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玲
我家祖辈中农。父亲阎宝航毕业于辽宁省立师范，曾办贫儿学校，后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留学英国二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事东北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参加共产党，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党秘密工作。东北解放后曾任辽北省主席、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5月22日逝世。母亲高素，曾工作于外交部材料室，共产党员，1970年病逝。
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一些革命同志在我家寄居比较安全，一遇到危险就常来暂避。为了给突然到来的同志们腾出住房，我最小的妹妹和弟弟经常被从被窝里招呼起来，睡到地板上。寄宿在我家的同志们，多无经济来源，母亲常典当或出卖衣物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父亲也常常啃两口白薯当早饭，就匆忙地外出工作去了。天长日久，常来寄宿或开会的同志们亲切地把我家称为“阎家老店”。父亲在重庆工作时，周总理也多次在我家召集会议和布置工作。
我于1919年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原籍辽宁省海城县小高力房村。因靠近辽河、太子河，我出生那年，发了大水，全家逃荒到本溪伯父处。伯父任中学教员，月薪很少，维持他一家生活都十分困难。我因先天不足，后天又缺乏营养，母亲没有奶水，体弱多病，姐姐常常直掉眼泪……
我18岁读完高中，其间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激发了我的民族觉悟；逃亡到关内后，在北平、南京、重庆经常见到衣不遮体的乞丐流离失所、到处乞讨的悲惨情景，于是增强了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又见到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及阔佬们置国破家亡于不顾，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花天酒地挥霍浪费，不管人民的疾苦，不问日寇的侵略，所以对国民党政府也产生了不满情绪。1937年在重庆市二女师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时结识同班同学李佩柔，在她帮助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统治者的本质以及旧社会的腐败、贫穷和落后的根源；在她帮助下也使我初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穷苦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和她一起积极参加党秘密领导下的对郊区农民群众宣传抗日爱国的工作。
通过和李佩柔一起学习和工作，使我找到了正确方向和道路，使我由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消极不满转变为积极斗争，使我从对穷苦人的朴素同情提高为阶级斗争的觉悟；更主要的是使我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而共产党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就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于是在我的思想里产生了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与要求。我这个愿望终于在1938年6月实现了，由李佩柔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更加积极参加党所分配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和学运工作，但在工作中却深感理论知识不足，很想能有机会到延安去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充实党的基本知识。
高中毕业后，组织决定我去延安学习，我十分高兴，于1938年9月和同班同学、同时入党的康岱沙由重庆启程，我俩都是18岁，同行的还有我弟弟阎大新，刚满16岁。我们由成都乘汽车去西安途中，路过宝鸡时，国民党纠察人员到车上来盘查，我说到西安上学，我将父亲为了掩护他做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的名片给他们看，这样才过了关。到达西安办事处，接待我们的同志说，已经接到我们要来的电报了，我便将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他，才松了口气。
从西安到延安要通过国民党的盘查站。临行前办事处同志十分关心地对我们说，三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界，那里设有国民党军警联合检查站，无论国民党纠察人员讲什么话或检查你们的衣物，你们都不要争辩或拒绝。因为你们带的东西，没有他们认可是违禁的物品，所以你们的态度要沉着大方。
为早日到达延安，我们每天都是天未大亮即出发。有一次我们步行到山沟附近，忽听狼群吼叫，我们很害怕，便急忙躲在一家农户的窗前，等到天大亮了，才继续向前走。
我们走到三原地界，国民党稽查人员搜查了我们的衣物，将弟弟带的一本公开发行的抗日歌曲搜去，我们按办事处嘱咐的话，谁也未做声。就这样，我们又顺利地过了一关。
我们一踏进延安，就呼吸到那股新鲜的空气，精神立即为之一振，忘掉了十多天长途跋涉的疲劳，早已忘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担心和不安。我们连脸都顾不上洗一把，就跑到街上到处观看。延安虽只是塞北农村式的县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也没有电灯电话……但我们却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朴实和亲切，心中产生了“终于到了家”的愉快和踏实的情感。
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9月在延安的七年中，我曾在抗大、中央党校和女大高级班学习过，也曾在女大八班任指导员和在中央统战部任秘书，并于1943年参加整风学习。
七七事变后，在我党和全国人民敦促下，迫使蒋介石同意共同联合抗日，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并未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他同意联合抗日，只不过是他借刀杀人之计，想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来消灭异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蒋介石合作是假，限共溶共和灭共是真，所以从合作那天起，便把他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干扰我党我军前后方人员往来物资供应和边区人民的抗日活动。所以当时我们是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学习的。没有教室，更没有礼堂，在露天听课听报告；没有课桌，膝盖就是课桌；没有板凳，土坯砖块就是板凳，屁股坐痛了就侧侧身，依然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用的是土制毛边纸，用点儿油光纸就感到很“奢侈”了。大生产以前，吃的是小米饭，菜是炖白菜、土豆、胡萝卜和干豆角，还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山村自己背；穿的单棉军装定期发给，不到期破了自己补；发的布鞋不够穿，自己用穿破了的衣服打草鞋，不会打的，便由同志们互相帮助或互通有无；窑洞是干部战士自己动手挖的，门窗也是自己动手做的；冬天有木炭取暖，夏天窑洞非常凉爽，晚间用棉子油和棉条点燃照亮，浴池也是自己用泥土砖块盖的。
在国民党重兵封锁的情况下，毛主席向边区军民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整个边区立即掀起生产建设的热潮。身体强健的上山开荒种地，体弱的留下种菜或纺纱。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的生活不但得到了保证，而且逐年都有所改善和提高。到了1944年，不但每天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而且每周有几次肉吃。蒋介石封锁边区的阴谋破产了！
延安是抗日的中心，全国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心向往着延安，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冲破重重障碍来到延安，延安是革命的熔炉。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刘少奇、洛甫和彭真等中央首长都曾给我们做过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动员边区军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何绍南进攻边区。那是在一个秋冬的傍晚，在中组部山下延河西岸的旷野，临时布置一个主席台，台前点着两盏灯，毛主席面向北，迎着呼呼的北风做动员报告。他在讲话中非常风趣地引用了《封神榜》里申公豹的故事，说因为他会割头术，有一次把头割下后，再安的时候安反了，所以你看他好像向前走，实际上他是在向后倒退。主席生动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我还参加了1942年整风学习和后来的大生产运动，认识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初步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明确了任何时候都必须以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分析和处理问题。通过劳动实践，逐步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增强了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更增强了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信念。
延安的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俱乐部经常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1940年纪念三八妇女节时，我还跳过集体舞，晚会上穿着蒙族姑娘的服装跳过双人舞。群众办的墙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有力地配合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我于1941年结婚，生有两个女儿。日本投降后，东北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组织上决定我和爱人去东北解放区。因为途中要通过敌伪据点和同浦路封锁线，不便携带两个孩子，在实在无法解决这个难题的情况下，我便去杨家岭周总理、邓大姐住处，请他们托人将孩子带回重庆由我父母抚养。当时邓大姐生病在床上休息，她像慈母般地安慰我，并答应设法解决。我当时被感动得流了眼泪……周总理在百忙中还和我到食堂吃饭，饭后目送我离去……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的关怀永远铭记我的心中。
我于1945年9月离开延安，七年革命圣地的生活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延安的七年，是我获得知识、得到提高、受到锻炼的七年，也是使我受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熏陶的七年，更是我从组织入党转化到思想入党的七年。这七年使我牢固地建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养成了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跟党走和一切听从党分配的组织观念，建立了尊重群众、热爱群众和为了群众的群众观点。可以说延安的七年是我全面获得丰收的七年。因此50年来，任凭风云变幻，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尽管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共产党员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本质不能变。如今我已近80岁了，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保持晚节。
延安，我的第二故乡，是党用乳汁哺育了我，是延安人民用汗水养活了我，我永不会忘记亲爱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