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以来，经过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有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时，经济董仲舒提出发展，政治稳定，刘彻喜武尚文，尊重儒学，器重儒家，希图在“盛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文治的良好局面。不过此时的他，已经不再需要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而是希求讲论一些天人之际的关系，给汉代的统治制造出一些神学的色彩。如战国齐人公羊高著的《公羊春秋》，经过家传了许多代之后，在汉代初年成书了。这本书的特点是“发明《春秋》微言大义”，好引用纬（，古代一种预卜凶吉得失的文字、图记。和纬书合称为纬。是书，纬，是纬书，因与经书相对，故为纬书。它以儒家经义附会人间凶吉祸福，预言治乱兴废。多有怪诞无稽之谈。）之说。它在汉代成书的原因看来也与这个政治背景有关。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董仲舒等儒学大师便应运而生。而董仲舒就以研究《公羊春秋》出名。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代，还有别说，此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正是汉文帝初年到汉武帝太初初年之间，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几十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公元前213年开始的）。中国儒学在焚书坑儒中遭受极大破坏，按照《汉书·董仲舒传》的说法，董仲舒以重振儒术为己任，“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教书）发愤，潜心大业”。这种使命感正符合于汉武帝对儒士的要求。主观和客观的这种合拍，就使得董仲舒能够成其大业。
青年时代的董仲舒致力于《春秋》的研习，汉景帝（汉武帝父亲）时为博士。他发愤研读，“三年不窥园”。他以重振儒学为己任，“下帷讲诵”，培养后学，弟子很多。多得教不过来时，就由年纪大的学生教年纪小的学生，到后来以至于有的学生连董仲舒的面都没有见过。但是，学生都以他为榜样，非常尊敬他。
他品格端方，为人正直，生活起居、举止言行都以儒学为标准，从不越雷池一步。他每天以读书立说为本，对于财利之事从不放在心上，直到他老年“去位归居”以后，“终不问家产业”，仍“以修学著书为业”。
汉武帝时，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在几百人之中，他以对策中选。有了这个地位，他以对策的方式，谈出了很多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主张。他的《举贤良对策》一共有三篇，很集中地表述了这些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最为突出的是“天人相与”的学说。所谓“天人相与”，就是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影响的，人事是受上天的监督管理的，人如果不按照上天的旨意办事，就会遭到惩罚。他说：“在天人相与的时候是很可畏惧的。国家因失道而败亡的时候，就用灾害来警告他，如果不接受这警告，就用些怪异的事情来使他害怕，如果还不害怕而改悔，那么伤败之事就要出现了。”董仲舒的这些说法，一方面，符合了汉武帝对于制造神学迷信的追求，另一方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产生了一些制约的作用。
对于治理国家，他提出礼乐教化的作用，说：“仁义礼乐是适合于治理之路的。因此，古代的圣王虽然死了，但他的子孙仍然享受着几百年的安宁，那就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啊。”乐是个什么呢？它有什么作用呢？“乐，是能够改变民风、淳化民俗的东西。”他还提出了一个名叫“天瑞”的东西，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吉兆，是在政治清明或要出现某种好的变化时，老天爷给予的暗示。他说：“天要给人以重大使命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非人力所能、而它自行出面的事情，这就是一些受命的符示。《尚书》说，在周武王乘坐的船中跳进了一条白鱼，有火到了周武王的屋内，后来又化成了乌鸦。这就是叫他伐纣的符令。周武王说，因为周有圣德，所以老天爷给他以好报，这是积善累德的结果啊。”董仲舒还提倡教化，反对刑罚。他说：“灾异的出现是因为废止了德教而任用了刑罚。”“刑法不中，就产生邪气，邪气生于下而怨气积于上，上下不和就产生妖孽，灾异也就产生了。”他还恭请天子行德政。他用陶土在陶钧（制陶器的范具）上、金属在熔炉里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来形象地说明人之需要德政的教化和感化。他说，尧舜行德政，人民就仁义而有寿，桀纣行暴政，老百姓就鄙顽而短命。他又从天地阴阳的关系来解释主德抑刑的道理，他说：“天道之大的是阴阳。阳主德，阴主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因此，阳主大夏，阴主大冬。大夏万物生长繁殖，大冬万物凋零藏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天道是主张德而不主张刑的。”这些说法当然充满了神学迷信的色彩，但是，他主张德政而抑制刑罚，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在对策中董仲舒还给汉武帝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如立学校，举茂才孝廉等。茂才即秀才，汉代因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秀才为茂才。
另外，他对汉武帝明确提出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必须要正心。他说：“正君心了，才能正朝廷；正朝廷了，才能正百官；正百官了，才能正万民、正四方。”这样，国家才会发展，才会安定。他主张教化。他说：您这个皇帝有权有势，您又爱民好士，可说是个好皇帝了，可是为什么上天没有给您美好吉祥呢？是因为教化没有实行，因而老百姓不正啊。“万民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下流淌一样，不用教化去提防就不能停止，所以，立了教化奸邪就止住了，教化废了奸邪就产生了，刑法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古代南面为王的人，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重大事情的。”为此，他建议汉武帝开设学校，他说：“建立各级学校，以仁义渐渐地感化人民，以礼仪砥砺百姓，用礼教节制人民，因此，即使刑罚很少，也能够杜绝犯罪。教化风行之后，老百姓的习俗也就淳美了。”他还主张“更张”，改变秦国留下的遗患。因为，自古以来，给老百姓带来祸患的，没有比秦国更厉害的了。现在，汉在秦国的后面，如果不改变秦国的一些做法，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好的工匠也不能很好地调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也不能治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赶紧行动。更化就可以善治，善治就可以远离灾害而迎来福禄。
在董仲舒的对策中，还有一些极好的见解和建议。如“受大者不取小”。所谓“受大者不取小”，就是，得大利的人，不要再取得小利人的利益。实际指的就是一些当官的，就不要再和老百姓争抢财路了，因为他已经拿了国家的俸禄。比如一个人当了官，有俸禄可拿，就不要再去做生意了，把做生意的好处让给没有俸禄可得的老百姓。如果这个人，又拿大，又取小，仗恃着自己的权势和财力，与老百姓争抢那些许的利益，老百姓能够安定吗？那么老百姓就要“嚣嚣苦不足”了。这样，富有之家财物充溢，而贫苦之家穷急愁苦，这怎么能够不引起动乱呢？所以，吃俸禄的就吃俸禄，不要与老百姓争利益，这样，利益就可以布散均匀，老百姓就可以家庭富足了。董仲舒还借此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代鲁国宰相公仪子，一天下朝回家时看到妻子正在织布，他一怒之下把妻子休掉了。他在家吃饭时有葵，同时发现家里的院子里种了葵，一怒之下把自家种的葵也拔掉了。原因是：“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红女，以纺织为生的女工）所以，董仲舒认为不能够身居贤人之位而做庶人之事。假如身居贤人之位而取庶人之行，那么祸患就“必至”了。这里，他“贤人”、“庶人”的说法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级观念，而且，提出这套主张也是为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让利于民的主张，对老百姓还是有实际利益的。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董仲舒还提出了修饬仁、义、礼、知、信的建议，这叫做“五常”。这“五常”，后来书写为“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国民奉行很久的社会道德。
董仲舒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天下的大统一，是天地的常理。今天人们的遵从各不相同，人们的议论各有所异，因此上面不能以一统来治理天下，下面不知道遵循些什么。）所以他认为，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皆”应该“绝其道”，不要让它们与孔子之道“并进”，这样，“邪辟之说”就可以“灭息”，国家就可以统一而人民就知道如何行动了。他认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之所以那么混乱，是因为学说太多，诸子百家言论太杂。现在，国家统一了，学说舆论也应该统一起来，这样才便于统治。这就是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这个主张被后世称为继李斯后又一个文化专制主义提议。（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所幸的是，汉武帝大概受了前朝皇帝的教训，没有采纳他这个提议，仍然一方面尊儒，一方面采取众家之言。
汉武帝虽然没有采纳废黜百家之说，但对董仲舒的为人是十分信任的。他把董仲舒派给了他的哥哥易王，易王为人骄横，好勇，可以说不好伺候。但是，董仲舒因道德学问和举止言行，终于获得了易王的好感。董仲舒经常用儒家之道匡正易王的某些言行，而获得了易王的敬重。有一天，易王问董仲舒：“孔子说，殷代有三位仁人。泄庸、种和范蠡也是越王手下的三位仁人啊，他们帮助越王勾践出主意攻打吴国，而且把吴国灭掉了，所以我称他们为仁人。”董仲舒说：“我听说有一天鲁君问柳下惠，说我想攻打齐国，可以吗，柳下惠说，不可以。回答完了之后，回到家里，柳下惠面有忧色。他想，听说攻打或讨伐这样的事情是不问仁人的，今天，鲁君为什么问到了我的头上？仅仅是因为被问了攻打或讨伐的事，就觉得羞愧难当，何况帮人家出主意去攻打别人？由柳下惠的言行可以看出，越地根本就没有一个仁人。所谓仁人是主张正义而不牟其利，弘扬道德而不计较功的。所以仲尼之门，五尺高的童子都以称扬五霸（春秋五位霸主）为羞，因为他们先用诈力而后才用仁义啊。仅仅是因为用了欺诈，所以不足以登大君子的家门。五霸比起各个诸侯来说，算是贤德的，但是，要比起古代的三王来，那就是武夫和美玉的差别了。”一番话，说得易王连连称善。
董仲舒以研习《公羊春秋》为主，而《公羊春秋》好引用纬之学，崇尚迷信之说。他按照《公羊春秋》关于灾害变异的方法，推算阴阳变化，求雨时，就关城的南门，开城的北门；求止雨时，就开城的南门，关城的北门，并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全国。这样的做法，未免也有办错的时候，因此他被贬为中大夫。在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闹火灾时，董仲舒在家里按照这个方法去推算，推算的文字只是草稿，还没有誊写成正式的文稿时，主父偃去探望董仲舒，私下里见到了这个草稿，出于嫉妒，他悄悄地偷走了那个草稿，并且交给了皇帝。皇帝把这个草稿出示给众位儒生，其中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也在座。他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东西，也和大家一起认为是“大愚”。皇上认为连自己的弟子都反对了，那么董仲舒的问题当然就严重了，于是给他下了狱，判了当死的罪名。董仲舒惹来了杀身之祸。幸亏汉武帝还念旧情，念他对策有功，下诏赦免了他。遭此大难之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言说灾变的事了。
但是，董仲舒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了当朝同僚的嫉恨。有个叫公孙弘的人是董仲舒的同学，但是他的《春秋》没有董仲舒研习得好，而他又善于见机行事，以至登上了公卿的地位。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认为公孙弘太阿谀，也不太与之交往，两人关系不好。公孙弘很嫉妒董仲舒，就怂恿皇帝把董仲舒推荐给胶西王，说：“独有董仲舒可以出任胶西王的宰相。”胶西王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恣意纵行，十分跋扈，两千石（石，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也是古代一种俸禄单位。两千石，说明俸禄高，官位高）的官吏就被他弄倒了好几个。现在，公孙弘建议汉武帝派董仲舒当胶西王的宰相，目的十分清楚，就是借胶西王之手，除掉董仲舒。但出人意料的是，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当时的大儒，特别尊敬他。但是董仲舒终究因怕获咎而称病回家了。董仲舒虽然辅助了两位骄王，但以他正直的言行，获得了两位骄主的尊敬。
董仲舒回家以后，朝廷有了大事还经常派使者去他家请教，他都能提出很明晰的解决办法。董仲舒的著作，主要有疏奏对策，此类作品有一百多篇。另外还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但后世仅存他《文集》一卷和《春秋繁露》（《蕃露》）十七卷。
董仲舒的思想和文章，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一些儒家学者，喜在文章中谈阴阳灾异，谈天人感应，大致都学于董仲舒。另外，汉代文学从纵横驰骋到坐而论道，大概也起自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