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民
从成都到山西
我1922年2月17日在四川成都出生。父名李荣迎，在私塾读过书，当过学徒，从事过小本生意；母亲是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既受父母溺爱，也受他们严格的管教，5岁即进教会小学读书，11岁就小学毕业，12岁考入成都中华女中读书。从小好学、深思，思想比较激进。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由于接触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同学，开始跟着参加一般的宣传活动，上街贴传单，学唱进步的救亡歌曲等。1937年以后共产党员康乃尔、王志文到中华女中任教，经常讲国际国内和前方抗战的形势，介绍延安、苏联的情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同班同学刘承智家有个地下图书室，有很多进步的理论书籍，如鲁迅、高尔基、巴金、矛盾的小说，《联共党史》、《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等，我参加了他组织的读书小组，大大开阔了心胸和眼界。
当时的中华女中，已有了党的组织活动。王怀安（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已离休）、刘以杰（1941年到延安，后到北京教委）等几位党员就在这里教书。因此，中华女中已成为成都一所富有革命精神的学校，抗日救亡运动比较活跃。1938年，在全国抗日运动已形成高潮的形势下，进步同学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探讨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思考真正救国救民的良方。通过学习，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期间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一次是1937年10月19日，在四川大学举行了一次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川大的张宣同志刚宣布会议开始，立即走上去一个警察：“省党部决定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萧军同志不顾警察的反对，立即上去讲话，并质问警方说：“鲁迅先生是爱国的知名文学家，怀念鲁迅先生、纪念他的爱国精神犯什么法？为什么不让举行这样的会议？”黑狗仔威胁说：“如强行开会就要采取制止行动。”为了表示抗议，由川大的王大强同志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会虽未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在广大市民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当时的口号是“纪念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另一次比较大的活动是1938年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学校通知国民党省部有令，七七这一天不能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为反对这一无理决定，在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罢课，并发动进步同学到学校附近的东教场举行了抗议集会。中华女中的罢课，在成都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连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惊呼：“中华女中已经成了赤化学校。”
1938年，党中央决定大量发展党员。我就在这年8月经同学刘承智介绍入党。是年秋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了阻碍，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和热情受到了压抑。于是，我产生了投奔延安的迫切愿望。我和孟于（原名王润芳，后任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女高音歌唱家）多次找康乃尔同志，希望他能支持并帮助我们到延安去。但他认为我们年幼，国民党反动派有十几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并举例说有些青年为了到延安，途中被捕关进了西安的集中营，要求我们一面参加成都的救亡工作，一面等待时机再去延安。
1939年夏天反共高潮已在酝酿，全国性的摩擦事件渐渐增多。这时党中央提出要应付突然事变。因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1927年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都是有史可查的。毛主席指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行为要有所准备，要应付突然事变。党通知要大量撤退一些人到延安。但是到延安交通困难，而且国民党检查站要抓人。因此，为了稳妥，有人提出，可以先撤到山西二战区阎锡山那里，然后再到延安。这倒是个好主意。这时的阎锡山还打着“抗战”的牌子，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党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就写了个“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我们党办抗大，他就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党搞减租减息，他就来了个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我们党讲辩证法，他就讲中和哲学。我们党也就利用阎锡山还打着“抗日”牌子的时机，灵活机智地开展斗争。
1939年，我通过孟于的嫂子朱力朴认识了杨华栋（均为党员）。经她帮助，我和孟于去了民大。9月23日离开成都，10月到达民大，再通过民大到二战区去。当时去民大的共有200来人，都是进步青年学生和部分文艺界人士。有吴雪、冯牧、曹葆华、庄启栋等。到二战区之后，我和孟于在民大前锋剧团工作。其他的同志，有的到民大，有的到民族艺术学院，有的参加了牺盟会工作。这些部门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都是在薄一波同志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我们剧团的团长、指导员也是中共党员。在剧团，我们演出了救亡歌曲、进步话剧，如曹禺的《一年间》等等。
从山西到延安
在剧团工作了三个月。1939年冬，杨华栋同志从秋林派黎海萍、仇雪恭几位同志执牺盟会函来到民大，以调我和孟去晋西北工作为名，接我暗中到延安去。当时孟于正在发高烧，我只好和随来的几位同志先走。我们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线，日宿夜行，经过三个昼夜的急行军，终于顺利到达延安。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在这期间，中华女中到延安的师生就有康乃尔、王怀安、屈正中、刘承智、刘以杰、高梅、徐邦惠等。
中组部分配我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女大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于1939年7月正式开学，到1941年8月结束，仅仅两年时间，就培养了1000余名妇女干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自有其光辉的一页。正如毛主席在女大开学典礼时说：“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但由于实行精兵简政，后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的延安大学，于1941年9月中旬正式开学。
女大成立到结束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两年的学习时间实是来之不易呀。回顾当年女大艰苦、紧张而又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同学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而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团结友爱、亲密无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其同志间的革命情谊，是难以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述的。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思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心往神驰。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也是我在革命征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离开女大之后的第一站，是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工作。1942年中央又一次精简机构，并强调知识分子下乡锻炼，参加基层工作，我被抽调到延安县政府民政科。经常深入区乡、农村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陕北是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的小路或山峰上，特别是晚间赶路，可以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声；白天行走黄风刮得对面不见人。但在当时，也并不感到什么“苦”，反倒觉得精神上是充实的。在延安县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组织上又调我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院长雷经天，副院长李木庵，庭长任扶中，推事（即审判员）王怀安（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我任书记员。到法院工作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后来又到延安大学法律系学习（班主任是何思敬），这使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关于法律的知识。
从延安到东北
1945年，日本投降。为开辟新的解放区，我于1946年春被调随干部队，途经晋西北、河北，到了张家口，再经承德到达吉林的延边地区。1946年春，蒋介石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全面向我解放区进攻。当时东北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我们干部队的行军路线也不得不经常变动。按原计划1946年5月23日达长春。但22日走到郑家屯时，才知道长春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强占。我们只好绕道走延边，于6月到达当时吉林省委所在地延吉市。
1946年5月以来，我军从四平、长春、吉林撤退后，东北解放区处境极为困难。东北局鉴于当时的严重形势，在1946年7月7日通过了陈云同志起草的《七七决议》，号召干部“走出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分配我到延吉市委工作，任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是宋振庭同志（后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当时我才25岁，缺乏工作经验，宋振庭同志信任我，鼓励我放手大胆地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动群众搞土改，组织群众搞生产，搞反奸清算，支援前方。我在市委分工负责农村方面的工作。于是就组织带领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搞反奸清算。延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较早、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同时又是东北地下党活动较早的地区。朝鲜金日成同志也常在这一地区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延吉县委在市郊的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汇合处东北部的花莲里（联络延吉、龙井、图们的交通要道）设立了海兰区委，开辟了海兰游击区，成为日伪统治的心腹之患。故而在日本领事馆的策动下，汉奸朱禧善、崔南顺、李哲运等组织了河东、小营子自卫团，1932年至1933年两年间，惨无人道地进行了94次“讨伐”，残酷杀害了1700余名游击战士和无辜群众，是当时震动延边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血案”。因此，“为海兰江烈士报仇”已是延吉市人民和延边各族人民的强烈呼声和愿望。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带领部分工作队员进驻该区的。当时住在朝鲜妇女金信淑家。原来金信淑已去世的丈夫就是原中共延吉市委的金学俊。由于他亲眼目睹过敌伪汉奸残酷杀害党员、游击战士和人民的罪恶行径，去世前写了一份《伪满河东自卫团杀害革命同志罪恶史》的遗书，详细地记载了刽子手的名单及其罪行，交给金信淑放入一个瓶内，封上蜡埋入地下。当她在我们发动群众中提高了觉悟之后，就从地下取出瓶子交给我们。我们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市委书记宋振庭汇报。省委决定在延吉市召开“海兰江大血案清算大会”。大会开了四天，到会群众万余人，将延边的反奸清算斗争推向高潮。《吉林日报》、《东北日报》于1946年11月29日以《十四年冤仇今日报》的醒目标题在一版头条新闻作了报道。这次清算大会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推动了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7年东北形势好转，我解放军围困了吉林市。省委为了配合部队解放吉林市，由省委秘书长白栋材同志（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为团长，带领40余人的工作团，分四个小组，到吉林市近郊的永吉县，发动群众搞土改。土改队仅我一个女同志，还任一个队的组长。这是党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也是一次学习锻炼的好机会。当时斗争十分复杂。蒋匪军和还乡团，经常对市郊搞突然袭击，杀害群众和抢粮，破坏生产。我们采取“敌退我进，敌来我退”的战略，与敌人周旋。晚上不能脱衣睡觉，有时敌人已进村了，我们才撤退。斗争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有一次，来不及撤退的两名工作队员被还乡团捉住杀害。既难过又愤慨的我们也以牙还牙，在一次民兵和积极分子活捉几个“还乡团”后，便批准群众将那几个坏蛋干掉了。我们终于赢得了永吉县和吉林市的解放。
我们很快成立了永吉县政府，县委书记是白栋材同志。我被分配到县政府任政务秘书，工作了几个月，省法院成立后，我到省法院做司法行政方面的工作，兼任吉林市法院民庭庭长，直到1949年2月。
从东北到广西
1949年2月，吉林省委抽调1000余名干部集训，准备南下。我被抽到一个小队任指导员兼队长。5月出发，6月到了江西。江西省委和省政府以至部分地县的领导都是原吉林的干部，江西省委书记就是原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原延安时代西北局组织部长，去世前是一机部部长）。到江西后，我到省总工会工作，负责培训全省工会干部，办了两期工会干部培训班。因爱人周琼邦（延安时的名字叫石屏）原籍广西，中央决定广西、广东的干部要随军继续南下解放广州，我又随军南下参加到解放广州的行列。广州解放，我和十几位同志进驻广东省法院，搞接管省法院的工作，并任法院司法行政处处长职务。
我在广东省法院工作了两年，于1951年5月调广西省北流县任县委副书记。我的爱人琼邦同志原籍广西，父亲民国初年去南洋做苦工，以后经营小本生意，并开荒种植胶园。琼邦十余岁时回国读书，后又上了广州建筑学校，学习期满又回到南洋（即现在的马来西亚）。七七事变后，许多爱国华侨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随同十多位华侨青年于1938年到达延安的，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边区文协工作。1949年南下江西，又到广州，不久就调他回他的家乡广西，任北流县委书记。我因广东法院工作的需要，故于1951年才到了广西北流县。组织决定我到该县任副书记，协助琼邦同志工作。这样我们才调到一起了。1952年原属广东管辖的钦州地区划归广西，省委又调我和琼邦同志到钦州地区工作。我任钦州县委书记，琼邦同志任浦北县委书记。1953年底我又从钦州调到南宁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调省委宣传部任文艺处长。1958年调广西电影制片厂任党组书记兼厂长。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精简机构，不少单位下马，电影制片厂将主要技术力量安排到文化部门，只保留了一个摄制组。现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主要骨干就是那时留下来的。1960年冬我被调到自治区广播电台任副台长，主管文艺部的工作。1963年又抽调到理论研究室，搞理论研究，后来又参加“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当“走资派”……
我风风雨雨度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但始终保持着延安时代党所培育的思想和作风。胸怀坦荡，不求利禄，丝毫未动摇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坚信黑暗终要过去，党的光辉必将照耀中国大地。我1978年才恢复工作，1982年区党委调我到广西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1985年离休。
虽然办了离休手续，但我的思想并没有离休。我在广西开展了智能气功活动，在农业大学、农科院、农科所、南宁市农业局组织了水稻增产的试验。当我得知增产额在10%以上的时候，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我虽在晚年，但还要为党为人民做些贡献，还要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