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余群和申玮
马彦
1939年阳春四月，适值初春，河南信阳大别山区的四望山上，已是郁郁葱葱，一片嫩绿。当我即将告别这片热土时，忆起半年多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激起无限的眷恋之情。
这里是一座山寨，山寨上住着一些生活较好的人家；山寨下一些水塘边分散住着贫苦农民，靠租种田地为生。山上还有少量武装，经过我们改造成为革命的力量。1938年冬，我们几个同志被派来此工作，名义是河南信阳县政府抗日挺进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豫南特委领导的工作组，在这一带宣传抗日救亡，秘密建立我们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当时特委的领导人是刘子厚（解放后长期任河北省委书记），还有危拱之同志，她当时的身份是挺进队政治部主任，主要领导我们工作。
这一带山区，内战时红军曾到过，间或还能看到过去红军的标语。后来新四军也在此地有活动。贫苦农民们听说共产党的工作组秘密回来了，无不打心眼儿里高兴，悄悄地传递着消息。
我们每天从寨子里到山下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暗暗寻找品质好、觉悟高的农民吸收入党。他们对我们是那样热情，有一次吸收一个农民入党，他说什么也要杀他唯一的一只鸡，请我们吃，我们怎么推辞也不行。这里山比较高，没有公路，上下山一次要走三四个小时，我们常常幻想着，将来到了社会主义，山里修起公路，有了汽车，就不再受这劳累了。这份感情也鼓舞着我们。当时我们每天虽吃米饭，但只有几分菜钱，只能够吃豆腐渣，发霉了的豆腐渣，有点油，看起来是很香的。我们精神很愉快，精力很充沛，工作很顺利，几个月的光景，我们在这里发展了二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小组和区委，上级让我任区委委员。群众更加信仰共产党，渴望早日解放，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有一次，我们到群众中工作后，想躲过群众家吃饭的时间，又不愿回高山上，就藏在半山腰树林里休息。有位认我为干女儿的大伯，硬是在半山上瞄着我们，直到截住我们到他家吃了饭，才肯罢休。当年生活在群众中，真如那种鱼水不分的感情，至今使人难以忘怀。
在我党领导下，后来这里基干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成为鄂豫边界新四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属新四军五师的一部分。
有一天，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几个女同志，有申玮、余群、尹璋和我（这些名字是到延安后改的）一块儿到延安学习。我们早已仰慕革命圣地延安，这消息使我们兴奋极了，几晚上也睡不着觉。但想到真要离开回望山的群众和山山水水，却又有依依不舍的心情。
我们匆匆准备好行李，组织上发给我们每人20元钱做旅费，用五战区青年军的护照（假护照）做掩护，就匆匆上路。从四望山出发，向西南方向的南阳前进。军护照还真管用，我们路过的地方可以让区乡政府帮助找人挑行李。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聊天，十分兴奋愉快，像回家一样欢喜，每日晓行夜宿。七八天就到了南阳，途中我们最喜欢的是在公路旁小棚店里喝江米甜酒，又有营养又解渴，放进去鸡蛋更好吃。
出发前，我们每人还做了一套灰布军装。我们这群20岁上下的女青年，穿上军装分外神气精神，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快。
可是到了南阳地区，手中已没有几个钱了，又遇上下雨，4月份的天气，正是春寒料峭之时，我们只好住在郊区老乡家里，剩的钱只能买点红薯当晚饭，再买点红薯秧当柴草，生上火烤干了衣服，就睡觉了。没有钱怎么办呢？躺下后，大家商量了好一阵。后来申玮说，她有个姨母，在某个迁往内地的中学教书。大家商量次日由我和余群去找她要些路费。申玮不好出面，怕被她姨母留住不让走。
次日，我和余群换上便装，早饭也没得吃就上路了，天真的我们，一直想着到时就有钱有饭吃。50里路要走不少时间，我们索性雇了一个平板车，半爬半俯卧在车上，任车主拉着走，到达时已中午，找到那个学校一问，却没有我们要找的人，这下可抓瞎了。两个女孩，肚子饿得咕咕叫，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还有个车夫等着要钱！怎么办？开始，我们想也许学校有我们认识的人，就想进学校去看看，人家却不让进去，余群说，离此三里地有一村庄，还有另一个学校，也许有认识的人，好像她有个亲戚在那里，我们请车夫拉着急急忙忙赶去，结果又扑了空。我们只好又回到原先那个学校门外。为了维持面子，只好故意讲有钱，向车夫讲了我们有十块钱换不开，请车夫等着。我们和学校商量，想看看学校传达室内大黑板上的名单，结果人家不让看。真是人生地不熟，无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到学校旁边一个拴牛的桩子跟前站着，站着……这时已下午三点钟，回又回不去，留又无人留，心中焦急万分，想不出任何办法。还想找找校长，估计也不行，只好算了。
忽然，一个女教师带着一队同学，出来上体操课，余群一眼就发现女教师正是她同学，真是喜出望外，天无绝人之路呀！我们激动得差点流出眼泪，那教师也认出余群来了，领我们进了学校，吃了晚饭，我们决定在学校住一宿，第二天回南阳，只给车夫一部分钱，让他等我们次日一齐走。第二天早上，那个教师，一会儿查早自习，一会儿上早操，一会儿陪我们吃早饭，可是要借钱的事，余群怎么也开不了口，教师每进屋来一次，我都拉拉余群衣角，悄悄催她。可是她脸涨得通红，总也张不开口。真是天不遂人意，外边又下起雨来了。平板车夫在外边叫骂起来，我们身无分文，也不敢出门，快拖到十点钟了，我们这位余小姐终于开了口，那位教师也像有意和我们为难，只借给我们两人一共五块钱，还包括昨天给车夫的钱在内。我们两人又各借了一顶旧草帽，好用来遮雨。当我们走出门来一看，车夫早走得无影无踪了。估计他有回头的好主顾，就走了。我们两人只好冒雨前行50里回到南阳县城……
后来，我们到离南阳不太远的镇平，找到河南大学嵇文甫教授，还有许多进步同学，他们热情帮助我们一些路费，我们才又回到南阳，等着买去洛阳的汽车票。战争时期，公共汽车来往时间无定准，为了等买票，有时要在街上转来转去。
一次在街上偶然遇见我叔父的一位朋友。他姓胡，中年人，好像是国民党军队里一位高级参谋。我原先从开封女中参加河大抗敌服务团时，到豫东一带搞抗日救亡活动，叔父坚决不同意，我是不辞而别的，由于叔父在洛阳，也鞭长莫及，他只好托人到处打听我，也托了这位姓胡的朋友。说来也巧，正好和姓胡的碰着了。我向他说：“我要回洛阳，以后还读书去。”他很赞成，还请我们四位同学吃了一餐便饭。后来，由于去洛阳的汽车票不好买，我就去托他。他说看看有无到洛阳的便车，让我们顺路搭车去。事也巧，一天，正好有别动队的军车去洛阳，姓胡的便介绍我们坐到带棚大卡车后边，就开车上路了。我们知道别动队是搞特务的，专门对付共产党，自然很警惕。我们穿着普通的学生服，又是姓胡的介绍，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四个都是共产党员，正是他们要抓的对象。我们党的介绍信，就缝在申玮的衣服里。一路上，卡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们只好蜷缩在车后边，忍受着，什么困难也不怕了，只要能到洛阳就好，这离延安又近了一大步呀！
车行途中，坐在前面的别动队队长和他的太太，由于晕车厉害，中途下车去了。减少了我们一份担心。
一车人谁也不认识谁，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车抵洛阳，原来胡某还讲，到洛阳时，到三青团去一趟。我心想，对三青团之流，我们躲还躲不及咧，一下车，我们就自己走自己的路了。
洛阳是我的老家，我熟得很，一下车，我就领着三个战友，立即安排她们到城里老乡同学家住下，我自己回家看看。由于日机轰炸，我家已迁回孟津乡下，走了50里路，看到已离别两年多的祖母、叔父。我因幼年丧失父母，他们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们认为我游子归来，非常高兴，当时，我正患疟疾，隔天发作一次，在家发了一天烧，祖母一直在流泪。祖母、叔父千方百计要把我留下。但我称部队有急事，派我去西安一趟，城里还有同事在等我，不去是不行的，这样才脱了身，这一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第三天，我们买到到西安的火车票，四人便离开洛阳西去。一到西安，我们就急急忙忙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赶快踏进门去，大家长长出了一口气，多日来，提心吊胆的那一块心中的石头落下了，总算到家了。
我第一次看到了林伯渠同志，林老满头银发，慈祥和蔼的笑容非常亲切，他亲自和我谈话，问我愿意去中央党校还是去女大学习？我非常幼稚地问，我同来三个同志去哪儿？林老讲：介绍她们去女大。我便脱口而出地说：我同她们一块去女大。到了延安，我有些后悔莫及了。
办事处的同志亲切叮嘱我们尽量不出去。可是我们很好奇，四人一齐走出去，还到阿房宫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三天，后来坐办事处去延安拉物资的大卡车，风吹日晒，尘土飞扬，可心情兴奋，向着全国进步青年都向往的革命圣地进发了。
从四圣山出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一个月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北方林木少，但也开始发芽，坐了三天车，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我们心中也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充满希望，到达延安恰好涌进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的热潮，开始了新的沸腾的革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