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瑛
一
我1937年5月到了延安，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经刘锡五同志谈话后，到抗大第二期十四队学习。我给北平民国大学党支部写信，催要党的关系。我们5月入的抗大，很快到了7月，忽然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的党组织一定转移了。抗大支部就叫我们暂且重新入党了（以后才恢复了以前的党籍）。
到了抗大，是我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开始。我的童年虽然是在工人中长大的，但是后来当了教员，上了大学，看了大量文艺作品，使我染上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对工人的感情淡漠了，对农民更是一点不了解。在延安抗大时，一次竟把地里的荞麦花挖了一束放在自己小瓶里观赏。一位红军干部对我说，这是群众的粮食啊！可见我那时真是五谷不分。记得有一次我见康克清同志边理发边和理发员谈天，问他连里伙食如何、喂猪了吗？我当时非常感动，觉得革命队伍中这种人和人的关系真新鲜啊！在白区理发时，理发师称顾客是“小姐”或“先生”，为了赚钱，十分殷勤地招揽顾客，哪见过一个总司令夫人和理发员谈家常的事啊！
有一个晚上月光很亮，我和赵迪之高兴极了，俩人坐在操场上唱起歌来。因为是夏天，穿短军裤，把绑带也解下去了，好风凉啊。正唱得起劲的时候，康克清同志去喊我们，她当时是女生宿舍的负责人，她批评我们露着大腿在月亮地里唱歌，会引起男同学（红军战士）想老婆的事。当时气得我们要命，感到受了侮辱，想和她辩论。她不听我们的辩论，叫我们赶快回宿舍去，以后不准晚上到这里唱歌。
我们住在延安城里师范学校院内，十来个人住一个大铺，点一个麻油小捻子灯。讲义是极粗纸印的，有时是在另一本印过东西的反面做记录，听课时坐在地下，腿就是书桌。但是我们的教师都是极有水平的。罗世文（四川省委书记）同志教党史，张如心同志讲马列主义，罗瑞卿或刘亚楼同志讲游击战，张国焘也教了一段经济学。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在读书。记得中午有午睡制度，我常常不睡，坐在院里读书。受教育更深的是听大课。中央负责同志讲党课、讲前方抗战形势等等。毛主席给红军队（一队）讲课时，我就爬到窗台上去听，红小鬼也站到窗口去听。我感到和白区大学的学习大不相同，都是结合实际的党史、军史和社会上的思潮在讲课，那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啊！四个月一期的学习很快结束了，我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更主要的是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身教。我看到罗世文同志只有一条被子，用一块像抹布一样的黑毛巾，带着极深的近视镜在那里孜孜不倦地看书；我看到杨兰史教员已是很重的肺病，也在那儿勤恳地工作，和学生们吃一样的饭——小米干饭、菜汤，每月只有一元边区票的零用钱。那时物质生活再苦也不觉苦，然而感到精神上得到解放，自由、愉快极了。
二
我在十四队学习结业后就留校工作了。1937年底在三期三大队女生队当政治指导员。当年我24岁，我们住在延安的师范学校，当时抗大校部即在师范学校院内。女生队长是周凤莲，以后还有蹇先任，副队长王平。我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开始女生只有几个党员，是在白区入党的，支委会有副支书杨玉容（何衡），委员郑继斯、邵清华等。支部既要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同时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在四个月期间要发展几十个人入党是很紧张的。学员都是白区来的学生，有大、中、小学生，以中学生为最多。那时去延安的青年都有进步思想，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求知，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到延安吃小米、住窑洞，可以说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例如周扬同志的爱人苏灵扬同志是上海来的大学生，黄敬同志的爱人范瑾同志是南京来的大学生，再如孙维世同志、丁雪松同志等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所以进行人生观的教育比较客易接受，只有个别人吃不了苦，到延安不久，又回城市。像我的女师同学王学敬去了一下延安，对艰苦的生活受不了，又回到天津市，嫁给一个资本家，过亡国奴的生活去了。
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走什么路的问题的认识。比如中国革命是否要有新民主主义阶段，有的同志因受了托派思想的影响，认为革命不需要有阶段，主张立即就搞社会主义革命。再如有的对抗战主张速胜论，不懂得持久战的意义。还有人搞绝对民主化、自由主义，不习惯有集中、有纪律的生活，有人认为理想的延安和现实的延安有距离，因而情绪波动等等。
如何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我是毫无经验的。其他队的指导员都是红军，在汇报会上我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讲如何做工作。记忆最深的是，人家汇报连队里喂了几头猪、每餐多少油、生活内务等等，我回去赶快下厨房、看猪圈，这样学会了注意重视学员的生活。然而思想上的问题如何解决，我只有沿用在白区搞学生运动中组织读书会的方法。首先我参加学习讨论会，提倡写墙报，每张墙报都认真看，有时晚上很晚才睡觉。这样我把120名学生的思想分成几类，然后组织学员讨论有争论的问题。上面写的理论问题我们在全连讨论过几次，有些问题就只有用个别谈心的方式来解决了。生活管理完全靠自治，有伙食委员会，有救亡室——除去写墙报、开讨论会外，还搞文娱、体育活动，相当活跃。在出操休息时间，同学们逼我讲故事，我就把看过的文学书中的情节讲给同学听。大家都爱好文学，所以最爱听。这也是搞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特殊部分。每天队前讲几分钟话，我都认真准备一二个小时才敢讲十分钟，多是思想问题的内容，而我们队长是女红军，她讲的多是军风纪、内务、生活等内容。相形之下，知识分子更爱听思想问题的内容。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我花的时间最多，也是在白区的习惯。在白区一入党就有发展党员的任务，所以像本能似的尽一切努力去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出身、社会关系、思想等等。支部委员会常常是研究发展党员问题。因为时间宝贵，怕完不成任务。对于有的红军同志去女生队找对象，我不大支持。我当时不理解那些红军同志年龄已经大了，需要对象了。有一次，大队总书记到我队叫我帮他叫出一个女生来，正好我了解到该女生的父亲是国民党CC专员。我就不给他去叫，并且把情况介绍给他，可是他不以为然，搞得很僵。他向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汇报了此事。在一次指导员联席会上，政治部主任点了我的名，并说都像我这样想法，人类还能有后代吗？我当时忍受不了，认为领导误解了我的好意，我立即站起来质问主任：“今天开的是什么会？
如果是研究后代的会，我退席。”我就扬长而去。三大队长刘忠只好宣布休会，跟我出来，批评我在白区自由主义惯了，只有自由没有纪律，只有民主没有集中等等。当时我听不下去，跑回宿舍趴到床上痛哭起来。我想，红军都是多么圣洁高尚的人啊，为什么总支书记为了找老婆都不顾政治了呢？我正苦恼时，蔡畅大姐到女生宿舍来了。她笑着说：“小鬼，莫哭，你敢坚持原则是好的，哭就不坚强了。”她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了我。所以对此事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正巧，不久在延安城北门碰上总支书记，他见到我就批评我。我说：“此地也没有第三个人，你既有理，咱们就到北门外找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同志说理去。你在前边走，我后边跟。”他不走我就倒着走，边说边走，走了几步，我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副主任住的窑洞。副主任见我气喘得说不上话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了我和总支书记争论的事。我把不服气的话都倒出来了。不几天就接到通知，上级撤了总支书的职，调他做其他工作了。这件事直到我结婚多年后才理解当时的幼稚。我应当同情红军同志打仗多年，也需要有爱情生活，该女生不合适，我应该另外帮他介绍一个，那样就不会发生上述一系列的事了。以后认识到，其中原因是我对工农干部的感情了解不够。1938年我在五大队女生队当指导员，队长是红军干部陶万荣同志。我和她关系没有处好，她不满意我的地方，可能是认为学生爱听我的话，对她不够尊重，我不大知道，我不满意她的地方，认为她把时间都浪费在打草鞋、为大队长老婆生孩子去中央管理局批红糖条子等等上，不抓紧时间学习。这样，有的学生向上级反映，在生活待遇上，如门帘子、灯罩子、木炭等分配上她的比我的好些，我没注意。这一期结业后，我去找领导要求再和她配合搞一期，我愿意慢慢加深了解工农兵干部的感情。这是因为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同志和我的一次谈话，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问了我对陶万荣看不惯的地方以后说，你不明白，鞋子对于红军十分重要，红军战士总愿意打一双草鞋预备着，这不能算浪费时间；另外，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生了孩子是多么高兴啊，因为女同志经过长征能到了陕北的不多啊，你不了解她的感情，看上去是小气，可是当党需要她们献生命时，她们是在所不惜的，知识分子是日常生活上看上去很大方，可是要他牺牲时，他会动摇的（大意）。这些话对我一生都有用处。所以我要求和陶万荣再搞一期。此时，陶万荣同志找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同志要求不再和我一块工作了。她说知识分子不好合作。听说专门为此召集了红军干部会议批评了她。所以，以后我们俩人又共同负责了一期女生队，她当队长，我当指导员。至今我们的关系非常好。陶万荣同志是位特别热情、单纯的同志，从1937年底到1938年秋，我担任过三期女生队指导员。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同志曾叫我编写一本小册子，谈如何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印发了。
三
1938年下半年，抗大成立了八大队，即女生大队。大队长是张琴秋同志。政治处主任是孟庆树（王明的妻子），我是总支书记。可是孟庆树从来没有到职，不久即宣布我代理政治处主任。中央为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叫我负此重任。凡是政治工作会议都叫我参加。有一次毛主席把各队负责人（都是红军干部）召集到他住的窑洞前讲话，也叫我去了。那次他用《西游记》的故事解释持久战的道理。他说：我们要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那样扰乱敌人，日军像一条牛，我们一把刀子杀不死它；全民抗战，各个根据地都住它身上插刀子就可战胜它等等。有时我还向邵式平同志请教，他叫我把每期解放周刊上登载的中央提出的口号背下来，说话、写文章都不要背离它，那真是手把手教我啊！
女生大队有几个连队，这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就间接了，主要是听取各连指导员汇报，提些意见，占时间多的是审批发展党员方面的工作，我当年既幼稚又胆大，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记得一次召开女生大队全体指战员大会，请毛主席作报告，事先毫无准备，临时叫我上主席台主持会议。主席那一天特别高兴，讲了很长的时间，每当我听着讲得好或我认为重要时，我就把主席的那句话重复一遍，作为带领大家呼的口号。有时我看主席停顿一下，也抓紧带头喊。现在内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结束时，主席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喊得不错么！”我当真认为是不错啊！那么幼稚，主席还总是鼓励或表扬我。这是党的领导同志当时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期间，还曾经抽我到中组部党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曾听过陈云同志讲党员标准的党课。
当时党内生活很正常，在党内党员一律平等。记得艾思奇同志曾和服务员编在一个小组。艾思奇对党的小组长很尊重，每次小组会都参加。我们在小组会上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争论起来很激烈，可是丝毫不影响同志关系，阶级友爱发扬得很好。真是团结、友爱、严肃、紧张、活泼的生活啊。
四
1938年底，八大队结业。一部分师生转入卫生学校，我被分配到中央妇委。1939年春，随中央考察团到晋察冀、晋西北。该团军事工作由苏振华同志负责，青年工作由李骅生同志负责，妇女工作组人最少，只有三人，我是组长，还有丁一、严慰冰二同志。当时因蔡畅大姐去苏联治病，由王明、孟庆树担任妇委书记。他们给我们的任务是，强调妇女的福利，强调男女平等。我们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打破了他们定的框框。
在前方待了一年。1940年又回到延安。这一年的生活对我的锻炼极大。首先由于我是从延安来的，前方的同志都要求向你取经。唯一的武器就是先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到处讲持久战。而前方干部的生活比延安更苦。1939年因闹水灾，干部们吃玉米面掺树叶在大锅里搅成菜团，叫做搅团。群众是吃糠咽莱，把花椒叶子掺到糠里贴成饼子，虽有些咸味，像锯末一样的难咽！就是这么苦，妇女们每天还要练操。有的妇女把缠过的脚放开，袜子也不穿，只穿一双鞋，身穿带大襟的褂子，腰系皮带，右手扛着红缨枪，左手拖着孩子，跟着操练。你如果不叫带小孩的妈妈参加，她就认为你看不起她，她声色俱厉地说人人都要抗战。那种热情是无法阻拦的。有一次，我们三人到晋东北五台县的一个山沟去，正赶上日寇烧杀抢掠刚走，烧过的房子还冒烟，接连几个山沟看不见一个老百姓，群众都上山“坚壁清野”去了。走到天快黑了，遇到一个老头，满脸是血，他一个人蹲在灰堆前烧了六个土豆，当他听说我们一天还没吃口饭时，就把那几个土豆给我们吃。我们知道他也是一天没吃饭了，我们不要，只好再往前走，他后面跑着追我们，非叫我们吃不可，最后我们每人吃了一个土豆，给他留下一半。群众爱护八路军干部之情是难以描写。天黑了，找不到有人的家，到屋里连炕也没有，只有一个屋里放着一口新棺材，盖子没有盖。我们三人实在累得不能再走了，我就进到棺材里睡，她们二人在棺材盖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来，渴得不行，可是这一道山沟没有水吃，好客易才找到一家院里存了一点雨水，是绿色的，我们烧了点开水喝。那比高贵的酒还香甜啊！
前方的妇女工作做得太好了。在山西定襄县边考察妇女工作边打游击。当时县委书记是中国大学毕业的韩纯德同志，定襄是他的家乡，人熟地熟，情报工作非常快。日寇到了哪个村庄，随时都有情报。有一次等敌人离我们五里地时，我们才转移。有时还明知道敌人要到我们住的村庄，也不转移。因为他们走哪道街、抢什么，都成了规律。有一次敌人来了，我们就分散在敌人不可能去的小巷子里的人家。我头上包着蓝白线的头布，穿着大襟褂子，坐在地下做“猫耳朵”（面食），扮作她家的姑娘。结果敌人也没去。县妇联主任是个50多岁的老太太，十分机警，常常挎着篮子进城探听军情。她对我们讲了许多妇女受压迫的事，发动妇女参加抗日工作，许多人就要求离家、离婚。当时，国难当头，还不能都批准离婚，就劝她们和男人共同抗日，共同生产。1939年年底，敌人“扫荡”，我们走到阜平县山里，却和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失掉了联系。我们三人把这道山沟的地形画出地图，依靠老百姓转了一冬，直到1940年初才找到边区领导机关，送我们到晋西北，然后回延安。可是到了晋西北正赶上搞改革运动，领导叫我们参加了一段工作，在兴县、岢岚、岚县一带。记得那里的县委书记是东北大学的大学生，骑马打枪十分英勇。而山西的妇女比河北的妇女身体弱，风俗更落后，生了小孩坐月子，只给稀的米汤喝，缠着很小的脚，有的妇女跪着走路，有的扶着墙走路，召集妇女开会很困难。但只要发动起来，她们首先带头放足、剪发，她们很欢迎我们去讲抗日的道理。我们工作了几个月后，在1940年春夏才返回延安。
五
回到延安后，孟庆树叫我入女大学习，我不愿意去，因为女大校长是王明，而我对王明印象不好。这并非我的路线觉悟高，而是从生活作风上看不惯他。比如在抗大工作时，带领学生去听他的大报告，正碰上敌机来轰炸，他丢下千万人不管，自己拔起腿来就住山沟里跑。他个子很矮，穿了一双过膝高的皮靴，手里抱着洋装书。当时，我看到他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十分可笑。而我们学员队伍则一齐卧倒，有秩序地一队队散开隐蔽。再如，他住在杨家岭的一个山坡上，有一排窑洞，每个窑洞门口挂一个木牌：图书室、婴儿室、厨房等等。叫他两个亲戚一个到他家当管理员，一个当保姆给他看小孩，一车车拉大米、拉柴。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延安真是太特殊啊！中央许多负责人如董老、少奇、陈云、富春等同志都是住一间窑洞，吃伙房做的饭。我们到孟庆树那里谈工作时，不记得她谈过正经事，只记得她谈王明如何追求她、上海女工恋爱的故事，还有发牢骚，说王明不懂中国的古书所以吃亏等等。还有随便封女大的学生，谁是布尔什维克。女大同学唱歌说“王明是我们的爸爸，孟庆树是妈妈”等，我听了以后只觉得不对劲，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也许不知道。所以我不愿意上女大。我向孟庆树提出来，要求上党校，她则大声说：“女大也是党校，是王明同志当校长……”我没有办法，就到中央组织部去要求。正好蔡畅大姐从苏联回来了，我向她提出要求，结果分配我去中央党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