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延安女兵(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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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为真理别乐园

高茜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5年,我考入上海仅有的两所公立高中之一——务本女中,为孀居的母亲争了气。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早逝,我与在中师任教的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望我学业有成,免去了女孩该学、该做的一切家务活,让我专心读书。为报答母亲的厚爱,我真的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1936年初,我们班来了位充满新思想的语文教员——陈康白老师。他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们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文章,介绍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及小学的一些情况,他还揭露社会上的许多黑暗现象。在陈老师的引导下,原本对国民党统治下种种腐败不满的我,更加憎恨黑暗的社会。1937年八一三,日本的大炮炸开了“冒险家的乐园”,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上海往日的繁华,学校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再也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我们学校也搬进了法租界。全市人民同仇敌忾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日军队,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我们也在课余时间夜以继日地为前线抗日将士飞针走线,赶制棉衣。上海地下党办的《解放》杂志开始在我们班部分同学中悄悄传看,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每篇文章,个个热血沸腾,人人誓死不做亡国奴。我和部分同学一起去上街头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我还参与演出活报剧,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歌咏演出等抗日活动,拓宽了视野,也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翻开了我学生生活崭新的一页。

离别孤岛奔向光明

1938年夏,高中毕业在即,是升学还是去前线投笔从戎或者去延安学习革命本领,三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决定先学习然后再报效祖国。

结伴同赴延安的有在小学教书的庄涛、复旦大学毕业生周而复,还有我要好的同学吕全华及四位大学生和一位女营业员,五男四女共九人。

我本打算与母亲同去延安。母亲的学生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她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但因当时我母亲胃病很重,病时痛得满床打滚,苦不堪言。考虑到母亲痼疾缠身,无法长途跋涉,商定的结果是母亲只好留在上海教书,割舍母女亲情。临别时母亲千叮万嘱,要我注意身体,好好照看自己。望着母亲强忍泪水的双眼,听母亲絮絮的话语,我才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的内涵。

当时江浙、苏北一带,我新四军正在与日寇作战,交通中断,去延安只好绕道香港,经广九路、粤汉路西行至西安,再赴延安。

1938年7月21日,我们一行九人决定搭乘英轮“琼州”号离沪。我们中有些人是瞒着家人的,为了避免家人发觉节外生枝,我们在码头附近找了家旅社歇脚,直到开船前20分钟才登船。尽管我们谨慎从事,那位营业员还是被她家人发现,押下船,拉了回去。结伴同行,出师不利,剩下的八人中只有三个女同胞了。下午一时多,轮船起锚,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码头: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别了,亲爱的妈妈;别了,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为了不做亡国奴,我将去求索、去奋斗。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成熟了,虽然那时我还不满18周岁。

在海上航行了30多个小时,当轮船抵达汕头时,我们这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一上岸,立刻奔向饭馆,饱餐了一顿。填饱肚子后,我们在汕头市内逛了逛。那时汕头的规模与小城镇差不多,我们买了一块钱的菠萝,装了小半箩筐,一路上吃得津津有味,那是我这辈子吃到过的味道最好的菠萝。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终于到达香港了。由于香港当局要进行进港检疫,我们只好又在船上多过了一夜。在船上观看香港的夜景,高高低低闪烁的灯火,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景象,只可惜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二天早上经过港英人员的检疫,我们才获准登岸。由香港坐渡船到对岸九龙,我们住宿在九龙青年会。该会也有抗日组织,动员我们留下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中有两个同志同意留在青年会做抗战工作。剩下的六名同志由广九线到广州,稍事休息后即去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并摄影留念。在广州耽搁一星期左右,遂由粤汉线乘车北上长沙。在长沙,我们游览了市容,去了岳麓山,在湘江划船去了橘子洲头。在长沙时,有位与我们同住一个旅馆的桂系军队的师长,极力游说我们加盟他的军队抗日,并答应给我们安排相应的职务,给我们优厚的待遇,但我们一心想去延安,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我们中有一人因写毕业论文去湖南故乡考察,留了下来,另一人去了大后方重庆,同行者只剩下我们三个女同胞和一个男同胞共四人了。我们四人继续沿粤汉路北上抵达武汉,找到了武汉战地服务团,才知负责人钱俊瑞同志去了大后方。在等他回来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和战地服务团的其他同志一起上街宣传抗日,在武汉期间,有从延安回武汉工作的同志动员我们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考虑还是去延安直接加入共产党,就没同意。到延安后,才知道民先原来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四五天后钱俊瑞同志回来了,他留我们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只有吕金华同意留下来,而我和庄涛、周而复决意去延安。我们三人又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让我们去陕北公学,我们也不同意,一定要去延安抗大,经过面试,办事处的同志同意我和庄涛去抗大,周而复同志去延安文协(文学艺术家协会)。我们三人继续北上到郑州。在郑州我们参观了名胜古迹后又到了洛阳。这时我们的路费已花得所剩无几了,我们只好去灵宝,找周而复的同学筹集路费。在灵宝县,周的同学留我们多住几天,并劝我们去潼关登华山一游。后经周而复同学的资助,我们得以继续西行,抵达西安。从武汉到西安,一路上在火车站碰到很多国民党稽查人员,查问我们是否去延安,为了避人耳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谎称去大后方找工作,总算蒙混过去了。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西安常有卡车去延安,让我们等些天,以便坐车去延安。我们足足等了20多天,每天在翘首以待,不巧那些天刚好没车去延安。我们在旅馆里等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于是决定步行700多里去延安。路上雇了辆毛驴车拉行李,每天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前行。开始每天可以走二三十里路左右,过了几天我们的脚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碰在皮鞋上再被土块硌一下,疼得钻心,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脚底不敢全着地,别提多痛苦了。一路上饿了就咬口硬邦邦的锅盔,渴了喝口河水,有时累得走不动了,可又偏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咬牙坚持。吃了这么多苦,我们却从没后悔过。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程,终于到了洛川。洛川抗大分校的教务主任听说我们是去延安抗大的,就热情挽留我们在洛川分校学习,但我们那时不到延安心不死,谁也留不住我们。在洛川分校训练了几天后,我们继续北上。一路上我走坏了仅有的一双平跟皮鞋,历尽千辛万苦,十多天后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从上海到延安,一路上水陆行程万余里,历时两个多月。我们从出发时的九人最后到达延安时只剩下了三人。我们这些带着深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青年学生,对革命的理解是多么的模糊而又肤浅,但现在回想起来又多么有笑!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春,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纷纷上山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开展生产自救,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经济负担。当时我正在抗大训练部工作,领导上照顾我年龄小、身体弱,分给我一份最轻的工作——丈量土地,由我按各科室人数分配荒地面积。就是这最轻的活,一天干下来,累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躺在炕上像摊烂泥,怎么也爬不起来了,连晚饭也不想吃。领导知道后,让我休息了好几天,才算恢复过来。而其他同志每天抡着镢头开荒,回到窑洞仍像往常一样能吃能喝,可见我从小太缺少劳动锻炼了,这使我认识到体力劳动的重要性。

1940年我在中国抗日女子大学学习期间,校领导为了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特意让我们到距校30里外的三十里铺砍柴火,并背回学校。清晨出发前,学校发给每人两个白面馍馍,我们空着手,一路上领略着郊外的风光,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地向三十里铺走去。中午前后到达目的地,我们手忙脚乱地砍柴火,笨拙地把柴火捆在一起,吃完干粮又休息一会儿就背上柴火打道回校。那些七硬八杈的树枝硌在背上,压得人直不起腰来,越往前走背上的柴火越重,大脖筋和两个膀子又酸又痛,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路上再也听不见说笑声了。背柴的队伍走走歇歇,越歇越走不动。由于柴火捆得不好,走一路,掉一路,就这样也像小山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领导看着我们艰难的样子,心疼地告诉我们:实在背不动,就扔掉些柴火吧。为了减轻负担,我只好忍痛割爱,把辛辛苦苦砍的柴火扔掉一些,就这样走一段扔一点,回到学校我只剩下三根较大的柴火了,加上手里当拐棍拄着的一根,总共只有四根柴火。个别同学比我更惨,只剩下手中的拐棍。虽然柴火剩得不多,却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大生产运动中,不少女同志开荒种地劳动强度过大,累得患了妇女病。上级领导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和关心,1942年提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方针,让女同志们干适合其体力特点的劳动。其时我正在外语学校俄文系学习。男同学出外打土墙、开荒种地,我们女同学纺毛线和棉线。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愈来愈厉害,连缝纫用的机器线也进不来了。为了赶做军服,我们就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纺。纺机器线要求很高,纺出来的线既要细又要匀,三股合起来要和缝纫机上用的轴线一模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由不会纺线到能纺出缝纫机用的轴线,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被服厂终于可以用我们纺的线缝制军衣了。

1943年秋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纺线比赛,我荣获了三等奖,当时的高兴劲儿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因为我终于过了这难以渡过的劳动关。

献身革命虽苦犹甜

延安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刚开始吃小米饭时,由于肠胃不适应(在上海从未见过小米),一吃小米饭就泻肚,泻的还是小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但习惯了吃小米饭,还品出了小米饭特有的香味,变得爱吃小米饭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前,我母亲还每月给我寄点钱,有了钱就可以到馆子里去吃个“三不沾”(不沾锅、不沾碗、不沾筷),又香又甜又解馋(那时不管谁,只要有块把钱去合作社称上些麦芽糖,不等付完钱,秤盘中的糖早就七手八脚“共产”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后,家里再也无法寄钱来了。谁要有三四毛钱就很富有了。吃午饭时,只要他使个眼色,马上会有一些同学端着盛满小米饭的缸子(罐头盒焊了个把)尾随其后,去消费合作社买了几汤匙辣豆瓣酱,你一筷、他一筷,三下五除二就瓜分光了。小米干饭拌上点辣豆瓣酱,又香又辣又下饭,那滋味真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

1940年元旦在即,我和徐沛如同志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元旦举行跳舞晚会,我们两个舞迷又可以过瘾了;犯愁的是,我们脚上穿的草鞋坏了,鞋帮与鞋底快要分家了,走路不能抬脚,只能顺地拖着走,更不用说跳舞了。为了能参加晚会,元旦前一天晚上,我和徐沛如两人在煤油灯下,用旧布一针一线地修补起草鞋来。我俩的针线活拙劣极了,针脚歪歪扭扭,大小不均。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把草鞋缝补得结结实实,穿在脚上又跟脚又轻快。元旦之夜,我们穿着亲手补好的草鞋高高兴兴地去文化俱乐部跳舞,那一夜我们跳呀蹦呀,真是开心极了。

在延安,无论是在抗大、女大,还是外语学校,学习环境非常简陋,学习用具更是十分匮乏,钢笔水是买颜料对水自制的,写字用的纸与南方用的稻草纸相似,非常粗糙。偶尔得到几张油光纸,会被我们视为珍宝,把它裁小,装订成小本子,精心使用。晚上一个学习小组十几名同学挤在一盏油灯下看书学习。虽然我们的学习条件很差,但大家学习都很努力。

在女大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星期一要考试,我和徐沛如同志星期日吃完早饭后,每人带了两个馍和一个西红柿躲到一个僻静的山沟里复习功课。我们常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而每当我们弄通一个问题时,又不知有多高兴。时间不知不觉在我们身边溜走,回到学校时已是傍晚了。

我到外语学校学习,学校已开学上课两个多月了。我入学后,俄文助教王连老师(从苏联回来的朝鲜族同志)仅用两个小时教我字母的发音和拼音规则,然后就让我跟第五班(最低的一班)一起学习,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我抓点滴时间,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打饭、走路,我都在练习俄文“Р”的发音,背、读、默记俄文单词。苍天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我在全班考试中以满分夺得第一名的桂冠。由于学习刻苦,我由五班升到了二班。

在抗大、女大和外语学校常有全校在一起上大课(政治、党建等)或是聆听中央首长报告的时候。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时间很长,我不会盘腿坐,坐累了就双膝在地上跪一会儿,把笔记本垫在腿上,认真记录,回窑洞后,互相核对,补充笔记,并复习消化听课内容。

延安的学习、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都丝毫不感到苦,无忧无虑,笑口常开。记得我在女大二班的指导员李磊同志常说:高茜,每次都见你笑,你为什么老那么高兴?是的,我是很高兴,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努力学习,学好革命本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因此我并不在意延安生活的清苦,为了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延安有很好的学习氛围,有毛主席党中央各级领导给我们上课,有同志们的互相帮助,大家团结友爱,同志之间如同父母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我们犹如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和谐、温暖的大家庭中,精神生活是充实而完美的。作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欢笑和快乐永远伴随着我。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也从一个18岁的少女变成了耄耋老人,回想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