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平
岁月如流，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那是1939年初夏，我同四位女同志从河南洛阳撤到延安不久，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办公地方在杨家岭，离毛主席住地很近，西边不远就是王明夫妇的窑洞。当时王明兼妇委书记。
一个星期天吧，我们一同到延安、一同分配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工作、学习的四位伙伴相聚在我那办公兼卧室的窑洞里，争相述说自己到延安这个新天地的种种感受，使那孔不大的窑洞充满了青春活力。当时，我们中除了张大姐外，都只有二十几岁，初从国民党统治区与特务的周旋中到了延安这块圣洁的土地，心里真高兴，哪能不欣喜若狂呢？
不知为了何事，我走出窑洞，突然发现东边那弯弯的山道上一个伟岸的身影向我们这边走来。我惊喜地叫道：“毛主席来了！”话语未落，室内四人蜂拥而出，立在门边朝来人凝视着。近了，近了，只见毛主席满头浓密的黑发，身着旧灰布军衣，前襟敞开，露出土白布衬衫，脚登圆口的黑色旧布鞋，微微低着头，像在沉思着什么。临到面前，我们一下子跑上去，把他围住。毛主席突然被一群陌生面孔的“娘子军”挡住了出路，先是一愣，继而缓过神来，低头（他比我们高出老大一截）向我们微笑，口中“嗯嗯”地应答着我们。我们把他拥进窑洞，请他坐下，我们五人或坐或立围在他身边。
毛主席问我们的姓名、何时从何处来、现在都分配在哪个单位工作、延安的生活过得惯吗……我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如实地、带有稚气地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听了点头说：“好！好！”接着毛主席问我们都是哪个地方的人。
“黑龙江。”郭靖（郭霁云）回答。
“四川。”张志先说。
“武进。”最爱羞涩的罗正（崔蕴真）也很自然地道出了自己的出生地。
我告诉毛主席，我是湖南沅江人，指着傍桌立着的杨达（吴孟严）说：“她是我的妹妹，同我一道来的。”
听见我的答复，毛主席眼睛一亮，笑着说：“嗬唷，我们还是老乡呀！”接着他像想起了什么，对自己又对我们说：“沅江，是的，我到过沅江。”有的文献未提及毛主席到过沅江，只提到益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益阳的大土豪周天爵”，实际是沅江人。由此我认为文献所记可能有误或遗漏。我很惊奇地问：“毛主席到沅江干什么去呢？”“不干什么，就是去看看呗！”他笑着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有一段时光像着魔似的到处跑。他说：“我到过沅江，还到过许多别的县呢。”
接着毛主席简单地问了一些洛阳地区情况。时间不长，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送他出门，一直望着他西去王明住处，拐过山湾，见不到他的背影时才回来。
大家都沉默起来，好像都在回味着刚才会见的幸福时刻。是呀，我们这群年轻人到延安以后最热切的愿望是见到毛主席，现在意外地实现了，岂能不深深铭记在脑海里吗？
不知谁冒出了这样几句话：“今天我们是怎么啦，毛主席又不认识我们，我们竟把他请进来，像对一个老熟人一样，同他谈这谈那。”谁也没有回答。我心中暗自思忖，不是我们怎么啦，是毛主席平民领袖的独特风格把我们吸引到他的身边。他那诚挚亲切的面容，使人一见就信赖他，一下子解除了旧社会形成的世俗拘泥，使我们能很自然地同他平等对话。从这以后，我的名字在毛主席口中被“老乡”一词代替了。
提起称呼，我和毛主席在西柏坡一次意外会见，还犯了纪律呢。
那是1948年夏天，我从晋绥边区调回建平（即阜平）中央组织部，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离我住的中组部招待所不过六七华里。我急于要见到帅大姐、王汝琪她们。有一天，我一大早起身，赶到西柏坡中央妇委驻地，在那里谈谈说说吃罢午饭，歇晌以后，我和汝琪外出散步。忽见迎面来了一簇人，我一眼就看出了毛主席的身影，急步走到他的跟前，叫一声“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凝视着他。我自1943年到1948年，已有五年时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面，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了。所以一见到毛主席，我按捺不住满腔激情，有满腹话儿要向他倾诉，但是他身边有那么多人，又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除了问候以外我还能向他说什么呢？
回来的路上，汝琪问我：“你今天犯了纪律，自己还不知道吧！”我一惊，忙问：“什么纪律？”汝琪说：“在这里，大家只叫他‘李经理’，不准叫‘毛主席’。你见到他，跑得那么快，我连拦住你都来不及呢。”我一吐舌头：“好险！”
回到住处，我仍然情不自禁，回想着在妇委工作时同毛主席接触的几件事。
有一天，王明交给我（当时我是中央妇委的秘书长）一份调查报告，让我送给毛主席审阅。报告内容主要是反映边区妇女党员受到男同志的“干扰”，甚至有暴力欺凌的种种情形，基调是阴暗的。调查报告是女大出席陕甘宁边区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写的，当时王明是女大校长。
我把调查报告送到毛泽东办公的窑洞，轻轻掀开门帘，只见他正在伏案疾书，我不敢惊动他，悄悄地站在门边。不一会儿，毛主席抬头看见我，问道：“有事吗？”我把王明的话转告后，把报告递给他。他放下报告，对我说：“看过后再还给你。”当天他派人把我叫去，将已经批阅了的报告还给我，同时面容比较严肃地对我说：“要学会尊重地方党的领导，西北局的负责人都是些好同志嘛！”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针对什么说的，只当是对我这样的新党员进行教育，把它铭记在心里罢了。回来后，我把报告交给王明，汇报了毛主席讲的话。王明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几天以后，王明、孟庆树（王明的妻子，妇委委员）带着我到西北局去了一趟，见了高岗（当时西北局书记）。
后来，我学习了有关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许多论述，注意到有的地方提到党的团结时，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中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大意），才进一步理解当时毛主席说话的含义。
1939年6月《中国妇女》创刊，我去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欣然应允。不多久题词送来，我记得原文是“中华民族解放之日，即中国妇女解放之时！”。
也是这年的六七月间，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我去请毛主席参加，他同意了。好像还同他谈到举办“中国妇女运动展览”的设想，他提了一些意见，大意是说不能孤立地谈妇女解放，应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封建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对妇女的层层枷锁同现在各个根据地妇女取得的权利、发挥的作用对比，以便真正找出妇女解放的道路、规律……
总之，只要同毛主席有过工作接触的人，思想上就一定能受到启发。不仅是我有这点小小的经验，毛主席教育干部，从不夸夸其谈，硬灌教条，总是针对实际，循循善诱，使你心悦诚服地接受。我想，这就是他能团结“五湖四海”形成一个拳头，打出一个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