时补充说：“我倒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想留着这只鞋，向鞋主人算这笔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一个同窑住的笑得更凶，原来她是我们的小组长贺曦，那是个河南女孩子，比我大一岁，她边笑边埋怨说：
“我也是受苦的呢！我穿了你的大鞋也走得不得劲！”
“还有一个罪魁祸首，我这只大鞋是谁的？”我发怒地质问。藏在靠边的老余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是我的！我急着要抢第一个整装好，穿错了你的鞋，我也没得便宜，你的小鞋夹得我生痛，只是没有受伤就是了！”又引得哄堂大笑。
一场夜行军便在欢笑声中结束了。
从此后，我同贺曦结成了好朋友，她已是个党员，成天乐呵呵地又说又笑，她经常给我讲革命的故事，讲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斗争，又介绍我看许多苏联的革命小说。就在这一年，她成为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我入了党。
事隔几十年，我俩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一次，我偶然在同学口中听到一个噩耗：贺曦同志在60年代生肺病逝世了！
我为此黯然神伤了好久！
亲爱的战友，但愿你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的欢乐！
中秋节的舞会
那是1939年10月中旬中秋节的前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们五个女孩子，都只有十七八岁，正是花季的年龄，年轻得如同早春的一片新绿，红红的脸庞如同含苞的玫瑰。吃夜饭的时候，白凌从合作社买来一包红辣椒粉，悄悄地对我和葛瑜说：
“你俩有兴趣去鲁艺参加中秋节舞会吗？”
“太远了，去桥儿沟要走二十几里路，一来回便是几十里，星期一还要上课呢！”我回答。葛瑜说：“怕什么？来，多吃点饭好赶路。”说着她从白凌手里抢过辣椒粉往我和她的碗里倒了些。又说：“我包你误不了上课……你老是怕这怕那的！”
于是白凌、葛瑜、莉莎和我（还有一个谁我记不起了）急急忙忙吃完了饭，换上了一身装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装（这是我们出门时最时髦的衣服），大家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到那里没有多余的缸子喝水。”是葛瑜在喊。我们又回来拿上茶缸子，这才上路。
“今天我们同谁联欢？”莉莎问。
“同鲁艺音乐系的同志联欢，所以乐队也不用请了，是他们自己奏乐。”白凌说着催我们快走。
我们一行五人像飞出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地出了校门。一路上又说又笑，乐不可支。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走了几十里路，只见一轮金黄色的圆月从东山升起，那么大，那么亮，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月亮！天蓝得如同一泓静静的海水，四周的山色黑黝黝的，使月亮更显得明媚和庄严，它神圣地沐浴着我们，这幽蓝幽蓝的天宇，这黄澄澄巨大的皓月，周围如此静谧，空气又清新得如滤过的一般。这如同梦幻似的仙境，它净化了我，它照耀着我，以致在我以后踽踽独行于暴风雨的岁月中鼓舞着我，这轮壮丽的皓月永远闪亮在我的心中！每念及它，便使我感悟到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使我徒增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为什么月亮那么黄黄的？”不知是谁打破了宁静。“因为四周的山、四周的地都是黄沙及黄土，所以月亮的皓光映照得黄澄澄的了。”我心里想。
同志们亦都为这美景惊愕了，沉默片刻之后，于是大家便纵情唱起歌来。
“沙漠像黄的海浪，奔到无边的远方，蒙古包下起伏的海岛，骆驼在那里荡漾。月光下有人烧着野火，悠扬悲壮地歌唱：我们要生活便要战斗，沙原是自由幸福家乡！”
歌声使我们忘却了疲劳，走过飞机场后不久，我们便到了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
早有人看见了我们的来到，估计他们是在等待来客，只听得有人在喊：“来了！来了！”
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那便是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
窑洞前的小凳上摆了花生、红枣、小米糖等好吃的东西，我们取下茶缸边喝水边吃东西，这时主人时乐濛、刘炽、陈紫等同志请我们参观他们的宿舍。
嘿，多新鲜！亏他们想得出来的，居然自制了土沙发，在窑洞里离地二尺的地方，挖一个可坐两人的平面，再在上方挖一半圆形的凹面，作为土沙发的靠背，平台上垫着花棉垫子，又美观又舒适。
“你们真聪明，怎么想出这好办法来的？”说得男孩子们腼腆地笑了。
他们又用酸枣刺当做图钉，将列宁像、乐谱等都平平正正地别在窑洞的墙壁上。所有这些布置，使我们大开了眼界，使人感到，人的意志的伟大，只要人的灵性不泯灭，无论处在何等艰难的境地，亦会创造出温馨、创造出辉煌来的。
此时已月到中天，天宇如洗，舞会开始了。主人们轮流吹奏着美妙的乐章，一对对翩翩起舞的少男少女们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如幻如仙，如醉如痴，跳啊！跳啊！忘却了时间，甚至忘却了自身！直到皓月西斜，估计已到三点左右了，还是带队的白凌提醒了大家：
“时间不早了，再跳最后三个舞！”
众人又尽兴地跳起来，最后一个是以扭大秧歌作为舞会的收场。
我们又重新走在返校的路上。这是次日的凌晨，但大家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口气赶了20余里，东方已现出鱼肚白，月亮已暗淡得同晨曦混而为一了，远远地看到了学校的土围墙。我们也不上山去，便在延水边洗脸漱口，洗尽了路上的尘埃，便坐在延水边上石头上歇息，不多久，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但这场中秋节的通宵舞会也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
站岗
1940年，女大实行了站岗，每天在学校大门口由学生轮流值班站岗。
那是秋日的一个礼拜天，恰逢我去执勤站岗，我照例全副武装并手执长枪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上午十点多了，我面对着前边的延河水直愣愣地站着，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同志……”我蓦地吃了一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转身一瞧，两个人都呆住了，原来来人是我的母亲，她今日特意赶了十几里地从南门外来看我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女同志站岗，会不会让我进去看你……”母亲惊喜地说。
“啊，妈妈，您怎么来了呀！”我冰冷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真不巧，今日是我值班，值班是不让会客的，如没有什么事，你就回去吧。”
“不妨事的，我只要看看你就行了。”
母亲在自然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她是个“改组脚”（改小脚、放大脚），走十几里路也真不容易。可是我“左”得出奇，抱定了共产党员不能假公济私的死理，不与妈妈多讲话，并一个劲儿地催她快回去。门房的老丁同志看不下去了，他从屋里拿出一条长板凳让母亲坐下，并埋怨我说：“你也要让老人家歇歇气再走呀！”
母亲坐下来与老丁闲聊了起来。
母亲说：“现在的孩子不讲情理，动不动就用大道理压人。”
“你老不要生气，孩子还小，太幼稚，不懂情理。”老丁安慰着母亲。
母亲被冷落在一边没有动，坐了五分钟，她便告辞回去了，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只煮熟的鸡蛋，硬塞到我的口袋里，走出才三步，她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老二，小心着凉，早晚还是穿上毛衣。”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知道了，您快走吧！”
看着母亲小脚伶仃往回走，看着她逐渐缩小的背影，我无动于衷，还深自得意我做到了因公忘私！
过了若干年，我读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叙述他父亲去火车站送他远行，他见老父蹒跚的背影，产生了父与子的一段悱恻的亲情！我被猛然一击，立即联想起母亲来回30里看我的情景！这引起了我内心无限的歉疚与自责！为什么不多与母亲讲几句使她开心的话呢？为什么一个劲儿催她快走？唉，我这个忘恩负义的忤逆之子，怎么对得起她老人家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首批冲击，可怜的母亲亦被株连殃及……后来我们获平反，母亲亦被昭雪，我去南京看母亲受难的地方，已被拆为平地，一排排丁香在凄风苦雨中摇曳，似乎在向我诉说着母亲的苦难！
母亲死了！我已经不会凄然哭泣，只觉得在这大千世界里我是一个孤人了！过去的一切过错，甚至罪过，我再去向谁忏悔、向谁求得宽恕呢？呀，母亲饶恕我吧！饶恕您可怜的女儿吧！
一个人的悲喜，充其量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片微茫的浪花。在我生命之烛燃尽之前，我祈望着人间不要再有悲剧，我希望看到理想之树绽开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