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一种“七”体文学，《七激》、《七兴》、《七依》等等，它的遗支流脉可以说直传到近代。这种文体的创始人就是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枚乘。
枚乘，字叔，淮阴人氏，西汉景帝时代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40年。
枚乘早年曾做过吴王刘濞的郎中。当时，吴王濞策划谋反，枚乘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上书吴王，说“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就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意思是“以只能够承受一丝重量的绳子去系吊千钧的重量，上挂在无极的高空，下垂向无底的深渊，虽然是极其愚蠢的人也知道害怕它将会断绝啊。马刚受了惊骇还用击鼓来惊吓它，绳子快要断了又用重物来拉坠它；绳子断在了半空中不能够重新接上，坠落在深渊也难以叫它再浮出水面……能听愚臣我的一句忠言，什么麻烦都能够解脱了。假如您为所欲为，那就危于累卵，难于上天了；假如您能够改变您所想做的事，那么就易于反掌，安于泰山。如果您今天非要违背天意，摒弃容易和安全，而一定要走那条用危卵累成的道路，那就使愚臣我为您感到困惑不解了。”这就是有名的《谏吴王书》。在这篇上书中，他一方面陈述彼我之间力量的悬殊，提醒吴王不要以卵击石，一方面诚恳而急切地希望吴王回心转意，不要去打这一场反叛的战争。但是吴王一意孤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如此，枚乘只得离开吴国，投奔了梁孝王。后来，汉景帝腰斩了晁错，以平息诸侯的谋反。但是刘濞仍然发兵反叛。在这期间，枚乘又向吴王刘濞上书进谏，劝他不要听信“谗谀之臣”的言论，使他“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而为吴国招来灾祸。又告诫吴王，发动吴国的兵力去反叛大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他还规劝吴王说，“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不然，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赫加怒”，到那时，“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已”。总而言之，这是一篇在吴王已反叛后劝其罢兵归国的上书，是劝他度时审势，不要再与中央王朝相对抗。这就是枚乘的另一篇有名的作品《重谏吴王》。但是，吴王还是没有采纳谏言，结果终于遭到了失败，在乱军中被打死。
没有听取枚乘的劝谏，吴王终于失败了，这衬托了枚乘见识的正确。枚乘也因为两封谏书所表现的远见卓识而名声大显，从此扬名朝野。汉景帝因此而召拜他为弘农都尉，枚乘从此成为朝廷的上宾。
在中央王朝里，枚乘得以和当朝的才学之士互相往来。他生活悠闲，声誉很高，待遇又好，但是，枚乘闲散惯了，他不乐意充当郡吏，因此借口有病而辞官回到了故乡。不久，他又去了梁国。梁国人士都善于辞赋，他常常与他们交流，但枚乘的作品总是其中最优秀的。后来，梁孝王死了，枚乘回到了故乡淮阴。
枚乘文名久传，在汉武帝刘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听到了枚乘的大名，汉武帝非常仰慕他。当刘彻即位之后，就想召见枚乘，可惜这时枚乘已经年老，汉武帝就以“安车蒲轮徵乘”——用蒲叶包裹着车轮以防途中颠簸，把枚乘接到京城。可惜枚乘因病在途中死了。
枚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声虽然没有李白、杜甫那么光耀，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是不小的。中国古代的“七”体文学就是他首创的。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他“首制《七发》”，而《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小的功绩。
《七发》是一篇讲述治疗宫廷贵族精神疾患的文章。文章借楚太子生病，吴客前往探视的形式展开内容，表达主题。全文共分八个段落，援用赋体文章常用的主客问答的方式，而简约了其中铺排的描写和堆砌的文字，使文章直奔主题。第一段是一个序言，写吴客探病，指出楚太子的病根在思想，病因是贵族生活的过分安逸，这种病，不是一般药石针灸的力量所能治疗的，而应该进行另一种疗法。以下用七个段落，分三个方面讲叙对这个病的具体疗法，第一个方面，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这些娱乐身心的活动来治疗。不过这些活动虽然能够分散太子的一些因过分安逸而产生的疾患，但还是属于奢侈的享受，仍然不是最佳方案，于是有了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旨在让病人付出一定的体力，摆脱过分的享受，从当时的贵族所能从事的体力活动如田猎、观涛等来治疗。但这仍然治疗不了精神上的疾患，于是，吴客提出了第三个方面的方法。第三个方案就是文章的第八段中吴客明确提出的精神治疗的方法。那就是听取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用他的“要言妙道”来消灭思想上的毒菌。经过这样一番开导，楚太子出了一身冷汗，振起一番精神，病患竟顿然消失了。
由此看来《七发》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深远而巨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就说过，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戒膏粱之子也”，对于当时的贵族子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今天的人们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强烈的物质追求和过分的物质享受，会使人产生精神上的佝偻症，人们千万要防范。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七发”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题名为“七发”？是的，不仅我们不能理解，古人也认为不好解释。否则，就不会有刘勰和李善的不同解说了。刘勰从“戒膏粱之子”的欲望出发，认为“七发”是“七窍所发”。因为，“七窍”管“七情六欲”。楚太子的病，是因为生活太侈靡，欲望太多引起的，所以枚乘从主管七情六欲的“七”窍出发，写了这篇文章。这种解释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看来这个道理，是根据文章的意义来说的。但从整个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来说，似乎又不太在理，因此唐代的李善又提出了用“七事启发太子”的说法。这从文章的内容来说，似乎也有道理。枚乘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不太清楚，但这两种说法对我们都可能有些启发。
鲁迅说，“枚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七发》带给中国古代文坛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战国末年，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文体，那就是一些以“赋”命名的文学作品。诸子百家中的荀子就有名为《赋篇》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据说他的作品中除了一篇《天问》外，其余都是赋作，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甚至说“宋玉赋十六篇”。西汉初年的贾谊有《鸟赋》，楚辞的痕迹还很深，是楚辞的余绪，因此有人说是楚辞到汉赋的过度形式。（《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以上这些作品，虽然还不能算是作为汉代文学的一种代表性的文体，但是他们已经具有了汉赋的一些基本特点，如比较铺陈，讲究描写等。它们往往数千言，而且堆砌铺排，虽然典雅，但难以卒读。前文已说到战国末年就有了题名为“赋”的文章，汉代的赋，字数往往长达数千，对一种事物进行铺排的描写，而文字往往奇诡，词语往往堆砌，读来令人厌倦。枚乘对赋体的贡献是将那洋洋数千言、堆砌奇字僻词、冗长凝滞的文体，简约为“七”，对这种文学体式起到“移步换形，处处足以回易耳目”的作用。这就形成了汉赋的固定写法，如主客问答和韵散结合，这就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这种以“七”标名的写法，在当时和后世，引来了很多的效仿者，如汉代的傅毅、刘广、崔等十余家。到魏晋、唐代直至近代仍有人摹仿，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晋代作家谢灵运的《七集》（十卷）、建安曹植的《七启》等。
枚乘对中国文学的另一贡献是五言诗的写作。《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作品大多是四言的。中国文人五言诗首创自何人，文学史上没有明论。东汉末年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标志着我国五言诗的成熟。但这“无名氏”的诗作中，竟有八九首被后人确认为枚乘的作品。这个确认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萧衍的《昭明文选》中说《古诗十九首》无撰人名。到唐代李善说“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最后在陈徐陵所集的《玉台新咏》中有九首明显地标示着枚乘的名字。这些篇章，包括《西北有高楼》，还有“相去日以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以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等名篇名句，被后人传诵着。如果是枚乘所作，那么，枚乘对我国五言诗的贡献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有可能就是五言诗最初的文人创作者。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文学史上并没有这样的定论。
枚乘死后，汉武帝到处寻找枚乘的儿子，想让他子袭父职，但是枚乘的那些儿子中都没有能够从事文学活动的。
在汉武帝到处征召枚乘儿子的时候，一个青年出现在汉武帝的视野之中，此人姓枚，名皋，字少孺，自称是枚乘的儿子。原来在枚乘游梁期间，曾娶一小妾，得一少子。在枚乘东归之时，小妾不愿与他同往，枚乘在一怒之下，为他们母子留下一笔钱财自行度日，就离开了。枚皋在枚乘去世时，年已十七，他便上书梁共王，被梁共王召为郎。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三年。有一次，他被梁王派到别国，与同行的人争吵起来，被同行人揭露他的短恶之事，家产因而被抄没。枚皋逃亡到了长安，遇到大赦，又赶上汉武帝到处寻找枚乘的儿子，于是他就上书皇帝，自称是皇帝要找的人。皇帝知道后，大为高兴，召他进见，命他在殿上作一篇有关平乐馆的文章。文章写得不错，皇帝大加肯定，于是拜他为郎，派他出使匈奴。但是枚皋不懂经术之道，而他的特点是诙谐说笑，有点像逗乐的演员戏子，作出来的赋颂文章，也有许多嬉噱之语。没有想到，他的滑稽和风趣，使皇帝非常感兴趣，皇帝把他当作东方朔、郭舍人一样看待，因而没有得到高官。
汉武帝29岁才得到一个儿子，因此，满朝欢喜。为庆祝皇太子的降生，枚皋、东方朔等人都作了《皇太子生赋》。又因为武帝晚得太子，因此修筑祠以资纪念，因此又命枚皋等人作《立皇太子祝》。
在卫皇后初立的时候，枚皋曾作赋诫她慎终，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保持晚节。
后来，枚皋又跟随汉武帝到甘泉、雍、河东等地，东巡狩猎，封泰山，游三辅离宫馆等。在沿途，只要皇上有所感受，就命他作赋。他成篇很快，往往一接受诏令后就能写成，所以他的赋作很多。当时在宫廷的几个文人，据史书所说，“皋为赋善于朔（东方朔）”。司马相如的文章好，但是字斟句酌，成文很慢，所以作品不多，因此作品好而少于枚皋。枚皋也认为自己的赋作不如司马相如。他的文章类似俳优，为此他觉得很惭愧。枚皋的作品约一百多篇，其中可读的约有一百二十多篇，还有几十篇因过于戏谩而遭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