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滨
奔赴延安
我出生在1923年11月，祖籍河北省元氏县。幼时在县女子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因日敌侵华外出求学不成，就读于本县成立的乡村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4月，我15岁参加本县临时抗日政府，在宣传部工作，从此走上革命征途。1938年7-8月，由八路军三八五旅护送，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经临汾、同浦路，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刚到延安，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五队学习。我们这个队全部是女生，每逢集会各队相互拉唱歌的时候，我们队被拉得最多。1938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在我们驻地一个大操场上举行，参加的人很多，附近的驻军和在蟠龙的部队都来了。毛主席也来参加纪念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的身躯站立在主席台上，给我们讲话，对我鼓舞很大。
我在抗大学习几个月后，便转到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预科班学习，1939年春被编到调九期学药剂。
红军卫生学校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经过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迁至华北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初又由前方搬回陕甘宁边区富县张林驿，1940年3月搬到延安柳树店，1940年9月根据军委指示改为中国医科大学。我们调九期也称药九期，学制两年。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仅学习西药调剂，还学习制作一般中西药。这一期23个学员中有18个是女生，其中邓目林、路子南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其余都是从抗大去的。在延安两年多的学习生活，紧张艰苦，丰富多彩，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捉拿特务
1939年四五月份，有一对青年男女到我们卫校驻地来，要找我们药九期的女同学方玉冰。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夫妻，从洛川来，是方玉冰的母亲让他们来送信的，并说方的母亲思念女儿心切，从家乡湖北到陕北，一路奔波劳累，到洛川就病倒了，卧床不起，病势严重，希望能见女儿一面。他们见老人可怜，答应顺便送信，并愿意带方玉冰去见母亲。方玉冰听完这一席话，抑制不住思念母亲的心情。她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孤苦无依，她为了抗日救国，毅然离开母亲和家乡，跋山涉水来到延安，自己何尝不在时刻想念着母亲呢。她禁不住潸然泪下。可是，当她看完母亲的来信后，发现信中的字迹和语气有些不对，感到这两个人不能轻信。她记得领导曾讲过，国民党曾派出特务到我边区进行破坏、瓦解、收买活动，心想这二人会不会是特务？机敏的小方答应他们考虑考虑，便收起了他俩送的银圆和化装用的便衣。
方玉冰同志随即将此事向我队指导员汇报，并表示即使母亲真的病在洛川，她也不走，没有国，哪有家，不把日本鬼子打倒她是不能回家的。
指导员马上向校部请示。经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方玉冰和他们一起走，然后由岗哨检查时将他们扣下，再进行审问，弄清情况。指导员把这一意图告诉小方，她听后，心里直打鼓，害怕万一弄假成真，把自己带走可怎么办，表示不愿意。领导又决定增派一名男同学陶夫陪小方同行，给小方壮胆子。
第二天，那对“夫妻”又来了，问小方：“决定了没有？”小方说：“我愿意同你们一起去看母亲，只是我有一个好朋友，要和我一起走。”“那好，明天凌晨你和你的好朋友到邮局后面一家房子里来找我们。”
晚上，指导员让小方早点睡，第二天好去完成任务，可她哪里睡得着，躺了一阵子，就早早起床带着化装的便衣和银圆，来到队部指导员那里，她的“朋友”陶夫也到了。指导员安慰他们不要怕，说这是去完成一件光荣的任务。小方虽已长得像个大姑娘。但毕竟才十六七岁，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心里一直七上八下。
时间到了，小方和小陶到邮局后面约定的那个房院。那两个人已在里面等着，小方换上天蓝色短旗袍和白力士鞋，在小陶的陪同下，便随那对“夫妻”走出了城边的小侧门。走不远便遇上了我们的哨兵，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通行证给哨兵看。此时，预先埋伏在周围的某独立营部队一齐围上来，把他们带走了。后经队长、指导员等审问，那对“夫妻”是国民党一个姓王的头头派来的特务，与驻地张林驿税务厅（特务据点）取得联系，由他们给予通行证和路费，妄想用欺骗的手法勾引我卫校的学生，达到瓦解部队、动摇军心的目的。那个女的还是徐州女师的学生。
校领导及时召开了公审大会。有张林驿各界人士参加。会上大家发言，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破坏的阴谋诡计和罪恶勾当，把这对“夫妻”和当地工商税务厅的五人——实为国民党特务统统驱逐出张林驿，把国民党在张林驿的特务据点连根拔掉，真是大快人心。全校师生和居民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更加提高了警惕和觉悟。
校领导在会上表彰了方玉冰同志，说她为革命立了功。
行军、建校
1939年3月，由我们卫校同学、红军卫校女同学吴志坚和颜秀华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卫校部分师生到晋察冀边区去创办分校。我们药九期师生坚决服从这一决定，和药八期合编为一个小分队，同行的还有八路军卫生部干部大队。这次行军走了近半年，跋山涉水，行程数千里。途经陕甘宁边区的富县、甘泉、延安、绥德、延川、佳县，到达黄河边的贺家湾。当我们从延安宝塔山下走过时，不禁高唱起《延安颂》；当我们行进在西北黄土高原时，就想到这黄土高坡蕴藏着无限宝物，有一天定能开掘出黄金、石油；当我们途经清涧时，看到满山都是青色的石板，老乡家的院子是用青石板铺的，院墙上也铺上近尺宽的石板条，炕盖、锅盖甚至房盖都是青色的石板，格外干净整洁。“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首民谣果然名不虚传。当我们住在佳县贺家湾休整时，经常三五成群地登上高山之巅，俯视黄河，动人心魄，这山山水水皆是伟大祖国的宝地，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豪，我们发誓要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保卫她、开发她！
我就是在这次行军途中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并参加了庄严的宣誓大会。
1939年冬，我们药九期又奉命从贺家湾返回张林驿，1939年3月搬到延安东门外柳树店村。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柳树店是一个穷山沟，一片荒坡野地，只住几户人家。我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挖窑洞，修教室，盖礼堂，建操场。这里的黄胶土，硬得挖不动，一镢头下去，只能挖起像镢头一样大的一小块土，手磨出了泡，汗水湿透了衣衫。经过日日夜夜的苦战，终于凿出了一个个窑洞，安上门窗，刷上白粉，有宿舍，有教室，有图书馆，还有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入夜，透过一排排纸窗户闪烁着一缕缕油灯光，看起来真像一座耸入夜空的高楼大厦。生活学习在用自己双手建造起来的这个环境中，深深感到劳动的伟大。
亲切关怀
1940年9月，红军卫生学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中央军委领导对医大很关心，朱总司令、滕代远副总参谋长及徐特立、胡耀邦等同志都曾来学校作过报告。毛主席也曾先后两次来校作指示。在一个暖风拂拂的下午，毛主席来到医大，整个校园沸腾起来了，同学们整理好军容，列队在教室前一块平地上欢迎毛主席。毛主席参观了教室、实验室、宿舍，详细地询问了教职员和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当他走到我们队前时，七八百名师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讲了话，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0年秋，毛主席又为医大题词，内容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后来，医大将这一题词印在毕业证书上。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成了激励、鼓舞我们一生的座右铭。短短两年时间，我们记住近千个西药名称及英文、拉丁文的写法和读法，熟记了数百种中药名称以及这些药品的性状、制造、测定、鉴别、用途和配伍禁忌等。有一次，药物学考试，一位同学把一个药名写错了一个字母，老师指出一个字母之差可能会发生性命关天的大事。这位同学羞愧地哭了，回到宿舍用拳头狠打自己的头，一边打一边说：“我看你记住不记住！”然后他拿起笔，一鼓气把这个药名写了50多遍。尽管那时生活、学习条件异常艰苦，可精神奋发，心情舒畅，学习分外刻苦努力。我们学到的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大用场。50多年来，药九期的同学没有辜负中国医科大学的辛勤培育，在延安宝塔光辉的照耀下，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转战四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有我们药九期同学的足迹和汗水，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建设社会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
夕阳无限好，美景在黄昏，看晚霞朵朵，万缕金辉，将大地染得绚丽辉煌，我们的心仍然是年轻的。延安宝塔山的身影，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战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