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望西
我原名秦玉华，到延安改名秦望西，生于河南孟县西虢镇窑村一个破落世家，父亲在本村和镇上办过女小，主张女子放足，反对封建迷信，领过学生打神像。后因河南水旱蝗汤（汤恩伯）逃到宝鸡。母亲操持家务。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大弟弟1938年和河南部分青年到延安陕北公学上学，后到河南做地下工作，1940年又回延安大学，后在西北工作，全国解放后，在驻外大使馆工作；二弟高中毕业后参军，后到重庆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叔叔刘锡五是1925年的共产党员，他在京津沪和家乡一带均进行过革命活动，到延安路过河南洛中，也曾给留下许多进步刊物。在我们一班的同学们也有到延安去的，所以我也产生了去延安的思想。1936年到三原未去成，因家庭阻拦，1937年秋二次经三原八路军办事处，搭一辆大卡车到延安入抗大。
我被编到抗大三期，与任锐妈妈和女儿孙维世同小组，还有宋素明、程克等。三期三个月已结业，因从各地到延安去的女同志越来越多，就成立了女生大队，大队长是陶万荣，我被编入三区队九班，大队指导员是吕瑛、蹇先仁。九班有余慎同志（萧向荣爱人），还有五班林萍、邵芹华、章文、王维等等。1938年4月，我经萧成英、邵芹华介绍加入共产党，1939年调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晓。帅孟奇大姐讲秘密工作、狱中斗争、党内组织纪律、形势报告。这时毛主席提议成立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我们党校两个女子班又转入了女大。
女大人多，当时有十个班千余人，住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出门就是延河水、王家坪、宝塔山，环境优美。西边是中央大礼堂。看文艺演出过河就到。女大结束，我二次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2月10日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工作。
总之，在延安四年多，有一半时间是学习，一半时间是工作。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身实践、斗争经验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为我在半个世纪的工作中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2年我由延安女大结业后，被分配到抗日前线工作。男女一行30余人，于旧年三十日晚到达山西兴县一二师师部。恰遇到日本“扫荡”，师部已转移了，留守人员把我们安排到上庄村住下，一直到杏花开才过黄河，到了坊山一带，又遇到敌人“扫荡”，又住下来。其间曾碰到贺龙师长去延安开七大，我们腾出部队住房，留他过夜，他给我们讲了晋西北的形势、敌情和军队生活。他说：“现在不吃黑豆饼子了，病号可以吃小米饭了，欢迎你们来。”有天吃完晚饭，一夜行程百里，过白圭路、汾河，由决死二纵队便衣带领，日出到了山西太谷城附近一个村庄，队部让大家休息，吃点炒面，烧点水喝。这时，太谷城内的敌伪军早知我队过路的消息，从城内出发了。幸好决死二纵队赶到，我们紧急上山，绕过山背面，未遭敌人突袭。当我们到了武乡阵壁，找到华北局机关时，他们才突围出来不久（左权将军就牺牲在十字岭的“扫荡”中）。即将部分同志安排到辽县麻田、上庄住下来，帮助群众做“扫荡”善后工作。以后又继续分到各个地区去。我被分配到邢西县（邢台分为邢西、邢东两个县）四区，住在路罗川新头村，担任区委书记。
我的丈夫叫刘载德，于1937年春天先到延安，1939年元月经西安办事处到华北前总司令部除奸部（住上党路城南北中村）。1943年我党决定在河南街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调他到河南安阳五区任区长，1945年调任温县二区任区委书记。我们在延安时，各自为战，仅在会议上碰面相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女儿刚满40天就奶到农民家，温县解放后才由外婆托人找了回来。那时是服从组织听指挥，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1949年全国解放，也解放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