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侠
岁月流逝，半个多世纪前延安的学校生活，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页。
我出身于一个小职员的家庭，还在上高小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表叔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后来就考进了西安女子师范学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西安各学校的学生都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女师也很活跃，我们积极排演抗战剧目，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还去火车站欢送去前线的军队，慰问从前线回来的伤员。看见这些伤员，更激起我们的愤怒，日本鬼子太可恨，无故侵占我国领土，残杀我们同胞，这仇我们一定要报。
局势越来越紧张，学习的课程时断时续，同学们的心情都难以平静。一天，我找同窗好友路玉素，向她说了想到前线参加抗战的想法，路也表示有同感。我们经过几次磋商，决定偷偷离家出走，即匆忙过了黄河，到山西运城，进了民族革命大学。不久日寇侵占临汾，迫近运城，民大开始了行军生活，我们随着学校时断时续时停时行日夜奔波了好几个月后，民大宣布结束，同学们又分散了。我被分到民族革命出版社，但这些地方都不是我所要追求的目的地，我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我暗中不断地找一些同学了解情况，后来终于从黄河出版社一个同学那里了解到有一个叫秦半川的人要去延安。于是我们一同去找秦，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延安生活艰苦、吃小米、自己劳动等等，我们都说只要能到延安，再苦也不怕。后来我们又去见他时，秦叫我们不可声张，并约定了启程的时间，还告诉我们不要多带东西等一些应注意的问题。
1939年夏季，一天黄昏，我们一行十多人冒着风险，悄悄地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我们不敢走大路，只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小心地艰苦跋涉了七八天，时刻担心后面有人追赶，有时走上一天，腿也走肿了，脚上也起了血泡，但还找不到一个村庄或农户，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山坡上休息，大家都悄悄议论着，企盼着能快点到达延安。有一天，秦告诉大家就要到延安了，大家立刻都活跃起来，个个面带笑容，精神抖擞，情绪激昂，表现出一种将要获得胜利的喜悦。
刚到延安就有人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的吃和住，很快组织就派人和我们谈了话，然后我们分别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我被分到延安女子大学第八班。就这样，我们开始投入到一个崭新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里，这里的同学都是由全国各地和海外奔赴延安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学校对我们吃、住、学习、劳动等方面都很关怀，同学之间也都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很快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革命的群体。
我们的宿舍是半山腰的一排整齐的窑洞，走出宿舍，门外有一块平坦而开阔的黄土地，阳光充足，空气清新，一切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学校还有一个简易礼堂。有一次，毛主席来女大为我们作报告，毛主席穿的和我们都一样，一身灰布军装，一顶灰色布帽子。主席讲话时，手指夹着一根烟，只见他不时抖着烟灰，却很少见他吸烟。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有的脖子伸得很长，有的找到一个较高的地方站着听。主席讲话很幽默，不时引起同学们的欢笑，大家连一分钟也不愿耽误，一句话也不想错过，甚至想上厕所也拖着不去。
我们宿舍的一端，有一个空着的窑洞，这就是教室，有时也在露天上课，没有坐的，同学们就找来些砖头、木头块等，学习没有课本，全靠教员讲解，大家记笔记，一个个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很好复习。我们的课程有党建、政治经济学、党史等，我们的教员有的是从马列学院请来的，也有从其他单位请来的，他们知识渊博，态度热情，教学认真负责。
晚自习时，全组同学围着一个小清油灯，静悄悄地，有时也进行讨论。在紧张的学习中间，我的眼病加重了，使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能顺利学习下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决定到学校医务室去做手术。手术中间，由于护士晕了过去，出了个问题，半道停止了手术，同学们急着找医生问这问那，以后又陪我去医务室换药，一周后，继续进行手术，效果还不错。有个同学悄悄对我说：当时我的心也在跳，现在你眼睛好了，连一点伤疤也没有。我从内心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关怀。在进行另一次眼睛手术时，我悄悄去中央医院做，那里医生医术设备较好，手术顺利，也很成功。医生让我安静地在医院躺几个小时，因为伤口不大，我就慢慢地返回学校，同学们埋怨我为啥不告诉她们。我笑了笑说，这点小手术，哪用再耽误大家的学习。后来，伤口就愈合了，眼病好了，解除了我一个大的思想负担，我又能集中精力继续和大家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并且还担任了经济学课代表。
同学之间也都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当时在政治思想上对我帮助大的要算党支部书记胡建迁了，她经常和我谈党的基本知识、党员入党条件、党的方针任务、最终目的等等，同时不论在生活还是学习方面也都对我很关心。
1941年1月，我被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介绍人是我班同学姚毅和王凌霄。
同学们在学习上都很努力，一方面认真听教员讲授，另一方面努力自学钻研。同学郭信，一个身材修长，头发乌黑，长得清清秀秀的女孩子，勤奋好学，自学精神很好，是我们的时事干事。她经常夹着一个大书夹子，来去匆匆，出没在学校图书室或有关单位和地方，积极而不断地搜集着中国和世界形势的有关资料，每隔一段时间，她就用各种形式对我们作些时事形势的讲解。她学到的东西不少，地理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经常和我们谈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谈拉丁美洲，谈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情况，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在我的记忆中印象较深。
另一个是蒋玉衡，南方口音，白皙的面孔，微黄而稍带卷曲的头发，她是我们的歌咏干事，经常指挥我们唱革命歌曲，她那洪亮的歌喉和刚劲有力、刚柔结合的指挥，深得同学们的喜爱，现在在歌坛上也有一定贡献。
我们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很有意义，延安的小米黄亮亮、香喷喷，很好吃。我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勃，都有一张红扑扑的面孔。我们还轮流帮厨，让大师傅能够轮流休息，大师傅对帮厨的同学都很好，把锅巴也给帮厨的同学留一份，叫“列宁饼干”。
学校还定时改善生活，一礼拜会餐一次，吃白面馍和大肉菜，十个人一小组，在山脚下的平地上围成一个个小圆圈，每组中间都有一大瓷盆的猪肉和菜，由值日同学分到我们每个人的餐具里，再分给每人几个白面馍头，吃不了的就都自动退回去，谁也不把它带走。
学校每月还发给每人一元钱津贴，别看它的数目不大，可能解决好多问题，买块肥皂洗洗涮涮，想调剂生活，就到合作社去买些辣椒酱等等，大家分着吃，从不分什么你的、我的。
学校大门外不远的地方，就是延河，河水潺潺地流淌着。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到河边去，有的洗头，有的洗衣服，夏天可以游泳，冬天也能滑冰。
每到礼拜六，吃完晚饭的自由活动时间里，同学们就三三两两地在河边散步，走的，坐的，有说，有笑，互相谈谈自己一周的学习收获，相互探讨问题，党员在和入党对象谈心，总之，大家都讲得津津有味，听的也很入神。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各方面比较困难。但我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们开荒，种地，捻毛线，做鞋，缝补衣服，我们一年或两年就能发到一套新棉军装、一套单军装，衣服破了洗干净，打上块补丁，棉衣不能穿了，抽出棉花，再修整一下还可以当夹衣穿。记得有一次，我的鞋不能穿了，我就把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拣比较结实一些的地方，把它撕成小条，再折起来缝缝，同时再把旧鞋面子拆掉，把鞋底拿到河里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做好的布条再缝到旧鞋上，嗨！布条颜色虽多样化，但穿起来倒还蛮好看的，我边走边看，心里觉得很得意，也很充实。
女大的学习要结束了，将近两年的学校生活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页，它教我学到了革命理论知识，懂得了妇女彻底解放的伟大意义；它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坚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思想。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都为我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