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
我诞生于泰国首都曼谷。父亲是华侨商人，家庭经济不富裕；父母又重男轻女，所以从小我就努力读书，想从“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寻找做女人的出路。
在初中二年级时，我受国文课老师方浮生、公民课老师许子奇的启蒙教育，思想有了变化，我在作文里写：“傍晚，卖身女涂脂抹粉拉客……”方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上课时他们剖析这些社会现象的弊端，介绍我们读进步书刊，读苏联小说。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唤起了我的中国心。1936年西安事变，被我写在了作文里。有同学在书桌抽屉里投放传单，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我接受了它。有人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妇女螺旋读书社”，使我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秘密集会，研读进步书刊、苏联小说，探讨革命人生观，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这是我参加革命的起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积极参加当地半秘密革命组织“泰国华侨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抗日，募捐衣物，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8年2月，我初中毕业，父亲不愿供我再读高中。求职无门，当小学教师也必须取得泰文合格资格，我未达标。想去某制药公司当推销员，父亲不同意。我在逆境中彷徨。
无事做，我便积极参加救亡工作，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华侨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该班设在曼谷崇实中学内，是夜校性质，学习时教室不开灯，师生互不通姓名、不交谈。老师讲抗日、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出路等。大约学了七夜，忽然泰国政府逮捕华侨抗日分子，搜查崇实中学，公开驱逐了五名抗日侨领，秘密的学习班自行结束。
父亲知道我是抗日积极分子，把我软禁在家。地下党派人问我是否愿去延安学习？延安！这神秘的革命圣地！我听说过，我同意去，但要秘密离家回国，也许一去永不返呀！我一心想抗日，走光明之路，决心去延安，而且非常兴奋、激动！
1938年4月，在党的安排下，我偷偷离家，登轮回国。由黄耀寰带领我们三男二女，坐七天轮船到香港，经过个别谈话后，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广州，住潮州会馆。广州办事处考察，介绍我们到武汉，黄耀寰留下，吴慕华带领我们五人，拿着武汉办事处介绍信，到了西安。
刚住进西安旅馆，便有一浙江口音的男客叩门访问：“听你们口音是广东人吧？要到哪里去？”
我们答：“到西安来找学校读书。”
他说：“我给你们介绍学校，要做事，我也可以介绍。”他又说：“延安可不能去呀，那里苦，吃小米，住山洞，又穷又苦，没电灯，没地方冲凉（洗澡），广东人住不惯的。”我听这话觉得不对，心想他可能是个特务，要有戒心，便很快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情况，办事处很快写信介绍我们到青训班学习。
我们步行，雇一人力车拉五人的行李，到达陕西三原安吴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到了革命的家了。
青训班在农村，据说很多青年去延安前，要经这儿过渡或筛选。青训班负责人是冯文彬和胡乔木，学抗日理论和军事常识，上课以背包或石岩为椅，双膝为桌，睡地铺，吃粗粮，生活艰苦，但精神愉快。这年7月我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调到女生连当政治指导员的助理。但工作月余，我却执著地要求赴延安学习，说延安是我从泰国回国的目的地。
1938年9月，我们全队60人（男58女2名），背小包步行400公里，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塬和沟间日夜兼程，越走近延安，我们越激动。有时走累了刚坐下，同行彼此说：快到了，快到了，延安是未来、是光明，我们又起身继续行走。
有一次，国民党士兵把我们扣留了，领队的男同志借故溜跑，跑到八路军驻地报告，八路军连夜赶来，救了我们，我们又向前行走。
走到边界，又遇到国民党军队阻挡，当时下着瓢泼大雨，我们趁机飞跑，跑到陕甘宁边区边界被农妇挽留过夜，乏得什么也顾不上了。第二天，由八路军接我们到了延安，看见了宝塔和延河。延安对我是陌生的，只有山和沟的农村；延安对我是亲切的，我对她魂牵梦绕，千里迢迢从异国投奔而来，愿望终于实现了，目的终于达到了。
我被安排在抗大女生队学习，大队长是女红军张琴秋。学生来自祖国各地，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姐妹。住窑洞吃小米，我一吃小米就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才适应。
洗澡困难，我患上疥疮，全身皮肤瘙痒难忍。为明天，为未来，我忍受，我无怨无悔。
抗大学习时间短暂，我得到艰苦奋斗的锻炼。去抗大，我由中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因工作需要，党中央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开办妇女干部训练班，由张琴秋和张晓梅负责。学员全是女党员，文化程度较高，且经过抗大、陕公的学习，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理论基础。妇训班学习六个月（妇训班对外是秘密的，为以后可能工作需要，我改名换姓）。我逐渐明白共产党员应把追求个人光明前途与党的事业结合，应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1939年7月延安女子大学成立，毛主席说：“女大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且能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要准备到前线去，到工厂农村去，组织二亿二千五百万妇女参加抗战。”
女大系统的理论学习，使我初步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使我养成读书、喜钻研的习惯，得益终生。
1940年全国青年联合会为锻炼青年的脑和口，丰富精神生活，举办青年演讲比赛，比赛地点在延安大砭沟青联，参加的有抗大、陕公和女大等男女青年学生。我曾在泰国华侨初中学生辩论比赛中获得冠军，此时被女大派赴参赛。比赛者或伶牙俐齿，或口若悬河，流利的口才讲出生动革命哲理，一个强一个。赛毕，评我为第一名，女大获奖。
1940年，新加坡华侨巨商、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来延安参观访问，到延后，他的秘书兼翻译病倒住院。因我会讲家乡潮州话，和陈的厦门话相通，领导派我去担任他的临时翻译。
领导当时指示我：对陈应礼貌，不乱说，尤其不要提示或暗示要他馈赠东西给八路军新四军。陈先生住在条件最好的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他生活简朴，每早要吃两个生鸡蛋，别的不苛求。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待人和气，真诚有礼。接送他的是华侨送的吉普车。
陈先生到延安难民工厂（纺织厂）参观，和朱总司令谈话，都由我翻译。他对我党坚持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民合作、艰苦奋斗，印象很好。他的延安之行，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际、国内尤其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
1941年初冬，女大结束，我和女大同学25人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农村妇女生活调查团当团员。响应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指示，我们调查团下到绥德地区农村，农村妇女经济不能独立，文盲多，封建意识重，但知道要抗日要努力生产等。农村缺医少药，妇女患妇女病多，因生孩子患产褥热而发病或死亡率高，工作十分艰巨而又艰苦。
1942年3月，我们由农村回到延安杨家岭中央妇委参加整风学习以及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
在杨家岭，我们有幸常能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他们鼓励我们上进、奋斗，还说：“妇女参加革命会遇到更多困难，要不怕挫折，即使遇到恋爱或结婚挫折，也要顽强艰苦。”
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要把我们饿死、冻死。毛主席针锋相对提出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全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响应，全体军民大生产。我们妇委也参加生产，超产者有奖。有的能手每天能编织5-6双毛袜；有的纺棉线细而均匀达到机器线的标准，可供缝纫机使用。机器线是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率先钻研织出，而后教妇委同志的。年终生产总结时，杨家岭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发给我们每人一床床单和一件上衣，以资鼓励，超产的能手奖给毛毯一床、半高跟鞋一双。她们还穿着半高跟鞋，到杨家岭礼堂上去跳交谊舞。
我们学到生产技能，完成生产任务，多高兴呀！我们日夜编织毛衣，但不忘学习。生产时有人念文件、读报，多数人双手编织，双耳用心听，思索消化，学政治、学形势，有时还讨论，生产学习两不误。大生产运动救了抗日和革命，救了延安和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代人才。
冬天农闲时，尤其春节前后，杨家岭党中央机关领导就组织秧歌队到农村去慰问，向农民拜年，祝贺丰收，宣传抗日和大生产，拥政爱民。我和妇委的同志也参加秧歌队。我们头披花毛巾，身穿花布衣，是坐“旱船”的小媳妇，或扭秧歌的农妇。农民成群拥塞观看，欢声雷动，气氛热烈。
1944年10月，我离开中央妇委。以后又离开延安，到医科大学学习。医科大学毕业后，当医生为伤病员服务。后来经国家考试合格，去苏联学习，当内科研究生。1960年回成都，到四川医学院工作，当内科大夫、系主任，钻研中西医结合，取得了高级职称。半个世纪过去了，延安使我锻炼，使我成长，延安永远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