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走向爱党的道路
李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已逾古稀之年，但每当回忆起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犹如昨日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晰，多少个熟悉的可亲可爱的面孔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青少年时代为之向往、追求、企盼的独立的不受欺凌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祖国已经站起来了，正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勇往直前。
1935年的12月9日，在河南开封也爆发了我党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我们青年学生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不抵抗日寇侵略、奴颜婢膝地拱手将大好河山东三省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愤怒。当时我正在开封北仓女中初三读书，面对这样认敌为友的反共叛国政策，热血沸腾，怒不可遏，我们经常课余在教室内学唱革命歌曲。班上有一位同学乐理较好，我们都跟她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还有“……我是一个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有时唱着唱着，激动得泪花翻滚。特别是苏联革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更使我们憧憬着自己的祖国也能像苏联那样。在雨打梧桐的夜晚（校园有许多梧桐树），我们在宿舍里窃窃私语，相互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大约在1935年5月6号或7号的一天晚上，学生自治会号召大家到礼堂开会，我与班上几个同学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学生会的干部是高班的大姐姐们，她们在台上激昂慷慨痛斥蒋介石叛国求荣的罪恶事实，呼吁我们要挺身站出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突然有同学喊：“打倒王鳖三！”原来，我校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派来的，名叫王协三，平时贼眼滴溜溜转，专门监视进步师生的爱国行动，同学们都十分厌恶他，就称他“王鳖三”。这时他又在礼堂外边窗户下偷听我们开会，大家愤怒地齐呼：“打倒王鳖三！”有的同学冲出去要打他，吓得他一溜烟夹起尾巴跑掉了。物极必反，王鳖三的丑恶嘴脸正给我们做了反面教材。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拯救祖国危亡！我们要奋斗！
12月9日的早晨，天气阴冷，一大早起床后我与几个同学互递眼色，吃过早饭，我们很快到操场集合，当时心情是既兴奋又气愤，认为我们为国家存亡奋斗的时候到了。记得当时参加的人很多，高班同学居多数，我们初三的同学较少。我们学校的老校长马战武老师是个民主人士，对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从不阻拦。记得我参加革命工作离校的前夜，马校长还在他宿舍专门与我谈了一次话，一再嘱咐离校离家后该注意的事。所以我们很顺利地出发了，沿途喊口号，唱抗战歌曲，群情激昂。我兴奋得手臂都有些颤抖了。我们离河南大学很近，途中很快与河大的队伍会合了。记得当时一位河大游行的领导者手臂有毛病，用纱布缠着吊在颈上，他走在队伍旁边，指挥我们前进。我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后，没想到他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队伍越来越大，开封女中、开封女师、开封高中以及别校的很多同学都来了，足有几千人。我们聚集在省政府门前，要求蒋介石反动政府放弃反共，一致对外，抗击日寇侵略。
口号声此起彼伏，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但省政府的大门却紧紧闭着，请愿队伍的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约到中午，省府大门里挤出一个人，说是代表刘峙接见同学，他一边假惺惺地同情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一边要求同学们回校上课，他负责向南京政府反映大家的意见。同学对这样的空头支票自然是不会轻信的。我们坚持要求刘峙出来接见，坚决要求南上请愿，大家的口号声喊得更响了。学联的同学很快开会，决定不答应同学的要求就静坐绝食。学联的意见很快传达到队伍里边，学员们自觉执行学联决定。大家愤怒地都坐在水泥地上，拒绝进食表示抗议。天已近黄昏，仍不见刘峙出来，根据学联的意见，我们整队出发往火车站挺进，准备强占列车南下。到车站后同学们自发组织了纠察队，在车站周围布起了警戒线，防止坏人破坏捣乱。有些同学很快抢占了未开的列车，要求开车。当时铁路上根据省府的命令自然是不敢开车的，不开车我们就坐在站台上、铁轨上，誓不离开车站。天慢慢黑了，突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号，气温骤降。但这吓不倒我们，我们沸腾的热血是不怕冷的，我们坐在车站的同学们围在一起，互相背靠背取暖，斗争意志更加坚强。夜深了，我们坐在冰冷的站台上打盹，不时有同学站起来取暖。车上的同学要求我们互相换位置，但是我们都自觉地坐下不动，不换位置，这样坚持到天明，就有市上不少团体，如商会等派代表带着食品慰问同学，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有的同学吃着他们送来的热饭，不禁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吃了饭，身体暖和了，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我们誓不回校，我们要坚持到底。中午，忽然纠察队的同学喊我的名字，说外边有人找我，我出来一看，原来是我的妈妈，我与妈刚说了几句话，她就拉我上车，她已叫好了一辆人力车（当时叫洋车），要我与她一同回家，怕我冻病了。我是妈的独生女，她疼爱我，但我爱国的热情她是理解不了的，我无论如何不回去，我力争着跑回了纠察队的警戒线。她进不了警戒线，就说要与我一同坐在这里，用她的衣服裹着我给我取暖，我自然不能同意，我说：“这又不是开老婆会的，你来做什么？”妈无可奈何地回去了。同时也有一些家长来叫孩子回去，都遭到了拒绝。来自家庭的阻力也阻挡不了同学们斗争的决心。这样，我们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下坚持了四天四夜。
南京政府假惺惺地派来了三位大员，说蒋委员长已答应考虑同学们的要求，赞扬了一番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要求同学们回校上课，学联考虑到天寒地冻，同学们相继有人生病，决定回校坚持斗争，由各校派代表继续与政府谈判。待我们回校后，根据省上当局的意见，学校就提前放假了，当时同学们气愤地编了一首歌：“学生齐赴车站，立志南下请愿，学生力量薄弱，雪中坐了四天，大众慰劳，政府阻拦，结果来了三位大员，要求条件，等于鸡蛋。”我们气愤的心情，现在忆起来犹如昨日一样。1936年春开学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生会代表后来被捕了，这可能与王鳖三的告密信有关，也说明了反动政府欺骗学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丑恶行径。在广大同学的支持下，当局后来不得不把代表们放了回来，不久，我们尊敬的语文教师冯素陶先生也被捕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当时我只有14岁，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却印下了不可磨灭的启蒙，我开始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爱国抗日的政党，而蒋介石反动派是叛国求荣的腐朽的反动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展开了全面侵华，我们再也在课堂上坐不下去了，同学们互相传说着“到西北去”。那时在我们心目中，西北就是抗日、革命的先锋。我们在党与民先的组织领导下，参加了农村工作服务团，每遇节假日（包括星期日），我们就整队步行到郊区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不做亡国奴的道理，我们还用教唱抗日歌曲、出壁报、家庭访问等方式，向农民乡亲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做宣传工作。记得我当时向乡亲们比喻团结抗日不打内战的重要性，说一支筷子一折就断了，一把筷子捆起来是不能折断的；又说过一件衣服要叠整齐，一定把领子与袖子先拉来叠好，整个衣服才能叠好，不然就会乱得不成样子，叠不到一起；以说明蒋介石不是好领袖，我们要敦促他抗日。每次出发都要走几十里路，来回要三四十里，有时例假来了，纸把腿都磨破了，也不叫苦，我们就这样不怕累不怕苦地坚持农村抗日宣传工作，一直到年底。有时有了进步电影，如《大路歌》、《渔光曲》、《到自然去》、《十字街头》、《夜半歌声》等，我们就不上课请假去看，但说要看电影请假会不准的，说家长来信就可准予回家。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我班有一个同学叫方桂荣，她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我们就让她用毛笔以家长的名义给学校写信，要我回家。我拿着这封信送到传达室，传达室老韩也不问信的来由，马上把信送至教导处，不一会，教导处就传叫我说家中来信，让我回去，我心中高兴地偷偷地笑。这样，我们把一些好电影看了以后，上语文课就由冯先生给我们讲电影的内涵。这样一次次看、一次次讲，我们的觉悟就一天天提高了。同时，地下党支部也给我们传看了一些进步书籍，白天不好看，夜里就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我们有个女教导员，每夜要到宿舍查看学生睡觉情况，我班住在楼上，是一个大通铺，房内有几十张床，地板也不太结实。这位指导员很胖，名叫王玉，她一上楼，老远地板就吱吱地响起来，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她来了，连忙把手电熄灭，装着睡熟的样子。记得我看过《中国怎样变成次殖民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有的看不大懂。但因为它是被禁的进步书却越要看。这时我的处境更困难了，父亲在外讨了个小老婆，根本不管家中生活，我上学学费、饭费都交不起了，我找马校长哭诉我的困难处境，老校长也很同情我，虽然私立学校经费困难，老校长靠养蜂维持学校经费开支，但还是允许我免费。不几天，学校就出了个布告，说因我与另一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孙克香学业优异，准予免费，使我能继续学下去。但家庭处境变化，使我更加同情穷人，更加靠拢党组织。1937年冬，时局一天天吃紧了，日本鬼子一天天向河南逼近，学校决定向豫南迁移，我与一些同学决定不随校南迁，参加我党在河南大学办的一个抗敌救亡训练班，当时主办人是地下党员、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还有稽文甫教授，范文澜主讲“游击战术”。训练班办有一个来月，我就要参加革命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到西北去的愿望更强烈了。一天，一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与我谈话，要介绍我入党，我早就渴望这一天的来到，兴奋得不知所措，心跳得咚咚响，我向她倾诉着我的心情与理想，并在她手上写下一个“红”字，这是久久渴望的，我要参加到“红”的队伍里，成为“红”的一员，我要“红”到底。在这位同学介绍下，我很快参加了一个河南省委领导的抗日救亡话剧团——光明话剧团，在豫东各县城乡开展救亡宣传工作，开始了我生活中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