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延安女兵(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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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一条漫长的路

李仲民

从成都到山西

我1922年2月17日在四川成都出生。父名李荣迎,在私塾读过书,当过学徒,从事过小本生意;母亲是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既受父母溺爱,也受他们严格的管教,5岁即进教会小学读书,11岁就小学毕业,12岁考入成都中华女中读书。从小好学、深思,思想比较激进。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由于接触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同学,开始跟着参加一般的宣传活动,上街贴传单,学唱进步的救亡歌曲等。1937年以后共产党员康乃尔、王志文到中华女中任教,经常讲国际国内和前方抗战的形势,介绍延安、苏联的情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同班同学刘承智家有个地下图书室,有很多进步的理论书籍,如鲁迅、高尔基、巴金、矛盾的小说,《联共党史》、《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等,我参加了他组织的读书小组,大大开阔了心胸和眼界。

当时的中华女中,已有了党的组织活动。王怀安(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已离休)、刘以杰(1941年到延安,后到北京教委)等几位党员就在这里教书。因此,中华女中已成为成都一所富有革命精神的学校,抗日救亡运动比较活跃。1938年,在全国抗日运动已形成高潮的形势下,进步同学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探讨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思考真正救国救民的良方。通过学习,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期间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一次是1937年10月19日,在四川大学举行了一次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川大的张宣同志刚宣布会议开始,立即走上去一个警察:“省党部决定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萧军同志不顾警察的反对,立即上去讲话,并质问警方说:“鲁迅先生是爱国的知名文学家,怀念鲁迅先生、纪念他的爱国精神犯什么法?为什么不让举行这样的会议?”黑狗仔威胁说:“如强行开会就要采取制止行动。”为了表示抗议,由川大的王大强同志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会虽未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在广大市民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当时的口号是“纪念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另一次比较大的活动是1938年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学校通知国民党省部有令,七七这一天不能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为反对这一无理决定,在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罢课,并发动进步同学到学校附近的东教场举行了抗议集会。中华女中的罢课,在成都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连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惊呼:“中华女中已经成了赤化学校。”

1938年,党中央决定大量发展党员。我就在这年8月经同学刘承智介绍入党。是年秋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了阻碍,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和热情受到了压抑。于是,我产生了投奔延安的迫切愿望。我和孟于(原名王润芳,后任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女高音歌唱家)多次找康乃尔同志,希望他能支持并帮助我们到延安去。但他认为我们年幼,国民党反动派有十几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并举例说有些青年为了到延安,途中被捕关进了西安的集中营,要求我们一面参加成都的救亡工作,一面等待时机再去延安。

1939年夏天反共高潮已在酝酿,全国性的摩擦事件渐渐增多。这时党中央提出要应付突然事变。因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1927年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都是有史可查的。毛主席指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行为要有所准备,要应付突然事变。党通知要大量撤退一些人到延安。但是到延安交通困难,而且国民党检查站要抓人。因此,为了稳妥,有人提出,可以先撤到山西二战区阎锡山那里,然后再到延安。这倒是个好主意。这时的阎锡山还打着“抗战”的牌子,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党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就写了个“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我们党办抗大,他就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党搞减租减息,他就来了个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我们党讲辩证法,他就讲中和哲学。我们党也就利用阎锡山还打着“抗日”牌子的时机,灵活机智地开展斗争。

1939年,我通过孟于的嫂子朱力朴认识了杨华栋(均为党员)。经她帮助,我和孟于去了民大。9月23日离开成都,10月到达民大,再通过民大到二战区去。当时去民大的共有200来人,都是进步青年学生和部分文艺界人士。有吴雪、冯牧、曹葆华、庄启栋等。到二战区之后,我和孟于在民大前锋剧团工作。其他的同志,有的到民大,有的到民族艺术学院,有的参加了牺盟会工作。这些部门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都是在薄一波同志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我们剧团的团长、指导员也是中共党员。在剧团,我们演出了救亡歌曲、进步话剧,如曹禺的《一年间》等等。

从山西到延安

在剧团工作了三个月。1939年冬,杨华栋同志从秋林派黎海萍、仇雪恭几位同志执牺盟会函来到民大,以调我和孟去晋西北工作为名,接我暗中到延安去。当时孟于正在发高烧,我只好和随来的几位同志先走。我们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线,日宿夜行,经过三个昼夜的急行军,终于顺利到达延安。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在这期间,中华女中到延安的师生就有康乃尔、王怀安、屈正中、刘承智、刘以杰、高梅、徐邦惠等。

中组部分配我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女大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于1939年7月正式开学,到1941年8月结束,仅仅两年时间,就培养了1000余名妇女干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自有其光辉的一页。正如毛主席在女大开学典礼时说:“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但由于实行精兵简政,后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的延安大学,于1941年9月中旬正式开学。

女大成立到结束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两年的学习时间实是来之不易呀。回顾当年女大艰苦、紧张而又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同学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而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团结友爱、亲密无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其同志间的革命情谊,是难以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述的。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思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心往神驰。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也是我在革命征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离开女大之后的第一站,是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工作。1942年中央又一次精简机构,并强调知识分子下乡锻炼,参加基层工作,我被抽调到延安县政府民政科。经常深入区乡、农村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陕北是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的小路或山峰上,特别是晚间赶路,可以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声;白天行走黄风刮得对面不见人。但在当时,也并不感到什么“苦”,反倒觉得精神上是充实的。在延安县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组织上又调我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院长雷经天,副院长李木庵,庭长任扶中,推事(即审判员)王怀安(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我任书记员。到法院工作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后来又到延安大学法律系学习(班主任是何思敬),这使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关于法律的知识。

从延安到东北

1945年,日本投降。为开辟新的解放区,我于1946年春被调随干部队,途经晋西北、河北,到了张家口,再经承德到达吉林的延边地区。1946年春,蒋介石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全面向我解放区进攻。当时东北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我们干部队的行军路线也不得不经常变动。按原计划1946年5月23日达长春。但22日走到郑家屯时,才知道长春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强占。我们只好绕道走延边,于6月到达当时吉林省委所在地延吉市。

1946年5月以来,我军从四平、长春、吉林撤退后,东北解放区处境极为困难。东北局鉴于当时的严重形势,在1946年7月7日通过了陈云同志起草的《七七决议》,号召干部“走出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分配我到延吉市委工作,任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是宋振庭同志(后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当时我才25岁,缺乏工作经验,宋振庭同志信任我,鼓励我放手大胆地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动群众搞土改,组织群众搞生产,搞反奸清算,支援前方。我在市委分工负责农村方面的工作。于是就组织带领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搞反奸清算。延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较早、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同时又是东北地下党活动较早的地区。朝鲜金日成同志也常在这一地区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延吉县委在市郊的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汇合处东北部的花莲里(联络延吉、龙井、图们的交通要道)设立了海兰区委,开辟了海兰游击区,成为日伪统治的心腹之患。故而在日本领事馆的策动下,汉奸朱禧善、崔南顺、李哲运等组织了河东、小营子自卫团,1932年至1933年两年间,惨无人道地进行了94次“讨伐”,残酷杀害了1700余名游击战士和无辜群众,是当时震动延边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血案”。因此,“为海兰江烈士报仇”已是延吉市人民和延边各族人民的强烈呼声和愿望。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带领部分工作队员进驻该区的。当时住在朝鲜妇女金信淑家。原来金信淑已去世的丈夫就是原中共延吉市委的金学俊。由于他亲眼目睹过敌伪汉奸残酷杀害党员、游击战士和人民的罪恶行径,去世前写了一份《伪满河东自卫团杀害革命同志罪恶史》的遗书,详细地记载了刽子手的名单及其罪行,交给金信淑放入一个瓶内,封上蜡埋入地下。当她在我们发动群众中提高了觉悟之后,就从地下取出瓶子交给我们。我们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市委书记宋振庭汇报。省委决定在延吉市召开“海兰江大血案清算大会”。大会开了四天,到会群众万余人,将延边的反奸清算斗争推向高潮。《吉林日报》、《东北日报》于1946年11月29日以《十四年冤仇今日报》的醒目标题在一版头条新闻作了报道。这次清算大会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推动了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7年东北形势好转,我解放军围困了吉林市。省委为了配合部队解放吉林市,由省委秘书长白栋材同志(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为团长,带领40余人的工作团,分四个小组,到吉林市近郊的永吉县,发动群众搞土改。土改队仅我一个女同志,还任一个队的组长。这是党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也是一次学习锻炼的好机会。当时斗争十分复杂。蒋匪军和还乡团,经常对市郊搞突然袭击,杀害群众和抢粮,破坏生产。我们采取“敌退我进,敌来我退”的战略,与敌人周旋。晚上不能脱衣睡觉,有时敌人已进村了,我们才撤退。斗争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有一次,来不及撤退的两名工作队员被还乡团捉住杀害。既难过又愤慨的我们也以牙还牙,在一次民兵和积极分子活捉几个“还乡团”后,便批准群众将那几个坏蛋干掉了。我们终于赢得了永吉县和吉林市的解放。

我们很快成立了永吉县政府,县委书记是白栋材同志。我被分配到县政府任政务秘书,工作了几个月,省法院成立后,我到省法院做司法行政方面的工作,兼任吉林市法院民庭庭长,直到1949年2月。

从东北到广西

1949年2月,吉林省委抽调1000余名干部集训,准备南下。我被抽到一个小队任指导员兼队长。5月出发,6月到了江西。江西省委和省政府以至部分地县的领导都是原吉林的干部,江西省委书记就是原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原延安时代西北局组织部长,去世前是一机部部长)。到江西后,我到省总工会工作,负责培训全省工会干部,办了两期工会干部培训班。因爱人周琼邦(延安时的名字叫石屏)原籍广西,中央决定广西、广东的干部要随军继续南下解放广州,我又随军南下参加到解放广州的行列。广州解放,我和十几位同志进驻广东省法院,搞接管省法院的工作,并任法院司法行政处处长职务。

我在广东省法院工作了两年,于1951年5月调广西省北流县任县委副书记。我的爱人琼邦同志原籍广西,父亲民国初年去南洋做苦工,以后经营小本生意,并开荒种植胶园。琼邦十余岁时回国读书,后又上了广州建筑学校,学习期满又回到南洋(即现在的马来西亚)。七七事变后,许多爱国华侨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随同十多位华侨青年于1938年到达延安的,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边区文协工作。1949年南下江西,又到广州,不久就调他回他的家乡广西,任北流县委书记。我因广东法院工作的需要,故于1951年才到了广西北流县。组织决定我到该县任副书记,协助琼邦同志工作。这样我们才调到一起了。1952年原属广东管辖的钦州地区划归广西,省委又调我和琼邦同志到钦州地区工作。我任钦州县委书记,琼邦同志任浦北县委书记。1953年底我又从钦州调到南宁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调省委宣传部任文艺处长。1958年调广西电影制片厂任党组书记兼厂长。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精简机构,不少单位下马,电影制片厂将主要技术力量安排到文化部门,只保留了一个摄制组。现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主要骨干就是那时留下来的。1960年冬我被调到自治区广播电台任副台长,主管文艺部的工作。1963年又抽调到理论研究室,搞理论研究,后来又参加“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当“走资派”……

我风风雨雨度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但始终保持着延安时代党所培育的思想和作风。胸怀坦荡,不求利禄,丝毫未动摇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坚信黑暗终要过去,党的光辉必将照耀中国大地。我1978年才恢复工作,1982年区党委调我到广西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1985年离休。

虽然办了离休手续,但我的思想并没有离休。我在广西开展了智能气功活动,在农业大学、农科院、农科所、南宁市农业局组织了水稻增产的试验。当我得知增产额在10%以上的时候,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我虽在晚年,但还要为党为人民做些贡献,还要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