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与蔡文姬父女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父女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里重点讲一讲蔡邕的故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生于公元132年，卒于公元192年。历经了东汉末年的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少帝、献帝7个皇帝的60个春秋。帝王的频频更替，说明朝政的动荡与不定。汉代的历史经历了王莽的篡位以后，虽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但终归帝国老大，盛期已过，国运日益走入颓势，其突出的表现是后嗣无继。这几位皇帝中除了顺帝、灵帝、献帝当政年头较长外，其他四个皇帝都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帝王的年幼与早夭，使国事不宁，政局不稳。继嗣的幼小，导致了太后的临朝，太后的临朝必然引来外戚的干政。外戚干政，使皇帝年岁稍长之后，就会利用宦官的势力翦除外戚，这就引起了宦官的弄权。外戚和宦官的干政势必引起官僚集团的不满。这样，几方势力的矛盾斗争，自然是国力的分散和国事的不安。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几乎都被这种矛盾和斗争干扰着。
蔡邕的几十年生涯，就在这种政治的旋涡中起伏。但他忠君为国，剀切直言，一生都想对末世的汉代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它献计献策，忠君之心始终不改。这种忠诚如果碰上一个不明之主，那后果也就只有自己承担了，而蔡邕的有些建议，在皇帝那里就像清风泡影，往往得不到重视。在这样的社会政治下，耿直之士的生活，就如履薄冰，甚至难免招来祸殃。蔡邕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生活了一辈子，不仅自己终身的理想不能得以实现，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没能保住，屈死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蔡邕的祖上有令名。他的六世祖名勋，用封建的道德观来说是为人正直，忠于汉室。西汉哀帝时以孝廉当上了长安邰长。王莽专政的时候授他厌戎连率（相当于厌戎地方的郡守），但是他对着绶印仰天叹道：“我是汉室的臣属，我的名字已经书写于汉室的简策，死也应当归于汉室。从前曾子不受季孙氏的赏赐，难道我可以侍奉另一个姓的人吗？”于是带领全家逃入深山之中。蔡邕的父亲为人孤直，不合于当时，没有什么官职，但人品高洁，死后被评为清白守节，纯行不差。蔡姓来源于封国，“以国氏姓”。
史书说蔡邕“笃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极为孝顺，是一个大孝子。他的母亲卧病三年，蔡邕无论寒来暑往，季节变换，都没有解衣而卧过。《汉书》说他“不寝寐者七旬”。母亲死后，他筑庐在母亲墓侧守墓看陵，相传有“菟训（一种药用植物）绕其室旁，又木生连理（一种同根而异干的嘉木）”。蔡邕不仅“笃孝”，而且仁义。他与叔父及从弟共同生活，“三世不分财”。地方上很推崇他这种仁义。
蔡邕少年博学，不仅懂得辞章，而且熟谙数术，精通天文，还“妙操音律”。这个“妙操音律”，还给他带来过麻烦。汉桓帝的时候，中常侍徐璜等人知道蔡邕善于鼓琴，于是上告天子，召他入京。古代中常侍由宦官担当，因此说是被当权宦官强征赴京，为天子操琴演奏，消遣解闷。蔡邕，怎肯去充当优伶之职？但地方官员要讨好皇上，催逼得紧，他不得已踏上了去京城的路。可是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到了偃师的时候，他终于想出了个办法，称病回家了。对于这件事，蔡邕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于是，他写了一篇《述行赋》来表示自己的愤怒。赋文的序言中说：“璜（徐璜）以余（我）能鼓琴，白（上告了）朝廷，敕（朝廷下诏，命）陈留太守发遣（打发、催促）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返回）。心恨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赋的正文说：“余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宏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意思是我的仆人已经坐在车驾上了，我将往京城而去。皇家显赫得如同高居在天上，八方的人像群星一样向他聚集。权贵和宠臣的烈焰越来越炽热，当官的为利益而不肯停息。前面的车驾刚刚翻覆，后面的车驾又紧紧相随。变着一切办法来修建他们的台榭，老百姓露宿野外被褥都被打湿了。把好的谷物给禽兽享有，下层的百姓只能吃到没有灌浆的糠秕。把宽大的地方给那些谄媚取宠的小人，对忠良的纠举像奔马一般急速。怀念古代伊尹和吕望，道德之人没机会得以进身。唐虞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俗常的毛病产生于不好的积习。大道长满了高高的野草，哀叹那走正道的艰难……没有高洁的人来匡时救世，又怎么为这个国家出力……这充满义愤的赋文，表达了他对自身遭际的愤懑，也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忧虑。汉赋历来就是一种歌功颂德的文字，但蔡邕在这里，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这不能不说是很可贵的。由此可以看出蔡邕为人的正直与正义，这种性格很难容于当世也是注定的了。
他的一生，两次下狱，12年的流亡，最后，求保性命完成汉史而不得，屈死于冤狱之中。抱负不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空怀满腹经纶，错有一身才艺，作了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真是可悲可叹。
蔡邕不仅善于操琴，他还有很高的音乐鉴赏能力。一天，邻居请他喝酒。客人中正有人弹琴。蔡邕走到门口悄悄地听着。听着听着，他似有所悟，啊！用音乐招我来，而有杀心，这是为什么？于是就折返了回去，并且叫人告诉主人，说蔡君来过，但到门口就回去了。主人追出来问他返还的原因，他说了以上情况。主人非常奇怪，去问弹琴的人。弹琴的人说，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一只螳螂朝一只蝉爬过去，蝉要飞而没有飞，螳螂一步步向它逼近，我心里有些着急，恐怕螳螂失手了。难道是这点杀心表现在琴声中了？蔡邕听了后，莞而一笑说，这就足够了。
可是元代有一位叫高明的剧作家写了一部影响很大的南戏《琵琶记》，写蔡伯喈被父亲逼迫着赴京应试获取状元后，被逼入赘相府，发妻在家与公婆苦度灾年、卖发葬亲，后抱琵琶卖唱到京寻夫，最后夫妻团圆的故事。故事中，蔡伯喈是一个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屈从权势，停妻再娶，以至父母不能敬，夫妻不相守，虽然心想忠孝两全，但却忠孝两丢。其实，这是后人的伪造。历史上的蔡伯喈不是这样的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隋唐时代才兴起，而蔡邕所生活的汉代，哪有什么状元好中呢？
蔡邕的为官任用，都是凭他的学识和人品。公元170年，他被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后又升迁为议郎，掌顾问对应之职。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件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就是镌经籍碑。任议郎之后，蔡邕认为古代经籍历时已经久远，文字多有讹误，这些讹误的文字被俗儒们牵强附会，贻误后学。于是在公元175年，他与五官中郎将、光禄大夫等人上奏请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批准后，蔡邕自己书写。写成之后，他命镌工刻石为碑，立在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些当代学子，纷纷来到太学门前校正自己的读本，观视者和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谏废“三互法”是蔡邕为汉王朝做的另一件大事。“三互法”是汉朝因避免地方势力互相勾结而订立的一种法规，缘起是地方势力有“州郡相党”（互相结党）、“人情比周”（结伙营私）的情况。因此汉王朝规定凡有婚姻关系的人家和幽冀两州的人士“不得对相监临”（相互为官）。这样的结果是“禁忌转密，选用艰难”（禁忌越来越多，选用越来越艰难）。幽州、冀州两州的官吏，久久得不到增补，延误了当地的民事和政事。因此蔡邕上疏请求“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缺中”。就是说，只要人才可用，不管什么三互不三互，把他们派往前去补就缺位。
蔡邕对于当时的朝政很不满，因此当皇帝向他询问一些灾异现象，如地震、蝗虫、疾风、冰雹等时他就借机进言。如光和元年，汉灵帝诏问他“连年蝗虫，其咎焉在？”时，他就说，“帝贪则政暴，吏酷则诛惨。生蝗虫，贪苛之所致也。”说这些灾异现象都是亡国之征兆，这是老天爷对汉朝的关照，用这种办法告诫汉代君臣，要他们感悟，要他们改悔。他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一切灾变，都是妇女干政所引起的。于是举了乳母赵氏的事例，表明皇上用人不当，赏罚不明，致使小人得势，忠臣蒙冤，引起了天象的反应和惩罚。这些言论虽有天人相应的迷信色彩，但用天的力量来限制帝王的无限权力，而且一针见血地直指皇帝、政权的要害，不仅需要胆量，而且确有裨益。所谓乳母弄权，更有一层深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弄权的妇人决不仅是乳母赵氏，皇太后是最大的弄权者。蔡邕只是借赵氏的弄权批评皇太后和外戚的弄权罢了。这里当然有很浓的封建正统思想，中国的天下是中国人的天下，为什么只能是姓刘的来掌管呢？但是，蔡邕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人物，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要求他。应该肯定的是，蔡邕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给当时的国计民生带来的危害，危及到了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他不是说了“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吗？这里的“虎狼”恐怕不完全是山林中的野兽。人们都知道“苛政猛于虎”的言论，都会明白蔡邕此说的深意。蔡邕的此种言行，决定了他不受统治者喜欢。更何况他还口无遮拦地直接指出皇帝的一些错误，如灵帝曾高价找来了一些半罐子的读书人、雕虫小技者和一些市井无行之人，给他讲叙一些趣闻小事，以求开心。蔡邕对此给予过直面的批评，指出皇帝应该办好“七事”，如应时郊祭以企丰年，任贤用能等。但是，皇帝对此并不重视。《后汉书》记载，当蔡邕向皇帝提出无拘三互法时，皇帝就“书奏不省”，说明统治者对他的态度。
有资料说，蔡邕因得罪宦官而获罪，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蔡邕的叔父与杨球有矛盾，而杨球又是中常侍陈璜的女婿。中常侍在东汉时专为宦官担任。这样，就等于蔡邕得罪了宦官中常侍陈璜。陈璜就派人中伤蔡邕，后来，皇帝下诏问罪，蔡邕的罪名是“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被判死刑。后“减死一等”，判与家属流徙朔方。但杨球不甘心，派人追刺蔡邕，被派的刺客深感蔡邕的无辜，没有下手。杨球又贿赂部主，但部主却将此事告诉了蔡邕，蔡邕得以幸免。这场官司最后以赦免结束。这种结果也是与蔡邕的著述有关的。当年，蔡邕校书东观时，曾与卢植等人拟撰《后汉书》。此时，蔡邕上书，自陈著书之意，因而受到赦免。遇赦后，蔡邕仍怕仇家加害，不敢回归乡里，于是流亡江浙，时达12年之久。
在流亡期间，有一个“焦尾琴”的故事值得一说。一天，一个吴地人正在用桐树烹饪，蔡邕从旁边走过，听见桐树在火中爆裂的声音非常清脆，知道是一种好木，就请他锯下来做琴。做出琴来，果然声音好听。但是那桐木的尾部已经烧焦了，因此，当时的人就称这种琴为“焦尾琴”。据古代一位为琴作赋的人付玄在《琴赋》的序中说，古代有四大名琴，一是齐桓公的“号钟”，一是楚庄王的“绕梁”，一是司马相如的“绿绮”，一是蔡邕的“焦尾”。可见蔡邕不仅会操琴，而且还会制琴；不仅会制琴，而且还能识料。古张骘在《文士传》中说，蔡邕在吴地时，当地有人用竹子做房椽。蔡邕看到会稽的高迁亭，东边第16根竹椽可以做笛子，叫人们取下来做成笛子，果然有很好听的声音。另一位作者伏滔也有类似记载。说那笛子“奇声独绝”。
蔡邕多才多艺，但不合于当世。中平六年，灵帝死，董卓当司空，要他出就高位。蔡邕也知董卓为人，称病不肯出山，于是董卓大怒，骂道“我力能族人（把一家人都杀了），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退缩）矣。”又派人“举邕诣府”，蔡邕才不得已而接受。董卓给了他很高的待遇和职务，非常敬重他。但是当董卓想称“尚父”的时候（尚父，一种尊称，意思是皇帝可尊尚的父辈），蔡邕仍然制止他说：“姜太公吕望辅佐周公，受命翦商（灭除商代），因此能有这个称号。今天，你的威望虽然很高，但比起尚父吕望来，我认为还是不可。还是等到动乱平定，车驾返还旧京之后再议吧。”董卓听从了他的意见。董卓出行，要乘很豪华的车辇，蔡邕认为不合礼，董卓也听了他的意见。每有宴会，董卓就令蔡邕鼓琴赞事。但蔡邕对于董卓一直存有戒心。他曾想逃离隐遁，但他的名气太大了，每到一处，就“观者盈集”，隐藏不住，这才作罢。
董卓被杀后，有一天，蔡邕在司徒王允家，说到董卓被杀时，言谈之中有叹息之意，面色也有些改变。这一情况被王允看见了，他勃然大怒，大声叱骂道：“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几乎倾倒了汉氏，你是汉代的王臣，听到董卓的死信你应该与所有的汉臣们一样忿恨才对，怎么能够怀着私心而忘记了大节呢？今天诛杀有罪的人，你反而为他伤痛，岂不是和他一样共同为逆吗？”于是命令左右将蔡邕抓捕起来，送交廷尉（掌刑狱的大官）治罪。蔡邕知道问题严重，向王允陈辞谢罪，并请求“黔首刖足”保留性命，以便能够继续写完汉史（即他一直要撰写的《后汉书》）。当时很多大臣也替他求情，太尉马日骑马赶去对王允说：“蔡伯喈是旷世奇才，对汉代历史多所了解，应当让他继续完成《后汉书》的写作，成就这一代大典。而且他素有忠孝，如治罪无名，杀了他，无过于失去民心。”王允不听，说：“从前，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使他有机会写出谤书（指《史记》，《史记》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评价）流于后世。现在国运中衰，不能够让佞臣写这种书……”后来蔡邕屈死于狱中，时年61岁。
蔡邕死后，王允后悔了，但悔也无益了。官员缙绅及读书人，没有不因蔡邕的屈死而流泪痛哭的。陈留地方为他画像来颂扬他。
蔡邕毕生续写汉史的愿望，也因为他的屈死而未能实现。《后汉书》最后由范晔完成了。蔡邕生前写过的一些汉史著作如《灵纪》、《十意》等，也因李傕之乱而失散。但他仍有碑、赋、诔、铭、箴、吊等作品一百多篇传世。