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
1937年，南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日夜轮番狂轰滥炸，学校停课，商店停业，社会秩序混乱。8月间，我与汇文女中同学朱荣凤等由下关乘船逆水抵达武汉，后乘车经郑州至西安。在逃亡生活中，结识陈保罗（又名陈铿），他是民先队员，给我们读过延安出版的《抗大》校刊、毛主席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进步书刊一下子照亮了我的心灵：要抗战，到延安去！
1938年9月在宝鸡经抗敌后援会秘书贺维城介绍，住在逃亡学生暂住的青年会宿舍，这里住有进步青年吕梁、赵鸣、王涤等。在一次逃亡青年聚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这歌声唱得我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奔上前线同敌人拼搏。因此，由吕梁带队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七贤庄1号院上房，窗明几净，有好几位领导同志在座，林伯渠美髯飘在胸前，慈眉善目地听取我们要到抗大学习的愿望。林老看了一眼问我：
“你也要到延安去？”
“是的，我们都要到延安去！”
“那里生活条件差，是很艰苦的呀！”
“延安是抗战中心，是革命圣地，什么苦都不怕！”
林老高兴地笑了，转过脸来对大家说：“延安欢迎你们，抗大接受你们入学。”当时我激动得都快要流出泪水。林老对办事处同志说：“罗副官，请你给他们办到抗大的手续。”并和我们一一握别，嘱咐我们抓紧时间休息，准备出发。
办事处刘潜同志领我们到另一所院子住了下来，一个星期等不到汽车，真是心急如焚。这天，吕梁从1号院回来给我们传达，为了安全起见，组织决定先让我们到三原安吴堡青训班，然后再去延安。我们立刻启程。
安吴堡是一个筑有土城的村镇，青训班由冯文彬、胡乔木担任领导，张琴秋等任教员，大家都称安吴堡是“小延安”。
我和吕梁等在这里填表登记，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会员证的封面上印有热血青年在前线作战的剪影，扉页上印有誓言：团结青年，服从真理，忠实民族，爱护群众，积极工作，虚心学习，活泼勇敢，坚定诚恳。正页编码为“青字第4602号”，封底由冯文彬签署日期。后来，这张会员证和毛主席的照片，我一直带在身上，历经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几个战略区，直到现在我仍然保存着它。
在青训班学习时间不长，组织上就让我们去了延安。沿途经过六县一市，徒步走了13天，由于过去没有走这么远的路，又背着自己的背包，几个人脚上都磨出了泡，步履十分艰难。但我谢绝了男同志的帮助，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暗下决心，就是爬也要爬到母亲的怀抱——延安。
1938年冬，余晖照射在宝塔上，显得格外雄伟壮丽。山坡上，延水边，人行匆匆，一路高唱抗战歌曲，一种欢声笑语，表现了革命青年的无限活力。起初，我们住在宝塔山麓接待站，以后我被分配到抗大五大队女生二队。我所在的班中，有一位长征过来的红军大姐许启亮，她是许光达同志的胞妹。许大姐对每个同志都好像亲姐妹一样关心和爱护，我在班里年龄较小，她对我关照得更多。学习中一有空闲，大家就请她讲长征故事，讲她自己怎样和男同志一样开动双脚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历经说不尽的艰难和险阻，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了抗日的新局面。她的事迹鼓舞了大家艰苦奋斗、努力锻炼自己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日军的野蛮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遭到困难。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康克清是我们队的指导员，动员贯彻中央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现在财政经济困难，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抗大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我们要把抗大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而且要发展、扩大。鼓不打不响，灯不拨不亮。”此后，大家便积极投入生产运动。我和二班同学令狐茜（又名张瑾）约法三章，展开“一对红”劳动竞赛。同时，在许启亮大姐帮助下，我和来自上海的姑娘夏炎，还有“小广东”（谢雪萍的爱称），几个人各不示弱展开比赛。当时敌工训练队和我们并肩开荒，休息下来，就请他们用日语教我们对敌喊话，唱日语反战歌曲。开荒中汗流浃背、浸湿了头发，尽管手掌磨了血泡，心里却感到甜丝丝的，十分快乐。
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设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会场左边山坡草地被剪裁成“抗大万岁”，右边山腰用松枝扎就“抗大三周年纪念”标语。毛主席、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王明等凡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响彻会场，他的富于鼓动性的讲演，不时为掌声、口号声所打断。每到这时，他就伸出双臂示意，要大家静下来，继续着他的讲话：“抗大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到敌后开展国防教育，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罗瑞卿副校长主持大会。会上，我和与会的四五千抗大师生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当晚，在皎洁月色和熊熊篝火辉映下，举行了篝火晚会。各大队表演了提灯舞、秧歌舞等精彩节目。我们女生队跳了集体舞《上前线》，直至午夜尽欢而散。白天开运动会，入夜举行晚会，庆祝活动连续进行了四天。其间，抗大成绩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实物部分引人注目。为母校募集基金时，女学员捐助了一堆金银首饰，当时，我把订婚戒指也捐了出来，在展览现场逗得大家一阵欢笑。
这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迫使日寇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延安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抗大东迁，到敌后去办校。”毛主席赠言：“送给你们三件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罗瑞卿副校长指出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时说：“我们东迁，给日本法西斯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而且在他没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后方去。”他饶有风趣的讲话，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女大部分学员连同陕公、鲁艺、联大等近万人，编为八路军青年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华北敌后进发了。1939年夏，烈日炎炎，行军路上，我和1938年以金戒指作为信物赠我的亲密战友不期而遇了。这给我上前线的长途跋涉增添了无限喜悦。
山西广袤国土陷入敌手后，沿黄河东岸被敌人所控制，经常出动飞机轰炸黄河西岸，柳林军渡的日军，不时隔河炮击我西岸吴堡宋家渡口。黄昏时分，佳县乌龙铺渡口浊浪滔天，战友们手臂紧扣，分批乘坐木船渡过黄河，像又一把尖刀插入敌后。
青年纵队在兴县曹家坡、临县白文镇一线稍事休整，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动员、组织为当地群众建立各自的抗日群众组织，加强民族意识，进一步发挥抗日积极性。尔后，翻越吕梁山，晓行夜宿，一天夜里，在敌人占领的娄烦镇徒涉汾河，当登上高耸入云的云中山时，为敌侵占的晋中平川尽收眼底。远处夜空笼罩着一片阴霾烟尘，已是万家灯火——太原城在望了。
纵队分三个梯队下山，为缩短距离，有时成两路纵队前进。前边不时传来口令：“往后传：脚步要轻！”……在穿插通过忻县庄磨、豆罗敌人的碉堡、哨卡群时，敌人慑于我大队人马，龟缩在碉堡里采取固守态势。我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一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担任护卫，由彭绍辉、罗贵波二首长率领、指挥。路过同蒲路时，纵队长罗瑞卿神态潇洒自若，手里拿着自制土“司提克”小木棍：“同志们加油！让鬼子们做梦去吧！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只是几只破草鞋！”此刻，我正口渴难忍，他的话使我浑身是劲。这一夜，下西山上东山，急行军穿越敌占区，一口气走了140多华里，终于到达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在敌后战斗的日子里，边区民粉碎了日寇无数次的“扫荡”、突袭和“围剿”，和我一同奔向延安的王涤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同班女战友李锦在灵寿县熬鱼山战斗中，同日本兵搏斗时壮烈牺牲。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往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么伟大，又多么渺小，在“历史长河”这一出话剧中，我充当了不容自己选择而自然分配应演的一个角色，哪怕作为摩天大厦的一块砖瓦、创造新社会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亦可得到人生的愉快和慰藉。
历代烟云皆史训，今朝人物尽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