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灵灵
一
1937年夏，成也竞完成了太仓师范的学业，正准备谋求职业，这时，接连发生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也竞的命运。
八一三之前，由于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在苏州成烈体育专科学校当校长的也竞的大哥陈当时回到嘉定，把一家人都接到了苏州，也竞便随家人一起来到苏州。八一三以后，苏州因受空袭已不太平，成烈体专迁往宜兴和桥镇开学。时隔不久，战局恶化，上海、常熟、吴县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学校无法继续上课，只得解散。陈当时带领一家人和少数家乡已经沦陷或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学生辗转流浪、逃亡于江苏徐舍、溧阳、东坝、高淳和安徽芜湖一带。那时大批国民党部队撤退，大批难民逃命，大路小路都是人流。也竞一家也随着人流向后方逃亡。一路上，不断有日本飞机的空袭，许多难民在空袭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竞一家由于大哥组织有方，老少有人负责照顾，每天商定逃难路线，每个路口做上标记，居然无一人失散。在芜湖，恰逢一个撤退部队的军官找到也竞母亲缝补大衣，与大哥陈当时攀谈起来。当他听说陈当时是一个中学校长，正带领着家人和部分学生要逃往内地，当即表示可以上他们截留的一艘往返于南京和武汉的货船，并说南京已很危险，船要直接开往武汉。于是，也竞一家便坐船来到了武汉。在他们到达武汉没多久，芜湖和南京就失守了。
一个来月的颠沛流离，沿途所见所闻，是难民的痛苦和呻吟，是民众的义愤和激情，这一切都唤起了也竞的抗日救国的意识。在武汉这一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的名城，到处洋溢着抗日的气氛，街头巷尾，到处是抗日的口号、抗日的传单。学生们高唱着抗日歌曲，演出了一幕幕抗日的活报剧。跟随也竞大哥到武汉的学生们从军的从军，考学的考学，求职的求职，都在谋求自立的同时想着为抗战出力。也竞也深受抗日气氛的感染，决心投身抗日洪流。但是，抗日的浪潮中也是鱼龙混杂。自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界要求抗战的压力，于8月14日发表了抗战声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敦促下，于9月22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一些军阀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打出了“抗日”的招牌，扩大自己势力。也竞毕竟只是热血青年，差一点儿投考了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正在也竞举棋不定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的亲戚处得到了姐姐的消息，姐姐陈楚平已随平、津逃亡学生到了西安。楚平在给家人的信中希望弟妹们也跟她去西北，去找救国之路。于是，也竞一家取道去西安。
1938年初，也竞一家来到西安。这时，姐姐陈楚平（当时改名为成群）已经去了延安。一时间，家人无法同她取得联系。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大哥设法找到了一个工作。而也竞这时矢志要设法与已去延安的姐姐取得联系，投奔共产党，投奔革命。她终于辗转与姐姐陈楚平取得了联系，在姐姐的鼓励下，她毅然说服了父母，告别了亲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二
1938年2月下旬，也竞到达延安，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因为姐姐陈楚平当时取名成群，也竞就将原名陈燕琴取谐音改为成也竞。
一到延安，她就投入了火热的生活。她事事唯恐落后，处处向老学员学习，学习刻苦认真，成绩突出。由于她积极进步，在4月4日，被吸收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5月4日又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更觉得重任在肩，每当唱起陕北公学的校歌时，她总是热血沸腾：“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聚集。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
也竞来到延安后，先后在陕北公学第十四队、二十二队和高级班第二队学习。陕北公学创办于1937年9月，当时的青年多数是来自平津、山东、河南和陕西的大中学生，许多人都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为抗日救国来到延安的。1937年冬到1938年初，不断有热血青年来到延安，陕公的队伍不断壮大。新学员们在领导、教员和老学员们的带领下，很快适应了陕公紧张而又有序的生活。尽管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学员们的情绪非常高涨，课前饭后，歌声不断。
也竞刚到延安时，一切都感到新鲜，对老学员更是十分钦佩。当时，姐姐陈楚平在高级研究班，也竞也常到那里去，对高级班十分钦佩。所以，后来一有机会，她便报考了高级班。高级班的成员一些是从普通班里选拔的，一些是前、后方送到延安培养的，再一些是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保送、经过考试录取的。高级班的同学都有自学能力，且学习自觉性较高，所以学习空气很浓厚。大家除了自己琢磨外，还经常互相交流，共同探讨。有时，为一个问题，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不得要领，于是便分头阅读书籍，引经据典，充实论据，然后继续讨论，直至大多数人统一了认识，当然，也允许个别人保留自己的观点。多少年后，也竞谈起那时的学习生活时仍然十分留恋，她说，那时平等交流、自由探讨的空气很浓，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不搞“一言堂”那一套，可以说，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给也竞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39年秋，绥远大青山根据地送来30多位蒙古族青少年到延安学习，其中有乌兰夫同志的女儿云曙碧、儿子云曙光（布赫）、侄女云林和后来著名的蒙古族作家云昭光等。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延安陕北公学成立了唯一的少数民族学员队——第五十五队，也称蒙古队。也竞被派往蒙古队当助理员，即文化教员。她是背着包袱来到蒙古队的，到了队上，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员关怀备至，很快受到了蒙族青少年们的信任和爱戴。当时，也竞只有20岁，并不比这些蒙古青少年年长多少，甚至有人比也竞年龄还要大，他们都把也竞当作亲姐妹，有事都同她商量，有心里话都对她讲。在蒙古队工作的一年中，她和这批蒙族青少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许多年后，她还经常回忆起在蒙古队的生活，回味那纯真的友情。这批蒙古族学员后来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他们同也竞的友谊从青年到老年，经久不衰。
1940年秋，延安成立女子大学，也竞为继续深造，提高理论水平，考上了女大高级班研究班。在女大学习期间，她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当时的教员都是高造诣的理论家，他们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讲授使她受益匪浅。由于她学习刻苦，记忆力和理解力又强，学习成绩突出，是公认的高材生。在女大期间，她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并与在同往延安路上认识的、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余宗彦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1年9月，也竞从女大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情报部工作，同年11月，也竞同余宗彦在清凉山解放日报社举行了婚礼。1942年3月中旬，也竞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当时，博古同志提出，调到报社工作都要经过考试，于是，就给了也竞一些大后方和根据地的报纸，让她参考当时的《解放日报》选编通讯和新闻。经过考试合格，她被分配到采访部工作，任务定量为1000字，以本报讯或通讯的形式发表。到党中央机关报工作，并每天能有文字见报，这对也竞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经常超额完成任务，还经常为报纸绘制战局插图。由于她思想敏锐、文笔流畅，被同志们誉为“才女”。从此，她在党的新闻工作战线战斗了13个春秋。
1946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合并到新华社，也竞调新华社总社任解放区部编辑。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1947年3月12日和1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新华社的一些窑洞也中了弹，门窗被毁。同时，胡宗南部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14日，也竞随新华社的一批人员撤出延安，向晋绥边区转移，前往太行地区临时总社。在转战途中，油印出版《今日新闻》和《参考消息》，也竞担任编辑。由于也竞患高血压病，白天行军、晚上工作的紧张节奏使她身体受到很大损害，但她始终坚持工作，和同志们一起出色地完成了转战途中的报道任务。7月，大队人马到位于太行地区的涉县临时总社，也竞自此到50年代中期一直没有离开总社。由于也竞在工作中一贯认真努力，在《解放日报》期间搞资料工作又积累了大量材料和经验，所以，在总社解放区部工作时，经常出色地完成通讯任务，受到当时领导的好评。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结束了在延安的转战，东渡黄河，于4月下旬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5月，新华总社由太行地区的涉县迁到平山县，直接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和指导下工作。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新华总社也随着迁往北平，开始在香山慈幼院旧址办公，后来搬到宣武门内国会街现址。在进城之前，也竞调任社长陈克寒的秘书，后又任总编室业务秘书、摄影部编辑室主任、国际编辑科科长等职。一度还随陈克寒在中宣部胡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这期间，她半数以上的时间是充当领导的助手，由于她政治上敏锐，纪律性强，办事认真，记忆力好，文笔流畅，书法优美，因此颇得领导好评。
1955年，也竞因身体状况不适宜再从事紧张的新闻工作，在陈克寒同志夫妇的建议下，调入文化部工作。在文化部先后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化动态》主编、党委宣传部代部长等职务。在领导工作岗位上，她广泛团结同志，善于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使所在部门能够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她原则性强，处事公正，不趋势，不讨好，不畏难，不推诿，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她实事求是，从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出发，不论资排辈，不单纯看领导眼色行事，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结果，当这次敏感、复杂、涉及面又广的评级调资工作结束后，她所在部门的同志们心悦诚服。她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她不歧视，不冷淡，尽量争取最好的出路，以便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更多地体验到组织的温暖，更好地改过自新。而对待自己，她总是严格要求，遇事先检讨自己，不使同事受委屈，不使工作受损失。因而同志们对她都非常信赖，多次选举她担任支部委员和书记的工作。
三
1978年初，她以离休人员身份，应方铭、陈楚平之邀，参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周恩来年谱》的编写工作。197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以后，这部分工作转移到文献研究室，也竞继续参加《周恩来年谱》的编写。1979年离休后，她仍然在文献研究室当了一名不取任何报酬的“义务兵”。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整理周总理的事迹，就要学习周总理的精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1979年5月，也竞完成了《周恩来年谱》第一部分（青少年时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稿，印发全国党史研究单位征求意见，甚获好评，为更好地编写年谱取得了初步的经验。陈楚平去世后，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又建议也竞继续参加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年谱编写工作，她负责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年谱于1982年10月如期完成。年谱总计约60万字，她负责编写的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和“文化大革命”前期两部分共约10万多字。为了准确无误地写好年谱，她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摘录了成万条卡片资料，剪贴了厚厚的十多本各种报刊资料，七易其稿，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80年陈楚平突然发病，去世在办公室中。也竞对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姐的突然去世十分悲痛，很久无法平静。楚平曾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多年，不仅对总理和大姐的业绩十分敬仰，更对总理和大姐的为人处事十分敬佩，所以，她自愿参加周总理年谱、传记的搜集资料和整理编写的工作。也竞本来出于对周总理的爱戴，自总理逝世后就收集了许多纪念总理的文章和材料，这时，她又为完成姐姐的遗愿，大量搜集了总理和大姐的事迹，并与大姐多次通信。她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深厚感情，根据积累的资料写了一些反映周总理、邓大姐的高尚品德和情操的文章，刊登在《文献与研究》、《瞭望》等刊物上。她与其他同志合作、由她执笔的《模范夫妻》一文，经《瞭望》杂志连载后，国内不少书刊、报纸纷纷转载，外文出版局还向国外作了报道。这篇文章被评为当年度新华社的优秀作品。
熟悉也竞的人都知道，她在延安时期就得了高血压症，心脏也不好，到了老年，又添了动脉硬化、冠心病以及肩周炎、关节炎等疾病，上述工作都是她在与疾病斗争中完成的。往往写成一篇文章，她就要卧病多日，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工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1988年至1989年“老有所为精英奖”的评选表彰中，她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也竞一贯律己甚严，工作中从不办不该办的事，经济上从不占公家一分便宜，生活上从不享受不应该享受的待遇。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她从没有疗养过，她说她因病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不能再花公家的钱疗养。她经常自费看病吃药，为的是不给单位添麻烦。离休以后，组织上规定司局级干部看病可以要公家派车，但她只要走得动，看病从来不要公家派车，都是自己去挤公共汽车。她就是这样一个从不愿给公家、给他人添麻烦的人。1989年1月19日，也竞不幸因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她走得太匆忙、太突然了，甚至没有让亲人和同志们有一个尽心尽力的机会，正如为她所写的一副挽联中说的那样：“来如清凉山头月，去似慧兰花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